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症也許是一種生理上的病，但是類似這樣的病症，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也可能有，一旦有了這樣的病，其實非常可怕。
近代中國，失語症是不願意變革者患的。我們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發變革之意，始於19世紀的60年代。幫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國的地方實力派，在內戰過程中領教了太平天國洋槍洋炮的厲害，也嚐到了洋槍洋炮的甜頭，開始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設想落到實處。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為當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領了北京的英國人法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多少開了點竅。1860年之後，一些強勢的地方督撫開始洋務運動，而北京，不僅有了一個被洋人逼出來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了承包給洋人的總稅務司，奕甚至想設立一個專門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校——同文館。這樣的學校，不消說，是請洋人來教的。
不過，這個時候的中國，不想變革、不正視西方存在的士大夫還是相當多。盡管接二連三打了敗仗，但是他們總覺得中國在文化上的優勢依然不可動搖，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後吐出來了嗎？就算不吐出來，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來，早晚也得跟滿人一樣，學習漢人，尊孔讀經，開科取士。每次洋人進來的時候，總有傳說出來，說洋人在占領地開科取士，考的居然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所以，當變革到來之際，頑固守舊的人沒有失語，他們發聲抗議了。抗議聲一邊是流言蜚語、街頭巷議、諷刺嘲罵，一邊是一個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軍八旗的底子，科舉高第，從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學家，跟曾國藩齊名。為人清正，學問也不錯，弟子門生滿天下。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抗議，所依仗的武器，卻是理學的陳年舊貨，連詞句都沒更新。在他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學習西方，隻要發揮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國就可以在戰爭中獲勝，仁義忠信可以為幹戈舟楫。而中國近來一連串的失敗，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沒有發揮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學天文曆算，中國之大，不愁沒有本土人才，何必從外麵聘請？
當年垂簾聽政的西太後，雖然沒有上過學，更不知道西學是什麽東西，但卻親身經曆了中國軍隊在洋人麵前的慘敗，伴隨自己的夫君鹹豐皇帝逃到了熱河，過了好一陣衣食不周，連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義忠信為幹戈舟楫的大話，說說可以，當真則成了笑話。不過，倭仁說中國自己有西學人才的說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費要少些。於是，太後下令倭仁趕緊推薦這方麵的人才。沒想到反倒將了倭仁一軍，他老先生不過隨口一說，哪裏找人去，理學家的帽子戴著，又不好撒謊，於是隻好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兒有這樣的人才。西太後看在皇帝老師的份上，也沒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隻是讓他隨時留心，如果發現了，趕緊推薦上來。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惡作劇，還是西太後要用倭仁牽製奕，突然之間，倭仁發現自己得了一項新的官銜——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有這樣頭銜的人，在朝中還有幾個，都是熱心洋務之人。此時，把一個反對洋務，極不喜歡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為這樣一個專門辦洋務，跟洋人辦交涉的衙門的大臣，看起來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認真的倭仁，卻受不了這樣的搞笑。如果西太後真的想用倭仁來牽製奕的話，她找錯人了。因為一想到要和洋人辦交涉，倭仁就要變大頭娃娃了。結果任命下來不久，倭仁差點沒從馬上栽下來，從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風。後來雖然經過治療，好了一點，但兩年之後，還是因此而翹了辮子。現在史家流行的說法是，倭仁故意從馬上摔下來，好借此推掉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是不對的，倭仁的確是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會玩這樣的詐術。
倭仁之死，標誌著中國相當一部分思想頑固的士大夫，開始患上了失語症。
初患失語症的人還是能發聲的，聲音最大的是一個名叫劉錫鴻的人。不過，此人僅僅是位做過留洋副使的光祿寺少卿，人品和學問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做過郭嵩燾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來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卻跟郭嵩燾反目成仇，非常無聊地拚命攻擊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對洋務的借口，則是所謂的風水迷信。比如說，在中國修建鐵路，是敗壞中國的風水，會惹怒山神水怪。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義忠信低了一個檔次，不過是民間底層文化怪力亂神的陳詞濫調。可以說，到此為止，頑固保守的聲音，已經因病而嘶啞了。
隻是，在當時，不管什麽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製造麻煩。由於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為政府也並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於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於形式。
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得好的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並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製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麵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則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的變化。對他們來說，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接挑戰的意誌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隻是，在嚴峻的國難危機麵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對於朝廷發動的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後二元權力結構，擔心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西太後，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一百天後，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後，保守勢力為西太後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權的法寶，居然隻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最終能讓西太後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出道理，隻有靠欺詐和權術。而義和團恰好被頑固勢力所利用，充當了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於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後的加持，於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圖借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於變革的憂慮。
不願變革者的最後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後，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1894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後。庚子以後，在慘痛的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後，並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後對康梁的敵視，製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的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複。甚至在軍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撫對於新軍的歧視。隻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於西太後個人的原因，盡管她讚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政府由於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之後，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擊的表現。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後，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了谘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願表達，有了體製內的正式平台。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準議會的平台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麵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麵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都抓到自己手裏。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台，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並不彰顯的革命話語，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隻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係，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變成它們的小夥計。由於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於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係，比征服之使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並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體係、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隻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麵對現實，學習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隻有日本通過自身的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最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麵對，乙不行，丙還得接著麵對。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隻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後轉，就注定失語。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敗得非常難看。
