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漢代人剛勁慷慨，事實上，從漢代到唐代，中國人身上一直保持著尚武、通達、開放的雄性氣質。
這種精神麵貌是由社會結構背景決定的：從漢代到唐代，中國是“士族社會”，這種社會與先秦貴族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
雖然秦始皇結束了貴族社會，雖然漢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平民建立的王朝，但是強大的曆史慣性決定漢代還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會。
秦始皇的製度設計，是把社會變成一盤散沙，以方便皇權從社會上毫無障礙和最大限度地汲取膏血。因此，秦始皇全力打擊貴族、打擊大戶，建立平民社會。他通過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老百姓家裏隻要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就必須分家，以此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他不再任用貴族當官，而是訓練大批“技術型官員”，並且將其任免權牢牢抓在自己手裏。他的目的很簡單：要掃平皇權與底層社會之間的一切障礙，把皇權擴張到每一個細胞，每個人都平等地成為皇帝的奴隸。
然而，貴族社會不是一下子能消滅的。皇權的擴張有其必然的規律，即使是再恐怖的癌細胞，也不可能一夜之間蔓延到全身。秦始皇背離傳統的高速急轉彎，終於導致秦朝的翻車。漢代以後的曆朝皇帝吸取秦代經驗，不得不從法家激進主義立場上，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先秦社會傳統。
“貴族社會”借屍還魂的方式很簡單，那就是漢代發明的“薦舉製”。所謂“薦舉製”，也就是由地方官推薦地方上的人才來當官。在無法進行大規模考試的背景下，官員們在“察舉”人才時，自然首先會在自己更熟悉的上層社會，甚至是同僚朋友之家尋找發現人才。因此王符在《潛夫論·交際篇》說，東漢末年“貢薦則必閥閱為前”，也就是說，推薦人才，總是以名門大族為先。仲長統也說：“天下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說明當時選拔官員先看其門第，已經形成一種慣例。底層社會的人才，除非特別傑出，聲名遠揚，否則很難進人地方官的視野。因此“薦舉製”的結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層社會壟斷。
所以盡管漢代特別是西漢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學入仕的個案，但是高級官員大多數都出身世家大族。《漢書》《後漢書》及主要漢碑中現在所能找到的兩漢“孝廉”<small>（就是被地方官推薦的人）</small>之中，能確定其出身的一共184人，其中出身於官員貴族之家的128人，出身於地方豪強大地主之家的11人，兩者相加，所占比例高達75%以上。
到三國時曹丕製定“九品中正製”後，士族子弟憑借高貴的門第，可以“世仕州郡”，幾乎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製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張澤鹹說：“楊堅代周，隻打擊了北周統治者宇文氏家族，對於關中士族以及齊、陳境內的河北、山東與江南的士族很少創傷。著名頭等大族崔、盧、李、鄭、王等姓在隋代仍是聲勢顯赫。”因此唐代門閥觀念依然盛行，比如李世民就有著濃厚的“門閥”情結，他即位之後，曾命高士廉修訂《氏族誌》，重新排列士族等級。雖然隋代就發明了科舉製，但科舉直到宋代才成為最主要的選官方式。唐代289年間，進士及第年平均隻有22名。唐代士族仍然在社會上具有排他性、世襲性的優勢，依然“官有世胄，譜有世官”。
因此，從漢到唐，中國社會兼具“平民社會”和“貴族社會”的雙重麵貌：一方麵，中國是專製集權的郡縣製國家，從體製上來講，官位都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貴族繼承。但另一方麵，“薦舉製”導致在皇帝和平民之間，又恢複了一個類似貴族的穩定而強大的“士族”階層。“門第”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最重要標準，雖然高級官位不再世襲，但卻由上層社會壟斷。因此，從漢代到唐代，中國社會可以稱為“半貴族社會”或者“士族社會”。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層社會中的人才除非極為突出，否則無法躋身上層社會。下層文化因此也就無法侵蝕到社會上層，類似於貴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就在這種上下隔離的半封閉狀態中發育成熟。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貴族傳統在郡縣官僚製的外殼下一定程度上悄悄複蘇。
對於“世襲”，我們一直持批判態度。其實在科舉製成熟以前，這種世襲也有其必然性。
在科舉製興起以前，底層社會的教育很不普及，教育資源基本上都被上層社會所壟斷。隻有上層社會才能提供完整、良好的教育。曾經有大臣問魏孝文帝，為什麽選官時那麽重視門第，孝文帝回答說：“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也就是說，“君子之門”子弟即使沒什麽特別突出的才能，但是長期受家族的教育和熏陶，通經史、習禮儀、熟悉典章製度，當起官來更有優勢。
和我們的想象不一樣，士族社會中，選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員政客的權力交易，而是家族聲望。一個家族的文化積累和門風傳統，是評價一個人的最重要標準。比如“<small>（魏元）</small>帝欲以<small>（荀）</small>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於是拜組為司徒。”也就是說，這個家族舊望清重，此人又忠勤顯著，這兩點決定他應該被委以重任。
個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礎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文化積累和文化名望的競爭。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許多門第之家綿延百世，背後支撐的是學術的力量：“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於外在權勢與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於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確實，從漢末到東晉初年，那些單純憑權力和財富而能世代沿續的大姓門第不多。經曆動蕩而留存下來的家族，基本都是憑名望服眾的士族。許多教育傳統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傳，根深葉茂。比如潁川鍾氏從漢代的鍾繇到唐朝中葉500年間，世係不斷，幾乎每代都有官宦。
