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後的一千年間，中國大地上政權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中國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一次屈辱，一段尷尬。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曆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係，甚至也遠不如朝鮮王朝那樣穩定。自唐亡之後，朝鮮隻經曆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而中國卻曆經五代十國北南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後漢隻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複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麵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中國人的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失，維係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人們越來越油條。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他們都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
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麵。盡管皇帝輪流做，畢竟坐在皇位上的以前都是漢人。可是宋朝之後，跪迎大軍的中國人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是渾身腥膻的異族。蒙古人的百年統治已經讓漢人吃盡了苦頭，可是他們還是沒法團結起來，抵擋住另一支野蠻民族的南下。
在蒙古人北逃之後276年，又一支異族的軍隊征服了全中國。已經有了異族統治經曆的漢人知道怎麽樣麵對另一次南下的異族。他們熟練地跪在新統治者的馬前，舉起“順民”的牌子。他們發現，這些征服者們留著奇怪的發式：頭發剃光，清代發型“金錢鼠尾”隻留後腦銅錢大的一小片兒，梳成一根小辮兒。他們給這種發型起了個外號，叫“金錢鼠尾”式。在裝出忠順表情的同時，他們對這種古怪的發式暗笑。
然而，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占領北京的第二天，滿族人就發布了“剃發令”，要求漢人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發剃去，也梳成“金錢鼠尾”。
漢族人毫不意外地發現滿族人和蒙古族一樣殘酷。滿族人允許漢族人有一種選擇的權力：可以在“頭”與“頭發”之間選擇一樣，“倘有故違，即行誅剿”。為了使這道命令貫徹下去，他們不惜動用在以前征服過程中很少使用的“屠城”手段。江陰、昆山、嘉定等均被“屠城”，其中嘉定三進三屠。
在進入北京的第九天，他們又下令，漢人必須搬出北京城，給新主子騰地方。“限期既迫，婦孺驚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慘不忍言。”<small>（《清朝掌故匯編》）</small>進京這年年底，他們又開始大量圏地，漢人無緣無故被從土地上趕走，從土地的主人變成滿族人的奴隸。如果他們敢於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人法”治罪，第一次鞭一百，第二次則斬首……
和蒙古族一樣，從白山黑水入關的這個民族身上有太多落後民族的原始和野蠻性。不過滿族和蒙古族之間也有巨大的不同。漢人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
蒙古人不學習漢語，不穿漢族服裝，甚至不娶漢族女子。元代諸帝，除最末二帝外，漢語水平都非常差。貴族之中，懂得漢文的，也是鳳毛麟角。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做官，寫“七”字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而連續兩個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為“太子”，還有一個皇帝把本來應該封為“皇太後”的母親硬要封為“太皇太後”，都引來漢人的訕笑。
事實證明，在治理漢地的過程中，漢人積累了幾千年的統治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國的統治者始終堅持草原本位和“蒙古舊製”，不能擺脫遊牧貴族的行政傳統。元帝國治理技術過於粗放，注定這個帝國享年不永。
而滿族人則精明太多了。滿族皇帝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他們知道這是成功統治漢地的基礎。他們孜孜不倦地閱讀漢文史書。他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挖掘了中國傳統體製的全部潛力。
清代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是對中國曆史積累大梳理大總結的時代。用史學家高翔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康乾盛世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學術文化上，都顯示出中國傳統社會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鼎盛狀態。”
清代皇帝們一方麵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另一方麵也高效地推進了專製製度的嚴密、嚴酷。由於他們的精力充沛和才華橫溢，由於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義追求，他們把牢籠了中國幾千年的專製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滿族統治階級的意誌獲得最大張揚的同時，天下萬民最後一點自由呼吸的空間也被剝奪了。
熟讀漢文史書的清代皇帝們總結中國曆史，得出的結論是，威脅皇權的勢力無非有以下幾種：
第一類是皇族。因為身上流的都是開國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後代理論上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這一點導致了曆代王朝無休止的內鬥。父子相屠，兄弟相殘，成了幾乎每個王朝都會演出的血腥劇目。
第二類是後妃和外戚。因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親，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難之際，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類是太監。這些原本地位卑賤的不幸者，由於與決策核心層太過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權力。
第四是權臣。皇帝是生殖競爭的結果，有機會成為衝鋒冠軍、製造了皇長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遺傳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顆。但是那些經過層層鬥爭上來的大臣，卻個個是人中龍鳳，不好擺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曆史時機，他們常常可以成為假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當然就是農民起義和敵國外患了。這些往往是導致王朝滅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這些問題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決。
在清代早期，皇族內部發生過很多權力鬥爭，以雍正兄弟相殘為登峰造極。從乾隆時代起，皇帝徹底改變了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製度，自此曆經幹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無宗室王公進人軍機處者，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較好地處理了後妃與外戚的關係，既讓他們坐享尊榮，又成功地根絕了他們的幹政企圖，外戚後妃之禍的危險已經不複存在。
清代總結曆代太監之禍的經驗，管理太監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宮廷典製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太監一旦犯錯，決不寬假。對於太監幹政的苗頭，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監，乾隆還將禦前太監全都改姓為“秦”“趙”“高”。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清代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真正威脅，即使是晚清的李蓮英、安德海，與以前的權監相比，其權勢也不可同日而語。
