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個人電腦的文化土壤
創新者：一群技術狂人和鬼才程序員如何改變世界 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個人電腦的發明離不開技術領域的許多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微處理器，也就是一種蝕刻在微小芯片上，集成了電腦中央處理單元所有功能的電路。但社會力量也為推動和塑造創新貢獻了一臂之力，為個人電腦打上了孕育它們的文化環境的印記。這其中幾乎沒有什麽比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在舊金山灣區的文化混合體影響力更大，正是這種文化環境讓製作“家釀”計算機的時機成熟起來。
那麽，這種文化混合體是由哪些部落構成的呢？3 一開始是隨著西屋電氣和洛克希德等國防承包商的擴張而遷往該地區的一群佩戴口袋保護套的工程師而開啟的。接下來，這裏出現了一種以英特爾和雅達利為代表的創業文化，這種文化鼓勵創新，而鄙視刻板的官僚主義。從麻省理工學院遷往西部的黑客們帶來了他們對可親手操作、能觸摸、能玩遊戲的電腦的渴望。另外還有一種由磕電族（wirehead）、電話飛客（phreaker）和資深玩家組成的亞文化，這些人通過入侵貝爾係統的電話線路或大企業的分時計算機來尋求刺激。還有來自舊金山和伯克利的一群理想主義者和社群組織者，用這群人中一員——莉莎·盧普（lisa loop）的話來說就是，他們要設法“通過借鑒科技發展成果來實現革新目的，從而戰勝官僚主義思維模式”。4
此外，這個文化混合體中還有三股反主流文化的群體。其一是脫胎於灣區“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群體，迷幻劑和搖滾樂為他們那種無憂無慮的叛逆提供了動力。其二是新左派活動家，他們在伯克利發起言論自由運動，並在世界各地的校園裏掀起了反戰示威活動。此外還有一個與上述兩批人聯係十分緊密的群體，這些人喜歡看《全球概覽》，擁護公社生活，他們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資源，反對循規蹈矩以及權力精英所強加的中央集權體製。
雖然有一部分群體相互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但他們的世界卻是相互交織的，而且擁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觀。他們渴望自己動手搞發明創造，這種渴望源自他們的成長經曆。他們小時候喜歡用heathkit配套元件組裝無線電，上大學時閱讀《全球概覽》，並憧憬著有朝一日加入某個公社。紮根在他們心中的是真正的美國式信仰（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理解存在偏差），他們深信，徹底的個人主義和結社的願望沒有任何抵觸，甚至是相互補充的，尤其是當人們攜手進行創造的時候。美國的創客文化（從社區共建糧倉和做拚布縫紉的時代開始便是這樣）通常包含著“我們一起動手”，而不是“你自己動手”的意味。此外，20世紀60年代末的這些灣區群體中有許多都反對權力精英，並且有一種自己掌控信息渠道的欲望。技術應該是開放、友好、輕鬆愉快的，而不是給人以望而生畏、神秘和極權之感。正如其中許多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費爾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所言：“我們想要個人電腦，這樣我們就能把自己從機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論這些機構是政府還是企業。”5
在這幅五光十色的文化拚圖中，肯·凱西（ken kesey）堪稱是嬉皮文化潮的繆斯。1958年，凱西從俄勒岡大學畢業後來到灣區，在斯坦福大學讀創意寫作項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邊讀書，一邊在一家精神病醫院上夜班，還為cia（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係列試驗project mkultra做人體試驗對象，該試驗的目的是檢驗迷幻劑lsd的效果。結果凱西迷上了這種藥劑。創意寫作、為掙錢而嗑藥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雜工等經曆的矛盾結合促使他寫出了第一本小說《飛躍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當其他人在斯坦福周邊創辦電子公司時，凱西則用寫書掙來的錢和他從cia試驗中弄出來的迷幻劑創立了一個名叫“快樂搗蛋鬼”（merry pranksters）的早期嬉皮士公社。1964年，他和一幫人乘坐一輛國際收割機公司生產的舊校車（他們把這輛車命名為“向前”，車身塗上day-glo牌熒光塗料），開始了一場周遊全國的迷幻劑之旅。
旅行歸來之後，凱西開始在自己家中組織一係列迷幻劑試驗，1965年底他做出一個決定，既然他既是創業者又是嬉皮士，不妨把迷幻劑推向公眾。其中最早的一次活動是當年12月在聖何塞的音樂俱樂部big ng’s舉辦的。凱西請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樂隊，該樂隊剛剛從“魔法師”（warlocks）更名為“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主唱是傑裏·加西亞（jerry garcia）。6 “權力歸花兒”這句著名的口號誕生了。
