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後十年，清國留學生去日本的最多，因為一來成本低、手續簡便，連簽證都不要，買張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貴。二來，中國人認為，留學是為了學習西方，日本人學西方學得最好，有現成的經驗，我們隻需要把這經驗學過來，就萬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學，變服飾沒有問題，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餘韻，讓穿慣了滿人“胡服”的漢人留學生，還感到有些親切。學日本學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學日本官員穿西裝，都沒有問題。因為清朝的體製對人們穿什麽沒有明確規定，有這個空子可以讓留學生們鑽。但是對於腦袋後麵的辮子，就不一樣了。對於漢人來說，那是歸順的象征；對於滿人來說，則是國族的標誌。所以，剛去日本的留學生們，雖然一下船就感覺到了辮子的尷尬，但多數不敢輕舉妄動，隻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把辮子盤在頭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辮子的存在。進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會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後麵罵“強強”（日語，豬尾巴的意思）。當然，進了學校，也擋不住日本同學異樣的目光。到了日本，盡管有官方的留學監督管著，但畢竟難免遭遇革命黨人。革命黨的宣傳，關於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聽進去，反滿的主張肯定是易於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學日本學軍事的，也照樣聽得進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國之後倒不見得還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間，好多人都接近革命黨。個中的奧妙，很大程度上在腦袋後麵那根辮子。已經實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遲遲不肯放棄辮子，依舊把有無辮子作為政治正確與否的象征，實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裏，中國人的辮子就是一種落後、愚昧而且醜陋的象征。把辮子說成豬尾巴(pig tail)，其實是西方人的發明，日本人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不過，清國留學生回國之後，腦後就不好這樣空著，無論做官、為軍還是做公辦學校的教師，都得買條假辮子。回國沒了讓人嘲罵的環境，而且飯碗要緊，所以上班公幹或者參加典禮的時候，不管真假，腦後都得垂條辮子。當然，各級長官也都知道這些人的辮子是假的，但沒人說破，更沒有人揭開帽子看看。隻有少數有真辮子的同事，總是在背後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兒街上的閑人，就像現在喜歡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樣，指指戳戳。現在是發現一個隆胸的興奮半日，當初則熱衷在男人腦後找蹊蹺。其實，找了、說了也白搭，因為即使個別人告到衙門，衙門也從不糾治。
其實，既然學習西方，西方的價值觀、審美觀就必然要進來。在鄉下，已經習慣了留辮子的農夫農婦，也許依舊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辮子為美，但城裏人，尤其是能接觸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變了。自古以來，政治的道理總是抵不過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強權壓著。強權壓不住，就隻能變通，明明知道這些人辮子已經剪了，硬是假裝不知道。隻要你肯裝上一根假的，我就權當你是真的。這情形，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官話和套話，沒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兒，私下裏也說他也不信。一個報告，一個文件，甚至一個課題，具體內容另當別論，隻要安上一個官話、套話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沒問題了。就像東漢時期，孝道是人人都講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愛，也要先講一番道理，說這是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理論。
從本質上講，辮子也好，官話也好，都不應該是政治正確或者政治忠誠的象征。或者說，政治正確，沒有什麽象征。現代社會，民眾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確所在。如果總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著假大空談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這樣的假大空到處走，走在堂皇的廟堂之上，讓百姓講誠信，豈可得乎？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辮子的存在。進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會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後麵罵“強強”（日語，豬尾巴的意思）。當然，進了學校，也擋不住日本同學異樣的目光。到了日本，盡管有官方的留學監督管著，但畢竟難免遭遇革命黨人。革命黨的宣傳，關於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聽進去，反滿的主張肯定是易於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學日本學軍事的，也照樣聽得進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國之後倒不見得還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間，好多人都接近革命黨。個中的奧妙，很大程度上在腦袋後麵那根辮子。已經實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遲遲不肯放棄辮子，依舊把有無辮子作為政治正確與否的象征，實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裏，中國人的辮子就是一種落後、愚昧而且醜陋的象征。把辮子說成豬尾巴(pig tail)，其實是西方人的發明，日本人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不過，清國留學生回國之後，腦後就不好這樣空著，無論做官、為軍還是做公辦學校的教師，都得買條假辮子。回國沒了讓人嘲罵的環境，而且飯碗要緊，所以上班公幹或者參加典禮的時候，不管真假，腦後都得垂條辮子。當然，各級長官也都知道這些人的辮子是假的，但沒人說破，更沒有人揭開帽子看看。隻有少數有真辮子的同事，總是在背後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兒街上的閑人，就像現在喜歡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樣，指指戳戳。現在是發現一個隆胸的興奮半日，當初則熱衷在男人腦後找蹊蹺。其實，找了、說了也白搭，因為即使個別人告到衙門，衙門也從不糾治。
其實，既然學習西方，西方的價值觀、審美觀就必然要進來。在鄉下，已經習慣了留辮子的農夫農婦，也許依舊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辮子為美，但城裏人，尤其是能接觸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變了。自古以來，政治的道理總是抵不過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強權壓著。強權壓不住，就隻能變通，明明知道這些人辮子已經剪了，硬是假裝不知道。隻要你肯裝上一根假的，我就權當你是真的。這情形，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官話和套話，沒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兒，私下裏也說他也不信。一個報告，一個文件，甚至一個課題，具體內容另當別論，隻要安上一個官話、套話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沒問題了。就像東漢時期，孝道是人人都講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愛，也要先講一番道理，說這是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理論。
從本質上講，辮子也好，官話也好，都不應該是政治正確或者政治忠誠的象征。或者說，政治正確，沒有什麽象征。現代社會，民眾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確所在。如果總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著假大空談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這樣的假大空到處走，走在堂皇的廟堂之上，讓百姓講誠信，豈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