在強化君權、防範權臣方麵，清代有許多政治創新。第一條是密折製度。清代以前，大臣們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開的，皇帝的批複也是公布於天下。清代卻規定，中高級官員可以給皇帝上密折，並且在密折中可以匯報其他官員的行為。這一製度，把天下主要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特務，各級官員被這道無形的繩索緊緊捆住了手腳，畏於別人的監督，隻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個政治創造，就是軍機處製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實行的是繼承自明代的內閣製度。大學士的權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權，固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相對君權來講，仍然是極大的牽製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設立了軍機處。有關戰爭的一切事務，不再經過內閣先行審閱，也不經過議政王公大臣們討論，而直接由皇帝自己處理，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及至乾隆時期，軍機處權力較以前大大擴展。軍機大臣靈活任用，隨進隨退，實際上不過是皇帝的高級秘書，給皇帝跑腿打雜，手中不握有任何製度性權力。
出於千方百計防範權臣的需要，甚至連儒學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擊的對象。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麵，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麵。儒學一方麵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過於在乎自身的名譽，也會妨礙他們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們成為繞指柔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於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內閣成員都周密小心，不圖虛名，謹慎小心，緘默持重；堅持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成為一個個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們是襄讚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們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
除此之外，對導致曆代亡國的農民起義，清代皇帝應對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隻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他們千方百計防止老百姓聯合，嚴厲打擊民間宗教，鎮壓任何聚眾事件。清朝甚至不準漢族人異姓結拜，還曾“禁天下書院”，以杜絕東林遺風。乾隆朝規定，嚴禁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麽“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製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麵前。然而稟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半步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到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領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開創性成就。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製已經大大加強。乾隆皇帝又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個異常恐怖的時期。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後，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麵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時，交待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閑在錢塘<small>（今杭州市）</small>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縱向對比中國曆史，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幹淨，意誌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康乾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現了本文開頭，英國人來到中國所見到的那幅精神圖景。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一次屈辱，一段尷尬。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曆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係，甚至也遠不如朝鮮王朝那樣穩定。自唐亡之後，朝鮮隻經曆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而中國卻曆經五代十國北南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後漢隻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複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麵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中國人的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失，維係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人們越來越油條。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他們都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
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麵。盡管皇帝輪流做，畢竟坐在皇位上的以前都是漢人。可是宋朝之後，跪迎大軍的中國人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是渾身腥膻的異族。蒙古人的百年統治已經讓漢人吃盡了苦頭，可是他們還是沒法團結起來，抵擋住另一支野蠻民族的南下。
在蒙古人北逃之後276年，又一支異族的軍隊征服了全中國。已經有了異族統治經曆的漢人知道怎麽樣麵對另一次南下的異族。他們熟練地跪在新統治者的馬前，舉起“順民”的牌子。他們發現，這些征服者們留著奇怪的發式：頭發剃光，清代發型“金錢鼠尾”隻留後腦銅錢大的一小片兒，梳成一根小辮兒。他們給這種發型起了個外號，叫“金錢鼠尾”式。在裝出忠順表情的同時，他們對這種古怪的發式暗笑。
然而，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占領北京的第二天，滿族人就發布了“剃發令”，要求漢人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發剃去，也梳成“金錢鼠尾”。
漢族人毫不意外地發現滿族人和蒙古族一樣殘酷。滿族人允許漢族人有一種選擇的權力：可以在“頭”與“頭發”之間選擇一樣，“倘有故違，即行誅剿”。為了使這道命令貫徹下去，他們不惜動用在以前征服過程中很少使用的“屠城”手段。江陰、昆山、嘉定等均被“屠城”，其中嘉定三進三屠。
在進入北京的第九天，他們又下令，漢人必須搬出北京城，給新主子騰地方。“限期既迫，婦孺驚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慘不忍言。”<small>（《清朝掌故匯編》）</small>進京這年年底，他們又開始大量圏地，漢人無緣無故被從土地上趕走，從土地的主人變成滿族人的奴隸。如果他們敢於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人法”治罪，第一次鞭一百，第二次則斬首……
和蒙古族一樣，從白山黑水入關的這個民族身上有太多落後民族的原始和野蠻性。不過滿族和蒙古族之間也有巨大的不同。漢人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
蒙古人不學習漢語，不穿漢族服裝，甚至不娶漢族女子。元代諸帝，除最末二帝外，漢語水平都非常差。貴族之中，懂得漢文的，也是鳳毛麟角。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做官，寫“七”字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而連續兩個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為“太子”，還有一個皇帝把本來應該封為“皇太後”的母親硬要封為“太皇太後”，都引來漢人的訕笑。
事實證明，在治理漢地的過程中，漢人積累了幾千年的統治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國的統治者始終堅持草原本位和“蒙古舊製”，不能擺脫遊牧貴族的行政傳統。元帝國治理技術過於粗放，注定這個帝國享年不永。
而滿族人則精明太多了。滿族皇帝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他們知道這是成功統治漢地的基礎。他們孜孜不倦地閱讀漢文史書。他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挖掘了中國傳統體製的全部潛力。