這種情況導致世家大族對教育無不極其重視，為保持自己的文化優勢無不殫精竭慮。士族為了傳承家族精神，製定了林林總總的家誡、家訓、門律、門範、素範，家長辭世，也往往留有遺言、遺令、遺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顏氏家訓》一書，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經典。王伊同在《五朝門第》中說：“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處事，有以見異”，“巨宗重臣，鹹有訓誡”。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積澱和教育水平，確實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擬的。新起的家族門風教養與舊門也就是曆史久遠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說新語·簡傲》記載：東晉時，謝奕、謝安的弟弟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雖然謝氏在東晉已經是一流高門，但因門第晚出，仍然會被舊門阮氏公然蔑視。人們對門第的重視和對暴發戶的蔑視，無非就是因為其文化根基、家風和教養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會中，上層文化可以以家族為堡壘，一脈相承，越積累越深厚越精微，傳遞數代之後，上層文化的精神氣質越來越呈現貴族文化的特質。在中唐以前，以榮譽感為核心的上層文化一直是士族社會的主流文化，整個社會保持著強烈的文雅特質。而文化世家也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優秀人才，比如東漢的那些著名宰相與東晉的王謝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當中，絕大多數仍然是出身士族。
這是“魏晉風流”產生的不可忽視的文化背景。
在整個士族社會階段，魏晉的精神風貌最為特殊。魏晉士人的精神風骨，在從秦朝到晚清幾千年間，獨一無二，空前絕後。
魏晉士人縱性任情，飲酒嘯歌，其風度一直被後人追慕。孫登布衣蔬食，絕人間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阮籍“或閉門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許多士人的縱情越禮達到怪誕駭俗的程度。曆史上最有名的片斷，是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阮修則“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這些都令後世讀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們公然蔑視禮法，阮籍當眾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他在《大人先生傳》中說出這樣大逆不道之言：“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他們中的很多人視仕途為汙穢之地，在權力麵前表現出的傲慢令人吃驚：為拒做官，嵇康忍痛與山濤絕交；為拒權貴，阮籍曾一醉六十餘日。《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吏部尚書實在是不算低了，而且還是頻招，可王羲之卻“皆不就”，傳統中國社會以功名利祿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體係在魏晉時代坍塌了。
從這些言說、舉動和故事中，我們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戰國時代士人的傲視天地和獨立不羈。如果說士族社會中的漢朝和唐朝更像貴族時代的西周，整飭有序，禮樂輝煌，文化雍容大度，那麽魏晉就像貴族時代的春秋戰國，是一個個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極富創造力的時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與春秋戰國時代高度相似：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後，緊接著就是司馬氏建立西晉王朝，新王朝立足未穩，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永嘉之後，北方陷入十六國割據，江左出現了東晉政權。淝水之戰之後，南北對峙局麵正式形成。其後則是南朝、北朝政權的不斷更迭。
這個時代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態。許多士族富厚過於王侯。東晉士族莊園遍布江左，他們“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仆成軍，閉門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裏……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正如柳詒征所說：“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當時士大夫……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因此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製，天子隻能和士族分享權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罷黜天子，以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謗語。
在這種情況下，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許多舊門士人憑借門第資本，不再對權力俯首帖耳：“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small>（世族們）</small>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一些門第高貴的士人，甚至對門第不如他久遠的皇帝抱一種隱隱的睥睨之態。麵對政治權威，他們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許多人甚至不屑於為皇帝服務。
政治權威的崩潰，意味著儒學也不再是唯一價值體係，士人們的頭腦掙脫了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樊籬，思想文化領域獲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這是繼春秋之後第二個價值失範、禮崩樂壞的時代。“布衣橫議於下……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small>（《典論·論文》）</small>魏晉士人對莊子和佛學的興趣頭一次超過了儒家經典，由此導致了玄學的興起。
