一


    說李白,要先說一個李白的大粉絲。


    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留下了許多趣話,其中有一則與考作文有關。流傳至今近千年,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


    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的事,蘇軾應禮部試的文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歐陽修極賞識此作,以為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的時風:“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放此人出一頭地。”然而,文章裏提到的“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是立論關鍵如果皋陶與堯沒有這一“殺”和“宥”的衝突,這篇文章以下關於“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論證就無從展開可是,“三殺三宥”之說,主考歐陽修、同考梅聖俞都不記得在任何古書上曾經讀過。稍晚的龔頤正在《芥隱筆記·殺之三宥之三裏說起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


    另一個傳聞多兜了一個圈子,說蘇軾當下答複:“出《後漢書》。”這個版本的傳聞還指出,歐、梅二公回家翻檢《後漢書》,遍尋不著,再問了蘇軾一回,蘇才告以:是出自《後漢書·孔融傳》。原來,史載:曹操攻屠鄴城,滅袁紹,袁家婦女“多見侵略”,曹操的兒子曹丕就私納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傳聞中曹植《洛神賦》所影射的美人。在這個背景上,孔融乃與曹操投書,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一時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對答道:“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賞賜給周公是子虛烏有的玩笑,其諷謔之深,著實令人不堪已甚,也無怪乎孔融日後會為曹瞞所忌殺。


    如果從武王伐紂算起─那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鄴城─那是公元204年;再到蘇軾及進士第,那是公元1057年。到蘇軾口中,“想當然耳”已經不是玩笑,而是運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創造。在一種講究引經據典、尋章摘句的國家考試現場,能夠隨立論之所需而暢意摛文者,兩千年以來,非蘇公而誰能為之主哉?這個“想當然耳”的四字成語,我們今天還經常掛在嘴邊,也透過這四個字,原本上下兩千多年、各領風騷、毫不相幹的曆史人物卻像是“晤言一室之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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