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爭和我的到達彼得格勒[1]
斯大林傳(斯大林偽造曆史) 作者：[蘇]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從加拿大的監獄出來到達彼得格勒，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正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參加聯合政府的第二天。
你局機關報像其他許多的出版物一樣，近來盡力把我在戰爭期間的活動描寫為接近“社會愛國主義”[2]。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忘記”了有一本題目叫作《戰爭與革命》的我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東西的結集，這本書當列寧在世期間印過許多版，曾經是黨校的學習文件，還被譯成外文列入共產國際的出版物中。
你們力圖在我在戰爭期間的路線這個問題上欺騙青年一代，盡管眾所周知，由於我進行革命國際主義的反戰鬥爭，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國被通緝。這是因為我的德文著作《戰爭和國際》。我在法國被驅逐出境，因為我在那裏和共產黨的未來建黨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為我在那裏和未來的共產黨人建立了聯係。我從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國，我在紐約繼續進行國際主義者的革命工作，和布爾什維克們一起參加編《新世界》報，我並且在這個報上對二月革命第一階段作出了列寧主義的估計。在從美國回俄國的途中，我被英國當局從輪船上抓下來，送進加拿大的一個集中營，在那裏和六、七百個德國水手一起生活了一個月；這些水手後來都投身於李卜克內西和列寧的陣營。（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後參加過德國內戰，現在還給我來信。）
關於一封談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國電報，列寧的《真理報》寫道：
“編者按：英國大使收到的這封電報說，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前主席，獻身革命事業幾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國政府所津貼的一項計劃有聯係，這怎麽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鍾？這分明是對一個革命家驚人和無恥地誹謗。”[3]
在目前這個對反對派進行卑鄙誹謗——本質上和一九一七年時對布爾什維克的誹謗沒有區別——的時期，這些話聽起來是多麽新鮮。
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釋裏，你們可以讀到如下的話：
“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時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徹底的國際主義者的立場。”[4]
這樣的評語，以及更明確的評語，可以舉出無數來。關於我的《戰爭與革命》一書，俄國和外國的黨報上曾經有幾百篇文章指出，從我在戰爭期間的全部工作來考慮，人們必須承認和了解，我和列寧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線是革命的，它使我繼續接近布爾什維主義——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我在這裏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責者們的政治曆史——尤其是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活動。
他們現在孤立地援引列寧在同我論戰中使用的一些尖銳辭句作為他們論證的基礎，其中有些話還是列寧在戰爭期間說的。列寧從來不能容忍發表意見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當一個政治思想在他看來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給予痛擊；這樣做是正確的。但是，在特定時間內的政治攻擊是一回事，對一個人的政治路線的全麵估價又是另一回事。
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在美國有某一個f·同誌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寧和我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關於那時正在辯論的歐洲聯邦問題的文章。列寧對這件事反應如何呢？他寫道：
“美國的f·同誌做得完全對，他出版了一厚冊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係列文章的書，這樣就提供了一幅俄國革命曆史的輪廓。”[5]
在我們這一批人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費多羅夫同誌在芬蘭車站歡迎我們，他在歡迎詞中講到革命的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這樣一些問題。我在答詞中完全同意他關於革命前途的說法。以後費多羅夫告訴我，他的講話中的基本觀點是在列寧的同意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列寧的指導下確定的。不言而喻，列寧認為這些觀點對於我倆合作的可能性是有決定意義的。
我從加拿大回國以後沒有立即加入布爾什維克組織。為什麽？因為有分歧嗎？你們現在正力圖根據這個事實來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時身居布爾什維克中央核心組織的人都知道，當時從第一天起，就從來沒有一點我同列寧之間存在任何分歧的跡象。在我抵達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說芬蘭車站的時侯，我從被派來迎接我們的同誌那裏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個革命國際主義者的組織（所謂“區聯派”[6]），這個組織正在考慮同布爾什維克合並的問題，並且這個組織的某些領導人員把這個問題推遲到我到達以後再作決定。區聯派組織中大約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領導人員中有島裏茨基，阿·阿·越飛，盧那察爾斯基，尤爾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裏斯基，波澤爾恩，裏特文斯等人。
關於區聯派的性質，《列寧文集》第十四卷裏有這樣的說明：
“在戰爭問題上，區聯派采取國際主義的立場，在策略上，他們是接近布爾什維克的。”
我在回國後的最初幾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誌，以後當著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報》的編輯說，鑒於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經準備好即時加入布爾什維克，但是關於盡快吸收區聯派組織入黨的問題還需要作決定。我記得，當時在場的某人問我認為合並應該如何進行（區聯派的什麽人應該進《真理報》編輯部，什麽人應該進中央委員會等等）。我回答道，對我來說，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這個問題就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區聯派的領導人員中，有些人企圖推遲這次合並，提出這個或那個條件等等。在黨的彼得堡委員會和區聯派之間曾經積累了一些老的意見和缺乏信任等等，這是在這類關係中所常有的。使我們的合並推遲的原因僅僅是這些，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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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給這封信裏的各章加上了題目，同時還給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腳注。——英譯者注
