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忘了，死者是同凶手發現過爭執的，這一點完全可以解釋女死者為什麽那麽晚出門！”偵查人員反駁道，“爭吵後離家出走是很多女性慣用的對抗方式！而恰恰是凶手不願意她出走，於是用血腥的暴力來解決問題！”
“在死亡時間上麵，已經無爭論的必要了。”張法醫解圍道，“無論是哪種情況，凶手是熟人可以確實無疑！”
“不！如果時間往前推移至白天，完全會有其他的可能性！”我說，“雖然現場門窗封閉，沒有破壞性的出入口，但在白天的條件下，陌生人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入室內！此外，如果凶手是熟人，受害人沒有防備而突然遭到攻擊，而且刀刀致命，她的手上不應該有如此多的抵抗傷！”
“那麽小男孩所說的‘恐龍’叔叔怎麽解釋？如果不是熟人所為，小孩怎麽會認識他？”偵查人員反問道。
我第一次被別人問得語塞。雖然覺得他的思路有問題，但就是無法找到交鋒的駁斥理由！那些以前信手拈來的論據此時就如同劉嫣的影子一般，明知存在，卻無從尋找，於是心裏隻有幹著急！——這個案子恐怕很懸！
此後，他們的偵查思路依然是從女死者的熟人著手，查找那個小男孩所說的“恐龍”叔叔，還有給女死者寫信的人。前期工作已告一段落，我見自己沒有繼續呆下去的必要，便向分局的領導作了請示，隨後回到自己的單位上班。
很久以後，當我回過頭來看這件案子的問題出在哪裏時，終於發現他們推理的論據，僅來源於那個的士司機的證言，但卻忽視了這個證言的真實性。他們似乎忘了，那個司機鄰居說自己見過女死者與不同的男性交往，但後來的調查結果是，與其交往的隻有同居的那一名男子！
我沒有抓住疑點追究下去，是因為當時對自己沒有了信心，劉嫣、小男孩……，很多清晰的、模糊的臉孔不斷地浮現，成為幹擾我思考的思維亂碼，已經判斷不出事物的本來麵貌了！
後來的案件偵破，果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般順利。死者的身份一直沒有查清楚，寫信的人沒有找到，同居的男人更是無從尋找，專案組民警大海撈針般地調查了一段時間後，無功而返。偵查工作持續了個把月時間，最後終於掛了起來！
聽說他們最後有所醒悟，按著我提出的思路調查了一段時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錯過了尋找事情真相的時機。案件的偵破是有一個最佳時間的，我們習慣稱之為黃金時間段，過了這個時間段，很多線索會自然或人為地消失，導致偵破工作變得越來越艱難。——刑偵專家一般把這個黃金時間劃定在案發後的七天內！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小男孩的神態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一直以來，總會有一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著說：“嗨，你還欠著兩條人命呢！”
記得師父鍾任之曾在課堂上說，欠什麽也不能欠人命！我們當時都笑了，那樣淺顯的道理何需他說。然而當一個人真正欠下了這樣的債時，才能真實地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舉目所及，滿世界都是憂傷，所有的事物都帶著悲哀的顏色！
第二十章 心理谘詢師（一）
星期五那天，心理醫生張德生打電話過來，問我什麽時候去他那裏。我才記起很長時間沒有接受心理輔導了，於是約定第二天去他那裏。
看心理醫生是師父鍾任之最初的建議，他見我出事後，很長一段時間情緒不穩定，生怕出什麽問題。
那時我剛來北江市，陌生的環境可以將一個人隱藏得很深，沒有人相識，用不著跟沒有好感的人假惺惺地打招呼，可以藏匿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偷窺眾生，這讓我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於是極不情願跟陌生的人打交道，躲在一個人的世界裏自得其樂，心裏還不時發出洋洋自得的竊笑！而師父的建議無異於讓我赤裸裸地暴露於他人的審視之下，讓我當時極為反感！
“你認為我有精神病？”聽到他的建議時，我毫不客氣地這樣問他。
“不一定非得有精神病才看心理醫生。”他說，“就算是多交個朋友也未嚐不可。”
