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無解的人生 弱者
我們連孤獨都不曾擁有 作者：七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4>01</h4>
當記者是我從小到大的理想。高考填誌願，我幾欄都選了新聞學專業。有時候我也矛盾，究竟我是喜歡報道更多的事實真相，還是享受記者這份職業帶給我的成就感。
一到大學，我就加入了學校的新聞媒體做學生記者。剛開始寫著學校社團的活動新聞，報道學院的娛樂晚會，每周能有一兩次上校報的機會。
因為表現良好，我在大二那年被學校宣傳部的老師叫過去幫忙。學校每年都有宣傳指標，必須達到一定曝光量。老師讓我多寫寫學校的豐功偉績，他再拿到外麵的省市報紙上投稿，我也的確寫出了幾篇漂亮的稿子。
雖然隻是豆腐塊的版麵，但畢竟是省市級媒體，一上稿，足以讓我開心好幾天。每次跑到報刊亭買當天的報紙，看著自己昨天敲在鍵盤上的文字印在了可觸摸的紙張上，可以說是大學最開心的時刻。
我的名聲逐漸在學校打響，走到哪兒，大家都對我多了幾分遠遠就叫“姐”的敬意。我也不知道這個稱呼裏摻了多少真假。當然，也免不了有一些找我幫忙的人。
有個學弟找到我，跟我說了最近遇到的一件難事：他打算在學校開首家校園話劇院，設備器材已經租好了，要跟校方申請一間500人左右的大教室，方案提交上去，卻被領導叫停了。
“學校領導就是這樣，怕麻煩。我這話劇院也算是全國高校第一家，開創先河啊！”學弟滿是怨念。
我抓住“全國”“先河”幾個詞思考了好一會兒，決定報道。
第二天，我以學生記者的身份去領導辦公室做采訪。領導拍著桌子訓了我一通：“學生的職責是去學習，他想創業我不阻止，但我們隻鼓勵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創造價值的，他這個商業性太強，還要占用學校資源，絕對不行！”
我被領導臭罵了一頓，灰溜溜地走出了辦公室。不過我已經要到了新聞素材，很快把新聞稿寫好，主動聯係了當地日報的記者，把稿子給了他。
報社記者問我：“稿子要署你的名字嗎？寫了名字會不會對你不太好？”我沒有絲毫猶豫，說：“寫。”
有很多事情，在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或許報道真相是我的愛好，想借此成名也是我的潛在目的。
第二天稿子見報，100多家網站主動轉載，還有國家級媒體聯係我的學弟做後續深度報道。大學生創業的話題在各大論壇、微博引發網友熱議。這篇報道也在學校引起了軒然大波，宣傳部老大請我到辦公室喝茶，意思是以後這種稿子少發，不然連畢業證都難拿。
我還沉浸在一炮而紅的勝利喜悅中，根本聽不進這些話。
晚上學弟打電話給我：“大記者，多謝你啊！因為你的報道，有很多商家聯係我要合作！你太牛了呀！我就知道的！既然學校不讓搞，我就讓別人幫我，可能利用了你，但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
我掛了電話，可笑至極。第一次覺得自己這支寫新聞的筆，用不好了也可能是把玩火自焚的刀子。
後來學弟的劇院沒開成，這個項目擱淺了。沒過多久，他又琢磨了新的項目，找我報道，我推托道：“最近太忙了，沒時間。” <h4>02</h4>
因禍得福，因為此事，省裏日報的記者讓我做報社的通訊員，幫他在外麵跑新聞。
不上課的時候，我就到處跑。他做的是教育版，一到周末我就去各種招聘會現場。我不找工作，隻是擠在水泄不通的場館，看一群畢業生胡亂撒下一遝遝簡曆，然後尋找可報道的信息。
看到可挖掘的新聞點，我就打電話給報社的記者報個選題。要是通過，就上前采訪。采訪結束，我在附近找個網吧寫稿，隻要在下午6點截稿前交稿就行。
我每天都盼著能有大事發生。我覺得自己像狗一樣，嗅覺靈敏，審視著眼前的一切。
有一回在招聘會現場，我碰到省台一檔求職類節目正在錄製。節目組聲稱：現場求職者可主動上台自薦，是否錄取由台下的企業嘉賓決定。
有個大專畢業的白化病男生，舉著牌子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被他白白的毛發和過於慘白的臉吸引了，我心想這可能是節目組請來的托兒。
白化病男孩在台上頗顯激動，差點哭了，哆哆嗦嗦地說：“台上更公開、更公平，所以我上來了。”男孩說他幾個月已經找了幾百家，被各種借口拒絕。
最終，這個男生當場被一家名企錄取。