哲學是非功利的產物。在西方，哲學是貴族們的專利，因為他們沒有物質生活的壓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晉時代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於類似的環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著一種時髦的活動，叫做“清談”。其形式類似於現在的辯論會，人們挑選一個清幽安靜的場所，比如園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鋪開棋子方褥，靠著斑絲隱囊，手拿麈尾<small>（和拂塵差不多）</small>娓娓而談。他們激烈地辯論人究竟該怎樣活才算快樂？究竟什麽樣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協調個體和社會、“自然”和“名教”的關係？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數日不休。
因此，魏晉時代第一次出現了人的覺醒，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一時期的文學，主題集中在對人生意義的追尋，對死亡的思索和哀傷。像曹氏父子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詩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這種對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齊治平時代士人無暇也無意顧及的。
魏晉士人思考的結論是，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事的物質得失，也不在於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倫理教條的注解，而是在於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釋放。“竹林七賢”就是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這個文人群體優遊於山林之間，以縱酒談玄、放任灑脫著稱。
他們人品各異，觀點有別，人生際遇更不相同。但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認為人活著應該不受“名教”的約束，而應該向自我、人性、真情回歸。他們主“我”重“情”，特別強調一個“真”字。因此，才出現了種種後人不解的行為。
和“竹林七賢”一樣，魏晉士人普遍以“真”為美，珍視真本色、真性情。晉書上說：王羲之少年時代，就很有個性。郗虞卿聽說大族王氏家中，幾個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選婿。其他幾個孩子都竭力修飾自己以以待客，隻有王羲之，袒著肚子躺在東床上，神色自若地吃著胡餅。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說：“這個吃胡餅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於是把女兒嫁給了王羲之。<small>(《太平禦覽》卷第八百六十）</small>。
魏晉時代畫壇巨匠顧愷之身上“魏晉風度”更為典型。此人喜好清談，“好矜誇”“好諧謔”“率直通脫”，好吹牛，好開玩笑，史稱他言談舉止，“癡黔各半”，也就是說，有時很機巧，一語道破天機。有時又很難解，讓人莫名其妙。被時人稱做“三絕”<small>(畫絕、才絕、癡絕）</small>。他年少輕狂，曾經袋裏無錢，卻在瓦棺寺寫捐百萬，最後靠畫維摩詰一軀，贏得看畫人一捐逾百萬。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後實在不可多得。
東晉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氣絕佳。浙江紹興市西南十三公裏的蘭亭，四十一名峨冠博帶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蘭溪之畔，縱酒歡會。他們把一種叫作羽觴的輕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順流而下，流到誰的麵前，誰就要飲酒賦詩。眾人詩興大發，很快得詩三十五首。席中五十歲的王羲之更是逸興遄飛，他命人取出特製的鼠須筆和蠶繭紙，借著酒意，即席揮毫，為眾人寫下了一篇詩序。
坐中諸人可能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一天將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一個永遠的紀念日。連王羲之也沒有意識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經在他微醉之時不經意間誕生了。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衰落時代，卻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無比輝煌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與中國書法一樣，中國繪畫、文學、音樂、舞蹈、雕塑等都出現了突破性發展。顧愷之、陸探微等在中國繪畫史上劃時代的大家紛紛湧現。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山水田園詩，誕生了陶潛、謝靈運、謝朓等大詩人。在音樂領域，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直指內心的千古絕唱。
自由灑脫的“玄學”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使魏晉南北朝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複製的傳奇。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衰落時代，卻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井噴時期”。在這漫長而動蕩的四百年，中國藝術的各個方麵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現出繽紛絢麗、異彩紛呈的壯觀景象。它是中國曆史上“人的覺醒”的時代，“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這是由文明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於時代的撞擊之中。因為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在思想文化方麵提供了多元生機。因此，在士族社會中，最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時代，不屬於漢代，不屬於盛唐，而獨獨屬於魏晉南北朝這個紛紜複雜、號角聲不斷的時代。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動蕩時期春秋戰國，催生了先秦諸子，催生了百家爭鳴；第二個大動蕩時代魏晉南北朝，則催生了中華文明和藝術質的突變，為以後隋唐帝國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種精神麵貌是由社會結構背景決定的：從漢代到唐代，中國是“士族社會”，這種社會與先秦貴族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
