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與核戰有關嗎?
創新者：一群技術狂人和鬼才程序員如何改變世界 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互聯網有一種公認的說法，即建立互聯網是為了保障核戰中的生存能力。這種說法激怒了包括鮑勃·泰勒和拉裏·羅伯茨在內的許多互聯網架構師，他們堅持不斷地反駁這種有關互聯網起源的傳言。但和數字時代的許多創新一樣，有關互聯網產生的原因和起源也有多種說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在指揮鏈中地位比泰勒和羅伯茨高，對撥款決策內幕比較了解的人又開始針鋒相對地駁斥前者的說法。讓我們抽絲剝繭，去探究一下事實真相吧。
毫無疑問，保羅·巴蘭在蘭德報告中提出分組交換網絡思想時，核生存力的確是他考慮的因素之一。他解釋說：“我們有必要建立一種能經受住首波攻擊，然後能夠予以還擊的戰略係統。問題在於，我們沒有一個能經受住打擊的通信係統，這就會讓瞄準美國導彈的蘇聯導彈占領整個電話通信係統。”76 這就導致了一種戰爭一觸即發的不穩定局麵，一個國家如果擔心自身的通信和反應能力不足以經受住襲擊，就會傾向於采取先發製人的攻擊行動。他說：“分組交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冷戰。當時我對如何建立可靠的指揮控製係統這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77 於是，巴蘭從1960年開始設計“一種能讓幾百個主要通信站在遭受敵軍攻擊後仍可互相聯絡的通信網絡”。78
這也許是巴蘭的目標，但我們要記住，他自始至終沒能說服美國空軍建立這樣一個係統。他的思想倒是被羅伯茨和泰勒采納了，而兩人都堅稱，他們隻是想為arpa的研究人員創建一個資源分享網絡，而不是為了抵禦襲擊。羅伯茨說：“人們以為保羅·巴蘭寫的那些關於核防衛安全網絡的東西就是阿帕網。其實兩者毫無關係。我對美國國會是這樣說的，創建阿帕網是為了世界科學的未來（包括民用和軍用領域），軍隊和其他領域一樣，都能享受到阿帕網帶來的益處。但阿帕網顯然不是為軍隊而設計的。而且我也沒有提核戰。”79 《時代》周刊曾在報道中稱，建立互聯網是為了確保核襲擊後的通信安全，泰勒看到報道後給編輯寫了一封信更正，但《時代》周刊沒有刊登這封信。他回憶說：“他們給我回了封信，堅稱他們的消息人士說得沒錯。”80
《時代》周刊的消息人士在指揮鏈中的地位要高於泰勒。那些在arpa信息處理技術局工作、負責網絡項目的人也許真心相信他們從事的項目與核生存力無關，但arpa一些級別較高的人士則認為，核生存力是阿帕網的關鍵使命之一。他們正是以此為理由說服國會繼續撥款的。
斯蒂芬·盧卡西克（stephen lukasik）在1967年至1970年期間擔任arpa副主任，後來晉升為該機構主管，直至1975年。1968年6月，他為羅伯茨的項目敲定了正式授權和撥款，使羅伯茨得以推進網絡的建設。當時，越南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和“美萊村大屠殺”（myi massacre）才剛剛過去幾個月。反戰示威活動正值高潮，最高學府的學生們掀起了暴動。在這種背景下，國防部根本不會隨隨便便向僅以促進學術合作為目的的燒錢項目撥款。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和其他議員開始要求政府僅向與軍事使命直接相關的項目撥款。盧卡西克說：“所以，在這種環境下我是很難為一個僅以提高科研人員工作效率為目的的網絡項目拿到大量資金的。這個理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說服力夠強的理由是，分組交換能讓網絡在遭到破壞時具有更強的生存能力，更加穩固……在戰略態勢下（即遭遇核武器攻擊時），總統仍能與導彈係統進行通信聯絡。我從1967年開始簽支票，我可以肯定地說，就我經手的那些支票而言，我之所以簽字是因為我確信有必要提高核生存力。”81
2011年，當盧卡西克看到阿帕網的建立並非出於戰略軍事目的已成社會共識，他既感到好笑，又有點惱火。於是他寫了一篇題為《阿帕網建立緣起》的文章供同事傳閱。他解釋說：“arpa的存在及其唯一目的就是應對新的國家安全問題，即對軍隊的指揮和控製，尤其是那些因核武器的存在和為阻止核武器使用而衍生的軍隊。”82
這種說法與他的一位前任——曾任arpa主管的查爾斯·赫茨菲爾德（也就是那位在1965年批準鮑勃·泰勒有關分時科研網絡的維也納難民後裔）背道而馳。赫茨菲爾德多年後堅稱：“當初建立阿帕網並不是像許多人現在說的那樣，是為了創造一個可以經受住核襲擊的指揮控製係統。建立這樣一個係統顯然主要是出於軍事需要，但這不是arpa的使命。”83
