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節
中國曆史的裏兒和麵兒 作者：張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艱難困苦，尤其是危急關頭，特別能考驗一個人對國家、對體製的忠誠。在君主專製體製下，士大夫們食君之祿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體製的種種好處，就要為君主體製流血流汗。當王朝麵臨生死存亡、自己又無能為力之時，之前嚷嚷著“鞠躬盡瘁”、“精忠報國”的“奴才”們，理應追隨舊王朝、老主子而去，斷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還是抹脖子、喝毒藥，唯此才能表達自己高調掛在嘴邊的“忠君愛國”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這種自盡行為有種文雅的叫法：殉節。
站在王朝角度來看，既然你宣稱把老百姓從前一個朝代的“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愛民如子、發展國家，因此深受愛戴，既然你宣傳本朝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那麽當你走向覆亡的時候，就一定會有官員、百姓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義或者從容赴死。不然的話，難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負義？因此，王朝危亡之際“殉節”人數的多寡，關係到王朝的臉麵，甚至是成敗。這也是檢驗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試金石。
中國曆史上，一朝亡一朝興，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說會湧現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滅之時，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後，據說隻有太監王承恩陪著上吊。全北京有超過三萬名有正式編製的官員（超編的更多），為明朝殉節的還不到四十人——其中絕大多數還是被起義軍殺死的，嚴格來講算不上殉節。大多數官員爭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將之前口誅筆伐的“流寇”尊稱為“洪武（朱元璋）再世”；沒過幾天，又是這批人，抬著皇帝儀仗去迎接入關的滿人，向昨日的“蠻夷”下跪磕頭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裏去。南宋末期，元軍兵臨杭州城下，七十二歲的太皇太後謝道清，抱著六歲的宋恭帝趙，看著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隊伍，淚流滿麵，在朝堂上張貼出一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詔諭：“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現在皇上有難、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們降的降跑的跑，尚在臨安城的也在謀劃著半夜攜帶家眷、細軟跑路。你們平日讀聖賢書，自詡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報國，卻在這時做這種事，活著還有什麽麵目見人，死了又如何去見列祖列宗？”平日獻忠心時，大小官吏們一個比一個會表現，恨不得“死”給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們為政權去死的時候（其實僅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個比一個快。
大清王朝的最後時刻也同樣淒涼。隆裕皇太後和溥儀小皇帝這對孤兒寡母，可憐兮兮地坐在空曠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後一次“朝會”。內閣總理袁世凱請了“病假”沒來，由民政大臣趙秉鈞代勞，帶著屈指可數的幾個大臣上朝。朝會隻有一項內容，就是趙秉鈞等人討要小皇帝的退位詔書，說它是“逼宮”可能更確切。接過退位詔書，趙秉鈞等人沒有哭，也沒有下跪磕頭，而是鞠了三躬後，不言語就輕鬆地轉身而去。隻留下孤兒寡母繼續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著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門緩緩地關閉，將清王朝推入無邊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攝政王載灃高高興興地回家“抱孩子”去了，慶親王奕劻父子帶著搜刮的金銀財寶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肅親王善耆幾個月前就溜到“龍興之地”奉天（1928年後始稱遼寧）“懷古”去了，其他皇親國戚紛紛躲進東交民巷。袁世凱則從容剃去發辮，搖身成了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幾天前還通電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將領們正忙著量體裁衣，準備換裝；至於北京城的一大幫子京官，則在關心自己在清朝的履曆和獎勵能否被民國政府承認。清王朝“恩澤廣布”兩百多年，臨了卻沒有幾個人為它殉節。