雖然秦始皇結束了貴族社會，雖然漢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平民建立的王朝，但是強大的曆史慣性決定漢代還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會。
秦始皇的製度設計，是把社會變成一盤散沙，以方便皇權從社會上毫無障礙和最大限度地汲取膏血。因此，秦始皇全力打擊貴族、打擊大戶，建立平民社會。他通過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老百姓家裏隻要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就必須分家，以此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他不再任用貴族當官，而是訓練大批“技術型官員”，並且將其任免權牢牢抓在自己手裏。他的目的很簡單：要掃平皇權與底層社會之間的一切障礙，把皇權擴張到每一個細胞，每個人都平等地成為皇帝的奴隸。
然而，貴族社會不是一下子能消滅的。皇權的擴張有其必然的規律，即使是再恐怖的癌細胞，也不可能一夜之間蔓延到全身。秦始皇背離傳統的高速急轉彎，終於導致秦朝的翻車。漢代以後的曆朝皇帝吸取秦代經驗，不得不從法家激進主義立場上，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先秦社會傳統。
“貴族社會”借屍還魂的方式很簡單，那就是漢代發明的“薦舉製”。所謂“薦舉製”，也就是由地方官推薦地方上的人才來當官。在無法進行大規模考試的背景下，官員們在“察舉”人才時，自然首先會在自己更熟悉的上層社會，甚至是同僚朋友之家尋找發現人才。因此王符在《潛夫論·交際篇》說，東漢末年“貢薦則必閥閱為前”，也就是說，推薦人才，總是以名門大族為先。仲長統也說：“天下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說明當時選拔官員先看其門第，已經形成一種慣例。底層社會的人才，除非特別傑出，聲名遠揚，否則很難進人地方官的視野。因此“薦舉製”的結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層社會壟斷。
所以盡管漢代特別是西漢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學入仕的個案，但是高級官員大多數都出身世家大族。《漢書》《後漢書》及主要漢碑中現在所能找到的兩漢“孝廉”<small>（就是被地方官推薦的人）</small>之中，能確定其出身的一共184人，其中出身於官員貴族之家的128人，出身於地方豪強大地主之家的11人，兩者相加，所占比例高達75%以上。
到三國時曹丕製定“九品中正製”後，士族子弟憑借高貴的門第，可以“世仕州郡”，幾乎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製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張澤鹹說：“楊堅代周，隻打擊了北周統治者宇文氏家族，對於關中士族以及齊、陳境內的河北、山東與江南的士族很少創傷。著名頭等大族崔、盧、李、鄭、王等姓在隋代仍是聲勢顯赫。”因此唐代門閥觀念依然盛行，比如李世民就有著濃厚的“門閥”情結，他即位之後，曾命高士廉修訂《氏族誌》，重新排列士族等級。雖然隋代就發明了科舉製，但科舉直到宋代才成為最主要的選官方式。唐代289年間，進士及第年平均隻有22名。唐代士族仍然在社會上具有排他性、世襲性的優勢，依然“官有世胄，譜有世官”。
因此，從漢到唐，中國社會兼具“平民社會”和“貴族社會”的雙重麵貌：一方麵，中國是專製集權的郡縣製國家，從體製上來講，官位都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貴族繼承。但另一方麵，“薦舉製”導致在皇帝和平民之間，又恢複了一個類似貴族的穩定而強大的“士族”階層。“門第”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最重要標準，雖然高級官位不再世襲，但卻由上層社會壟斷。因此，從漢代到唐代，中國社會可以稱為“半貴族社會”或者“士族社會”。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層社會中的人才除非極為突出，否則無法躋身上層社會。下層文化因此也就無法侵蝕到社會上層，類似於貴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就在這種上下隔離的半封閉狀態中發育成熟。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貴族傳統在郡縣官僚製的外殼下一定程度上悄悄複蘇。
對於“世襲”，我們一直持批判態度。其實在科舉製成熟以前，這種世襲也有其必然性。
在科舉製興起以前，底層社會的教育很不普及，教育資源基本上都被上層社會所壟斷。隻有上層社會才能提供完整、良好的教育。曾經有大臣問魏孝文帝，為什麽選官時那麽重視門第，孝文帝回答說：“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也就是說，“君子之門”子弟即使沒什麽特別突出的才能，但是長期受家族的教育和熏陶，通經史、習禮儀、熟悉典章製度，當起官來更有優勢。
和我們的想象不一樣，士族社會中，選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員政客的權力交易，而是家族聲望。一個家族的文化積累和門風傳統，是評價一個人的最重要標準。比如“<small>（魏元）</small>帝欲以<small>（荀）</small>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於是拜組為司徒。”也就是說，這個家族舊望清重，此人又忠勤顯著，這兩點決定他應該被委以重任。
個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礎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文化積累和文化名望的競爭。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許多門第之家綿延百世，背後支撐的是學術的力量：“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於外在權勢與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於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確實，從漢末到東晉初年，那些單純憑權力和財富而能世代沿續的大姓門第不多。經曆動蕩而留存下來的家族，基本都是憑名望服眾的士族。許多教育傳統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傳，根深葉茂。比如潁川鍾氏從漢代的鍾繇到唐朝中葉500年間，世係不斷，幾乎每代都有官宦。
