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企業像衙門
中國曆史的裏兒和麵兒 作者：張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近代以後，洋務企業興起。這些企業與傳統的官營工商業不同，使用的是新式機器、雇傭了大量工人、按照西方工廠形式組織生產。這些新興的企業依然受製於政府公權力，浸染了深厚的官場習氣，非但沒有逃脫國有企業的窠臼，行政化、官僚化反而更加嚴重了。
洋務企業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官辦企業”，比如江南織造局、輪船招商局、安慶軍械所等。官府直接任命官員為企業負責人，按照官府組織形式配置管理層，根據官場的作息、習慣和標準來生產經營。比如“（江南）製造局積弊，再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委員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第二類是“官督商辦”的企業，名義上“商辦”，實際經營管理大權依然操在官僚手中。官府委派一批官僚來企業“督辦”、“會辦”、“幫辦”。
西方人考察中國近代企業時，常常奇怪工廠裏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在若無其事地閑坐、喝茶、聊天，此外還有更多的人為他們端茶倒水、聽候使喚。不用說，這些人就是衙門派人“監督”、“幫助”企業經營的官員。這些人除了偶爾訓斥工人外，從不過問企業經營，主要精力放在了迎來送往和“跑衙門”上。他們所爭的是企業的級別：到底是朝廷直轄的企業，還是省級創辦管理的，或是州府縣的小企業？似乎進了高一級的企業，就進了更高一級的衙門，有更好的“官途”。企業被當成了攀比級別的機關、論資排輩的場所。
李宗仁年少的時候曾經去類似的企業——紡織習藝廠做過工，在晚年回憶錄中向我們描繪了官辦企業的內部情形：
這時候，各省正在試辦“新政”，廣西省新設獎勵工商業的“勸業道”，並在桂林城內設立“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招收二百學徒，學習紡織。……這習藝廠是由桂林城內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廠的目的是訓練一班學徒用新式方法來改良舊式的木機織布。這在當時算是新式的工廠，規模很大，廠長似由勸業道道台自兼，訓練也還認真。我們的廠長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廠內自然也有些官場應酬。我記得廠中當局有時在廠內請客，規模極大。我們學徒隻可從遠處看去，那一派燈光人影、呼奴喚婢的場麵，真是十分煊赫。
我在這廠內一共學了半年關於紡織的初步技術——從下水漿紗，到上機織布，我都學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春初，我十六歲時，學習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設廠的初意，原為改良農村手工業，增加農民副業生產，我回家之後，大家都歡喜，就買了一部新式木機，從事織布。才過半年，由於家人對織布一事，無太大興趣，也就算了。這時父親又已應聘到姑丈家教館，我便又跟著父親到姑丈家讀書，而姑丈對織布倒頗有興趣，他在桂林買了一部木機，要我教表姐們織布。誰知我在習藝廠所學的，僅是一些皮毛，故漿紗時，把紗漿焦了，一旦上機，隨織隨斷，弄得十分尷尬。後來我又曾應聘到別村李姓家裏教織布，可是均告失敗。
為什麽國有企業在清朝末期爆發“衙門化”呢？
第一，清末出現的工商企業並不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它們資金需求量大、占地廣、事務繁重，包括引進外國技術、官吏和人才等，到處需要與官場打交道。公權力很輕易就侵入了近代企業。
第二，此時中國社會已經被“官本位”思想徹底攻陷。有能力者，無不思得一官半職。官場冗員充斥，比如南京城裏“驢多、婊子多、候補道多”，都能填補全國的道台職位了。衙門一旦發現了洋務企業這塊新大陸，還不把它們當作安置冗員的出口、官員的蓄水池？江蘇是洋務企業的聚居地，往往一家企業裏有一名候補光祿卿、兩名候補按察使、四五名候補道台和知府，至於候補的知縣、縣丞等就要數以十計了。同樣，創辦企業者也自覺不自覺地向衙門靠攏，看臉色，比級別，申請“紅帽子”，自動行政化了。