當然了，清朝的遺老遺少在編撰《清史稿》的時候可不這麽想，他們羅列了不少“忠臣義士”來給逝去的王朝臉上貼金。不過細細考究起來，注水嚴重，其中不少人算不上是“殉節”。比如辛亥年間，剛剛到任、坐上轎子還沒來得及擺威風就被革命黨人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的廣州將軍鳳山，實質上是被暗殺的，不算殉節。又比如在起義中被亂兵打死的雲南布政使世增、新軍統製鍾麟同等人，雖然算陣亡，但也是被動的，嚴格來講還不算是殉節。必須是主動與革命為敵、頑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失敗後被殺或者走投無路後自殺的，才算是殉節行為。由於在辛亥革命期間為清朝殉節的官員，人數極少，因此我們能夠在一篇文章中將這些人一一簡介。
最應該殉節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們，包括總督、巡撫、將軍、都統、提督、總兵等。他們受恩最重，得到的好處多，且守土有責。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像湖廣總督端澂那樣，還沒見到起義軍的影子，就帶著家眷和細軟開溜了；少數人則剪掉辮子，跳入革命陣營，鹹與維新了。
地方大員中為清朝殉節的第一人是西安將軍文瑞。他是滿人，在西安光複後固守旗城頑抗，城破後又組織滿人巷戰，戰至八旗子弟死傷慘重。部下見敗局已定，勸文瑞逃跑。文瑞說：“吾為統兵大員，有職守不能戡亂，重負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遺書後從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殺。文瑞是清朝的世襲男爵，殉節是理所應當的。辛亥革命前後，社會上反滿排滿情緒嚴重，一度流傳“殺盡滿人”的謠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滿人雖然早已不習鞍馬，為了身家性命依然拚命抵抗。文瑞的“殉節”可能也帶有“自衛”的功利目的，“忠君報國”的色彩沒有想象的那麽濃。如果革命黨人做好解釋工作，禮遇滿人，說不定文瑞也會選擇和平繳槍——就像絕大多數滿人軍官做的那樣。西安左翼副都統克蒙額、右翼副都統承燕也自殺殉節。
辛亥革命中，滿人激烈頑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義新軍在城內外爆發激戰。滿人、閩浙總督鬆壽在清軍失敗後，吞金自殺殉節，諡“忠節”。福州將軍樸壽兵敗後被俘，企圖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節，諡“忠肅”。此外，珍妃的堂兄誌銳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將軍。別人勸他別去上任，誌銳毅然決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積極武裝滿人和蒙古人，監視壓迫新軍官兵，結果激發矛盾，在新軍起義中被殺，也算是殉節。
在富庶的江浙地區，隻有鎮江副都統愛新覺羅·載穆一個人殉節。載穆是皇族，在輩分上還是溥儀的叔叔，殉節本是應當的。其實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的時候，載穆就“殉節”了一次，隻是被人及時救了回來，沒死成。這一次，鎮江城內外都熱情響應革命，麾下的滿人官兵都一心開溜或者投降，就剩載穆一個人還效忠皇帝，所以當載穆自殺的時候，再也沒有人來救他了。據說，載穆死前還對左右說：“吾上負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節的皇族成員。
署荊州左翼副都統恒齡的殉節，最熱血激昂。當湖北革命旗幟飄揚的時候，恒齡選了一個早晨，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堂上，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堪稱壯烈。清朝追諡他“壯節”。他死後第三天，上司——荊州將軍連魁與同事——右翼副都統鬆鶴就大開城門，投降革命黨人了。同省的安陸知府桂蔭頑抗了很長時間，最後起義軍圍攻知府衙門、劫走了他的印信，桂蔭帶著妻子富察氏逃入文廟，夫婦倆一同縊死在文廟大殿中。以上說的都是殉節的中高級滿人官員。
第一個“殉節”的漢人地方大員是山西巡撫陸鍾琦。不過，陸鍾琦不是自盡，而是被起義軍亂槍打死的。其實，陸鍾琦在太原起義爆發時剛剛到任一個月，一直徘徊在頑抗、響應起義和掛印逃跑三個選擇之間。起義突然爆發了，陸鍾琦、妻子唐氏、兒子陸光熙和多名仆人被殺，孫子也被刺傷。陸鍾琦闔門遇難，立刻被清政府樹立為“正麵典型”，說他“滿門忠烈”。陸鍾琦獲諡“文烈”，陸光熙獲諡“文節”，唐氏也得到旌表。其實，陸鍾琦的兒子陸光熙是留學日本的新派人物，讚成革命，是來山西勸說父親起義的，結果被起義同誌誤殺，竟然被清政府拿來當典型用了。
江西巡撫馮汝騤是個“淡定哥”。革命爆發後，他不戰、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紋絲不動。一方麵，馮汝騤知道無力阻擋革命，不願意與革命為敵；另一方麵，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願意響應革命，幹脆以不變應萬變。江西獨立後，各派勢力不僅沒有動馮汝騤，還要推舉他為都督。天上掉餡兒餅，馮汝騤卻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馮汝騤被起義軍扣留，軟禁在客棧。其實未必有生命之虞，馮汝騤卻杞人憂天，服毒自殺了。江西獨立時，他不在南昌殉節；起義軍要推舉他為都督，他卻自盡在逃跑的途中，實在算不上是為清朝盡忠。清廷詔諡“忠湣”。