近代中國，失語症是不願意變革者患的。我們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發變革之意，始於19世紀的60年代。幫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國的地方實力派，在內戰過程中領教了太平天國洋槍洋炮的厲害，也嚐到了洋槍洋炮的甜頭，開始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設想落到實處。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為當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領了北京的英國人法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多少開了點竅。1860年之後，一些強勢的地方督撫開始洋務運動，而北京，不僅有了一個被洋人逼出來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了承包給洋人的總稅務司，奕甚至想設立一個專門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校——同文館。這樣的學校，不消說，是請洋人來教的。
不過，這個時候的中國，不想變革、不正視西方存在的士大夫還是相當多。盡管接二連三打了敗仗，但是他們總覺得中國在文化上的優勢依然不可動搖，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後吐出來了嗎？就算不吐出來，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來，早晚也得跟滿人一樣，學習漢人，尊孔讀經，開科取士。每次洋人進來的時候，總有傳說出來，說洋人在占領地開科取士，考的居然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所以，當變革到來之際，頑固守舊的人沒有失語，他們發聲抗議了。抗議聲一邊是流言蜚語、街頭巷議、諷刺嘲罵，一邊是一個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軍八旗的底子，科舉高第，從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學家，跟曾國藩齊名。為人清正，學問也不錯，弟子門生滿天下。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抗議，所依仗的武器，卻是理學的陳年舊貨，連詞句都沒更新。在他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學習西方，隻要發揮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國就可以在戰爭中獲勝，仁義忠信可以為幹戈舟楫。而中國近來一連串的失敗，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沒有發揮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學天文曆算，中國之大，不愁沒有本土人才，何必從外麵聘請？
當年垂簾聽政的西太後，雖然沒有上過學，更不知道西學是什麽東西，但卻親身經曆了中國軍隊在洋人麵前的慘敗，伴隨自己的夫君鹹豐皇帝逃到了熱河，過了好一陣衣食不周，連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義忠信為幹戈舟楫的大話，說說可以，當真則成了笑話。不過，倭仁說中國自己有西學人才的說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費要少些。於是，太後下令倭仁趕緊推薦這方麵的人才。沒想到反倒將了倭仁一軍，他老先生不過隨口一說，哪裏找人去，理學家的帽子戴著，又不好撒謊，於是隻好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兒有這樣的人才。西太後看在皇帝老師的份上，也沒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隻是讓他隨時留心，如果發現了，趕緊推薦上來。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惡作劇，還是西太後要用倭仁牽製奕，突然之間，倭仁發現自己得了一項新的官銜——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有這樣頭銜的人，在朝中還有幾個，都是熱心洋務之人。此時，把一個反對洋務，極不喜歡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為這樣一個專門辦洋務，跟洋人辦交涉的衙門的大臣，看起來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認真的倭仁，卻受不了這樣的搞笑。如果西太後真的想用倭仁來牽製奕的話，她找錯人了。因為一想到要和洋人辦交涉，倭仁就要變大頭娃娃了。結果任命下來不久，倭仁差點沒從馬上栽下來，從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風。後來雖然經過治療，好了一點，但兩年之後，還是因此而翹了辮子。現在史家流行的說法是，倭仁故意從馬上摔下來，好借此推掉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是不對的，倭仁的確是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會玩這樣的詐術。
倭仁之死，標誌著中國相當一部分思想頑固的士大夫，開始患上了失語症。
初患失語症的人還是能發聲的，聲音最大的是一個名叫劉錫鴻的人。不過，此人僅僅是位做過留洋副使的光祿寺少卿，人品和學問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做過郭嵩燾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來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卻跟郭嵩燾反目成仇，非常無聊地拚命攻擊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對洋務的借口，則是所謂的風水迷信。比如說，在中國修建鐵路，是敗壞中國的風水，會惹怒山神水怪。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義忠信低了一個檔次，不過是民間底層文化怪力亂神的陳詞濫調。可以說，到此為止，頑固保守的聲音，已經因病而嘶啞了。
隻是，在當時，不管什麽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製造麻煩。由於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為政府也並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於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於形式。
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得好的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並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製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麵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則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的變化。對他們來說，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接挑戰的意誌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隻是，在嚴峻的國難危機麵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對於朝廷發動的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後二元權力結構，擔心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西太後，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一百天後，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後，保守勢力為西太後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權的法寶，居然隻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最終能讓西太後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出道理，隻有靠欺詐和權術。而義和團恰好被頑固勢力所利用，充當了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於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後的加持，於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圖借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於變革的憂慮。
不願變革者的最後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後，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1894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後。庚子以後，在慘痛的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後，並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後對康梁的敵視，製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的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複。甚至在軍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撫對於新軍的歧視。隻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於西太後個人的原因，盡管她讚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政府由於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之後，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擊的表現。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後，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了谘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願表達，有了體製內的正式平台。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準議會的平台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麵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麵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都抓到自己手裏。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台，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並不彰顯的革命話語，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隻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係，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變成它們的小夥計。由於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於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係，比征服之使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並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體係、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隻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麵對現實，學習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隻有日本通過自身的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最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麵對，乙不行，丙還得接著麵對。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隻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後轉，就注定失語。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敗得非常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