第三，在官本位思潮衝擊下，中國的私人工商業者不是將剩餘資金投入再生產，而是拿來“投資”官場。穩妥之人拿錢來置地，轉變為地主，然後花重金設置家塾，請最好的先生教導子弟，希望後代能夠科舉高中，踏入官場正途；急躁之人則拿賺來的錢捐官買官，直接在有生之年過過官癮。總之，他們不是想著如何延續工商事業，而是急著和工商業洗刷幹係，躋身社會“主流”。這也是為什麽清末的近代事業大多官辦，私人企業不強的重要原因。
官辦或者“督辦”的近代企業雖然不像傳統國有企業那樣兼具行政管理或者強製壟斷的性質，但還是得到了朝廷的諸多扶持，比如減稅免稅、平價物資、注資貸款和某些程度的壟斷。比如輪船招商局從初創時便享有從上海到天津的免稅優惠，還享有運輸漕糧的特權。在貸款方麵，招商局得到了大量官款，到1879年清政府累計向它注資達一百九十二點八萬兩，而且李鴻章多次出麵為該局請求緩息或免息。這種扶持加深了公權力對企業的控製，企業也產生了“等、靠、要”的思想，逐漸喪失了自主經營的能力。許多企業內部官僚作風嚴重，管理混亂不堪，任人唯親、人員冗雜、扯皮推諉、營私舞弊等現象與官場無二。如輪船招商局的分局、各船、各棧負責人不是姓唐就是姓徐，內部人想幹事必須打通關節，而那些唐姓或者徐姓的中層幹部，又“皆不在其事，但掛名分肥而已”。企業效益低下，毫無生氣，集曆代國有企業弊病於大成。
國有企業時而爆出匪夷所思的醜聞，國有資產流失，舉國嘩然，最後也能按照官場的方式大而化小小而化了。開平煤礦集團是清朝最大的煤礦之一。主管的張翼原本在醇親王府飼馬，是兩代醇親王奕、載灃的親信奴才。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北方局勢動蕩，開平煤礦不穩，張翼憂心忡忡。英國人利用張翼不懂洋務，采取坑蒙拐騙的手法，騙得張翼將礦產以極低的價格賣給英國人，“得以保全”。輿論大嘩。朝廷也逼張翼去倫敦訴訟，要求贖回開平煤礦。載灃監國後，張翼仗著載灃的信任，顛倒黑白，吹噓自己“中外合辦”煤礦的功勞，還進一步將開平附近地脈相接的礦產以及秦皇島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礦銀礦，都交給英國公司經營。河北士紳聯名反對，要求懲辦賣國賊張翼。載灃念舊，加上老福晉在一旁說張翼的好話，他非但沒有懲處張翼，還默認了張翼的賣國行為。清朝自辦礦務以來，開平周邊礦產獲利最多，最後竟然被英國人侵吞，有識之士莫不扼腕歎息。
以上談的都是國有企業，它們有級別，而私人工商企業從誕生起到清朝末年都沒有級別，沒有被官化。私人工商業者要想過過官癮，隻能自掏腰包買官帽戴戴，他們的企業並不能因此獲得相應的級別。
清朝政府為了走出經濟困境，鼓勵私人企業發展。慈禧太後和大臣們認為最好的激勵手段就是“賜官”，根據企業的資金額來賞賜創辦者不同的頂戴。1903年，清政府頒布《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規定籌集資本五十萬元以上者可獲任商部五等議員，加七品頂戴；資金越多，品級越高，資金五千萬元以上者“賞商部頭等顧問官，加頭品頂戴，特賜雙龍金牌，準其子孫世襲商部四等顧問官，至三代為止”。
朝廷的動作不可謂不大，可惜門檻太高了，誰能有五千萬以上的資金啊？就是有五十萬的人也不多。何況當時賣官鬻爵大門已經洞開，官帽批發價持續走低，購買一個七品頂戴隻要幾千兩銀子就可以了，四品道台的標價也不到一萬兩。擁有數十萬巨額資產的私人，早就官帽在頭了，而且還多買了幾頂，給兒子、侄子、孫子預備著。所以，清政府的獎勵章程姿態大於實際，覆蓋不到中小企業家，對大企業家又缺乏吸引力。
朝廷也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07年修訂獎勵章程，大幅度降低了門檻，全場“四折優惠”，如最低門檻由五十萬元降至二十萬元，最高獎勵由五千萬元降為兩千萬元。同時，清政府頒布《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在“賜官”之外附帶“封爵”。規定中國人投資實業兩千萬元、一千八百萬元、一千六百萬元以上的分別賞封一、二、三等子爵；投資一千四百萬元、一千二百萬元、一千萬元以上分別賞封一、二、三等男爵；投資七百萬元、五百萬元以上分別賞三品卿、四品卿。最低門檻降低到十萬元，凡達到者都賞給五品銜。為了吸引中小資本家，農工商部又製定了“部門規章”，推出七品、八品、九品三種“獎牌”，分別授予出資一萬元至八萬元的私人。總之是一定規模的企業一律“收編”，企業家都戴上官帽。
晚清官府往往做什麽都挨罵，不過獎勵章程卻得到了私人企業家的好評。要知道，他們昨天還被認為“四民之末”、“為富不仁”、“無商不奸”，今天卻被告知可以“加頭品頂戴”、“賜雙龍金牌”，不禁感慨：“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創辦實業之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官帽對他們也有現實幫助，頭戴官帽交際起來底氣無端足了許多。縣城裏的那些芝麻小官，無端也不敢來找私人企業的麻煩了。所以，在理論和實踐中，企業家都歡迎獎勵章程——雖然他們的企業還是不能和國有企業相比。不過，古代企業走到這一步，算是徹底淪陷在官本位的泥潭中。 <hr/>