[2] 社會愛國主義是布爾什維克給那些放棄國際主義和對階級鬥爭的忠誠、在戰時和戰後支持本國政府的社會黨人所加的汙辱性名字。——英譯者注
[3] 《真理報》，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4] 第482頁。
[5] 《列寧文集》第十七卷第66頁。我不想觸及我現在的指責者中的多數人在二月革命開始時的行為。關於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之流，關於雅羅斯拉夫斯基之流，還有其他許多許多人，人們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製自己隻關於麥裏尼昌斯基說幾句話，他曾經企圖在報紙上對於我一九一七年在紐約時的態度提出虛假的見證。每一個在美國的人都知道麥裏尼昌斯基是一個孟什維克。在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同社會愛國主義和中派主義鬥爭時，麥裏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這樣的問題。他在加拿大集中營裏也是這樣，他（像其他許多人那樣）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諾夫斯基一起到那裏去的。丘德諾夫斯基和我製定我們將來的工作計劃時，並沒有告訴麥裏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們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個營房裏，丘德諾夫斯基和我決定向麥裏尼昌斯基提出一個明白的問題：他在俄國將同誰合作，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必須為麥裏尼昌斯基說句公道話，他當時回答說：“同布爾什維克。”僅僅在這以後，丘德諾夫斯基和我才開始把他作為同誌那樣同他交談。請讀一下麥裏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東西，凡是在美國認識他的人，都隻能對之發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國呢？你隻須聽聽麥裏尼昌斯基的任何講演，就可以認識這位保持飯碗的機會主義者了，柏塞爾主義對他比列寧主義要接近得多。（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現在是《消息報》的編輯。一九一七年當列寧和托洛茨基號召俄國工人停止戰爭並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時候，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則鼓勵工人認購克倫斯基的“自由公債”。雅羅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禦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後也是主張支持臨時政府的。麥裏尼昌斯基現在是莫斯科工會理事會主席。關於丘德諾夫斯基，不詳。——英譯者注）
[6] 原名是“統一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區聯組織，是由一些脫離布爾什維克黨的機會主義分子和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組成的。這個集團產生於一九一三年，長期以來采取中派主義立場。二月革命後，區聯派相當靠近布爾什維克，並有時和布爾什維克團結一致。在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區聯派提出聲明，說他們在各方麵都同意布爾什維克，並請求接收他們入黨。——中譯者注
你局機關報像其他許多的出版物一樣，近來盡力把我在戰爭期間的活動描寫為接近“社會愛國主義”[2]。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忘記”了有一本題目叫作《戰爭與革命》的我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東西的結集，這本書當列寧在世期間印過許多版，曾經是黨校的學習文件，還被譯成外文列入共產國際的出版物中。
你們力圖在我在戰爭期間的路線這個問題上欺騙青年一代，盡管眾所周知，由於我進行革命國際主義的反戰鬥爭，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國被通緝。這是因為我的德文著作《戰爭和國際》。我在法國被驅逐出境，因為我在那裏和共產黨的未來建黨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為我在那裏和未來的共產黨人建立了聯係。我從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國，我在紐約繼續進行國際主義者的革命工作，和布爾什維克們一起參加編《新世界》報，我並且在這個報上對二月革命第一階段作出了列寧主義的估計。在從美國回俄國的途中，我被英國當局從輪船上抓下來，送進加拿大的一個集中營，在那裏和六、七百個德國水手一起生活了一個月；這些水手後來都投身於李卜克內西和列寧的陣營。（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後參加過德國內戰，現在還給我來信。）
關於一封談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國電報，列寧的《真理報》寫道：
“編者按：英國大使收到的這封電報說，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前主席，獻身革命事業幾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國政府所津貼的一項計劃有聯係，這怎麽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鍾？這分明是對一個革命家驚人和無恥地誹謗。”[3]
在目前這個對反對派進行卑鄙誹謗——本質上和一九一七年時對布爾什維克的誹謗沒有區別——的時期，這些話聽起來是多麽新鮮。
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釋裏，你們可以讀到如下的話：
“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時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徹底的國際主義者的立場。”[4]
這樣的評語，以及更明確的評語，可以舉出無數來。關於我的《戰爭與革命》一書，俄國和外國的黨報上曾經有幾百篇文章指出，從我在戰爭期間的全部工作來考慮，人們必須承認和了解，我和列寧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線是革命的，它使我繼續接近布爾什維主義——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我在這裏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責者們的政治曆史——尤其是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活動。
他們現在孤立地援引列寧在同我論戰中使用的一些尖銳辭句作為他們論證的基礎，其中有些話還是列寧在戰爭期間說的。列寧從來不能容忍發表意見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當一個政治思想在他看來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給予痛擊；這樣做是正確的。但是，在特定時間內的政治攻擊是一回事，對一個人的政治路線的全麵估價又是另一回事。