錄製結束後，我上前采訪，男生的媽媽也在。麵對記者，她有點緊張，不時臉紅。我再三求證，才知道男孩父母從農村來省會打工，家裏還有一個同樣患病讀高二的弟弟。他們已經跑了一個月的招聘會，一直受歧視。
“我們每天啃著饅頭跑來跑去的，飯都舍不得買。”她眼角有淚，說完偷偷迅速擦了擦。求職這麽久，白化病男生也算是被錄取了。我覺得有新聞價值，值得寫。
第二天，報社在頭版刊登了這篇報道，還配上母子倆的照片。這是我新聞生涯的第一篇頭版。當天，母子倆打電話給我：“謝謝你的報道，這麽好心的公司，一定要好好宣傳一下。”
我客氣地回了她：“沒事，都是記者該做的。”說完撫摩著剛買回來的報紙頭版，揚揚得意。
沒過幾天，我又接到男孩媽媽的電話：“記者啊，那家公司不要我兒子了！”
我當時在學校食堂吃麵，聽她一說，立馬放下手中的碗筷，飛快地跑回寢室，我說：“阿姨，你慢點說，我都記下。”
原來男孩去公司報到那天，公司又給他加試了一輪，答題無誤，操作順利，但還是被刷了。
“騙子，他們就是騙子，記者，你可要曝光他們！”她在電話裏哭了起來。
我覺得愧疚，他們要是騙子的話，那我也算是幫凶了。經過幾次核實，確實是企業反悔了。我把幾方取證的稿子發給報社，報社反饋：不登！這種負麵稿不能登！
我不知怎麽辦，這種新聞確實不是大新聞。但我自己又能做什麽呢？我隻是一個學生記者，一個普通的記錄者，我什麽都不是。
但一想到男孩媽媽在電話裏哭哭啼啼的樣子，我心裏就過意不去。我跟報社記者講：“新聞不就是客觀報道事實真相嗎？企業的用意，我之前沒有了解全麵。”
“你啊，還是太小，別把記者看得太重。世間有那麽多的不公平，都來找記者，要警察和法院幹嗎？”記者安慰我，繼續說，“我們隻管記錄，登不登報，這不是我們能控製的。”
我一直沉默，掛了電話，在陽台坐了很久。後來我輾轉聯係另一家媒體發出此篇報道。不過這篇新聞也石沉大海，沒有驚起任何波瀾。但因為做了這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我心裏稍微舒坦了點。
此後，我沒再接到她的電話。偶爾在qq空間，看到那個男生發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我也強忍著沒有問男孩現在有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我心虛，事情弄成這樣，我也很無奈。
記得那天在招聘會現場采訪時，男孩的媽媽說，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了，就讓兒子在家修電腦。“兒子電腦修得可好了，全班就他每次修得最快最好。”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我也一直忘不了，那個企業招聘官接受我采訪時說的：“社會責任感是每個企業不可缺少的部分，對待他這樣有能力但有身體缺陷的求職者，我們一視同仁。”
當時他那副正義凜然的樣子，恐怕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了。 <h4>03</h4>
大三暑假，我聯係上了一家在全國影響力很強的報社實習。考完大學英語六級的第二天，我就坐上15小時的硬座火車過去。
那天，我正坐在辦公室看報紙，把我晾在一邊好些天的報社記者，對著我，手指一勾：“走！”我就第一次跟著記者老師去現場了。是一樁詐騙案，一家工廠兩個月詐騙近百家供應商3000萬元貨款。
供應商堵在這家工廠門口，剛下車他們就擁圍過來，七嘴八舌講個不停。
有個供應商老板拉著我，滿臉焦慮地說：“記者，你行行好，幫我們找到他，我已經破產、妻離子散了！”還沒說完，我被另一個人拉過去，又是一番哭訴。
我的記者老師不停地跟我說：“記下！記下！統統記下！”
臨走時，我把電話號碼留給其中一人，讓他們有什麽進展記得聯係我。回到報社，我就趕稿，其間我的手機震個不停，收到了二十多個人的短信。
“記者，你好，這次一定要幫幫我！”
“全廠的錢都在那裏，你一定要曝光他們！”
“求求你把我們的錢追回來吧，求求你！”
“我孩子馬上讀大學了，一分錢都沒了。”
“你能救我們，我代表所有供應商感謝你！”
“我已經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了，我熬不下去了。”
“如果追不來那筆錢，我都不知道怎麽活下去！”
……
