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與中國傑出人才的缺乏
青春，就是用來追問的：一位大學老師的答問日誌 作者：黎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也是很多大學生比較關注的問題。“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麽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所以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網絡資料整理）
我認為人才大概有兩種，即業務型人才和創造型人才，這兩種人才都是社會需要的。如果缺乏後者的創造和引領，前者的質量也很難保證。兩者都在低層次重複很麻煩，我很害怕重蹈晚清的覆轍。那麽，為什麽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培養的傑出人才還比不上隻存在30多年的民國呢？
其一，有人說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經波折，內憂外患，災難頗多。多災多難。但是整個民國30多年更多災多難，基本上都在打仗，而且恰恰是最戰亂的20世紀40年代出的傑出人才不比前一時期少。
其二，有人說這是因為社會風氣浮躁所致。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是政治浮躁，20世紀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來是經濟浮躁。我們從前，至少我是上到高中，認識了水平較高的語文老師後，才借了一些課外書讀。因為那時候國家窮，人民窮，沒有什麽錢買書，最多看些連環畫圖書，但是還是愛讀書的。而現在的學生有錢了，卻不愛讀書。
其三，有人說這是政治體製導致的。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培養馴順的百姓，而非有感情有思想求自由的公民。這值得商榷，也不便多言。
其四，有人說這是教育製度的原因。作家葉開的《語文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網絡上滿天飛，如他的名字一樣像一片片“葉”子“開”遍網絡。我看了一下，他這種論調以前就有很多了，隻是現在以博客的形式再次出現罷了，有點特別的是孩子的父親是作家。這又能怎麽樣呢？有的教育決策者和領導者基本不懂教育。即使有的學了教育學的決策者和領導者也未必懂教育，隻懂得讓學生、老師為自己的功利目的服務，什麽這個分那個率的，其實都是以權謀私。也因為優質資源較少，所以不少家長逼著孩子往前趕。你能有什麽辦法？
其實又豈止語文教育是如此，整個中國的教育基本如此，隻是到了大學好一點。有的管理者甚至為數不少的教師的觀念都是如此，壓得學生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童年，沒有青春，沒有創造性，甚至沒有生命。媒體不是報道，一些中小學生因為懼怕作業太多而自殺的嗎。你能有什麽辦法？
總之，這種教育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工具。甚至到了大學，有些學校都是搞的應試教育那一套。聽說某省有個大學，學生一入學就被規定考碩士，還研究考研試題的題型、答題方式。有的學生甚至達到能夠背誦教材的地步，但是學生隻會考試，不會獨立思考，沒有看作品，沒有做實驗，隻要被問到“你給我講講某某作家的某個作品的故事情節”就啞口無言。所以過了幾年，這個學校的考研率陡然下降，因為各大名牌大學都知道該校的學生不是做研究的料。用一些學者的話說：“他們光會看教材，不看作品，不看專著，思維完全得不到開發。”這不是個別現象，思維的僵化和教育的僵化、理想的僵化是一致的。
有的同學引用別人的話說：“沒有大師的時代；是永遠沒有真正文化的時代，沒有文化的時代，是沒有精神信仰的時代；沒有信仰的時代，是無法成為文化大國時代。”這很有道理！但是必須作出自己的思考。
其一，民國的教育是貴族教育。孫犁曾說民國時一個富農還供不起一個高中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從原來的精英教育，轉為1997年擴招之後的大眾化教育，所以金字塔底座更大了。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底座，看不到頂尖，但是你不能否認受教育的人比以前多了不是一種進步。