而arpa認可的兩段半官方曆史則分別站在相反的立場上。互聯網協會撰寫的曆史稱：“有一種說法是，阿帕網在某種程度上與建立能抵禦核戰的網絡有關聯，這種誤傳源於蘭德的研究。其實，這說的根本不是阿帕網，而是毫不相幹的蘭德研究。”84 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995年發布的《最終報告》（final report ）則宣稱：“作為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的產物，阿帕網的分組交換方案是為了在麵臨核攻擊時提供可靠的通信。”85
那麽，究竟哪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呢？從這個案例來看，兩種觀點都沒錯。在實際參與網絡建設的學者和研究人員看來，阿帕網隻是為和平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負責監督項目實施和撥款，尤其是五角大樓和國會的人看來，該網絡還擁有軍事目的。20世紀60年代末，斯蒂芬·克羅克（stephen crocker）作為研究生完整地參與了協調阿帕網設計的工作。他從未將核生存力視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當盧卡西克分發自己2011年的論文時，克羅克也讀了這篇論文，讀完後他笑了起來，這篇論文改變了他的想法。盧卡西克告訴他：“我在頂層，你在底層，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況，不知道我們為什麽要做這個項目。”而克羅克的回答可謂幽默中包含著智慧：“我在底層，你在頂層，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況，不知道我們做的是什麽。”86
克羅克最終意識到：“你不可能讓所有參與者就阿帕網建立的原因達成一致。”克羅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導師倫納德·克蘭羅克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核生存力是否是開發阿帕網的動機。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對我來說，開發這個網絡不含任何軍事目的。但我敢肯定，如果你走到指揮鏈的上層，會有人說提高抵禦核武器攻擊的能力是一大原因。”87
阿帕網最終代表著軍事和學術興趣的有趣結合。為阿帕網撥款的國防部傾向於建立帶有集中控製的分層指揮係統。但五角大樓將設計網絡的任務交給了一批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想被軍方征召，多數人則不信任中央集權。他們選擇了一種有無數節點，各節點可自行路由，而不是基於幾個中央樞紐的結構，因此這個網絡很難控製。泰勒說：“我一直都傾向於把分布式係統植入網絡。這樣一來，某個集團就會很難攫取網絡控製權。我不信任大型中央組織，這種不信任是我的天性使然。”88 五角大樓選擇泰勒這樣的人來創建網絡，自然會建成一個其無法充分控製的網絡。
另外還有一重諷刺。分散和分布式構造意味著網絡會更加可靠，這個網絡甚至能經受住核攻擊。建立一個恢複力強、抗攻擊的軍用指揮控製係統並不是arpa研究人員的動機，他們心底裏甚至壓根就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但這卻是他們的項目最終獲得五角大樓的穩定撥款和國會資助的一大原因。
阿帕網在20世紀80年代初升級為互聯網，但即便在此之後，它仍然服務於軍事和民用兩重目的。性格溫和、善於反思的互聯網創始人之一文特·瑟夫回憶說：“我想演示給大家看，我們的技術能經受住核攻擊。”於是，他在1982年進行了一係列人工模擬核攻擊的實驗。他說：“當時進行了許多這類模擬和演示，其中有一些規模極大，戰略空軍司令部也參與了。在實驗中，我們把機載分組無線電放在戰場上，同時用機載係統對被模擬核攻擊阻斷的互聯網信息碎片進行續接。”最早的女性網絡工程師之一拉迪亞·珀爾曼（radia perlman）在麻省理工學院創建了一些協議，可確保網絡在遭受惡意攻擊時保持穩固，她協助瑟夫找到了在必要時通過分割和重建阿帕網來提高生存力的方法。89
