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記載孫武的兵學思想的古代經典,共13篇,約六千字。孫武是春秋末期人,由齊入吳,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他的出生年代據推算是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540年之間。由於《孫子兵法》的很多內容帶有戰國時代的特征,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孫子兵法》有可能是完成於戰國中期,它記錄“孫子學派”的軍事思想,這個學派的創始人則是孫武。


    據統計,中國古代兵書,從先秦到清代,有三千多種。在所有的兵書中,最高的經典是《孫子兵法》。它最有戰略高度,最有哲學色彩,最側重運用之妙,最為後代兵家所重視,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它是“百代談兵之祖”。  充滿智慧的戰略思想


    《孫子兵法》的戰略思想十分豐富,充滿智慧。我們舉出其中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先計而後戰。


    用兵之前,要在廟堂之上對敵我雙方的各種因素進行比較研究,這就是“計”。這種“計”,主要要考慮五個方麵:道、天、地、將、法。孫子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首先是“道”。道是民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就是“人和”。接下去是“天”、“地”。“天”主要指時令,寒熱二氣的消長。“地”指地勢的遠近、險易、廣狹、高下,同時還要講戰勢的“死地”(危險地帶)和“生地”(安全地帶)。再接下去是“將”、“法”。“法”是管理軍隊的“法”。“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這些都屬於“法”。孫子說的這五個方麵,屬於19世紀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說的“戰略要素”。判斷戰鬥力的強與弱,決定某一場戰爭可以打還是不可以打,預測打的後果是什麽,不能單獨看其中一種或兩種戰略要素,而要看所有這些要素的強弱及其組合狀況。這體現出孫子思想的整體性思維的特點。


    第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這是《孫子兵法》中流傳最廣的名言。


    上麵說在廟堂上要從五個方麵對敵我雙方進行比較計算,這樣做的前提就是要知彼知己,了解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知彼當然不易,因為敵方不會讓你了解他的真實情況,他一定會采取保密措施,進行偽裝,製造假象,給你假情報,總之要把你搞糊塗,讓你受騙上當。同樣,知己也不容易。自己方麵的民心如何?將領的才能與心理狀況如何?士兵的士氣與訓練狀況如何?等等。這些也並不是一目了然的,有時也會出現許多假象。曆史上常有這種戰例,明明軍隊已經不能打了,但將領對國君隱瞞實際情況,結果一交戰就全軍覆沒。所以孫子強調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又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就是說,知己而不知彼,知彼而不知己,知己知彼而不知地知天,勝利都隻有一半的概率,隻有知己知彼而又知地知天,勝利才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朱雀銜環杯   西漢


    第三,“兵以詐立”。


    孫子說:“兵者,詭道也。”又說:“兵以詐立。”他認為用兵必定要用詭詐之道,這是重要的戰略思想。這個思想又被後來的兵家概括為“兵不厭詐”。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也專門討論“詭詐”,他說“戰略”這個名稱就是來源於詭詐這個詞,所以戰略本來就具有詭詐的性質。


    兵以詐立,所以要“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也就是要製造假象來迷惑敵人。


    兵以詐立,所以要“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就是要用種種辦法來引誘敵人犯錯誤,使敵人的將領狂暴自滿,使敵人內部分崩離析,使敵人四處疲於奔命,乘敵人混亂之際奪取勝利。


    兵以詐立,所以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在敵人完全意料不到的時間和地點對其發動攻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是《孫子兵法》的名言。


    用兵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靠的就是兵不厭詐。兵不厭詐,就是以無限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就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四,“不戰而屈人之兵”。


    竹節形帶鉤   戰國


    孫子談用兵,並不強調一開始就給敵方以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和打擊,相反,他認為這種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和打擊是最下策。他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國”在這裏是指一個國家或中心城市,“軍”為1萬人編製,“旅”為500人編製,“卒”為100人編製,“伍”為5人編製。孫子的意思是說,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勝利,並不是殺人越多越好,因此應該盡力避免對城市的破壞和對人的傷害。敵方的一個城市,你能完整地拿過來最好,敵方的軍隊,你能用最小的殺傷而取勝也最好。這就是全利原則。孫子反對無限使用暴力。唐代杜甫有詩:“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也是這個意思。所以孫子接下去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就是說,老是靠打仗取得勝利,並不值得讚揚,能用政治、外交、心理以及各種威懾手段取得勝利,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攻城是最下策,因為古代城市中有宗廟和祖墳,守城一方必然拚死抵抗,所以攻城所造成的人員的犧牲和財富的破壞必然極大。孫子的這些論述,包含了對於今天所謂整體戰爭的深刻理解。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  利用對立因素造“勢”