洋務企業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官辦企業”，比如江南織造局、輪船招商局、安慶軍械所等。官府直接任命官員為企業負責人，按照官府組織形式配置管理層，根據官場的作息、習慣和標準來生產經營。比如“（江南）製造局積弊，再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委員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第二類是“官督商辦”的企業，名義上“商辦”，實際經營管理大權依然操在官僚手中。官府委派一批官僚來企業“督辦”、“會辦”、“幫辦”。
西方人考察中國近代企業時，常常奇怪工廠裏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在若無其事地閑坐、喝茶、聊天，此外還有更多的人為他們端茶倒水、聽候使喚。不用說，這些人就是衙門派人“監督”、“幫助”企業經營的官員。這些人除了偶爾訓斥工人外，從不過問企業經營，主要精力放在了迎來送往和“跑衙門”上。他們所爭的是企業的級別：到底是朝廷直轄的企業，還是省級創辦管理的，或是州府縣的小企業？似乎進了高一級的企業，就進了更高一級的衙門，有更好的“官途”。企業被當成了攀比級別的機關、論資排輩的場所。
李宗仁年少的時候曾經去類似的企業——紡織習藝廠做過工，在晚年回憶錄中向我們描繪了官辦企業的內部情形：
這時候，各省正在試辦“新政”，廣西省新設獎勵工商業的“勸業道”，並在桂林城內設立“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招收二百學徒，學習紡織。……這習藝廠是由桂林城內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廠的目的是訓練一班學徒用新式方法來改良舊式的木機織布。這在當時算是新式的工廠，規模很大，廠長似由勸業道道台自兼，訓練也還認真。我們的廠長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廠內自然也有些官場應酬。我記得廠中當局有時在廠內請客，規模極大。我們學徒隻可從遠處看去，那一派燈光人影、呼奴喚婢的場麵，真是十分煊赫。
我在這廠內一共學了半年關於紡織的初步技術——從下水漿紗，到上機織布，我都學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春初，我十六歲時，學習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設廠的初意，原為改良農村手工業，增加農民副業生產，我回家之後，大家都歡喜，就買了一部新式木機，從事織布。才過半年，由於家人對織布一事，無太大興趣，也就算了。這時父親又已應聘到姑丈家教館，我便又跟著父親到姑丈家讀書，而姑丈對織布倒頗有興趣，他在桂林買了一部木機，要我教表姐們織布。誰知我在習藝廠所學的，僅是一些皮毛，故漿紗時，把紗漿焦了，一旦上機，隨織隨斷，弄得十分尷尬。後來我又曾應聘到別村李姓家裏教織布，可是均告失敗。
為什麽國有企業在清朝末期爆發“衙門化”呢？
第一，清末出現的工商企業並不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它們資金需求量大、占地廣、事務繁重，包括引進外國技術、官吏和人才等，到處需要與官場打交道。公權力很輕易就侵入了近代企業。
第二，此時中國社會已經被“官本位”思想徹底攻陷。有能力者，無不思得一官半職。官場冗員充斥，比如南京城裏“驢多、婊子多、候補道多”，都能填補全國的道台職位了。衙門一旦發現了洋務企業這塊新大陸，還不把它們當作安置冗員的出口、官員的蓄水池？江蘇是洋務企業的聚居地，往往一家企業裏有一名候補光祿卿、兩名候補按察使、四五名候補道台和知府，至於候補的知縣、縣丞等就要數以十計了。同樣，創辦企業者也自覺不自覺地向衙門靠攏，看臉色，比級別，申請“紅帽子”，自動行政化了。
第三，在官本位思潮衝擊下，中國的私人工商業者不是將剩餘資金投入再生產，而是拿來“投資”官場。穩妥之人拿錢來置地，轉變為地主，然後花重金設置家塾，請最好的先生教導子弟，希望後代能夠科舉高中，踏入官場正途；急躁之人則拿賺來的錢捐官買官，直接在有生之年過過官癮。總之，他們不是想著如何延續工商事業，而是急著和工商業洗刷幹係，躋身社會“主流”。這也是為什麽清末的近代事業大多官辦，私人企業不強的重要原因。