這種情況導致世家大族對教育無不極其重視，為保持自己的文化優勢無不殫精竭慮。士族為了傳承家族精神，製定了林林總總的家誡、家訓、門律、門範、素範，家長辭世，也往往留有遺言、遺令、遺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顏氏家訓》一書，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經典。王伊同在《五朝門第》中說：“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處事，有以見異”，“巨宗重臣，鹹有訓誡”。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積澱和教育水平，確實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擬的。新起的家族門風教養與舊門也就是曆史久遠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說新語·簡傲》記載：東晉時，謝奕、謝安的弟弟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雖然謝氏在東晉已經是一流高門，但因門第晚出，仍然會被舊門阮氏公然蔑視。人們對門第的重視和對暴發戶的蔑視，無非就是因為其文化根基、家風和教養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會中，上層文化可以以家族為堡壘，一脈相承，越積累越深厚越精微，傳遞數代之後，上層文化的精神氣質越來越呈現貴族文化的特質。在中唐以前，以榮譽感為核心的上層文化一直是士族社會的主流文化，整個社會保持著強烈的文雅特質。而文化世家也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優秀人才，比如東漢的那些著名宰相與東晉的王謝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當中，絕大多數仍然是出身士族。
這是“魏晉風流”產生的不可忽視的文化背景。
在整個士族社會階段，魏晉的精神風貌最為特殊。魏晉士人的精神風骨，在從秦朝到晚清幾千年間，獨一無二，空前絕後。
魏晉士人縱性任情，飲酒嘯歌，其風度一直被後人追慕。孫登布衣蔬食，絕人間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阮籍“或閉門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許多士人的縱情越禮達到怪誕駭俗的程度。曆史上最有名的片斷，是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阮修則“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這些都令後世讀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們公然蔑視禮法，阮籍當眾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他在《大人先生傳》中說出這樣大逆不道之言：“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他們中的很多人視仕途為汙穢之地，在權力麵前表現出的傲慢令人吃驚：為拒做官，嵇康忍痛與山濤絕交；為拒權貴，阮籍曾一醉六十餘日。《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吏部尚書實在是不算低了，而且還是頻招，可王羲之卻“皆不就”，傳統中國社會以功名利祿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體係在魏晉時代坍塌了。
從這些言說、舉動和故事中，我們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戰國時代士人的傲視天地和獨立不羈。如果說士族社會中的漢朝和唐朝更像貴族時代的西周，整飭有序，禮樂輝煌，文化雍容大度，那麽魏晉就像貴族時代的春秋戰國，是一個個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極富創造力的時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與春秋戰國時代高度相似：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後，緊接著就是司馬氏建立西晉王朝，新王朝立足未穩，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永嘉之後，北方陷入十六國割據，江左出現了東晉政權。淝水之戰之後，南北對峙局麵正式形成。其後則是南朝、北朝政權的不斷更迭。
這個時代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態。許多士族富厚過於王侯。東晉士族莊園遍布江左，他們“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仆成軍，閉門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裏……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正如柳詒征所說：“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當時士大夫……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因此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製，天子隻能和士族分享權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罷黜天子，以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謗語。
在這種情況下，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許多舊門士人憑借門第資本，不再對權力俯首帖耳：“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small>（世族們）</small>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一些門第高貴的士人，甚至對門第不如他久遠的皇帝抱一種隱隱的睥睨之態。麵對政治權威，他們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許多人甚至不屑於為皇帝服務。
政治權威的崩潰，意味著儒學也不再是唯一價值體係，士人們的頭腦掙脫了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樊籬，思想文化領域獲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這是繼春秋之後第二個價值失範、禮崩樂壞的時代。“布衣橫議於下……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small>（《典論·論文》）</small>魏晉士人對莊子和佛學的興趣頭一次超過了儒家經典，由此導致了玄學的興起。