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一種與嬉皮士文化相伴的文化現象，也就是和平反戰運動，該運動也洋溢著這種叛逆精神。嬉皮和反戰思想的交匯締造了一些令人難忘、充滿時代特征的作品，比如倡導“要做愛，不要作戰”的迷幻海報，還有印著和平符號的紮染t恤衫，這些東西在後人眼中顯得很搞笑，但當時卻被認為是富有深度的作品。
嬉皮和反戰運動都對計算機持警惕態度，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卡帶呼呼作響、燈光不停閃爍的大型計算機被視為非人化和極權的象征，被視為美國政府、五角大樓和權力體係的工具。社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機器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machine ）一書中警告稱，計算機的崛起可能意味著“人類將變成被動、無目的、受機器支配的動物”。7 從伯克利的斯普勞爾廣場到舊金山的海特–阿什伯裏，在和平反戰遊行隊伍和嬉皮士公社中，印在打孔卡上的警告語“請勿折疊、卷曲或損壞”成為一句諷刺標語。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當個人電腦的出現成為可能時，人們的態度便開始發生變化。約翰·馬爾科夫（john markoff）在他關於這一時期的曆史著作《睡鼠說了什麽》（what the dormouse said ）中寫道：“人們起初對計算機冷眼相待，視其為官僚統治的工具，後來，計算機作為一種個人表達和解放的象征逐漸被人們所接受。”8 耶魯大學教授查爾斯·賴克（charles reich）在堪稱新時代宣言的《美國綠了》（the greening of america ）一書中批判了傳統企業和社會的等級製度，他呼籲建立能夠鼓勵合作和賦予個人權力的新體製。他反對把計算機作為舊權力體製的工具，而是主張讓計算機變得更加個人化，從而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他寫道：“我們製造的機器現在也許可以用來造福人類，使人再次成為一種創造性力量，改變和創造自己的生活。”9
一種科技部落文化開始興起。諾伯特·威納、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等科技權威的著作成為嬉皮士公社和學生宿舍的必讀書。到了20世紀80年代，lsd的福音傳教士蒂莫西·利裏（timothy leary）就把他那句著名的禱文“打開、調諧、抽離”（turn on，tune in，drop out）升級為“開機、啟動、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了。10 1967年，加州理工的“駐校詩人”理查德·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一首名為“萬物皆在慈愛機器的眷顧之下”的詩中刻畫了這種新思潮。11 這首詩開頭寫道： <blockquote>
我喜歡想象
（願盡快實現！）
一片賽博世界的草坪
那裏的動物和計算機
共同生活在
程序編寫的和諧之中
就像澄澈的水
觸碰明淨的天空 </blockquote>
那麽，這種文化混合體是由哪些部落構成的呢？3 一開始是隨著西屋電氣和洛克希德等國防承包商的擴張而遷往該地區的一群佩戴口袋保護套的工程師而開啟的。接下來，這裏出現了一種以英特爾和雅達利為代表的創業文化，這種文化鼓勵創新，而鄙視刻板的官僚主義。從麻省理工學院遷往西部的黑客們帶來了他們對可親手操作、能觸摸、能玩遊戲的電腦的渴望。另外還有一種由磕電族（wirehead）、電話飛客（phreaker）和資深玩家組成的亞文化，這些人通過入侵貝爾係統的電話線路或大企業的分時計算機來尋求刺激。還有來自舊金山和伯克利的一群理想主義者和社群組織者，用這群人中一員——莉莎·盧普（lisa loop）的話來說就是，他們要設法“通過借鑒科技發展成果來實現革新目的，從而戰勝官僚主義思維模式”。4
此外，這個文化混合體中還有三股反主流文化的群體。其一是脫胎於灣區“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群體，迷幻劑和搖滾樂為他們那種無憂無慮的叛逆提供了動力。其二是新左派活動家，他們在伯克利發起言論自由運動，並在世界各地的校園裏掀起了反戰示威活動。此外還有一個與上述兩批人聯係十分緊密的群體，這些人喜歡看《全球概覽》，擁護公社生活，他們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資源，反對循規蹈矩以及權力精英所強加的中央集權體製。
雖然有一部分群體相互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但他們的世界卻是相互交織的，而且擁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觀。他們渴望自己動手搞發明創造，這種渴望源自他們的成長經曆。他們小時候喜歡用heathkit配套元件組裝無線電，上大學時閱讀《全球概覽》，並憧憬著有朝一日加入某個公社。紮根在他們心中的是真正的美國式信仰（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理解存在偏差），他們深信，徹底的個人主義和結社的願望沒有任何抵觸，甚至是相互補充的，尤其是當人們攜手進行創造的時候。美國的創客文化（從社區共建糧倉和做拚布縫紉的時代開始便是這樣）通常包含著“我們一起動手”，而不是“你自己動手”的意味。此外，20世紀60年代末的這些灣區群體中有許多都反對權力精英，並且有一種自己掌控信息渠道的欲望。技術應該是開放、友好、輕鬆愉快的，而不是給人以望而生畏、神秘和極權之感。正如其中許多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費爾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所言：“我們想要個人電腦，這樣我們就能把自己從機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論這些機構是政府還是企業。”5