雖然殉節的漢人官員沒有滿人官員那麽多，但在革命期間，抵抗革命軍最有力的恰恰是漢人將領。比如，辛亥革命隻在兩個地方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一處是武漢，一處是南京。在兩地指揮清軍頑抗的恰恰是兩個姓張的漢人將領，武漢是張彪，南京是張勳。兩人都出身貧寒，有著悲慘的童年和少年，青年從軍，扛槍吃糧，不想在清末的亂世中平步青雲，做到了封疆大吏。社會地位的巨大躍升，反而讓這兩個漢人窮人家的孩子對清王朝感恩戴德，賣力地組織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門的官僚們，沒有切身體會，對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該跑的跑，該降的降。在革命氣氛濃厚的廣東，就有這麽個例子。潮州總兵趙國賢是河南項城的漢人，小時候靠為別人傭耕為生，當兵吃糧後步步升至總兵。民軍圍攻潮州時，趙國賢率兵頑抗，失敗後麵向北方磕頭說：“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載，於茲力盡聲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後上吊殉節，諡號“忠壯”。
圍繞著“殉節”問題，清朝官吏還上演了不少滑稽戲。下麵講兩個“另類”的殉節笑話，都發生在武漢，主角也都是漢人。
武昌首義後，湖廣總督端澂早就鑽狗洞，跑到軍艦上隨時準備開溜了；湖北布政使連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馬吉樟聞變，卻動起了“殉節”的念頭。他不許家人收拾細軟開溜，自己穿戴整齊朝服，捧著大印，來到按察使司衙門大堂坐定，下令打開衙門，就等著革命軍上門，準備“慷慨就義”。開始還有衙門的幕僚、差役陪著馬大人，很快就陸續開溜，隻剩馬吉樟一個光杆司令了；接著就有路過的老百姓，向衙門裏探頭探腦，好奇地看著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馬吉樟當作唱戲的或者雜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軍沒來。按察使司是負責司法刑獄的，既不管軍械，又沒有錢糧，政府都沒有了誰還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義軍壓根就沒把按察使司衙門當作目標。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沒等到“就義”的機會。倒是他的老婆、小妾們等不及了，擁到大堂上來，一看馬吉樟傻愣愣的樣子，啞然失笑。幾個女流之輩七手八腳扒下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給他換上便裝，然後帶著早就收拾好的金銀財寶，也開溜了。馬吉樟拗不過妻妾們，最終沒做成忠臣。說不定，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節，奈何妻妾不從也！”既然能輕易被妻妾們改變主意，說明馬吉樟本就不想殉節。
不想殉節的人，借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從”外，還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負重，重振朝綱”等等。殉節成仁的理由隻有一條，逃避的借口卻有千萬條。因此，變節者總比殉節者要多。
第二個“另類殉節”的人是原新編陸軍第八鎮步兵第十五協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武昌起義後，張景良附和革命，還出任了湖北軍政府參謀部副部長。一次在軍政府會議上，張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頭撞擊黎元洪。革命軍把他逮捕。不過黎元洪看好張景良，出麵證明張景良隻是暫時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釋出來。陽夏保衛戰打響後，張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線殺敵立功，還願意以全家人作為人質。革命黨人麵麵相覷，最後勉強同意張景良出任前線總指揮。張景良到達前線後，故意拖延時間，不做任何作戰部署。後來，軍政府發現部隊混亂，就越級下令，代替張景良下達指令。戰鬥打響後，革命軍和清軍激烈戰鬥。張景良這個前線總指揮棄軍不管，還在相持的關鍵時刻突然放火焚燒軍需物資，造成革命軍彈藥告罄，傷亡過大，節節敗退。漢口保衛戰的失利，張景良“功不可沒”。事後，張景良在漢口找了個地方躲藏起來，被革命軍發現後抓起來，以“通敵”罪槍斃。