官辦或者“督辦”的近代企業雖然不像傳統國有企業那樣兼具行政管理或者強製壟斷的性質，但還是得到了朝廷的諸多扶持，比如減稅免稅、平價物資、注資貸款和某些程度的壟斷。比如輪船招商局從初創時便享有從上海到天津的免稅優惠，還享有運輸漕糧的特權。在貸款方麵，招商局得到了大量官款，到1879年清政府累計向它注資達一百九十二點八萬兩，而且李鴻章多次出麵為該局請求緩息或免息。這種扶持加深了公權力對企業的控製，企業也產生了“等、靠、要”的思想，逐漸喪失了自主經營的能力。許多企業內部官僚作風嚴重，管理混亂不堪，任人唯親、人員冗雜、扯皮推諉、營私舞弊等現象與官場無二。如輪船招商局的分局、各船、各棧負責人不是姓唐就是姓徐，內部人想幹事必須打通關節，而那些唐姓或者徐姓的中層幹部，又“皆不在其事，但掛名分肥而已”。企業效益低下，毫無生氣，集曆代國有企業弊病於大成。
國有企業時而爆出匪夷所思的醜聞，國有資產流失，舉國嘩然，最後也能按照官場的方式大而化小小而化了。開平煤礦集團是清朝最大的煤礦之一。主管的張翼原本在醇親王府飼馬，是兩代醇親王奕、載灃的親信奴才。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北方局勢動蕩，開平煤礦不穩，張翼憂心忡忡。英國人利用張翼不懂洋務，采取坑蒙拐騙的手法，騙得張翼將礦產以極低的價格賣給英國人，“得以保全”。輿論大嘩。朝廷也逼張翼去倫敦訴訟，要求贖回開平煤礦。載灃監國後，張翼仗著載灃的信任，顛倒黑白，吹噓自己“中外合辦”煤礦的功勞，還進一步將開平附近地脈相接的礦產以及秦皇島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礦銀礦，都交給英國公司經營。河北士紳聯名反對，要求懲辦賣國賊張翼。載灃念舊，加上老福晉在一旁說張翼的好話，他非但沒有懲處張翼，還默認了張翼的賣國行為。清朝自辦礦務以來，開平周邊礦產獲利最多，最後竟然被英國人侵吞，有識之士莫不扼腕歎息。
以上談的都是國有企業，它們有級別，而私人工商企業從誕生起到清朝末年都沒有級別，沒有被官化。私人工商業者要想過過官癮，隻能自掏腰包買官帽戴戴，他們的企業並不能因此獲得相應的級別。
清朝政府為了走出經濟困境，鼓勵私人企業發展。慈禧太後和大臣們認為最好的激勵手段就是“賜官”，根據企業的資金額來賞賜創辦者不同的頂戴。1903年，清政府頒布《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規定籌集資本五十萬元以上者可獲任商部五等議員，加七品頂戴；資金越多，品級越高，資金五千萬元以上者“賞商部頭等顧問官，加頭品頂戴，特賜雙龍金牌，準其子孫世襲商部四等顧問官，至三代為止”。
朝廷的動作不可謂不大，可惜門檻太高了，誰能有五千萬以上的資金啊？就是有五十萬的人也不多。何況當時賣官鬻爵大門已經洞開，官帽批發價持續走低，購買一個七品頂戴隻要幾千兩銀子就可以了，四品道台的標價也不到一萬兩。擁有數十萬巨額資產的私人，早就官帽在頭了，而且還多買了幾頂，給兒子、侄子、孫子預備著。所以，清政府的獎勵章程姿態大於實際，覆蓋不到中小企業家，對大企業家又缺乏吸引力。
朝廷也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07年修訂獎勵章程，大幅度降低了門檻，全場“四折優惠”，如最低門檻由五十萬元降至二十萬元，最高獎勵由五千萬元降為兩千萬元。同時，清政府頒布《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在“賜官”之外附帶“封爵”。規定中國人投資實業兩千萬元、一千八百萬元、一千六百萬元以上的分別賞封一、二、三等子爵；投資一千四百萬元、一千二百萬元、一千萬元以上分別賞封一、二、三等男爵；投資七百萬元、五百萬元以上分別賞三品卿、四品卿。最低門檻降低到十萬元，凡達到者都賞給五品銜。為了吸引中小資本家，農工商部又製定了“部門規章”，推出七品、八品、九品三種“獎牌”，分別授予出資一萬元至八萬元的私人。總之是一定規模的企業一律“收編”，企業家都戴上官帽。
晚清官府往往做什麽都挨罵，不過獎勵章程卻得到了私人企業家的好評。要知道，他們昨天還被認為“四民之末”、“為富不仁”、“無商不奸”，今天卻被告知可以“加頭品頂戴”、“賜雙龍金牌”，不禁感慨：“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創辦實業之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官帽對他們也有現實幫助，頭戴官帽交際起來底氣無端足了許多。縣城裏的那些芝麻小官，無端也不敢來找私人企業的麻煩了。所以，在理論和實踐中，企業家都歡迎獎勵章程——雖然他們的企業還是不能和國有企業相比。不過，古代企業走到這一步，算是徹底淪陷在官本位的泥潭中。 <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