其二，民國時候處在傳統與現代的轉型期，大多數受過高等甚至中等教育的人都有較好的國學和西學底子。我們經過“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幾十年運動下來，死了不少精英和大師。所以現在從整體而言，文化精英的確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不排除從個體而言等同於甚至超過民國時候的人物出現的可能性。“沒有大師的時代，是永遠沒有真正文化的時代”，是我們不得不反思的事實，問題是反思之後要行動。
其三，現在的問題不是文化精英的多少問題，是文化體製、文化精神、文化尊重的問題。如我們擴招之前入讀大學的時候，幾乎沒人抄襲作業，而現在抄襲成為風氣，並且人們不以為恥，這短期內難以改變。單從這一點來說，現在也缺乏培育大師的土壤。
不過目前教育具有廣度，但是缺乏深度和高度也是事實。中國人本來傾向於實用理性，急功近利，重視經濟（金錢）、政治（權力），而非文化，思維缺乏抽象邏輯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太過重視生活和生存，在“科學技術”裏麵也重視實用的“技術”，而不是非實用更深遠的“科學”。所以四大發明等，我們都是開其端，但是不能提高，西方借鑒過去則提高很快。現在我們的科技更加難以超越西方，文科學術我們暫時是可以的。而我們目前的體製更加強了這一心態。創造雖然不能說一定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但是自由使得極度超越政治的創造成為可能。在體製暫時未達到更大自由的情況下，心靈自由對創造也有益處，但是否長久有益就很難說。
其四，我們中國從古至今都缺乏精神信仰。中國是以道德代宗教，民國時候亦然，但至少還有一種精神信仰，但是現在有什麽？所以“沒有文化的時代，是沒有精神信仰的時代；沒有信仰的時代，是無法成為文化大國時代”說得對。
其五，一個勁地說沒有大師也不對勁。每個人做好自己才是上策，這就為大師的產生提供了土壤，說不定自己也會成為大師。大師需要天才，需要勤奮，需要忍耐寂寞，艱苦卓絕。這個世界真正的天才很少，魯迅每天工作到淩晨四五點，沈從文也不是天才且否定天才，認為隻需要勤奮；莫紮特是天才，四五歲就能寫交響曲，但是很短命。
不要說“連空氣都渾濁了，又豈能兩袖清風？”就像我們都知道人都會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飯一樣。因為我們不想死，還要呼吸，所以至少要把空氣弄得適合呼吸，做好自己，否則人都死了，還要什麽這種那種體製優越性！當然我們也知道一環扣一環的連鎖反應式的種種弊端，真的像鐵屋子弄得人們難以自由，現在主要先做開窗甚至開門的工作。
民國大概有十年的發展期（1928—1937），之前是軍閥混戰，之後是抗日戰爭、國共決戰，中間還有九一八、一·二八、濟南事件等，但是民國政府咬緊牙關努力發展，那十年已經顯示出比較好的勢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至少最近十多二十年，社會是相對穩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對文化有所希望，但是如前麵幾點所述，不容樂觀。
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大學教師、學生都能夠努力讀書刻苦鑽研，以在“大破”的戰爭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學術文化建國。金嶽霖、馮友蘭、梁漱溟、沈從文、老舍、巴金等，寫出最好的東西的時間幾乎都在20世紀40年代。現在和平、富裕多了，為什麽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圍外，還有一個字——懶！因為我們除了呐喊，還必須實幹，必須創造。不過真的很難作較高期望，金嶽霖培養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孫就不行了。現在北大的哲學教授不是像金嶽霖一樣，提出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和思想，而是一輩子闡釋金嶽霖及其同時代人的思想，這就是差距。
當然，現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時候。如我在湖邊散步時，迎麵走來一對大學生情侶，男的用粵語說：“其實教教書，做做學術，閑時思考人生，咁樣（這樣）的生活先至係（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樣的生活。”女的一臉笑意。對此，我吃了兩驚。一是，我以為我走錯了地方，走到劍橋、牛津大學去了；也以為走錯了時代，走回民國去了。因為這樣的學生，已經不占多數，尤其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二是，按照這種說法，我過的正是這種理想生活，但真的這麽“理想”嗎？我不禁困惑。我也隻是個性使然而已，說不上理想，隻是很平靜，在平靜中追求，領悟。如此而已。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麽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所以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網絡資料整理）
