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麗多彩的春秋戰國時代，被一個叫嬴政的人揮劍斬斷了。
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長城，而在於他建立了皇帝製度。皇帝製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製度。這種統治製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
皇帝一個人的意誌大於所有臣民意誌的總和。整個國家，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一切製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為核心。
皇帝製度的出現，意味著貴族社會的終結。西方的貴族社會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而中國的貴族社會在公元前三世紀就結束了。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比西方早消失了兩千年。這對中西方曆史的發展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秦始皇
在秦始皇以前，貴族的權力地位來自血統，而不是現任國王的恩賜。因此國王並不能隨意侵犯貴族的權利，更不能隨便動貴族們的封地。貴族有相當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甚至可以與國王分庭抗禮，對最高權力形成了很大的製約。這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梁啟超說，貴族政治是憲政民主政治的最好基礎：“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製之悍敵也。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楣，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
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製度之後，貴族階層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皇帝製度標誌著一種全新統治方式的誕生：整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爾所說，這是一種“普遍奴隸製，隻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對各國貴族大加殺戮，沒殺的也大部分流放或者遷徙。秦國原有的貴族，在皇帝製度建立之後，也幾乎沒有了特權，也和其他階層一樣淪為皇帝的奴仆。皇帝製度下，整個國家內沒有任何可以與皇權相抗衡的力量對皇權進行有效製約。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賜，一切權利都變得沒有保障。
皇帝製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大一統。隻有皇帝製度之下，才真正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秦始皇以前，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征戰不休，但是卻是自由、開放、多元的。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實現不了自己的抱負，感覺這個國王不尊重知識，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去施展。現在他沒別的選擇了，他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的統治之下，他沒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腳投票的權利。
至於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當然地位更為惡化。一個國家的國王過於殘暴，國民可以選擇向別的國家逃亡。因此國君們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製一些。而現在，全天下的人沒地方可逃了。他們隻能聽任秦始皇一個人作威作福。
統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隻有利益而懼怕的隻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麵的牲畜一樣。秦始皇是靠軍隊，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個曆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用長城和大海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囚禁獵物的大監獄，用依靠槍杆子和嚴刑峻法，把所有獵物都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在這個過程中他隻遇到了一個麻煩，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於是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眾的思想自由，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製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在皇帝製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製。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製體製抑製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以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紮，“奴隸性格”和“專製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統治下，中國文化特別是上層貴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毀滅性打擊。
沒有了貴族文化是什麽結果呢？俄國小說《淪落的人們》中的一段話，很好地總結了貴族精神消失的後果，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社會：“自從貴族開始餓死以後，生活裏就沒有人了……隻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麽？……商人不過是人麵獸心的家夥，暫時披著人皮罷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沒有祖國的概念，不知道還有比五戈比銅幣更高的東西……他們不但是貴族的敵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敵人，他們貪求無厭，不會把生活裝點得美麗些。”
換句話說，沒有了貴族，一個社會也就沒有了精神旗幟，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優雅。中國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優雅、高貴無處容身，而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現實主義、貧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small>（查爾斯·威爾伯）</small>貧窮使人的行為被現實利益完全控製，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風度，不再有超越性。貧困文化進一步沉淪，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為了一口吃的，什麽都幹得出來。日本人渡邊秀方這樣評價中國人：“中國人有什麽事都專講實利與自利的性質，所以商業方麵，是很拿手的。商業上所必要的寬大的忍耐的性質，是充分所有著。中國人別樣事情都是很遲鈍，唯商業方麵則非常機敏可敬……他們隻要能得錢，體麵、主義、意見那些麻裏麻煩的事都一概不講的。”
