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馬爾丁諾夫[53]堅持說,內戰時期的共產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是“托洛茨基主義”。這個理論現在廣泛流行。建立產業軍、勞動軍事化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正如食物配給一樣,都是由於那個時期的條件所必然產生的,但是這些都被那些市儈和卑鄙無聊的人描寫成“托絡茨基主義”的表現。在這些問題上列寧是站在哪方麵呢?


    在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組織會議上,我們爭論過領導中心的命令主義。我在講話裏指出,命令主義會窒息我們的工業,集中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原則,應該在實際中貫徹地方主動性和中央領導之間的必要協調。列寧在他的講話裏著重指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說:


    “最後,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誌的這一意見:這裏有人錯誤地把我們的爭執說成是工人同農民的爭執,想把這個問題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扯在一起。”[54]


    “我們的爭執”指的是那些拖得很久的爭執,在這些爭執裏,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一邊,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林還有其他人是另一邊。斯大林同誌在這些爭執裏像在其他許多爭執裏一樣,始終在幕後進行活動和等待時機。


    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幹部會議上,列寧說到我們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之間的爭論:


    “這場令人厭惡的官僚式的爭吵是誰挑起來的?不是托洛茨基同誌。在他的提綱裏絲毫沒有這種東西。是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這幾位同誌。他們每一個人都占著最高的地位。都是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他們中間還有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頭銜非常多,我如果要一一列舉,就會喪失我的十分鍾講話時間的一半。所以,無須說,對這個會議他是表現了極大的仁慈、謙虛和明顯的興趣,等等……。李可夫等人跑到這裏來掀起了一場咬文嚼字的爭辯。托洛茨基同誌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的論點,而他們掀起了關於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官僚式的辯論。當然,我們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諸同誌在他們的糊塗透頂的文章裏並沒有直接這樣說。正如這裏有一位發言人所說:‘你們不要沉溺在關於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辯論裏麵。’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發生了一個錯誤。那麽在這個會上改正那個錯誤,並且停止在集中和分散的問題上嚼舌頭。李可夫同誌說,必須談集中和分散,因為托洛茨基沒有提到這一點。這位先生認為,坐在這裏的人都愚笨到這種程度,以致連托洛茨基提綱的開頭幾行也忘了,它們說,‘經濟管理將采取一項總計劃’,等等。無此謙虛的李可夫,洛莫夫,還有拉林,你們會念俄文嗎?讓我們回到我們都隻有十六歲的時候,再在集中和分散上嚼舌頭吧。這就是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團的領導工作嗎?這樣的胡說八道和可憐的廢話——在這上麵浪費、時間是一件可羞和丟臉的事!”


    下麵是:


    “戰爭使我們獲得了一種最大限度地實行紀律和把幾十萬人——同誌——集中起來的能力,這些人為拯救蘇維埃共和國而死去。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就會完蛋。”


    我要指出,這篇講話是在列寧研究院手中,至今沒有發表,僅僅因為它不利於黨現在的欺騙者。把一部分列寧的理論遺產向黨隱瞞起來,這是背離列寧路線這一行動的必要部分。上麵所引的列寧講話將來會發表的,這就是當要免除李可夫的職務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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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馬爾丁諾夫是俄國社會民主黨老的領袖之一。在一九〇一年在倫敦召開的最初的黨代表會上(中譯者按——在倫敦召開的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間應為一九〇三年。),他是列寧的主要反對者,此後二十年間他是孟什維克的右派領袖。一九二三年,馬爾丁諾夫突然宣稱他改變了思想,他同意布爾什維克。他回到俄國即被就收入黨,在列寧死後他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雜誌的編輯。在這個地位上,他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政策上的主要指導者或理論辯護者之一。——英譯者注。


    [54]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213頁。——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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