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跟總理衙門一樣，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組成部分。後世一提起洋務運動，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這兩項內容。但是，跟總理衙門不一樣的地方是，總理衙門被逼的成分多一點，辦這個衙門，清朝政府方麵積極性有限。從形式到內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洋人講，這就等於你們要的外交部，對國內人講，看，我們總理各國的事務，還等於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門裏的人，從一溜兒總理衙門大臣到辦事的章京，都是從別的衙門臨時湊來的，等於偌大的一個機構，沒有人員編製。安著心，等形勢轉好，不怕洋人的時候，就將這個衙門給撤了。
但是，同文館稍有不同，這是所學校，要入學習西方學問的學校，聘請的教師都是洋人。當初辦的時候，指定從翰林院和其他衙門裏正途出身的人員挑選，也就是說，打算讓中國當時科舉製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輕的科門高第、進士翰林來學的。主事的恭親王奕，經過太平天國戰爭和英法聯軍的入侵，所得教訓深刻，明白西方來的洋人非同小可，怎麽也得跟人家學點什麽，才能應付未來的變局。雖然打的是學習天文曆算的招牌，實際上就是學西學。對奕來說，給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個專門跟洋人打交道的機構，多少還是一種恥辱，但學人家東西，算是知己知彼，絕對有必要。讓中央政府裏的年輕精英來學，起點高，學生素質也高，可以立竿見影，速見功效。
然而，這樣的如意算盤，卻遭到一個人的強烈阻擊，這個人就是倭仁。倭仁，蒙軍旗人，科舉出身，是當年旗人中少有的飽學之士，跟曾國藩一樣，一路從翰林庶吉士、編修、侍講、侍讀、學士這樣走過來，屬於標準的詞臣。也同曾國藩一樣，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講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學問優長，領袖士林。隻是，在時代的大變局麵前，曾國藩的選擇是與時俱進，麵對西方，而倭仁則抱殘守缺，固守中國本位，對洋人深惡痛絕，把屁股對著西方。在同文館醞釀期間，他同時擔任同治皇帝的老師，深受東西兩宮太後的信任。無疑，來自他的阻擊，是來頭挺大的，但阻擊的子彈，卻隻是土槍裏的鉛沙。他說，中國人不需要學西洋的東西，我們的忠信仁義即可以為幹戈舟楫。如果實在要學，也無需聘請洋人，因為中國地方大、人才多，找國產貨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馬上有詔書說讓他推薦這樣的人才。當然，倭仁就是那麽一說，自己夾袋裏根本沒有這樣的人才。沒法子，隻好不再做聲。這時，上麵又有旨意，說要倭仁隨時留意，發現這樣的人才即刻推薦。接著，最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討厭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作為眾大臣之一，跟著奕和文祥一起辦洋務。有近代史論者說他接到這個任命之後，故意從馬上跌下，以足疾為由辭掉了差事，其實並不確切。當年的倭仁的確差點從馬上栽了下來，但絕非故意為之，而是真的鬱悶生了病，所謂的痰厥之症，小中風了。這病的確跟讓他做總理衙門大臣有關，但並非裝的。過了沒幾年，倭仁還真的因為這個病，一病不起。
倭仁沒有鬥過奕，不止是兩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講不過奕的道理。西太後雖然沒受過什麽教育，但卻是個明白人，忠信仁義可以做幹戈舟楫的鬼話，無論如何沒法讓她相信。倭仁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有人說是奕戲弄倭仁，其實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這樣一個同事，奕還真的很難受。況且，這種大事，盡管當時奕是首席軍機又兼議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規矩，他也說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後想要借倭仁牽製一下日漸“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個真性情的漢子，討厭洋人，還真就身體力行，實踐到底，順便把自己氣病了。隻是，倭仁阻擊失敗了，但同文館卻也沒有辦好。當日倭仁的阻擊，背後有強大的輿論支撐，京師上下，同文館非議紛紛。翰林院加上各個衙門的精英，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做“鬼穀先生”弟子的。一時間，跟洋人學習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兒。一個個進士出身的“孔門弟子”，集體抵製同文館。即使有個別想進的，在眾口鑠金的情況下，也隻能縮了。
無奈，奕他們隻好退而求其次，又因為輿論壓力，強調“政治正確”、出身可靠，隻能在貧苦旗人中選人。即使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館優厚的待遇才來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還有八兩銀子津貼。就這樣，第一批也僅僅隻有七十人報考。這些人人學之後，毫不客氣地將旗人懶散的習氣帶了進來，吃喝玩樂都行，就是學習糊糊塗塗。據同文館出身的齊如山說，他們同學學了九年俄語的，連俄文字母都背不下來。而學英文學得最好的張德彝，後來派到中國駐英國使館做翻譯，據嚴複講，連日常用語都翻錯。張德彝在西方轉了好些年，寫的遊記居然記錄了大量西方的兒童遊戲，沒多少正經事。