他們是四五十歲的男人，是公司老板，是丈夫，是父親。雖然不是大企業，但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竟然用這種口氣懇求我。我背負著巨大的壓力和莫名其妙的職業榮譽感寫完了這篇稿子，第二天發在了版麵頭條。
可這種事全國各地每天都有，許多稿子發完了以後，也就完了，不會有什麽驚人的後續反轉。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其中一個供應商的電話：“記者，你好，我們發現那個渾蛋跑到江西老家了，我們一群人正在火車上，要去抓他。你能派個記者過來報道一下嗎？追不到這筆錢，我老婆都要抱孩子跳樓了！”
我回了一句，說：“我盡量。”報社這邊是沒有然後了。
我在那邊實習那段時間，記者帶著我跟另外一個實習生，到處喝茶、蹭飯，被人追捧著，然後拿拿通稿。
我去報道一場發布會，簽到時主辦方給我一個紅包，說是“車馬費”，我回到報社打開一看，10張百元大鈔躺在裏麵。我把紅包交給記者。記者說：“你們今天辛苦了，一人拿兩張去買點冷飲吃吃。”
我有點遲疑，不是在思考能不能拿這筆錢，而是記者為什麽要拿錢？我的老師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慮，跟我說：“不拿錢的話，你這篇報道估計也難寫。這是按規矩辦事。”
我最終提前結束了實習。
供應商們那幾年也沒放棄追查。其中一個男人偶爾會給我發信息，關於又去哪裏抓他了，叮囑我：“一定要過去報道啊。”
我看著手機屏幕上的短信，思考著這是哪個人發給我的。當天有幾十個男人圍著我訴苦，這個號碼對應的是哪張臉呢？我想不起來。最終我實話實說：“我已經實習結束離開了。”
對方在電話那頭失落地哦了一聲。
“不過我可以跟報社聯係一下。”
“那太好了！”
我能感受對方突然開朗的語氣。
意料之中，報社還是無動於衷。後來，我換了手機號，供應商們也沒法跟我聯係了。
畢業後我沒有進入媒體圈。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沒有追回那筆錢，有沒有跟老婆孩子繼續好好活下去。
有時候我會想，終究沒能為他們做過什麽，也不知道他們想起我時，會不會怨恨當時我為什麽不爭取一下。
偶爾我會突然想起那幾年的采訪對象，他們當時的問題都解決了嗎？有沒有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
這些想法總在一瞬間冒出，可能答案我是永遠不知道了。
當記者是我從小到大的理想。高考填誌願，我幾欄都選了新聞學專業。有時候我也矛盾，究竟我是喜歡報道更多的事實真相，還是享受記者這份職業帶給我的成就感。
一到大學，我就加入了學校的新聞媒體做學生記者。剛開始寫著學校社團的活動新聞，報道學院的娛樂晚會，每周能有一兩次上校報的機會。
因為表現良好，我在大二那年被學校宣傳部的老師叫過去幫忙。學校每年都有宣傳指標，必須達到一定曝光量。老師讓我多寫寫學校的豐功偉績，他再拿到外麵的省市報紙上投稿，我也的確寫出了幾篇漂亮的稿子。
雖然隻是豆腐塊的版麵，但畢竟是省市級媒體，一上稿，足以讓我開心好幾天。每次跑到報刊亭買當天的報紙，看著自己昨天敲在鍵盤上的文字印在了可觸摸的紙張上，可以說是大學最開心的時刻。
我的名聲逐漸在學校打響，走到哪兒，大家都對我多了幾分遠遠就叫“姐”的敬意。我也不知道這個稱呼裏摻了多少真假。當然，也免不了有一些找我幫忙的人。
有個學弟找到我，跟我說了最近遇到的一件難事：他打算在學校開首家校園話劇院，設備器材已經租好了，要跟校方申請一間500人左右的大教室，方案提交上去，卻被領導叫停了。
“學校領導就是這樣，怕麻煩。我這話劇院也算是全國高校第一家，開創先河啊！”學弟滿是怨念。
我抓住“全國”“先河”幾個詞思考了好一會兒，決定報道。
第二天，我以學生記者的身份去領導辦公室做采訪。領導拍著桌子訓了我一通：“學生的職責是去學習，他想創業我不阻止，但我們隻鼓勵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創造價值的，他這個商業性太強，還要占用學校資源，絕對不行！”
我被領導臭罵了一頓，灰溜溜地走出了辦公室。不過我已經要到了新聞素材，很快把新聞稿寫好，主動聯係了當地日報的記者，把稿子給了他。
報社記者問我：“稿子要署你的名字嗎？寫了名字會不會對你不太好？”我沒有絲毫猶豫，說：“寫。”
有很多事情，在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或許報道真相是我的愛好，想借此成名也是我的潛在目的。