《清史稿·忠義傳》記載：“景良臨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負大清矣！’”《清史稿》能夠挖掘出張景良這麽好的“典型”來，著實不易。可是，張景良的行為也算不上是“殉節”，而是超越殉節，上演了一場“無間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節是官員階層的特權，而且還要是一定級別的官員。布衣之身是沒有殉節的榮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層的小官吏，即便是對王朝感情再深，殉節行為再慷慨再激昂再壯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級官員那樣的哀榮。其實，普通人的為國赴難，表現出來的對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摯的、可貴的。所以，史官們在修前朝史書的時候，留意挖掘基層的殉節故事，借此證明王朝恩澤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遺憾的是，基層人物極少有為清朝殉節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叫作胡國瑞的人：
胡國瑞，湖南攸縣人，舉人出身。清王朝對長期考不中進士的舉人有一項“大挑”的製度，就是挑選那些能寫官樣文章、滿口官話且長得就像是個當官的人當官。光緒二十九年（1903），胡國瑞就被挑中，分配到雲南候補。之後幾年，胡國瑞在雲南當過幾個窮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場競爭激烈，當官不僅要拚關係、拚人脈、拚金錢，還要拚智慧、拚說話、拚表現。那些沒錢沒背景，不會說話不會表現的人，就隻好在小官下僚的職位上徘徊，在窮鄉僻壤屁股還沒坐熱就被調任、閑置、候補。胡國瑞不幸就屬於這類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發時，胡國瑞已經被解職了，準備“修墓歸裏”，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當地訛傳北京城破，胡國瑞就跳井自盡了。這麽好的一個案例，《清史稿》自然不會放過。書中記載，胡國瑞還在背上寫下遺書（不知道他是怎麽寫上去的），說：“京師淪陷，用以身殉。達人不取，愚者終不失為愚。”胡國瑞自認“愚者”，的確沒錯。那些聰明的“達人”、“達官”們在清朝官越當越大、缺越補越肥，賺了金山銀山，革命發生後又安然脫身，下半輩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陣營繼續當官。反倒是胡國瑞這樣的“老實人”，孤獨地去為一個並沒惠及自己多少恩澤的舊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國瑞孤零零地走在黃泉路上，會不會感慨：知府、道台、巡撫大人們怎麽都沒來呢？
殉節的人少，也就意味著革命的阻力小。槍聲響起，清朝各級官員望風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完成，這場革命之所以被稱為一場“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那些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們。
體製內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鮮廉寡恥的官僚，實際上也是政權的敵人。相比體製外的敵人，這些內部的敵人更加危險。因此，對於一個健康的體製來說，剔除內部的無恥官僚，至關重要。如何遴選出戴著麵具的官員，如何真正將意識形態融入體製的血液中，考驗著每個政權的自信、智慧和能力。
站在王朝角度來看，既然你宣稱把老百姓從前一個朝代的“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愛民如子、發展國家，因此深受愛戴，既然你宣傳本朝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那麽當你走向覆亡的時候，就一定會有官員、百姓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義或者從容赴死。不然的話，難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負義？因此，王朝危亡之際“殉節”人數的多寡，關係到王朝的臉麵，甚至是成敗。這也是檢驗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試金石。
中國曆史上，一朝亡一朝興，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說會湧現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滅之時，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後，據說隻有太監王承恩陪著上吊。全北京有超過三萬名有正式編製的官員（超編的更多），為明朝殉節的還不到四十人——其中絕大多數還是被起義軍殺死的，嚴格來講算不上殉節。大多數官員爭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將之前口誅筆伐的“流寇”尊稱為“洪武（朱元璋）再世”；沒過幾天，又是這批人，抬著皇帝儀仗去迎接入關的滿人，向昨日的“蠻夷”下跪磕頭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裏去。南宋末期，元軍兵臨杭州城下，七十二歲的太皇太後謝道清，抱著六歲的宋恭帝趙，看著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隊伍，淚流滿麵，在朝堂上張貼出一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詔諭：“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現在皇上有難、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們降的降跑的跑，尚在臨安城的也在謀劃著半夜攜帶家眷、細軟跑路。你們平日讀聖賢書，自詡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報國，卻在這時做這種事，活著還有什麽麵目見人，死了又如何去見列祖列宗？”平日獻忠心時，大小官吏們一個比一個會表現，恨不得“死”給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們為政權去死的時候（其實僅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個比一個快。