這種軍事與學術動機的相互作用成為植根於互聯網的特質。科技史學家珍妮特·阿巴特指出：“阿帕網和互聯網的設計都更注重生存力、靈活性和高效能等軍事價值，而不是低成本、簡潔性或消費吸引力等商業目標。但與此同時，設計和建造arpa網絡的團隊主要由搞學術的科學家組成，他們在該係統中注入了自己所堅持的共治、分權和信息自由交流等價值。”90 這些20世紀60年代末的學術研究人員中有許多都與主張反戰的非主流文化關係密切，他們創建了一個反對集中控製的係統。該係統能避開核襲擊帶來的任何破壞，也能避開任何施加控製的企圖。
毫無疑問，保羅·巴蘭在蘭德報告中提出分組交換網絡思想時，核生存力的確是他考慮的因素之一。他解釋說：“我們有必要建立一種能經受住首波攻擊，然後能夠予以還擊的戰略係統。問題在於，我們沒有一個能經受住打擊的通信係統，這就會讓瞄準美國導彈的蘇聯導彈占領整個電話通信係統。”76 這就導致了一種戰爭一觸即發的不穩定局麵，一個國家如果擔心自身的通信和反應能力不足以經受住襲擊，就會傾向於采取先發製人的攻擊行動。他說：“分組交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冷戰。當時我對如何建立可靠的指揮控製係統這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77 於是，巴蘭從1960年開始設計“一種能讓幾百個主要通信站在遭受敵軍攻擊後仍可互相聯絡的通信網絡”。78
這也許是巴蘭的目標，但我們要記住，他自始至終沒能說服美國空軍建立這樣一個係統。他的思想倒是被羅伯茨和泰勒采納了，而兩人都堅稱，他們隻是想為arpa的研究人員創建一個資源分享網絡，而不是為了抵禦襲擊。羅伯茨說：“人們以為保羅·巴蘭寫的那些關於核防衛安全網絡的東西就是阿帕網。其實兩者毫無關係。我對美國國會是這樣說的，創建阿帕網是為了世界科學的未來（包括民用和軍用領域），軍隊和其他領域一樣，都能享受到阿帕網帶來的益處。但阿帕網顯然不是為軍隊而設計的。而且我也沒有提核戰。”79 《時代》周刊曾在報道中稱，建立互聯網是為了確保核襲擊後的通信安全，泰勒看到報道後給編輯寫了一封信更正，但《時代》周刊沒有刊登這封信。他回憶說：“他們給我回了封信，堅稱他們的消息人士說得沒錯。”80
《時代》周刊的消息人士在指揮鏈中的地位要高於泰勒。那些在arpa信息處理技術局工作、負責網絡項目的人也許真心相信他們從事的項目與核生存力無關，但arpa一些級別較高的人士則認為，核生存力是阿帕網的關鍵使命之一。他們正是以此為理由說服國會繼續撥款的。
斯蒂芬·盧卡西克（stephen lukasik）在1967年至1970年期間擔任arpa副主任，後來晉升為該機構主管，直至1975年。1968年6月，他為羅伯茨的項目敲定了正式授權和撥款，使羅伯茨得以推進網絡的建設。當時，越南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和“美萊村大屠殺”（myi massacre）才剛剛過去幾個月。反戰示威活動正值高潮，最高學府的學生們掀起了暴動。在這種背景下，國防部根本不會隨隨便便向僅以促進學術合作為目的的燒錢項目撥款。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和其他議員開始要求政府僅向與軍事使命直接相關的項目撥款。盧卡西克說：“所以，在這種環境下我是很難為一個僅以提高科研人員工作效率為目的的網絡項目拿到大量資金的。這個理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說服力夠強的理由是，分組交換能讓網絡在遭到破壞時具有更強的生存能力，更加穩固……在戰略態勢下（即遭遇核武器攻擊時），總統仍能與導彈係統進行通信聯絡。我從1967年開始簽支票，我可以肯定地說，就我經手的那些支票而言，我之所以簽字是因為我確信有必要提高核生存力。”81
2011年，當盧卡西克看到阿帕網的建立並非出於戰略軍事目的已成社會共識，他既感到好笑，又有點惱火。於是他寫了一篇題為《阿帕網建立緣起》的文章供同事傳閱。他解釋說：“arpa的存在及其唯一目的就是應對新的國家安全問題，即對軍隊的指揮和控製，尤其是那些因核武器的存在和為阻止核武器使用而衍生的軍隊。”82
這種說法與他的一位前任——曾任arpa主管的查爾斯·赫茨菲爾德（也就是那位在1965年批準鮑勃·泰勒有關分時科研網絡的維也納難民後裔）背道而馳。赫茨菲爾德多年後堅稱：“當初建立阿帕網並不是像許多人現在說的那樣，是為了創造一個可以經受住核襲擊的指揮控製係統。建立這樣一個係統顯然主要是出於軍事需要，但這不是arpa的使命。”83
而arpa認可的兩段半官方曆史則分別站在相反的立場上。互聯網協會撰寫的曆史稱：“有一種說法是，阿帕網在某種程度上與建立能抵禦核戰的網絡有關聯，這種誤傳源於蘭德的研究。其實，這說的根本不是阿帕網，而是毫不相幹的蘭德研究。”84 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995年發布的《最終報告》（final report ）則宣稱：“作為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的產物，阿帕網的分組交換方案是為了在麵臨核攻擊時提供可靠的通信。”85