第二天稿子見報，100多家網站主動轉載，還有國家級媒體聯係我的學弟做後續深度報道。大學生創業的話題在各大論壇、微博引發網友熱議。這篇報道也在學校引起了軒然大波，宣傳部老大請我到辦公室喝茶，意思是以後這種稿子少發，不然連畢業證都難拿。
我還沉浸在一炮而紅的勝利喜悅中，根本聽不進這些話。
晚上學弟打電話給我：“大記者，多謝你啊！因為你的報道，有很多商家聯係我要合作！你太牛了呀！我就知道的！既然學校不讓搞，我就讓別人幫我，可能利用了你，但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
我掛了電話，可笑至極。第一次覺得自己這支寫新聞的筆，用不好了也可能是把玩火自焚的刀子。
後來學弟的劇院沒開成，這個項目擱淺了。沒過多久，他又琢磨了新的項目，找我報道，我推托道：“最近太忙了，沒時間。” <h4>02</h4>
因禍得福，因為此事，省裏日報的記者讓我做報社的通訊員，幫他在外麵跑新聞。
不上課的時候，我就到處跑。他做的是教育版，一到周末我就去各種招聘會現場。我不找工作，隻是擠在水泄不通的場館，看一群畢業生胡亂撒下一遝遝簡曆，然後尋找可報道的信息。
看到可挖掘的新聞點，我就打電話給報社的記者報個選題。要是通過，就上前采訪。采訪結束，我在附近找個網吧寫稿，隻要在下午6點截稿前交稿就行。
我每天都盼著能有大事發生。我覺得自己像狗一樣，嗅覺靈敏，審視著眼前的一切。
有一回在招聘會現場，我碰到省台一檔求職類節目正在錄製。節目組聲稱：現場求職者可主動上台自薦，是否錄取由台下的企業嘉賓決定。
有個大專畢業的白化病男生，舉著牌子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被他白白的毛發和過於慘白的臉吸引了，我心想這可能是節目組請來的托兒。
白化病男孩在台上頗顯激動，差點哭了，哆哆嗦嗦地說：“台上更公開、更公平，所以我上來了。”男孩說他幾個月已經找了幾百家，被各種借口拒絕。
最終，這個男生當場被一家名企錄取。
錄製結束後，我上前采訪，男生的媽媽也在。麵對記者，她有點緊張，不時臉紅。我再三求證，才知道男孩父母從農村來省會打工，家裏還有一個同樣患病讀高二的弟弟。他們已經跑了一個月的招聘會，一直受歧視。
“我們每天啃著饅頭跑來跑去的，飯都舍不得買。”她眼角有淚，說完偷偷迅速擦了擦。求職這麽久，白化病男生也算是被錄取了。我覺得有新聞價值，值得寫。
第二天，報社在頭版刊登了這篇報道，還配上母子倆的照片。這是我新聞生涯的第一篇頭版。當天，母子倆打電話給我：“謝謝你的報道，這麽好心的公司，一定要好好宣傳一下。”
我客氣地回了她：“沒事，都是記者該做的。”說完撫摩著剛買回來的報紙頭版，揚揚得意。
沒過幾天，我又接到男孩媽媽的電話：“記者啊，那家公司不要我兒子了！”
我當時在學校食堂吃麵，聽她一說，立馬放下手中的碗筷，飛快地跑回寢室，我說：“阿姨，你慢點說，我都記下。”
原來男孩去公司報到那天，公司又給他加試了一輪，答題無誤，操作順利，但還是被刷了。
“騙子，他們就是騙子，記者，你可要曝光他們！”她在電話裏哭了起來。
我覺得愧疚，他們要是騙子的話，那我也算是幫凶了。經過幾次核實，確實是企業反悔了。我把幾方取證的稿子發給報社，報社反饋：不登！這種負麵稿不能登！
我不知怎麽辦，這種新聞確實不是大新聞。但我自己又能做什麽呢？我隻是一個學生記者，一個普通的記錄者，我什麽都不是。
但一想到男孩媽媽在電話裏哭哭啼啼的樣子，我心裏就過意不去。我跟報社記者講：“新聞不就是客觀報道事實真相嗎？企業的用意，我之前沒有了解全麵。”
“你啊，還是太小，別把記者看得太重。世間有那麽多的不公平，都來找記者，要警察和法院幹嗎？”記者安慰我，繼續說，“我們隻管記錄，登不登報，這不是我們能控製的。”
我一直沉默，掛了電話，在陽台坐了很久。後來我輾轉聯係另一家媒體發出此篇報道。不過這篇新聞也石沉大海，沒有驚起任何波瀾。但因為做了這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我心裏稍微舒坦了點。
此後，我沒再接到她的電話。偶爾在qq空間，看到那個男生發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我也強忍著沒有問男孩現在有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我心虛，事情弄成這樣，我也很無奈。