清代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是對中國曆史積累大梳理大總結的時代。用史學家高翔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康乾盛世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學術文化上，都顯示出中國傳統社會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鼎盛狀態。”
清代皇帝們一方麵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另一方麵也高效地推進了專製製度的嚴密、嚴酷。由於他們的精力充沛和才華橫溢，由於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義追求，他們把牢籠了中國幾千年的專製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滿族統治階級的意誌獲得最大張揚的同時，天下萬民最後一點自由呼吸的空間也被剝奪了。
熟讀漢文史書的清代皇帝們總結中國曆史，得出的結論是，威脅皇權的勢力無非有以下幾種：
第一類是皇族。因為身上流的都是開國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後代理論上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這一點導致了曆代王朝無休止的內鬥。父子相屠，兄弟相殘，成了幾乎每個王朝都會演出的血腥劇目。
第二類是後妃和外戚。因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親，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難之際，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類是太監。這些原本地位卑賤的不幸者，由於與決策核心層太過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權力。
第四是權臣。皇帝是生殖競爭的結果，有機會成為衝鋒冠軍、製造了皇長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遺傳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顆。但是那些經過層層鬥爭上來的大臣，卻個個是人中龍鳳，不好擺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曆史時機，他們常常可以成為假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當然就是農民起義和敵國外患了。這些往往是導致王朝滅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這些問題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決。
在清代早期，皇族內部發生過很多權力鬥爭，以雍正兄弟相殘為登峰造極。從乾隆時代起，皇帝徹底改變了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製度，自此曆經幹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無宗室王公進人軍機處者，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較好地處理了後妃與外戚的關係，既讓他們坐享尊榮，又成功地根絕了他們的幹政企圖，外戚後妃之禍的危險已經不複存在。
清代總結曆代太監之禍的經驗，管理太監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宮廷典製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太監一旦犯錯，決不寬假。對於太監幹政的苗頭，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監，乾隆還將禦前太監全都改姓為“秦”“趙”“高”。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清代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真正威脅，即使是晚清的李蓮英、安德海，與以前的權監相比，其權勢也不可同日而語。
在強化君權、防範權臣方麵，清代有許多政治創新。第一條是密折製度。清代以前，大臣們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開的，皇帝的批複也是公布於天下。清代卻規定，中高級官員可以給皇帝上密折，並且在密折中可以匯報其他官員的行為。這一製度，把天下主要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特務，各級官員被這道無形的繩索緊緊捆住了手腳，畏於別人的監督，隻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個政治創造，就是軍機處製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實行的是繼承自明代的內閣製度。大學士的權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權，固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相對君權來講，仍然是極大的牽製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設立了軍機處。有關戰爭的一切事務，不再經過內閣先行審閱，也不經過議政王公大臣們討論，而直接由皇帝自己處理，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及至乾隆時期，軍機處權力較以前大大擴展。軍機大臣靈活任用，隨進隨退，實際上不過是皇帝的高級秘書，給皇帝跑腿打雜，手中不握有任何製度性權力。
出於千方百計防範權臣的需要，甚至連儒學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擊的對象。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麵，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麵。儒學一方麵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過於在乎自身的名譽，也會妨礙他們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們成為繞指柔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於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內閣成員都周密小心，不圖虛名，謹慎小心，緘默持重；堅持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成為一個個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們是襄讚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們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
除此之外，對導致曆代亡國的農民起義，清代皇帝應對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隻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他們千方百計防止老百姓聯合，嚴厲打擊民間宗教，鎮壓任何聚眾事件。清朝甚至不準漢族人異姓結拜，還曾“禁天下書院”，以杜絕東林遺風。乾隆朝規定，嚴禁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麽“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製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麵前。然而稟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半步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到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領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開創性成就。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製已經大大加強。乾隆皇帝又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個異常恐怖的時期。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後，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麵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時，交待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閑在錢塘<small>（今杭州市）</small>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縱向對比中國曆史，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幹淨，意誌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康乾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現了本文開頭，英國人來到中國所見到的那幅精神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