    《孫子兵法》蘊涵豐富的哲學思想,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學者的重視。


    戰爭中的形勢瞬息萬變,是世界上最有流動性的東西。孫子強調,用兵者要想取勝,必須善於把握這種變化的形勢。他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又強調,在戰爭中,特別要重視對立因素的相互轉化。他說:“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亂”和“治”、“怯”和“勇”、“弱”和“強”,這些對立的東西,並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互相轉化的。在戰爭中,轉敗為勝,轉勝為敗,都是常見的事。所以孫子強調“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就是要用兵者從正反兩方麵來考慮利害得失。他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這就是告誡用兵者,不要隻看到有“利”的一麵,還要看到有“害”的一麵。這就是辯證法。他又說:“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這就是告誡用兵者,在戰爭中有些事情不要做過頭,不要做絕了,過了頭就會走向反麵,所謂“物極必反”。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就是辯證法。


    孫子對於戰爭中這種對立因素的轉化,不是靜止的分析,而是著眼於闡述如何創造條件,推動對立的因素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麵轉化,也就是製造一種有利於自己的態勢。例如他說:“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說:“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而擊寡者,則吾之所戰者約矣。”這就是教導用兵者,要善於采用種種方法來分散敵人的兵力,使敵人由“眾”轉化為“寡”,而使自己由“寡”轉化為“眾”,形成“以眾擊寡”的態勢,用絕對優勢的兵力打擊分散薄弱的敵人,從而取得勝利。《孫子兵法》中充滿了這種利用對立因素來造“勢”的活生生的辯證法。例如孫子提出的“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後人發,先人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等策略,都是運用對立因素互相轉化的辯證思維,推動戰場上的整體態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麵轉化。這就是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調動敵人就範。致於人,就是陷於被動,處處被敵方牽著鼻子走。  “慎戰”的警告


    《孫子兵法》是一部兵學經典,它提出一整套在戰爭中取勝的戰略戰術,但是它並不鼓勵當政者好戰,相反,它一再警告當政者要“慎戰”。


    《孫子兵法》一開頭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說,戰爭是關係士兵和百姓生死以及國家存亡的大事,決不可輕易發動。在全書快結尾時,他又再一次重複這種警告:“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就是說,國君決不可因為一時動怒就發動戰爭,將帥也決不可因為心情不好就興兵打仗。一定要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動怒了可以變為歡喜,心情不好也可以變好,但國家滅亡了就不可能再存在,人死了也不可能再複活。對此國君必須萬分慎重,將帥也必須萬分小心,這是保證國家、軍隊安全的大道理。


    《孫子兵法》自始至終是教人善戰,但同時又自始至終強調戰爭的殘酷性和嚴重性,警告當政者、用兵者要慎戰,這充分表現了作為軍事思想家的孫子的仁者胸懷。


    孫子“慎戰”的思想為戰國中期軍事家孫臏所繼承。同《孫子兵法》一樣,孫臏所作的《孫臏兵法》在教用兵者如何善戰的同時,也發出警告:“十戰而十勝,將善而生過者也。”“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意思是說,十戰十勝,未必是什麽好事情。好戰的人,一心隻想通過戰爭去奪取勝利的人,早晚會滅亡,使自己見辱於天下。


    《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所說的“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十戰而十勝,將善而生過者也”,以及“樂兵者亡”等話,體現出仁者的憂思,語重心長,在當今核戰爭的陰影下,尤其值得所有掌握核戰爭“按鈕”的決策者記取。  孫子的智慧超出軍事領域


    從唐代開始,《孫子兵法》開始傳播到國外。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有一位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把《孫子兵法》從中國帶回日本。公元15世紀,《孫子兵法》傳到李氏朝鮮。公元17世紀時,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著作已多達一百七十多種。1772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阿米奧(漢名叫錢德明)翻譯的《孫子兵法》在巴黎出版。這一年,拿破侖三歲。1860年,《孫子兵法》有了俄譯本。後來,英、德、意、捷、越、希伯來、羅馬尼亞等各種文字版本相繼問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著名的軍事家和學者對《孫子兵法》的軍事謀略日益重視和推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說,世界上所有的軍事學院都應把《孫子兵法》列為必修課程。《孫子兵法》新的譯本和研究《孫子兵法》的著作也越來越多。


    繁陽劍   戰國晚期


    隨著《孫子兵法》在世界範圍內廣為傳播,它的影響逐漸超出軍事領域,變成很多人從經濟、政治、文化、外交、人生等多種角度吸取智慧的經典。很多人認為,《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軍事哲學的著作,而且是一部謀略哲學的著作。所謂謀略哲學,就是把戰爭中克敵取勝的智謀和策略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和原則,因而可以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據日本作家守屋淳說,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和日本軟銀集團總裁孫正義,還有在世界杯足球比賽場上連勝11場的葡萄牙足球隊教練斯科拉裏,他們都把《孫子兵法》隨時帶在身邊,可以說是愛不釋手。美國網上零售巨頭亞馬遜公司評選的2001年度全美最暢銷的人文書籍就是《孫子兵法》。(《中國古典的啟示》,載日本《21世紀》2007年2月號)


    全世界都在吸取孫子的智慧。正如美國蘭德公司(美國的重要戰略研究機構)的學者波拉克斯所說:孫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樣具有永恒的價值。這種智慧屬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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