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在美國有某一個f·同誌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寧和我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關於那時正在辯論的歐洲聯邦問題的文章。列寧對這件事反應如何呢？他寫道：
“美國的f·同誌做得完全對，他出版了一厚冊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係列文章的書，這樣就提供了一幅俄國革命曆史的輪廓。”[5]
在我們這一批人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費多羅夫同誌在芬蘭車站歡迎我們，他在歡迎詞中講到革命的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這樣一些問題。我在答詞中完全同意他關於革命前途的說法。以後費多羅夫告訴我，他的講話中的基本觀點是在列寧的同意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列寧的指導下確定的。不言而喻，列寧認為這些觀點對於我倆合作的可能性是有決定意義的。
我從加拿大回國以後沒有立即加入布爾什維克組織。為什麽？因為有分歧嗎？你們現在正力圖根據這個事實來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時身居布爾什維克中央核心組織的人都知道，當時從第一天起，就從來沒有一點我同列寧之間存在任何分歧的跡象。在我抵達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說芬蘭車站的時侯，我從被派來迎接我們的同誌那裏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個革命國際主義者的組織（所謂“區聯派”[6]），這個組織正在考慮同布爾什維克合並的問題，並且這個組織的某些領導人員把這個問題推遲到我到達以後再作決定。區聯派組織中大約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領導人員中有島裏茨基，阿·阿·越飛，盧那察爾斯基，尤爾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裏斯基，波澤爾恩，裏特文斯等人。
關於區聯派的性質，《列寧文集》第十四卷裏有這樣的說明：
“在戰爭問題上，區聯派采取國際主義的立場，在策略上，他們是接近布爾什維克的。”
我在回國後的最初幾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誌，以後當著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報》的編輯說，鑒於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經準備好即時加入布爾什維克，但是關於盡快吸收區聯派組織入黨的問題還需要作決定。我記得，當時在場的某人問我認為合並應該如何進行（區聯派的什麽人應該進《真理報》編輯部，什麽人應該進中央委員會等等）。我回答道，對我來說，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這個問題就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區聯派的領導人員中，有些人企圖推遲這次合並，提出這個或那個條件等等。在黨的彼得堡委員會和區聯派之間曾經積累了一些老的意見和缺乏信任等等，這是在這類關係中所常有的。使我們的合並推遲的原因僅僅是這些，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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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給這封信裏的各章加上了題目，同時還給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腳注。——英譯者注
[2] 社會愛國主義是布爾什維克給那些放棄國際主義和對階級鬥爭的忠誠、在戰時和戰後支持本國政府的社會黨人所加的汙辱性名字。——英譯者注
[3] 《真理報》，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4] 第482頁。
[5] 《列寧文集》第十七卷第66頁。我不想觸及我現在的指責者中的多數人在二月革命開始時的行為。關於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之流，關於雅羅斯拉夫斯基之流，還有其他許多許多人，人們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製自己隻關於麥裏尼昌斯基說幾句話，他曾經企圖在報紙上對於我一九一七年在紐約時的態度提出虛假的見證。每一個在美國的人都知道麥裏尼昌斯基是一個孟什維克。在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同社會愛國主義和中派主義鬥爭時，麥裏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這樣的問題。他在加拿大集中營裏也是這樣，他（像其他許多人那樣）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諾夫斯基一起到那裏去的。丘德諾夫斯基和我製定我們將來的工作計劃時，並沒有告訴麥裏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們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個營房裏，丘德諾夫斯基和我決定向麥裏尼昌斯基提出一個明白的問題：他在俄國將同誰合作，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必須為麥裏尼昌斯基說句公道話，他當時回答說：“同布爾什維克。”僅僅在這以後，丘德諾夫斯基和我才開始把他作為同誌那樣同他交談。請讀一下麥裏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東西，凡是在美國認識他的人，都隻能對之發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國呢？你隻須聽聽麥裏尼昌斯基的任何講演，就可以認識這位保持飯碗的機會主義者了，柏塞爾主義對他比列寧主義要接近得多。（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現在是《消息報》的編輯。一九一七年當列寧和托洛茨基號召俄國工人停止戰爭並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時候，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則鼓勵工人認購克倫斯基的“自由公債”。雅羅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禦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後也是主張支持臨時政府的。麥裏尼昌斯基現在是莫斯科工會理事會主席。關於丘德諾夫斯基，不詳。——英譯者注）
[6] 原名是“統一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區聯組織，是由一些脫離布爾什維克黨的機會主義分子和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組成的。這個集團產生於一九一三年，長期以來采取中派主義立場。二月革命後，區聯派相當靠近布爾什維克，並有時和布爾什維克團結一致。在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區聯派提出聲明，說他們在各方麵都同意布爾什維克，並請求接收他們入黨。——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