大清王朝的最後時刻也同樣淒涼。隆裕皇太後和溥儀小皇帝這對孤兒寡母，可憐兮兮地坐在空曠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後一次“朝會”。內閣總理袁世凱請了“病假”沒來，由民政大臣趙秉鈞代勞，帶著屈指可數的幾個大臣上朝。朝會隻有一項內容，就是趙秉鈞等人討要小皇帝的退位詔書，說它是“逼宮”可能更確切。接過退位詔書，趙秉鈞等人沒有哭，也沒有下跪磕頭，而是鞠了三躬後，不言語就輕鬆地轉身而去。隻留下孤兒寡母繼續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著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門緩緩地關閉，將清王朝推入無邊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攝政王載灃高高興興地回家“抱孩子”去了，慶親王奕劻父子帶著搜刮的金銀財寶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肅親王善耆幾個月前就溜到“龍興之地”奉天（1928年後始稱遼寧）“懷古”去了，其他皇親國戚紛紛躲進東交民巷。袁世凱則從容剃去發辮，搖身成了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幾天前還通電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將領們正忙著量體裁衣，準備換裝；至於北京城的一大幫子京官，則在關心自己在清朝的履曆和獎勵能否被民國政府承認。清王朝“恩澤廣布”兩百多年，臨了卻沒有幾個人為它殉節。
當然了，清朝的遺老遺少在編撰《清史稿》的時候可不這麽想，他們羅列了不少“忠臣義士”來給逝去的王朝臉上貼金。不過細細考究起來，注水嚴重，其中不少人算不上是“殉節”。比如辛亥年間，剛剛到任、坐上轎子還沒來得及擺威風就被革命黨人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的廣州將軍鳳山，實質上是被暗殺的，不算殉節。又比如在起義中被亂兵打死的雲南布政使世增、新軍統製鍾麟同等人，雖然算陣亡，但也是被動的，嚴格來講還不算是殉節。必須是主動與革命為敵、頑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失敗後被殺或者走投無路後自殺的，才算是殉節行為。由於在辛亥革命期間為清朝殉節的官員，人數極少，因此我們能夠在一篇文章中將這些人一一簡介。
最應該殉節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們，包括總督、巡撫、將軍、都統、提督、總兵等。他們受恩最重，得到的好處多，且守土有責。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像湖廣總督端澂那樣，還沒見到起義軍的影子，就帶著家眷和細軟開溜了；少數人則剪掉辮子，跳入革命陣營，鹹與維新了。
地方大員中為清朝殉節的第一人是西安將軍文瑞。他是滿人，在西安光複後固守旗城頑抗，城破後又組織滿人巷戰，戰至八旗子弟死傷慘重。部下見敗局已定，勸文瑞逃跑。文瑞說：“吾為統兵大員，有職守不能戡亂，重負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遺書後從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殺。文瑞是清朝的世襲男爵，殉節是理所應當的。辛亥革命前後，社會上反滿排滿情緒嚴重，一度流傳“殺盡滿人”的謠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滿人雖然早已不習鞍馬，為了身家性命依然拚命抵抗。文瑞的“殉節”可能也帶有“自衛”的功利目的，“忠君報國”的色彩沒有想象的那麽濃。如果革命黨人做好解釋工作，禮遇滿人，說不定文瑞也會選擇和平繳槍——就像絕大多數滿人軍官做的那樣。西安左翼副都統克蒙額、右翼副都統承燕也自殺殉節。
辛亥革命中，滿人激烈頑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義新軍在城內外爆發激戰。滿人、閩浙總督鬆壽在清軍失敗後，吞金自殺殉節，諡“忠節”。福州將軍樸壽兵敗後被俘，企圖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節，諡“忠肅”。此外，珍妃的堂兄誌銳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將軍。別人勸他別去上任，誌銳毅然決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積極武裝滿人和蒙古人，監視壓迫新軍官兵，結果激發矛盾，在新軍起義中被殺，也算是殉節。
