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客,李白幾乎絕口不言。世論多以父子不甚親近而奇之,或者以為這是詩人特立獨行而不同於流俗的情感形式。其實並非如此。李白之於父親,實有不得不隱之、諱之的苦衷。


    李客囑托慈元轉交錢糧書信,以及作為李白出遊各地川資的契券,以俾曆練世情,這趟旅程,可以說是李白開始認識父親的起點。這一年李白初滿二十歲,三十五年之後,他偶然地寫下了一首詩: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這首《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是七絕,寫於至德元載,也就是李白五十五歲的那一年,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初起數月,安祿山已盤據洛陽,稱“大燕皇帝”。李白避地剡中,道經湖州,為了答複湖州司馬韋景先所提的一個問題“汝竟是何人耶?”所作。


    韋景先與李白是舊識,還會刻意作陌生驚奇之態,問這樣一個其實無須回答的問題,純粹是出於對李白詩才風趣的讚歎。而在這一問、一答之後未幾,韋景先便因病過世;李白寫這首詩的時候不可能知道,他此生也隻剩下六年的歲月,而且他也由於窮途潦倒,深恨知遇艱難的感慨,即將犯下此生最嚴重的一個錯誤。


    趑趄於生涯盡頭,一旦被問及:“汝竟是何人耶?”一個流離顛沛了五十多年,猶自滿眼風塵、寄人籬下的詩人,即令仍慣然故作灑脫,仍不免透露心上磨痕。


    當時兩人都喝醉了,李白借由詩中佛經典故回答了“我是誰”這個令人一生一世都不得不麵對、也可能一生一世都答不出來的疑問。盡管提問者或可能隻是在表達對詩人之天資秉賦難以置信的歎服,李白還是逃避了問題的核心:“我是誰?”而漫應之以“金粟如來”之後身。


    《維摩經·會疏三》:“今淨名,或雲金粟如來,已得上寂滅忍。”在《昭明文選》的注者李善所撰之《頭陀寺碑》注複引《發跡經》說:“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李白所自詡的“淨名大士”,也就是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來到娑婆世界,化身為在家居士,以助釋迦牟尼弘揚佛法。據較早的傳聞,謂維摩詰居於印度恒河北之毗舍離城,妻子名喚無垢(也就是“淨名”之意),其子女分別命名善思,以及月上。


    維摩詰居士之家財無數,這一點,深刻地呼應了北魏“營構義福”思想以降,僧俗兩界的集體渴望。布施者盡管發展出早期三階教那種一日一食、餘糧餘財皆付布施的行止。在另一方麵,布施者也會令人感念之餘,聯想到富可敵國的維摩詰居士散無盡財救助貧民、布施僧侶的修為。


    此外,維摩詰居士還有一個特性,也與初期三階教僧侶極為相似,那就是不執泥於“當下”以及“外顯”之相,而能平視王侯奴婢,直以眾生為佛,而善待之、禮敬之。據說他雄辯無礙,妙語繽紛,為了度化眾生,說法的對象不分仙凡,也不畏親貴豪門,不避外道,不棄汙穢。


    在庸眾心目之中,維摩詰居士就是財神。而李白的確以“千金散盡還複來”的生命實踐代李客奉行了菩薩道。這要越過三十六年光陰,從韋景先死後,李白為他的遺孀所寫的一篇文字《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說起。


    在佛教的曆史上,王舍城是一座名城,釋迦牟尼佛修行之地。向北不過二十裏,即那爛陀寺,四麵環山,經呼“靈山”,東山距城不過一箭之遙,是名靈鷲山,佛祖曾經在此講述無數經典—包括非常知名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滅之後,弟子們首度群集之地,亦在此。奚山,則有溫泉,佛浴於此,相傳水中有靈,於百病皆有療效。


    在更古老的時代,王舍城為摩揭陀國的國都,分舊城與新城兩域。舊城焚毀後,國王阿世建新都宮於此,棟宇豪華,文飾縟麗,人稱但能為王者之居,遂命名曰“王舍城”。日後阿世王複遷都波吒厘,王舍城便逐漸荒廢了。


    阿世王一代明君,身世也非比尋常。


    話說摩揭陀老王頻婆娑羅年邁無子,深恐江山基業,無人繼承,日益憂心。有日忽然傳語於市井之間,謂:城東山中有一位道術不凡、具備前知之能的修行者。這修行者曾經在無意間向人透露,說自己死後將前往宮中投胎—那,就是國王之子了。


    頻婆娑羅王望子心切,就派侍衛去斷絕了修行者的飲食,還不能愜意,又一不做、二不休,再派親信去結果了那修行人。修行人死後,王後韋提悉果然懷了孕,生下了王子,取名阿世。國王殺了修行者,惡靈不能罷休,立誓他日必害父母,以報殺身之仇。


    阿世出生,頻婆娑羅王也心虛未已,又怕真有惡靈報複,還居然動了先下手為強的念頭。幸虧韋提悉後溫言婉勸,曉以大義,才讓頻婆娑羅罷手。然而無論如何,阿世王便是在這樣一個危疑險厄的環境之中長大成人的。


    阿世王的身世也與佛教早期曆史中的提婆達多事件有關。提婆達多是釋迦牟尼的堂兄弟,後因為異議而離去,另外成立教團。


    在不同宣教目的的經典與傳說中,提婆達多的形象、評價很是不同。《釋迦譜》稱其“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大姓出家,聰明,有大神力,顏貌端正”;《妙法蓮華經》謂之犯五逆之律;《十誦律》則謂其“出家做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讀經、誦經、問疑、受法、坐禪。爾時佛所說法,悉皆受持”;《出曜經》稱其“坐禪入定,心不移易,誦佛經六萬”;可見其博學精進,且變貌多端。