記得那天在招聘會現場采訪時，男孩的媽媽說，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了，就讓兒子在家修電腦。“兒子電腦修得可好了，全班就他每次修得最快最好。”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我也一直忘不了，那個企業招聘官接受我采訪時說的：“社會責任感是每個企業不可缺少的部分，對待他這樣有能力但有身體缺陷的求職者，我們一視同仁。”
當時他那副正義凜然的樣子，恐怕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了。 <h4>03</h4>
大三暑假，我聯係上了一家在全國影響力很強的報社實習。考完大學英語六級的第二天，我就坐上15小時的硬座火車過去。
那天，我正坐在辦公室看報紙，把我晾在一邊好些天的報社記者，對著我，手指一勾：“走！”我就第一次跟著記者老師去現場了。是一樁詐騙案，一家工廠兩個月詐騙近百家供應商3000萬元貨款。
供應商堵在這家工廠門口，剛下車他們就擁圍過來，七嘴八舌講個不停。
有個供應商老板拉著我，滿臉焦慮地說：“記者，你行行好，幫我們找到他，我已經破產、妻離子散了！”還沒說完，我被另一個人拉過去，又是一番哭訴。
我的記者老師不停地跟我說：“記下！記下！統統記下！”
臨走時，我把電話號碼留給其中一人，讓他們有什麽進展記得聯係我。回到報社，我就趕稿，其間我的手機震個不停，收到了二十多個人的短信。
“記者，你好，這次一定要幫幫我！”
“全廠的錢都在那裏，你一定要曝光他們！”
“求求你把我們的錢追回來吧，求求你！”
“我孩子馬上讀大學了，一分錢都沒了。”
“你能救我們，我代表所有供應商感謝你！”
“我已經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了，我熬不下去了。”
“如果追不來那筆錢，我都不知道怎麽活下去！”
……
他們是四五十歲的男人，是公司老板，是丈夫，是父親。雖然不是大企業，但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竟然用這種口氣懇求我。我背負著巨大的壓力和莫名其妙的職業榮譽感寫完了這篇稿子，第二天發在了版麵頭條。
可這種事全國各地每天都有，許多稿子發完了以後，也就完了，不會有什麽驚人的後續反轉。
半個月後，我接到了其中一個供應商的電話：“記者，你好，我們發現那個渾蛋跑到江西老家了，我們一群人正在火車上，要去抓他。你能派個記者過來報道一下嗎？追不到這筆錢，我老婆都要抱孩子跳樓了！”
我回了一句，說：“我盡量。”報社這邊是沒有然後了。
我在那邊實習那段時間，記者帶著我跟另外一個實習生，到處喝茶、蹭飯，被人追捧著，然後拿拿通稿。
我去報道一場發布會，簽到時主辦方給我一個紅包，說是“車馬費”，我回到報社打開一看，10張百元大鈔躺在裏麵。我把紅包交給記者。記者說：“你們今天辛苦了，一人拿兩張去買點冷飲吃吃。”
我有點遲疑，不是在思考能不能拿這筆錢，而是記者為什麽要拿錢？我的老師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慮，跟我說：“不拿錢的話，你這篇報道估計也難寫。這是按規矩辦事。”
我最終提前結束了實習。
供應商們那幾年也沒放棄追查。其中一個男人偶爾會給我發信息，關於又去哪裏抓他了，叮囑我：“一定要過去報道啊。”
我看著手機屏幕上的短信，思考著這是哪個人發給我的。當天有幾十個男人圍著我訴苦，這個號碼對應的是哪張臉呢？我想不起來。最終我實話實說：“我已經實習結束離開了。”
對方在電話那頭失落地哦了一聲。
“不過我可以跟報社聯係一下。”
“那太好了！”
我能感受對方突然開朗的語氣。
意料之中，報社還是無動於衷。後來，我換了手機號，供應商們也沒法跟我聯係了。
畢業後我沒有進入媒體圈。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沒有追回那筆錢，有沒有跟老婆孩子繼續好好活下去。
有時候我會想，終究沒能為他們做過什麽，也不知道他們想起我時，會不會怨恨當時我為什麽不爭取一下。
偶爾我會突然想起那幾年的采訪對象，他們當時的問題都解決了嗎？有沒有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
這些想法總在一瞬間冒出，可能答案我是永遠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