國家用重金請來外教，花大筆的銀子辦學，最後辦成了這個樣子，連所外文學校都資格不夠，離奕當初的意圖，差了不止十萬八千裏。同文館興辦之初的一場風波，還真的吹掉了這個中國第一所官辦新式學堂，讓它有名無實，直到最後並入京師大學堂。
但是，同文館稍有不同，這是所學校，要入學習西方學問的學校，聘請的教師都是洋人。當初辦的時候，指定從翰林院和其他衙門裏正途出身的人員挑選，也就是說，打算讓中國當時科舉製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輕的科門高第、進士翰林來學的。主事的恭親王奕，經過太平天國戰爭和英法聯軍的入侵，所得教訓深刻，明白西方來的洋人非同小可，怎麽也得跟人家學點什麽，才能應付未來的變局。雖然打的是學習天文曆算的招牌，實際上就是學西學。對奕來說，給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個專門跟洋人打交道的機構，多少還是一種恥辱，但學人家東西，算是知己知彼，絕對有必要。讓中央政府裏的年輕精英來學，起點高，學生素質也高，可以立竿見影，速見功效。
然而，這樣的如意算盤，卻遭到一個人的強烈阻擊，這個人就是倭仁。倭仁，蒙軍旗人，科舉出身，是當年旗人中少有的飽學之士，跟曾國藩一樣，一路從翰林庶吉士、編修、侍講、侍讀、學士這樣走過來，屬於標準的詞臣。也同曾國藩一樣，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講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學問優長，領袖士林。隻是，在時代的大變局麵前，曾國藩的選擇是與時俱進，麵對西方，而倭仁則抱殘守缺，固守中國本位，對洋人深惡痛絕，把屁股對著西方。在同文館醞釀期間，他同時擔任同治皇帝的老師，深受東西兩宮太後的信任。無疑，來自他的阻擊，是來頭挺大的，但阻擊的子彈，卻隻是土槍裏的鉛沙。他說，中國人不需要學西洋的東西，我們的忠信仁義即可以為幹戈舟楫。如果實在要學，也無需聘請洋人，因為中國地方大、人才多，找國產貨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馬上有詔書說讓他推薦這樣的人才。當然，倭仁就是那麽一說，自己夾袋裏根本沒有這樣的人才。沒法子，隻好不再做聲。這時，上麵又有旨意，說要倭仁隨時留意，發現這樣的人才即刻推薦。接著，最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討厭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作為眾大臣之一，跟著奕和文祥一起辦洋務。有近代史論者說他接到這個任命之後，故意從馬上跌下，以足疾為由辭掉了差事，其實並不確切。當年的倭仁的確差點從馬上栽了下來，但絕非故意為之，而是真的鬱悶生了病，所謂的痰厥之症，小中風了。這病的確跟讓他做總理衙門大臣有關，但並非裝的。過了沒幾年，倭仁還真的因為這個病，一病不起。
倭仁沒有鬥過奕，不止是兩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講不過奕的道理。西太後雖然沒受過什麽教育，但卻是個明白人，忠信仁義可以做幹戈舟楫的鬼話，無論如何沒法讓她相信。倭仁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有人說是奕戲弄倭仁，其實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這樣一個同事，奕還真的很難受。況且，這種大事，盡管當時奕是首席軍機又兼議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規矩，他也說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後想要借倭仁牽製一下日漸“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個真性情的漢子，討厭洋人，還真就身體力行，實踐到底，順便把自己氣病了。隻是，倭仁阻擊失敗了，但同文館卻也沒有辦好。當日倭仁的阻擊，背後有強大的輿論支撐，京師上下，同文館非議紛紛。翰林院加上各個衙門的精英，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做“鬼穀先生”弟子的。一時間，跟洋人學習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兒。一個個進士出身的“孔門弟子”，集體抵製同文館。即使有個別想進的，在眾口鑠金的情況下，也隻能縮了。
無奈，奕他們隻好退而求其次，又因為輿論壓力，強調“政治正確”、出身可靠，隻能在貧苦旗人中選人。即使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館優厚的待遇才來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還有八兩銀子津貼。就這樣，第一批也僅僅隻有七十人報考。這些人人學之後，毫不客氣地將旗人懶散的習氣帶了進來，吃喝玩樂都行，就是學習糊糊塗塗。據同文館出身的齊如山說，他們同學學了九年俄語的，連俄文字母都背不下來。而學英文學得最好的張德彝，後來派到中國駐英國使館做翻譯，據嚴複講，連日常用語都翻錯。張德彝在西方轉了好些年，寫的遊記居然記錄了大量西方的兒童遊戲，沒多少正經事。
國家用重金請來外教，花大筆的銀子辦學，最後辦成了這個樣子，連所外文學校都資格不夠，離奕當初的意圖，差了不止十萬八千裏。同文館興辦之初的一場風波，還真的吹掉了這個中國第一所官辦新式學堂，讓它有名無實，直到最後並入京師大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