哲學是非功利的產物。在西方，哲學是貴族們的專利，因為他們沒有物質生活的壓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晉時代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於類似的環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著一種時髦的活動，叫做“清談”。其形式類似於現在的辯論會，人們挑選一個清幽安靜的場所，比如園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鋪開棋子方褥，靠著斑絲隱囊，手拿麈尾<small>（和拂塵差不多）</small>娓娓而談。他們激烈地辯論人究竟該怎樣活才算快樂？究竟什麽樣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協調個體和社會、“自然”和“名教”的關係？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數日不休。
因此，魏晉時代第一次出現了人的覺醒，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一時期的文學，主題集中在對人生意義的追尋，對死亡的思索和哀傷。像曹氏父子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詩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這種對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齊治平時代士人無暇也無意顧及的。
魏晉士人思考的結論是，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事的物質得失，也不在於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倫理教條的注解，而是在於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釋放。“竹林七賢”就是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這個文人群體優遊於山林之間，以縱酒談玄、放任灑脫著稱。
他們人品各異，觀點有別，人生際遇更不相同。但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認為人活著應該不受“名教”的約束，而應該向自我、人性、真情回歸。他們主“我”重“情”，特別強調一個“真”字。因此，才出現了種種後人不解的行為。
和“竹林七賢”一樣，魏晉士人普遍以“真”為美，珍視真本色、真性情。晉書上說：王羲之少年時代，就很有個性。郗虞卿聽說大族王氏家中，幾個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選婿。其他幾個孩子都竭力修飾自己以以待客，隻有王羲之，袒著肚子躺在東床上，神色自若地吃著胡餅。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說：“這個吃胡餅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於是把女兒嫁給了王羲之。<small>(《太平禦覽》卷第八百六十）</small>。
魏晉時代畫壇巨匠顧愷之身上“魏晉風度”更為典型。此人喜好清談，“好矜誇”“好諧謔”“率直通脫”，好吹牛，好開玩笑，史稱他言談舉止，“癡黔各半”，也就是說，有時很機巧，一語道破天機。有時又很難解，讓人莫名其妙。被時人稱做“三絕”<small>(畫絕、才絕、癡絕）</small>。他年少輕狂，曾經袋裏無錢，卻在瓦棺寺寫捐百萬，最後靠畫維摩詰一軀，贏得看畫人一捐逾百萬。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後實在不可多得。
東晉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氣絕佳。浙江紹興市西南十三公裏的蘭亭，四十一名峨冠博帶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蘭溪之畔，縱酒歡會。他們把一種叫作羽觴的輕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順流而下，流到誰的麵前，誰就要飲酒賦詩。眾人詩興大發，很快得詩三十五首。席中五十歲的王羲之更是逸興遄飛，他命人取出特製的鼠須筆和蠶繭紙，借著酒意，即席揮毫，為眾人寫下了一篇詩序。
坐中諸人可能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一天將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一個永遠的紀念日。連王羲之也沒有意識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經在他微醉之時不經意間誕生了。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衰落時代，卻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無比輝煌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與中國書法一樣，中國繪畫、文學、音樂、舞蹈、雕塑等都出現了突破性發展。顧愷之、陸探微等在中國繪畫史上劃時代的大家紛紛湧現。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山水田園詩，誕生了陶潛、謝靈運、謝朓等大詩人。在音樂領域，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直指內心的千古絕唱。
自由灑脫的“玄學”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使魏晉南北朝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複製的傳奇。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衰落時代，卻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井噴時期”。在這漫長而動蕩的四百年，中國藝術的各個方麵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現出繽紛絢麗、異彩紛呈的壯觀景象。它是中國曆史上“人的覺醒”的時代，“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這是由文明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於時代的撞擊之中。因為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在思想文化方麵提供了多元生機。因此，在士族社會中，最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時代，不屬於漢代，不屬於盛唐，而獨獨屬於魏晉南北朝這個紛紜複雜、號角聲不斷的時代。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動蕩時期春秋戰國，催生了先秦諸子，催生了百家爭鳴；第二個大動蕩時代魏晉南北朝，則催生了中華文明和藝術質的突變，為以後隋唐帝國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