我認為人才大概有兩種，即業務型人才和創造型人才，這兩種人才都是社會需要的。如果缺乏後者的創造和引領，前者的質量也很難保證。兩者都在低層次重複很麻煩，我很害怕重蹈晚清的覆轍。那麽，為什麽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培養的傑出人才還比不上隻存在30多年的民國呢？
其一，有人說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經波折，內憂外患，災難頗多。多災多難。但是整個民國30多年更多災多難，基本上都在打仗，而且恰恰是最戰亂的20世紀40年代出的傑出人才不比前一時期少。
其二，有人說這是因為社會風氣浮躁所致。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是政治浮躁，20世紀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來是經濟浮躁。我們從前，至少我是上到高中，認識了水平較高的語文老師後，才借了一些課外書讀。因為那時候國家窮，人民窮，沒有什麽錢買書，最多看些連環畫圖書，但是還是愛讀書的。而現在的學生有錢了，卻不愛讀書。
其三，有人說這是政治體製導致的。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培養馴順的百姓，而非有感情有思想求自由的公民。這值得商榷，也不便多言。
其四，有人說這是教育製度的原因。作家葉開的《語文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網絡上滿天飛，如他的名字一樣像一片片“葉”子“開”遍網絡。我看了一下，他這種論調以前就有很多了，隻是現在以博客的形式再次出現罷了，有點特別的是孩子的父親是作家。這又能怎麽樣呢？有的教育決策者和領導者基本不懂教育。即使有的學了教育學的決策者和領導者也未必懂教育，隻懂得讓學生、老師為自己的功利目的服務，什麽這個分那個率的，其實都是以權謀私。也因為優質資源較少，所以不少家長逼著孩子往前趕。你能有什麽辦法？
其實又豈止語文教育是如此，整個中國的教育基本如此，隻是到了大學好一點。有的管理者甚至為數不少的教師的觀念都是如此，壓得學生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童年，沒有青春，沒有創造性，甚至沒有生命。媒體不是報道，一些中小學生因為懼怕作業太多而自殺的嗎。你能有什麽辦法？
總之，這種教育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工具。甚至到了大學，有些學校都是搞的應試教育那一套。聽說某省有個大學，學生一入學就被規定考碩士，還研究考研試題的題型、答題方式。有的學生甚至達到能夠背誦教材的地步，但是學生隻會考試，不會獨立思考，沒有看作品，沒有做實驗，隻要被問到“你給我講講某某作家的某個作品的故事情節”就啞口無言。所以過了幾年，這個學校的考研率陡然下降，因為各大名牌大學都知道該校的學生不是做研究的料。用一些學者的話說：“他們光會看教材，不看作品，不看專著，思維完全得不到開發。”這不是個別現象，思維的僵化和教育的僵化、理想的僵化是一致的。
有的同學引用別人的話說：“沒有大師的時代；是永遠沒有真正文化的時代，沒有文化的時代，是沒有精神信仰的時代；沒有信仰的時代，是無法成為文化大國時代。”這很有道理！但是必須作出自己的思考。
其一，民國的教育是貴族教育。孫犁曾說民國時一個富農還供不起一個高中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從原來的精英教育，轉為1997年擴招之後的大眾化教育，所以金字塔底座更大了。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底座，看不到頂尖，但是你不能否認受教育的人比以前多了不是一種進步。
其二，民國時候處在傳統與現代的轉型期，大多數受過高等甚至中等教育的人都有較好的國學和西學底子。我們經過“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幾十年運動下來，死了不少精英和大師。所以現在從整體而言，文化精英的確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不排除從個體而言等同於甚至超過民國時候的人物出現的可能性。“沒有大師的時代，是永遠沒有真正文化的時代”，是我們不得不反思的事實，問題是反思之後要行動。
