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文化,常常要說到長城。從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16世紀,在大約2200年的時間裏,先後有19個朝代修建過長城,所修的長城累計有10萬公裏以上。三次浩大的長城修建工程,是在秦、漢和明代。現今存有遺跡的主要是明長城,從東邊入海口的山海關開始,一直到沙漠深處的嘉峪關,全長6700公裏,時斷時續,其中北京北郊一段數百公裏的長城保護得最好。


    長城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工程,參與人數之多、延續時間之長、工程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無出其右。長城在英文中寫作the great wall,意為偉大的城牆,這是恰如其分的。它的萬裏身軀橫跨了大半個中國,見證了中國的漫長曆史,也記載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和平的願望


    中國人為什麽要修長城?在秦始皇時代,每二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參與修建過長城。兩千多年來,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矢誌不渝地修長城,一定有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20世紀初,埃德加?蓋洛,一位英國長城研究者、旅行家,在考察長城之後說:“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在潛心研究和平的藝術,並從心裏鄙視那些窮兵黷武的武夫。”他認為,長城是祈求和平的象征。中國人知道,堆積石塊總比拋擲石塊傷人好,保護生靈的城牆總比掩埋屍體的壕溝好。長城是和平的標誌,是人們在和平的願望下修建的。綿延萬裏的長城,包含著這個東方民族要過安寧生活的強烈願望。一個愛和平的民族,實在不願打仗,才會投入這麽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長城。中國文化從本質上不富於侵略性,世世代代修長城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這一點的說明。


    中國人經曆了無數次的戰爭,戰爭的毀滅性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修建長城有說不盡的艱辛,甚至不少人也因此付出生命。但與慘烈的戰爭相比,人們似乎更願意選擇前者。


    長城的修建,與反對戰爭的願望是聯係在一起的。漢代一位不知名的詩人站在長城下,寫道:“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一場戰爭過後,屍橫遍野,驍勇的戰馬都在戰鬥中被打死,隻有一匹劣馬在蒼涼的蘆葦叢中嘶鳴。這首詩流傳廣遠,它表達了人民憎惡戰爭的心情。元代詩人薩都剌登臨北京北郊的居庸關,寫道:“居庸關,何崢嶸,上天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爭。”他在長城旁,發出了世世代代無戰爭的祈願。


    長城在中國曆史上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冷兵器時代,長城在軍事防禦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尤其在防禦北方民族所謂“馬背上的進攻”方麵,效果是明顯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長城給予民族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它的實際軍事價值比起來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修建長城的人,付出無限的辛勞,他們得到的最大補償,就是得到一個安寧的許諾。他們相信,長城能保護他們的家園,保護他們的家庭的平安,保護他們的收成。處在惴惴不安中的人,又怎能過好生活!  在隔離中融合


    我們從一道逶迤萬裏的長城中,不僅看到了隔離,也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生存之道。


    中國特殊的地理結構和氣候特點,使得自古以來,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發展格局。溫暖的南方以農業為主,而寒冷的北方則以畜牧業為主。南方具有相對發達的農業文明,而北方則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農業文明需要穩定,所以厭惡戰爭。而北方在馬背上的民族驍勇善戰,遊牧生活的流動性很強,畜牧業生產又具有單一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造成對南方農業的依賴,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常常南下,有時並非出於擴張的需要,倒是出於生活的需要。


    中國自兩千多年前的秦代以來,南方居民常常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脅,秦有獫狁,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回紇,宋有契丹、女真、蒙古等等,這些北方民族都曾屢屢南下,南北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民族衝突。在這種對抗中,南方脆弱的軍隊往往占劣勢。北方遊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的組織性和機動性強,騎兵行程一日千裏,威脅著南方的生存。長城雖然不是萬無一失的保護手段,但畢竟提供了一個具有一定功效的護衛屏障。


    長城敵樓


    一道高牆將兩種不同的文化實體隔離開來,限製了交流的自由,古代中國人出關、入關的艱難,令人歎息。長城的隔離對南北文化的交流的確起到了阻礙的作用。


    但是這樣的人為阻隔,又給各自的文化發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間,將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降到了最低點。長城的修築,削弱了遊牧民族對中原農業區的威脅,保護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同時,也逼迫北方民族改變自己掠奪性的方式,發展自己的文明,為雙方之間的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礎。


    沒有長城,中國的曆史將會重寫,中國南北民族融合的進程也會大受影響。孫中山說:“由今觀之,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於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漢時代矣。如是則中國民族必無漢唐之發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種族也。”我們不能不佩服孫中山綜觀曆史的偉大戰略眼光。


    中國曆史上,曾形成過所謂長城經濟帶,尤其在長城的數十個關口中,形成了南北雙方“往來長城下”的格局。雖然交流雙方受到了一定的限製,但長城作為一種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規定了人們行為的位置,進而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在很長時間裏,長城兩邊的農、牧兩大經濟體互相依存,長城之內的農業經濟需要長城之外的畜牧業和藥業的補充,而長城之外的遊牧民族對農業經濟的依存則更深,長城成了農、牧經濟的匯聚線。長城的存在造成了新的經濟發展格局。  長城的“精神”