“朋友應該是平等條件下的交往，不是自以為可以站在心靈的高處，對別人進行居高臨下的說教！”
“沒有人能把自己淩駕於他人之上，心理醫生也不能！有這樣感覺，隻不過是你把自己置於他人之下罷了！”
但是我沒把他的話當回事，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認識張德生源自於一起殺人案件。——似乎我的大部分相識者，都是通過案子認識的，這讓我覺得有些悲哀！
那件案子與之前記述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說，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不相同。然而我們法醫所看到的不幸，幾乎如出一轍，有著輪回般的重複特性，如果把這些特性繪成形狀，幾乎可以重疊。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能分清不同的案子，而且能很快回憶起不同案件的場景！對於這一點，我和其他法醫探討過，我們認為之所以能區分彼此，應該是因為對不同案件所感受的角度不同！
我記得因為那件案子，自己和師父鍾任之發生了爭執，這是唯一一次與他之間發生的爭執，因此印象深刻。我記得當時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後來事實證明我是正確的，師父才笑著說：“好吧，你贏了！”
可是師父後來的一番話，讓我並沒有勝利的喜悅，而是體會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說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想用他的方式刺激一下我，使我從自己的世界裏走出來，恢複對外界的觸覺。但在別人麵前，尤其是自己徒弟的麵前示弱，這是一件多麽不容易的事。其實想來，他當時的心裏想必五味雜陳！
要說的這件事，發生在兩年前。
那天早晨我剛到辦公室上班，就有人到刑警隊報案。
報案的是一個40來歲的男人，衣著整潔，舉止端莊。他說自己的妻子失蹤了。
“我愛人失蹤了！”那個男人對潘雲說，神情憂傷，“已經有一個多星期沒有見過她了。”
“失蹤前有沒有什麽異常嗎？”潘雲倒了一杯水給他，問道。
“沒有！看起來都很正常！”那個男子接過水低頭喝了一口。
“親戚朋友家裏有沒有找過？”
“找了，都說沒有見過她！”
“你最後見她是在什麽地方？”
“在家裏！她給孩子做完飯就出去了，一直沒回來。”男人拉拉衣領，把脖子往裏縮著。
“你同她吵過架沒有？”
“沒有！當然沒有！”那個男人激動起來，“我同她的感情很好的！”
“先別激動，我不過是想詳細了解一下情況。”潘雲說道。
“我沒有激動！”那個男人說。
……
我們都認識那個男人，他叫孫其，是一個退伍軍人。四年前因為傷害他人被我們刑警隊抓過，坐了兩年牢！
對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他傷害的對象很特殊，是他自己的妻子！——當時他拿了一把菜刀追砍一個有矛盾的人，妻子攔住他，把他抱住。他就砍了妻子三刀，其中一刀砍在她臉上，從此妻子的牙齒就突到了嘴唇外。
失蹤有很多種原因，通常情況下，需要進行初步調查，才能決定是否立案。孫其走後，潘雲安排董建國帶人到失蹤者的家裏調查情況。
董建國很快就打電話回辦公室，說是在失蹤者家裏發現了情況，讓派法醫過去勘查現場。我們聽懂了這其中的潛台詞，於是心不由得馬上提了起來！
那時，刑警隊有個法醫退休，人手不夠。師父鍾任之剛好從學校放假回家探親，還專程來看我，潘雲知道後，軟磨硬泡地將他請了過來幫忙。
這是我和師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共事，讓我很有點莫名的興奮。
我們趕到孫其家。這是一個破舊的小區，房子是二十多年前修建的，院落裏倒滿了生活垃圾沒人打掃。大部分原來的居民搬走了，剩下一些生活困難的住戶和租住的外來人口，孫其家就屬於其中之一！他家位於一棟樓房的三樓，是租住的房子，孫其從牢裏出來後一直和妻子住在一起，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女兒。
“鄰居說已經有一、兩個月沒看見孫其的老婆了！”董建國對我們說，“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女兒也同時失蹤！”