    提婆達多以其聰明、博聞、禪定、戒行精進,複有神通而深受王子阿世的禮敬,於王舍城極受敬仰,自認與佛陀同“姓瞿曇生釋家”,而欲向佛“索眾”。勉強取解釋,是說他以僧眾為資產而要求分家。佛陀則認為: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都未付之以攝教眾僧之責,何況提婆達多“噉唾癡人”—這令提婆達多常懷悵憾,耿耿於懷。也為了取代世尊之地位,提婆達多時現神通,令摩揭陀王子阿世信服。不徒此也,提婆達多又教唆太子取頻婆娑羅而代之;阿世遂囚禁了父親,下令不給飲食,必欲使之病死而後已;阿世也因此得取了王位。


    頻婆娑羅王的夫人韋提悉後不能力抗此局,隻好暗中服事。她澡浴清淨,以酥蜜、麥粉與葡萄漿,奉食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王進食之後,體力逐漸恢複,合掌向耆崛山遙遙禮拜釋迦牟尼佛,求大目犍連授八戒。世尊除了遣大目犍連尊者以外,又遣富樓那尊者為王說法。經過了整整二十一天,阿世王忽然睜目回頭,問守門者:“我父,尚健在否?”


    這原本是一個兒子發懺悔罪的征候;也是前世惡靈放下仇心的機緣。然而阿世王一旦聽說是韋提悉後奉食頻婆娑羅王,而使之得以延命的曲折內情之後,殺心又熾烈起來,並遷怒於母親,登時怒加幽禁。韋提悉後也隻得再一次透過禱祝,向當時還在耆崛山的釋迦牟尼念請求助。


    世尊遂與目犍連、阿難兩位尊者親自來到王宮之中,而韋提悉後灰心已極,不願再置身於娑婆世界,佛示現十方佛刹樣貌,而韋提悉後選擇的,卻是西方極樂世界:“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


    韋提悉後可以說是在情感上一無所有之後放棄了生命。臨行時,她留下了絕望的大悲之歎發起佛廣說《觀無量壽佛經》。後世所傳的諸多西方淨土變相畫,都繪製了這個殘酷、悲哀、但是仍於淒涼至極之地鼓舞著眾生向善的故事—


    帶來生命之人,竟也是取走生命之人;取走生命之人,竟也是帶來生命之人。以此為變喻,則見出萬事萬物相生相害、因離因合,這正是閻浮提世界的本質;也是七情六欲得以上演之境域。唯於生死大別之際,才能催動旁觀者略識浮相。


    “西方淨土變相”便常以這阿世王與父母之間的愛恨情仇為題,連牆繪飾,以為警世之教。其間用金銀泥畫者,別是一種功課。那是用箔金為地,於七彩髹漆山川、人物、宮室、花鳥、鬼神、禽獸形象之外,塗以銀質畫線,作為薦獻神明,保佑亡者之靈的一種奉祀之物:“以伉儷大義,希拯拔於幽途;父子恩深,用薰修於景福。”此處的“薰修”,也出於佛家的解釋:譬如燒香薰染衣物,香灰飛滅,香氣著衣。不能說這香還存在,因為香體已經化為空無;但是也不能說它不存在,因為香氣畢竟還留在衣服上。


    李白五十五歲那年,在湖州與韋景先大醉當夜,寫下“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之句。當下,兩人還噱笑訂約:作為金粟如來的後身,李白自得信守維摩詰居士的行徑,於韋景先致仕歸林之後,開福德方便之門,融通銀兩,作夥經營酒樓。說來有如玩笑,可是韋景先與李白的醉中辭氣,都極為認真。不出數日,他和妻子宗氏在逆旅中便接到衙署中差役撻戶報聞,傳話的是韋司馬的夫人秦氏,口信隻有兩句:“司馬疾篤,恐不治。”


    原來自從那一回縱飲大醉之後,韋景先即病酒不起。這原本也是貪杯之人的家常,宿醉未解,貪睡一兩天就恢複了。然而韋景先的病勢似乎不輕,無論吃什麽,才下咽,隨即原樣吐了出來。


    李白為患者把了脈,隻覺脈來圓滑如珠,抖跳不定。問家人就醫的情形,秦氏隻是飲泣,隨侍的蒼頭則隻能約略轉述:幾個大夫都說是腹中虛寒,開的藥煎服之後,也依樣嘔得滿床滿幾。


    李白搖了搖頭,道:“不是虛寒,這叫‘洞風’;是風氣於五髒六腑之間隨勢竄走!”


    秦氏聞言但覺不妙,也顧不得防嫌,揭開紗簾便出來了,一臉淚痕地問道:“救得轉否?”


    “古來陽慶子有心法:‘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彼所謂期,不過五日而已。”李白欠身作一長揖,道:“看司馬吐息和緩,容色不殊,這就是‘安穀’之效,平素慣習食粥所致。粥所以充實胃氣,才熬過了這些天。如今已滿七晝夜,而天地養機有限,不能多所賒貸—就請夫人節哀了。”


    李白看著韋景先酡紅未褪的容顏,想著的卻是多年未曾憶起的趙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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