在秦始皇之後，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就是貧困文化或者說底層文化日益取代貴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漢之爭，就是底層文化戰勝貴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結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並且把底層氣質注入到最高政治當中。
漢高祖劉邦是一個起自底層的流氓。劉邦從小沒讀過書，也看不起讀書人，看到讀書人戴著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來，往裏撒尿。他沒有名也沒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劉老三”的意思。他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年近四十，還沒成家立業，隻不過在朋友幫助下混到了個小小的泗水亭長。亭長主要職掌“逐捕盜賊”，維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話來說，相當於鄉派出所所長。這個位置倒十分適合劉邦的流氓脾氣。
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公元前26年，楚漢交戰，劉邦的父親和妻子當了俘虜。項羽在軍前架起燒鍋，把劉邦的父親放在案板上，要挾劉邦說，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鍋。誰知劉邦居然嬉皮笑臉地說，當年咱倆曾結拜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們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別忘了給兄弟我留碗肉湯。項羽見劉邦一副流氓腔，沒有半點辦法，隻好拉倒。
項羽祖先是戰國時代的貴族，他身上殘留著貴族的高貴和高傲，是一個個性分明的偉丈夫。楚漢戰爭當中，一次兩軍對壘，劉邦手下一個神射手叫樓煩，連射死項軍三員大將。項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自己站出來了。“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複出。”就是說，樓煩想射項羽，項羽往那兒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聲，樓煩嚇得屁滾尿流，跑進軍營當中再也不敢出來了。
烏江之戰的結果更說明了項羽身上難以化解的貴族精神。烏江之戰，項羽本有機會逃亡，因為當項羽來到烏江邊時，有一條船在那裏等他。駕船的烏江亭長早早等在那裏，一心要營救項羽。他對項羽說，現在整個烏江之上，隻有臣這一隻小船，請大王立即上船，漢軍無論如何追不過江的。江東雖小，地方千裏，數十萬人，完全可以在那裏再成就霸業。然而項羽卻謝絕了亭長的好意。他隻是請亭長把他心愛的戰馬帶過江去，自己卻和隨扈親兵全都下馬步行，衝入重圍，同前來追殺的漢軍短兵相接。這無疑是一場寡不敵眾的戰鬥，也是一場無濟於事的戰鬥。項羽受傷十多處，最終不支，自刎身亡。項羽以戰死這種方式，維護了他最後的尊嚴。如果放棄戰鬥，舉手投降，那就不是項羽了。
項羽死得很光榮，然而這個光榮掩蓋不了這樣的事實：貴族精神和流氓精神鬥爭的結果，是貴族精神失敗了。貴族太好麵子，太講規則，而流氓則更厚黑。在一個惡化的生存環境中，後者當然更有競爭力。項羽的死，象征著貴族精神的失敗。滿嘴粗話的地痞劉邦的勝利，宣告了中國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證明，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中國，而隨機應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從那時候起，中國式競爭就變成了比誰更痞，誰更賴，誰的臉皮更厚，誰更殘忍不在乎。
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長城，而在於他建立了皇帝製度。皇帝製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製度。這種統治製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
皇帝一個人的意誌大於所有臣民意誌的總和。整個國家，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一切製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為核心。
皇帝製度的出現，意味著貴族社會的終結。西方的貴族社會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而中國的貴族社會在公元前三世紀就結束了。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比西方早消失了兩千年。這對中西方曆史的發展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秦始皇
在秦始皇以前，貴族的權力地位來自血統，而不是現任國王的恩賜。因此國王並不能隨意侵犯貴族的權利，更不能隨便動貴族們的封地。貴族有相當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甚至可以與國王分庭抗禮，對最高權力形成了很大的製約。這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梁啟超說，貴族政治是憲政民主政治的最好基礎：“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製之悍敵也。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楣，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
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製度之後，貴族階層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皇帝製度標誌著一種全新統治方式的誕生：整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爾所說，這是一種“普遍奴隸製，隻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對各國貴族大加殺戮，沒殺的也大部分流放或者遷徙。秦國原有的貴族，在皇帝製度建立之後，也幾乎沒有了特權，也和其他階層一樣淪為皇帝的奴仆。皇帝製度下，整個國家內沒有任何可以與皇權相抗衡的力量對皇權進行有效製約。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賜，一切權利都變得沒有保障。
皇帝製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大一統。隻有皇帝製度之下，才真正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秦始皇以前，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征戰不休，但是卻是自由、開放、多元的。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實現不了自己的抱負，感覺這個國王不尊重知識，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去施展。現在他沒別的選擇了，他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的統治之下，他沒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腳投票的權利。
至於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當然地位更為惡化。一個國家的國王過於殘暴，國民可以選擇向別的國家逃亡。因此國君們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製一些。而現在，全天下的人沒地方可逃了。他們隻能聽任秦始皇一個人作威作福。