可孫其分明隻說他妻子失蹤了一個多星期！我心裏隱隱約約有不詳的預感。
“在死亡時間上麵，已經無爭論的必要了。”張法醫解圍道，“無論是哪種情況，凶手是熟人可以確實無疑！”
“不！如果時間往前推移至白天，完全會有其他的可能性！”我說，“雖然現場門窗封閉，沒有破壞性的出入口，但在白天的條件下，陌生人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入室內！此外，如果凶手是熟人，受害人沒有防備而突然遭到攻擊，而且刀刀致命，她的手上不應該有如此多的抵抗傷！”
“那麽小男孩所說的‘恐龍’叔叔怎麽解釋？如果不是熟人所為，小孩怎麽會認識他？”偵查人員反問道。
我第一次被別人問得語塞。雖然覺得他的思路有問題，但就是無法找到交鋒的駁斥理由！那些以前信手拈來的論據此時就如同劉嫣的影子一般，明知存在，卻無從尋找，於是心裏隻有幹著急！——這個案子恐怕很懸！
此後，他們的偵查思路依然是從女死者的熟人著手，查找那個小男孩所說的“恐龍”叔叔，還有給女死者寫信的人。前期工作已告一段落，我見自己沒有繼續呆下去的必要，便向分局的領導作了請示，隨後回到自己的單位上班。
很久以後，當我回過頭來看這件案子的問題出在哪裏時，終於發現他們推理的論據，僅來源於那個的士司機的證言，但卻忽視了這個證言的真實性。他們似乎忘了，那個司機鄰居說自己見過女死者與不同的男性交往，但後來的調查結果是，與其交往的隻有同居的那一名男子！
我沒有抓住疑點追究下去，是因為當時對自己沒有了信心，劉嫣、小男孩……，很多清晰的、模糊的臉孔不斷地浮現，成為幹擾我思考的思維亂碼，已經判斷不出事物的本來麵貌了！
後來的案件偵破，果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般順利。死者的身份一直沒有查清楚，寫信的人沒有找到，同居的男人更是無從尋找，專案組民警大海撈針般地調查了一段時間後，無功而返。偵查工作持續了個把月時間，最後終於掛了起來！
聽說他們最後有所醒悟，按著我提出的思路調查了一段時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錯過了尋找事情真相的時機。案件的偵破是有一個最佳時間的，我們習慣稱之為黃金時間段，過了這個時間段，很多線索會自然或人為地消失，導致偵破工作變得越來越艱難。——刑偵專家一般把這個黃金時間劃定在案發後的七天內！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小男孩的神態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一直以來，總會有一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著說：“嗨，你還欠著兩條人命呢！”
記得師父鍾任之曾在課堂上說，欠什麽也不能欠人命！我們當時都笑了，那樣淺顯的道理何需他說。然而當一個人真正欠下了這樣的債時，才能真實地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舉目所及，滿世界都是憂傷，所有的事物都帶著悲哀的顏色！
第二十章 心理谘詢師（一）
星期五那天，心理醫生張德生打電話過來，問我什麽時候去他那裏。我才記起很長時間沒有接受心理輔導了，於是約定第二天去他那裏。
看心理醫生是師父鍾任之最初的建議，他見我出事後，很長一段時間情緒不穩定，生怕出什麽問題。
那時我剛來北江市，陌生的環境可以將一個人隱藏得很深，沒有人相識，用不著跟沒有好感的人假惺惺地打招呼，可以藏匿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偷窺眾生，這讓我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於是極不情願跟陌生的人打交道，躲在一個人的世界裏自得其樂，心裏還不時發出洋洋自得的竊笑！而師父的建議無異於讓我赤裸裸地暴露於他人的審視之下，讓我當時極為反感！
“你認為我有精神病？”聽到他的建議時，我毫不客氣地這樣問他。
“不一定非得有精神病才看心理醫生。”他說，“就算是多交個朋友也未嚐不可。”
“朋友應該是平等條件下的交往，不是自以為可以站在心靈的高處，對別人進行居高臨下的說教！”
“沒有人能把自己淩駕於他人之上，心理醫生也不能！有這樣感覺，隻不過是你把自己置於他人之下罷了！”