那麽，究竟哪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呢？從這個案例來看，兩種觀點都沒錯。在實際參與網絡建設的學者和研究人員看來，阿帕網隻是為和平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負責監督項目實施和撥款，尤其是五角大樓和國會的人看來，該網絡還擁有軍事目的。20世紀60年代末，斯蒂芬·克羅克（stephen crocker）作為研究生完整地參與了協調阿帕網設計的工作。他從未將核生存力視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當盧卡西克分發自己2011年的論文時，克羅克也讀了這篇論文，讀完後他笑了起來，這篇論文改變了他的想法。盧卡西克告訴他：“我在頂層，你在底層，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況，不知道我們為什麽要做這個項目。”而克羅克的回答可謂幽默中包含著智慧：“我在底層，你在頂層，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況，不知道我們做的是什麽。”86
克羅克最終意識到：“你不可能讓所有參與者就阿帕網建立的原因達成一致。”克羅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導師倫納德·克蘭羅克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核生存力是否是開發阿帕網的動機。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對我來說，開發這個網絡不含任何軍事目的。但我敢肯定，如果你走到指揮鏈的上層，會有人說提高抵禦核武器攻擊的能力是一大原因。”87
阿帕網最終代表著軍事和學術興趣的有趣結合。為阿帕網撥款的國防部傾向於建立帶有集中控製的分層指揮係統。但五角大樓將設計網絡的任務交給了一批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想被軍方征召，多數人則不信任中央集權。他們選擇了一種有無數節點，各節點可自行路由，而不是基於幾個中央樞紐的結構，因此這個網絡很難控製。泰勒說：“我一直都傾向於把分布式係統植入網絡。這樣一來，某個集團就會很難攫取網絡控製權。我不信任大型中央組織，這種不信任是我的天性使然。”88 五角大樓選擇泰勒這樣的人來創建網絡，自然會建成一個其無法充分控製的網絡。
另外還有一重諷刺。分散和分布式構造意味著網絡會更加可靠，這個網絡甚至能經受住核攻擊。建立一個恢複力強、抗攻擊的軍用指揮控製係統並不是arpa研究人員的動機，他們心底裏甚至壓根就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但這卻是他們的項目最終獲得五角大樓的穩定撥款和國會資助的一大原因。
阿帕網在20世紀80年代初升級為互聯網，但即便在此之後，它仍然服務於軍事和民用兩重目的。性格溫和、善於反思的互聯網創始人之一文特·瑟夫回憶說：“我想演示給大家看，我們的技術能經受住核攻擊。”於是，他在1982年進行了一係列人工模擬核攻擊的實驗。他說：“當時進行了許多這類模擬和演示，其中有一些規模極大，戰略空軍司令部也參與了。在實驗中，我們把機載分組無線電放在戰場上，同時用機載係統對被模擬核攻擊阻斷的互聯網信息碎片進行續接。”最早的女性網絡工程師之一拉迪亞·珀爾曼（radia perlman）在麻省理工學院創建了一些協議，可確保網絡在遭受惡意攻擊時保持穩固，她協助瑟夫找到了在必要時通過分割和重建阿帕網來提高生存力的方法。89
這種軍事與學術動機的相互作用成為植根於互聯網的特質。科技史學家珍妮特·阿巴特指出：“阿帕網和互聯網的設計都更注重生存力、靈活性和高效能等軍事價值，而不是低成本、簡潔性或消費吸引力等商業目標。但與此同時，設計和建造arpa網絡的團隊主要由搞學術的科學家組成，他們在該係統中注入了自己所堅持的共治、分權和信息自由交流等價值。”90 這些20世紀60年代末的學術研究人員中有許多都與主張反戰的非主流文化關係密切，他們創建了一個反對集中控製的係統。該係統能避開核襲擊帶來的任何破壞，也能避開任何施加控製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