統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隻有利益而懼怕的隻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麵的牲畜一樣。秦始皇是靠軍隊，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個曆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用長城和大海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囚禁獵物的大監獄，用依靠槍杆子和嚴刑峻法，把所有獵物都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在這個過程中他隻遇到了一個麻煩，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於是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眾的思想自由，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製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在皇帝製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製。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製體製抑製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以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紮，“奴隸性格”和“專製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統治下，中國文化特別是上層貴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毀滅性打擊。
沒有了貴族文化是什麽結果呢？俄國小說《淪落的人們》中的一段話，很好地總結了貴族精神消失的後果，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社會：“自從貴族開始餓死以後，生活裏就沒有人了……隻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麽？……商人不過是人麵獸心的家夥，暫時披著人皮罷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沒有祖國的概念，不知道還有比五戈比銅幣更高的東西……他們不但是貴族的敵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敵人，他們貪求無厭，不會把生活裝點得美麗些。”
換句話說，沒有了貴族，一個社會也就沒有了精神旗幟，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優雅。中國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優雅、高貴無處容身，而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現實主義、貧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small>（查爾斯·威爾伯）</small>貧窮使人的行為被現實利益完全控製，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風度，不再有超越性。貧困文化進一步沉淪，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為了一口吃的，什麽都幹得出來。日本人渡邊秀方這樣評價中國人：“中國人有什麽事都專講實利與自利的性質，所以商業方麵，是很拿手的。商業上所必要的寬大的忍耐的性質，是充分所有著。中國人別樣事情都是很遲鈍，唯商業方麵則非常機敏可敬……他們隻要能得錢，體麵、主義、意見那些麻裏麻煩的事都一概不講的。”
在秦始皇之後，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就是貧困文化或者說底層文化日益取代貴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漢之爭，就是底層文化戰勝貴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結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並且把底層氣質注入到最高政治當中。
漢高祖劉邦是一個起自底層的流氓。劉邦從小沒讀過書，也看不起讀書人，看到讀書人戴著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來，往裏撒尿。他沒有名也沒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劉老三”的意思。他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年近四十，還沒成家立業，隻不過在朋友幫助下混到了個小小的泗水亭長。亭長主要職掌“逐捕盜賊”，維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話來說，相當於鄉派出所所長。這個位置倒十分適合劉邦的流氓脾氣。
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公元前26年，楚漢交戰，劉邦的父親和妻子當了俘虜。項羽在軍前架起燒鍋，把劉邦的父親放在案板上，要挾劉邦說，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鍋。誰知劉邦居然嬉皮笑臉地說，當年咱倆曾結拜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們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別忘了給兄弟我留碗肉湯。項羽見劉邦一副流氓腔，沒有半點辦法，隻好拉倒。
項羽祖先是戰國時代的貴族，他身上殘留著貴族的高貴和高傲，是一個個性分明的偉丈夫。楚漢戰爭當中，一次兩軍對壘，劉邦手下一個神射手叫樓煩，連射死項軍三員大將。項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自己站出來了。“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複出。”就是說，樓煩想射項羽，項羽往那兒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聲，樓煩嚇得屁滾尿流，跑進軍營當中再也不敢出來了。
烏江之戰的結果更說明了項羽身上難以化解的貴族精神。烏江之戰，項羽本有機會逃亡，因為當項羽來到烏江邊時，有一條船在那裏等他。駕船的烏江亭長早早等在那裏，一心要營救項羽。他對項羽說，現在整個烏江之上，隻有臣這一隻小船，請大王立即上船，漢軍無論如何追不過江的。江東雖小，地方千裏，數十萬人，完全可以在那裏再成就霸業。然而項羽卻謝絕了亭長的好意。他隻是請亭長把他心愛的戰馬帶過江去，自己卻和隨扈親兵全都下馬步行，衝入重圍，同前來追殺的漢軍短兵相接。這無疑是一場寡不敵眾的戰鬥，也是一場無濟於事的戰鬥。項羽受傷十多處，最終不支，自刎身亡。項羽以戰死這種方式，維護了他最後的尊嚴。如果放棄戰鬥，舉手投降，那就不是項羽了。
項羽死得很光榮，然而這個光榮掩蓋不了這樣的事實：貴族精神和流氓精神鬥爭的結果，是貴族精神失敗了。貴族太好麵子，太講規則，而流氓則更厚黑。在一個惡化的生存環境中，後者當然更有競爭力。項羽的死，象征著貴族精神的失敗。滿嘴粗話的地痞劉邦的勝利，宣告了中國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證明，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中國，而隨機應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從那時候起，中國式競爭就變成了比誰更痞，誰更賴，誰的臉皮更厚，誰更殘忍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