    修建長城的艱苦,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無數人離鄉背井,告別了親人,來到北地,長年累月地辛勞,有的人便將生命永遠留在這裏。在兩千多年的時間中,超過億萬人在這裏奉獻他們的辛勞甚至生命,創造出這一舉世罕見的奇跡。漢語中“眾誌成城”的成語,說的正是這件事。


    在與長城有關的傳說中,孟薑女的故事尤其動人。孟薑女是秦始皇時代的一位女子,她的丈夫去修長城,她在家中思念不已,於是萬裏迢迢去尋夫。到了長城腳下,一位同鄉告訴她,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屍骨就埋在長城下。於是,孟薑女在長城下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一段段長城倒下了。


    慕田峪長城一段


    中國人在修建長城過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孟薑女的傳說反映了百姓承擔的苦難和內心的辛酸。但不能由此推論出,中國人憎恨長城。孟薑女的故事中透露出對暴君秦始皇的憎恨,卻沒有對長城本身的詛咒。人民沒有理由去詛咒一道保護自己的安全屏障。


    長期以來,長城還被中國人當作一種精神力量的象征。巍峨的長城,橫亙在中國的北方,它的存在就說明,眾誌可以成城,群體團結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創造人間奇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就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歌詞,激勵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的複興而團結奮鬥。


    長城的建設,顯示出中國人難以想象的意誌力。看今天北京郊外的明長城,高牆在陡峭的山脊上延伸,人攀登上去尚且困難不已,而要在薄薄的山脊上建築巨大的城牆堡壘,它需要付出怎樣的辛勞。當年的施工沒有今天的機械化工具,其艱難程度可以想見,沒有堅強的意誌是無法完成的。長城的建設者,絕對不是有人說的是“將自己封閉起來的懦夫”,而是頂天立地的壯士。   長城的美


    長城的確是“偉大的城牆”,它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建築。長城的美,就體現在它的雄奇博大上,它不僅縱橫萬裏,體量巨大,而且大開大合,如同一位書法家,在無垠的天幕上留下的壯麗墨跡。


    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在創造和欣賞長城的獨特的美。如長城烽火台的設計可以說極盡奇思妙想。為了傳遞信息,一有戰端,在夜晚就舉火示意,在白天就於烽火台上燃起煙火,人們謂之“狼煙”,狼煙四起,在曠野之中繚繚升騰,十分壯觀。


    長城是防禦工事,但它不是簡單地建一道單調乏味的城牆,將敵人攔在牆外,它是一個複雜的防禦體係,由城牆、敵樓、關城、墩堡、營城、衛所、烽火台等組成。烽火台、敵樓等綿延長城的一個個節點,為無限延伸的城牆注入變化的節奏,造成長城起伏跌宕的氣勢。長城不是直線的延伸,而是蜿蜒曲折,筆走龍蛇,伏脈萬裏。我們今天登上長城遠看,總覺得內心中有一種回環往複的意味在回蕩,無法抑製的情感隨著長城的龍脈而婉轉,我們感受到一種流動的氣韻。


    司馬台長城


    長城這種跌宕起伏、回旋流動的氣勢和韻味,在司馬台長城體現得最充分。


    司馬台長城在北京郊外,是一段明長城。有人說,長城之美,盡在司馬台;司馬台之美,盡在險峻中。


    司馬台長城建在陡峭的山脊上,山脊委婉曲折,長城的身段也隨著山勢而起伏,忽而落入深淵之下,忽而躍於山頂之上。它就像一條巨龍,一會兒到一片蒼鬆翠柏的深山中豪飲山泉,一會兒又到高高的天穹上舞動身姿。


    司馬台長城最險處是名為雲梯和天橋的兩段不長的路段。雲梯號稱為“萬裏長城險絕處”,它是單麵牆體,有的地方不過半米,人走在其中,兩側為懸崖陡壁,像一個直梯子一樣向上直接躍升,勢如山立。雲梯之上有天橋,長約百米,橋麵極窄,真是“猿猱欲度愁攀援”(李白)。


    司馬台長城的最高處是望京樓,到此處,可以縱目四望,長城盡覽眼中,此時你看到的長城如同倒掛在懸崖峭壁之上——一條正在抖動而飄飛的彩帶。這裏有連綿不斷的村落,偎依著群山,輕煙嫋嫋,一片祥和。再向遠處望,北京城隱然在目。有人說,這裏才是北京城的至深至美之處,你到了這裏就會覺得這並非妄言。這種美,使你真正感到人的創造力的偉大,把你投入一種恍惚與讚歎的愉悅之中。


    司馬台長城的建築受到人們廣泛稱譽。這裏有35座敵樓,每一座都綺麗壯觀,樓分兩層,端坐於綿延的長城之上。樓以大方石塊壘成,堅固穩實。經過歲月的洗禮,敵樓的牆麵斑駁陸離,一幅飽經滄桑的畫麵,也記載著長城曾有過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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