但是我沒把他的話當回事，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認識張德生源自於一起殺人案件。——似乎我的大部分相識者，都是通過案子認識的，這讓我覺得有些悲哀！
那件案子與之前記述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說，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不相同。然而我們法醫所看到的不幸，幾乎如出一轍，有著輪回般的重複特性，如果把這些特性繪成形狀，幾乎可以重疊。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能分清不同的案子，而且能很快回憶起不同案件的場景！對於這一點，我和其他法醫探討過，我們認為之所以能區分彼此，應該是因為對不同案件所感受的角度不同！
我記得因為那件案子，自己和師父鍾任之發生了爭執，這是唯一一次與他之間發生的爭執，因此印象深刻。我記得當時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後來事實證明我是正確的，師父才笑著說：“好吧，你贏了！”
可是師父後來的一番話，讓我並沒有勝利的喜悅，而是體會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說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想用他的方式刺激一下我，使我從自己的世界裏走出來，恢複對外界的觸覺。但在別人麵前，尤其是自己徒弟的麵前示弱，這是一件多麽不容易的事。其實想來，他當時的心裏想必五味雜陳！
要說的這件事，發生在兩年前。
那天早晨我剛到辦公室上班，就有人到刑警隊報案。
報案的是一個40來歲的男人，衣著整潔，舉止端莊。他說自己的妻子失蹤了。
“我愛人失蹤了！”那個男人對潘雲說，神情憂傷，“已經有一個多星期沒有見過她了。”
“失蹤前有沒有什麽異常嗎？”潘雲倒了一杯水給他，問道。
“沒有！看起來都很正常！”那個男子接過水低頭喝了一口。
“親戚朋友家裏有沒有找過？”
“找了，都說沒有見過她！”
“你最後見她是在什麽地方？”
“在家裏！她給孩子做完飯就出去了，一直沒回來。”男人拉拉衣領，把脖子往裏縮著。
“你同她吵過架沒有？”
“沒有！當然沒有！”那個男人激動起來，“我同她的感情很好的！”
“先別激動，我不過是想詳細了解一下情況。”潘雲說道。
“我沒有激動！”那個男人說。
……
我們都認識那個男人，他叫孫其，是一個退伍軍人。四年前因為傷害他人被我們刑警隊抓過，坐了兩年牢！
對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他傷害的對象很特殊，是他自己的妻子！——當時他拿了一把菜刀追砍一個有矛盾的人，妻子攔住他，把他抱住。他就砍了妻子三刀，其中一刀砍在她臉上，從此妻子的牙齒就突到了嘴唇外。
失蹤有很多種原因，通常情況下，需要進行初步調查，才能決定是否立案。孫其走後，潘雲安排董建國帶人到失蹤者的家裏調查情況。
董建國很快就打電話回辦公室，說是在失蹤者家裏發現了情況，讓派法醫過去勘查現場。我們聽懂了這其中的潛台詞，於是心不由得馬上提了起來！
那時，刑警隊有個法醫退休，人手不夠。師父鍾任之剛好從學校放假回家探親，還專程來看我，潘雲知道後，軟磨硬泡地將他請了過來幫忙。
這是我和師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共事，讓我很有點莫名的興奮。
我們趕到孫其家。這是一個破舊的小區，房子是二十多年前修建的，院落裏倒滿了生活垃圾沒人打掃。大部分原來的居民搬走了，剩下一些生活困難的住戶和租住的外來人口，孫其家就屬於其中之一！他家位於一棟樓房的三樓，是租住的房子，孫其從牢裏出來後一直和妻子住在一起，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女兒。
“鄰居說已經有一、兩個月沒看見孫其的老婆了！”董建國對我們說，“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女兒也同時失蹤！”
可孫其分明隻說他妻子失蹤了一個多星期！我心裏隱隱約約有不詳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