其三，現在的問題不是文化精英的多少問題，是文化體製、文化精神、文化尊重的問題。如我們擴招之前入讀大學的時候，幾乎沒人抄襲作業，而現在抄襲成為風氣，並且人們不以為恥，這短期內難以改變。單從這一點來說，現在也缺乏培育大師的土壤。
不過目前教育具有廣度，但是缺乏深度和高度也是事實。中國人本來傾向於實用理性，急功近利，重視經濟（金錢）、政治（權力），而非文化，思維缺乏抽象邏輯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太過重視生活和生存，在“科學技術”裏麵也重視實用的“技術”，而不是非實用更深遠的“科學”。所以四大發明等，我們都是開其端，但是不能提高，西方借鑒過去則提高很快。現在我們的科技更加難以超越西方，文科學術我們暫時是可以的。而我們目前的體製更加強了這一心態。創造雖然不能說一定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但是自由使得極度超越政治的創造成為可能。在體製暫時未達到更大自由的情況下，心靈自由對創造也有益處，但是否長久有益就很難說。
其四，我們中國從古至今都缺乏精神信仰。中國是以道德代宗教，民國時候亦然，但至少還有一種精神信仰，但是現在有什麽？所以“沒有文化的時代，是沒有精神信仰的時代；沒有信仰的時代，是無法成為文化大國時代”說得對。
其五，一個勁地說沒有大師也不對勁。每個人做好自己才是上策，這就為大師的產生提供了土壤，說不定自己也會成為大師。大師需要天才，需要勤奮，需要忍耐寂寞，艱苦卓絕。這個世界真正的天才很少，魯迅每天工作到淩晨四五點，沈從文也不是天才且否定天才，認為隻需要勤奮；莫紮特是天才，四五歲就能寫交響曲，但是很短命。
不要說“連空氣都渾濁了，又豈能兩袖清風？”就像我們都知道人都會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飯一樣。因為我們不想死，還要呼吸，所以至少要把空氣弄得適合呼吸，做好自己，否則人都死了，還要什麽這種那種體製優越性！當然我們也知道一環扣一環的連鎖反應式的種種弊端，真的像鐵屋子弄得人們難以自由，現在主要先做開窗甚至開門的工作。
民國大概有十年的發展期（1928—1937），之前是軍閥混戰，之後是抗日戰爭、國共決戰，中間還有九一八、一·二八、濟南事件等，但是民國政府咬緊牙關努力發展，那十年已經顯示出比較好的勢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至少最近十多二十年，社會是相對穩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對文化有所希望，但是如前麵幾點所述，不容樂觀。
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大學教師、學生都能夠努力讀書刻苦鑽研，以在“大破”的戰爭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學術文化建國。金嶽霖、馮友蘭、梁漱溟、沈從文、老舍、巴金等，寫出最好的東西的時間幾乎都在20世紀40年代。現在和平、富裕多了，為什麽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圍外，還有一個字——懶！因為我們除了呐喊，還必須實幹，必須創造。不過真的很難作較高期望，金嶽霖培養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孫就不行了。現在北大的哲學教授不是像金嶽霖一樣，提出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和思想，而是一輩子闡釋金嶽霖及其同時代人的思想，這就是差距。
當然，現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時候。如我在湖邊散步時，迎麵走來一對大學生情侶，男的用粵語說：“其實教教書，做做學術，閑時思考人生，咁樣（這樣）的生活先至係（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樣的生活。”女的一臉笑意。對此，我吃了兩驚。一是，我以為我走錯了地方，走到劍橋、牛津大學去了；也以為走錯了時代，走回民國去了。因為這樣的學生，已經不占多數，尤其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二是，按照這種說法，我過的正是這種理想生活，但真的這麽“理想”嗎？我不禁困惑。我也隻是個性使然而已，說不上理想，隻是很平靜，在平靜中追求，領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