在富庶的江浙地區，隻有鎮江副都統愛新覺羅·載穆一個人殉節。載穆是皇族，在輩分上還是溥儀的叔叔，殉節本是應當的。其實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的時候，載穆就“殉節”了一次，隻是被人及時救了回來，沒死成。這一次，鎮江城內外都熱情響應革命，麾下的滿人官兵都一心開溜或者投降，就剩載穆一個人還效忠皇帝，所以當載穆自殺的時候，再也沒有人來救他了。據說，載穆死前還對左右說：“吾上負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節的皇族成員。
署荊州左翼副都統恒齡的殉節，最熱血激昂。當湖北革命旗幟飄揚的時候，恒齡選了一個早晨，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堂上，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堪稱壯烈。清朝追諡他“壯節”。他死後第三天，上司——荊州將軍連魁與同事——右翼副都統鬆鶴就大開城門，投降革命黨人了。同省的安陸知府桂蔭頑抗了很長時間，最後起義軍圍攻知府衙門、劫走了他的印信，桂蔭帶著妻子富察氏逃入文廟，夫婦倆一同縊死在文廟大殿中。以上說的都是殉節的中高級滿人官員。
第一個“殉節”的漢人地方大員是山西巡撫陸鍾琦。不過，陸鍾琦不是自盡，而是被起義軍亂槍打死的。其實，陸鍾琦在太原起義爆發時剛剛到任一個月，一直徘徊在頑抗、響應起義和掛印逃跑三個選擇之間。起義突然爆發了，陸鍾琦、妻子唐氏、兒子陸光熙和多名仆人被殺，孫子也被刺傷。陸鍾琦闔門遇難，立刻被清政府樹立為“正麵典型”，說他“滿門忠烈”。陸鍾琦獲諡“文烈”，陸光熙獲諡“文節”，唐氏也得到旌表。其實，陸鍾琦的兒子陸光熙是留學日本的新派人物，讚成革命，是來山西勸說父親起義的，結果被起義同誌誤殺，竟然被清政府拿來當典型用了。
江西巡撫馮汝騤是個“淡定哥”。革命爆發後，他不戰、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紋絲不動。一方麵，馮汝騤知道無力阻擋革命，不願意與革命為敵；另一方麵，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願意響應革命，幹脆以不變應萬變。江西獨立後，各派勢力不僅沒有動馮汝騤，還要推舉他為都督。天上掉餡兒餅，馮汝騤卻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馮汝騤被起義軍扣留，軟禁在客棧。其實未必有生命之虞，馮汝騤卻杞人憂天，服毒自殺了。江西獨立時，他不在南昌殉節；起義軍要推舉他為都督，他卻自盡在逃跑的途中，實在算不上是為清朝盡忠。清廷詔諡“忠湣”。
雖然殉節的漢人官員沒有滿人官員那麽多，但在革命期間，抵抗革命軍最有力的恰恰是漢人將領。比如，辛亥革命隻在兩個地方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一處是武漢，一處是南京。在兩地指揮清軍頑抗的恰恰是兩個姓張的漢人將領，武漢是張彪，南京是張勳。兩人都出身貧寒，有著悲慘的童年和少年，青年從軍，扛槍吃糧，不想在清末的亂世中平步青雲，做到了封疆大吏。社會地位的巨大躍升，反而讓這兩個漢人窮人家的孩子對清王朝感恩戴德，賣力地組織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門的官僚們，沒有切身體會，對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該跑的跑，該降的降。在革命氣氛濃厚的廣東，就有這麽個例子。潮州總兵趙國賢是河南項城的漢人，小時候靠為別人傭耕為生，當兵吃糧後步步升至總兵。民軍圍攻潮州時，趙國賢率兵頑抗，失敗後麵向北方磕頭說：“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載，於茲力盡聲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後上吊殉節，諡號“忠壯”。
圍繞著“殉節”問題，清朝官吏還上演了不少滑稽戲。下麵講兩個“另類”的殉節笑話，都發生在武漢，主角也都是漢人。
武昌首義後，湖廣總督端澂早就鑽狗洞，跑到軍艦上隨時準備開溜了；湖北布政使連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馬吉樟聞變，卻動起了“殉節”的念頭。他不許家人收拾細軟開溜，自己穿戴整齊朝服，捧著大印，來到按察使司衙門大堂坐定，下令打開衙門，就等著革命軍上門，準備“慷慨就義”。開始還有衙門的幕僚、差役陪著馬大人，很快就陸續開溜，隻剩馬吉樟一個光杆司令了；接著就有路過的老百姓，向衙門裏探頭探腦，好奇地看著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馬吉樟當作唱戲的或者雜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軍沒來。按察使司是負責司法刑獄的，既不管軍械，又沒有錢糧，政府都沒有了誰還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義軍壓根就沒把按察使司衙門當作目標。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沒等到“就義”的機會。倒是他的老婆、小妾們等不及了，擁到大堂上來，一看馬吉樟傻愣愣的樣子，啞然失笑。幾個女流之輩七手八腳扒下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給他換上便裝，然後帶著早就收拾好的金銀財寶，也開溜了。馬吉樟拗不過妻妾們，最終沒做成忠臣。說不定，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節，奈何妻妾不從也！”既然能輕易被妻妾們改變主意，說明馬吉樟本就不想殉節。