在這幅五光十色的文化拚圖中，肯·凱西（ken kesey）堪稱是嬉皮文化潮的繆斯。1958年，凱西從俄勒岡大學畢業後來到灣區，在斯坦福大學讀創意寫作項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邊讀書，一邊在一家精神病醫院上夜班，還為cia（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係列試驗project mkultra做人體試驗對象，該試驗的目的是檢驗迷幻劑lsd的效果。結果凱西迷上了這種藥劑。創意寫作、為掙錢而嗑藥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雜工等經曆的矛盾結合促使他寫出了第一本小說《飛躍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當其他人在斯坦福周邊創辦電子公司時，凱西則用寫書掙來的錢和他從cia試驗中弄出來的迷幻劑創立了一個名叫“快樂搗蛋鬼”（merry pranksters）的早期嬉皮士公社。1964年，他和一幫人乘坐一輛國際收割機公司生產的舊校車（他們把這輛車命名為“向前”，車身塗上day-glo牌熒光塗料），開始了一場周遊全國的迷幻劑之旅。
旅行歸來之後，凱西開始在自己家中組織一係列迷幻劑試驗，1965年底他做出一個決定，既然他既是創業者又是嬉皮士，不妨把迷幻劑推向公眾。其中最早的一次活動是當年12月在聖何塞的音樂俱樂部big ng’s舉辦的。凱西請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樂隊，該樂隊剛剛從“魔法師”（warlocks）更名為“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主唱是傑裏·加西亞（jerry garcia）。6 “權力歸花兒”這句著名的口號誕生了。
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一種與嬉皮士文化相伴的文化現象，也就是和平反戰運動，該運動也洋溢著這種叛逆精神。嬉皮和反戰思想的交匯締造了一些令人難忘、充滿時代特征的作品，比如倡導“要做愛，不要作戰”的迷幻海報，還有印著和平符號的紮染t恤衫，這些東西在後人眼中顯得很搞笑，但當時卻被認為是富有深度的作品。
嬉皮和反戰運動都對計算機持警惕態度，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卡帶呼呼作響、燈光不停閃爍的大型計算機被視為非人化和極權的象征，被視為美國政府、五角大樓和權力體係的工具。社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機器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machine ）一書中警告稱，計算機的崛起可能意味著“人類將變成被動、無目的、受機器支配的動物”。7 從伯克利的斯普勞爾廣場到舊金山的海特–阿什伯裏，在和平反戰遊行隊伍和嬉皮士公社中，印在打孔卡上的警告語“請勿折疊、卷曲或損壞”成為一句諷刺標語。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當個人電腦的出現成為可能時，人們的態度便開始發生變化。約翰·馬爾科夫（john markoff）在他關於這一時期的曆史著作《睡鼠說了什麽》（what the dormouse said ）中寫道：“人們起初對計算機冷眼相待，視其為官僚統治的工具，後來，計算機作為一種個人表達和解放的象征逐漸被人們所接受。”8 耶魯大學教授查爾斯·賴克（charles reich）在堪稱新時代宣言的《美國綠了》（the greening of america ）一書中批判了傳統企業和社會的等級製度，他呼籲建立能夠鼓勵合作和賦予個人權力的新體製。他反對把計算機作為舊權力體製的工具，而是主張讓計算機變得更加個人化，從而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他寫道：“我們製造的機器現在也許可以用來造福人類，使人再次成為一種創造性力量，改變和創造自己的生活。”9
一種科技部落文化開始興起。諾伯特·威納、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等科技權威的著作成為嬉皮士公社和學生宿舍的必讀書。到了20世紀80年代，lsd的福音傳教士蒂莫西·利裏（timothy leary）就把他那句著名的禱文“打開、調諧、抽離”（turn on，tune in，drop out）升級為“開機、啟動、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了。10 1967年，加州理工的“駐校詩人”理查德·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一首名為“萬物皆在慈愛機器的眷顧之下”的詩中刻畫了這種新思潮。11 這首詩開頭寫道： <blockquote>
我喜歡想象
（願盡快實現！）
一片賽博世界的草坪
那裏的動物和計算機
共同生活在
程序編寫的和諧之中
就像澄澈的水
觸碰明淨的天空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