不想殉節的人，借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從”外，還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負重，重振朝綱”等等。殉節成仁的理由隻有一條，逃避的借口卻有千萬條。因此，變節者總比殉節者要多。
第二個“另類殉節”的人是原新編陸軍第八鎮步兵第十五協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武昌起義後，張景良附和革命，還出任了湖北軍政府參謀部副部長。一次在軍政府會議上，張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頭撞擊黎元洪。革命軍把他逮捕。不過黎元洪看好張景良，出麵證明張景良隻是暫時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釋出來。陽夏保衛戰打響後，張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線殺敵立功，還願意以全家人作為人質。革命黨人麵麵相覷，最後勉強同意張景良出任前線總指揮。張景良到達前線後，故意拖延時間，不做任何作戰部署。後來，軍政府發現部隊混亂，就越級下令，代替張景良下達指令。戰鬥打響後，革命軍和清軍激烈戰鬥。張景良這個前線總指揮棄軍不管，還在相持的關鍵時刻突然放火焚燒軍需物資，造成革命軍彈藥告罄，傷亡過大，節節敗退。漢口保衛戰的失利，張景良“功不可沒”。事後，張景良在漢口找了個地方躲藏起來，被革命軍發現後抓起來，以“通敵”罪槍斃。
《清史稿·忠義傳》記載：“景良臨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負大清矣！’”《清史稿》能夠挖掘出張景良這麽好的“典型”來，著實不易。可是，張景良的行為也算不上是“殉節”，而是超越殉節，上演了一場“無間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節是官員階層的特權，而且還要是一定級別的官員。布衣之身是沒有殉節的榮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層的小官吏，即便是對王朝感情再深，殉節行為再慷慨再激昂再壯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級官員那樣的哀榮。其實，普通人的為國赴難，表現出來的對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摯的、可貴的。所以，史官們在修前朝史書的時候，留意挖掘基層的殉節故事，借此證明王朝恩澤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遺憾的是，基層人物極少有為清朝殉節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叫作胡國瑞的人：
胡國瑞，湖南攸縣人，舉人出身。清王朝對長期考不中進士的舉人有一項“大挑”的製度，就是挑選那些能寫官樣文章、滿口官話且長得就像是個當官的人當官。光緒二十九年（1903），胡國瑞就被挑中，分配到雲南候補。之後幾年，胡國瑞在雲南當過幾個窮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場競爭激烈，當官不僅要拚關係、拚人脈、拚金錢，還要拚智慧、拚說話、拚表現。那些沒錢沒背景，不會說話不會表現的人，就隻好在小官下僚的職位上徘徊，在窮鄉僻壤屁股還沒坐熱就被調任、閑置、候補。胡國瑞不幸就屬於這類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發時，胡國瑞已經被解職了，準備“修墓歸裏”，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當地訛傳北京城破，胡國瑞就跳井自盡了。這麽好的一個案例，《清史稿》自然不會放過。書中記載，胡國瑞還在背上寫下遺書（不知道他是怎麽寫上去的），說：“京師淪陷，用以身殉。達人不取，愚者終不失為愚。”胡國瑞自認“愚者”，的確沒錯。那些聰明的“達人”、“達官”們在清朝官越當越大、缺越補越肥，賺了金山銀山，革命發生後又安然脫身，下半輩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陣營繼續當官。反倒是胡國瑞這樣的“老實人”，孤獨地去為一個並沒惠及自己多少恩澤的舊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國瑞孤零零地走在黃泉路上，會不會感慨：知府、道台、巡撫大人們怎麽都沒來呢？
殉節的人少，也就意味著革命的阻力小。槍聲響起，清朝各級官員望風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完成，這場革命之所以被稱為一場“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那些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們。
體製內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鮮廉寡恥的官僚，實際上也是政權的敵人。相比體製外的敵人，這些內部的敵人更加危險。因此，對於一個健康的體製來說，剔除內部的無恥官僚，至關重要。如何遴選出戴著麵具的官員，如何真正將意識形態融入體製的血液中，考驗著每個政權的自信、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