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飛黃騰達
中國曆史的裏兒和麵兒 作者：張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其實，不僅是管仲脫穎而出，當時無數有賢才的士人，在春秋爭霸的土壤裏，也得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而不必非得是波斯貓不可。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這是管仲關於稱霸的語錄。按今天的話來理解，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做大做強，首先必須爭奪人才。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也開了春秋時期的“養士”之風。一批有誌之士，紛紛成為王侯公卿競相招攬的對象，他們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成為春秋時期各國謀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後來，養士甚至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朝秦暮楚”就是對此的總結、提煉。戰國時期，養士之風愈演愈烈，達到高潮，隻要是有實力的國君或權臣都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像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就是以養“士”眾多而著稱的“戰國四公子”。
春秋時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飛黃騰達？我們還是從管仲身邊說起吧。
主管齊國經濟工作的甯戚的發現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傳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詳），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時期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誌。齊桓公二十八年（前685）拜為大夫。後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
甯戚雖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還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過平民有了知識、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雖然未到得誌之時，已名聲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來。
管仲的車隊尋到了甯戚安身之處——一處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親自上前叩門，門開了：“請問貴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腦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問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時禮法尚嚴，甯戚在衛國是“庶民”，所以要自稱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門，想與先生交個朋友。”
甯戚長揖作禮，管仲見其不卑不亢，舉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命隨從將飲食酒肴搬入，就在甯戚家中邊吃邊談。屋內極淺窄，眾隨從隻得在門外休息，惹來眾村夫圍觀。門外人聲如市，甯戚卻仿佛充耳不聞，意態安詳。
管仲有心而來，於是開門見山，問道：“正要請教先生，齊國百廢待興，應從哪一方麵入手呢？”
“治國綱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籌謀，甯戚不敢忝言，隻從一些末技來談吧。”甯戚本有統籌全局的宏論，卻怕時間倉促，難以細談，而且他要用一些時務實用之學，來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齊國，就聽聞百姓交口稱讚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奪農時，改公田為賦租，實在是安國富民之策，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隻需區區數年，齊國將粟米滿倉，民眾繁衍。但粟雖為固國之本，但還不足以使民眾安居樂業。”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說：“百年之前，農夫使用的農具是木、石所製的耒、耜之類。農夫一戶隻能耕種百畝（約合今30畝），畝收四斛。後為鑄鐵發明，價廉物美，用於農具後，農夫一戶可耕種兩百畝（約合今60畝），畝收十斛。人口繁殖後，自然又有了餘力開墾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農夫不遺餘力，外民遷入。可數十年後，齊國已無可開墾之地，民多地狹，豈非亂之源？仲父不可不慮。”
“哦？請先生暢言。”管仲仔細聆聽著。
“此時應獎勵農夫不離鄉土，謀求副業。近海之濱的蓬萊一帶，漁獲豐盛，使民入海捕魚而向國庫納海租。而在營邱之帶，夏秋高熱少雨，可煮海為鹽。故近海之男，可為魚鹽之業，內陸之處，應使之育養六畜。我觀齊國六畜之種，不如關中、河北之帶的肥壯。可遣商賈前往引入種群，逐步改良。”
原來甯戚的觀點是在農業之外，另開辟副業生產。
管仲發現甯戚在經濟方麵很有見地，有心向齊桓公舉薦，於是問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說：“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國破之後，人為藏獲（即戰俘奴隸），沒入衛國野鄙，世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為小康，親授聖王治道。後變賣家產，作為旅資，命甯戚行遊各地，留意山川形勢，民生風俗，期待日後為明主所用，光複家聲。前年甯戚遠遊回家，方知先父已經貧困病逝，家徒四壁，棲皇孤獨。後聞齊國禮賢下士，今日得見仲父，可見此言不虛。”
試問天下千百年來，多少君子賢才，有大智慧而無小機運，徒然埋沒鄉間，而身在高位，識見不能謀其政者，則誤國誤民。甯戚出身貧賤而誌存高遠，比照自己曾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體會個中滋味，於是修書一封，讓他去找齊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舊穿著短褐單衣，駕著牛車，懷揣管仲的薦書直入齊都臨淄。他邊走邊想：自己出身低微，雖獲管仲賞識，卻不知齊桓公是個怎樣之人，若以薦書入稟，即使能獲官職，他日豈不被人譏諷攀援富貴？於是打定主意，直奔宮門外，放開嗓門唱道：“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才至骭（音gàn）。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歌詞傳到齊桓公耳中，奇怪啊，一個車夫也感歎懷才不遇，就將他召入。經過交談，齊桓公確信自己淘到了一塊真金，於是任命甯戚為大司田，掌管農業生產。當時的齊國地廣、資源豐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又是極有潛力的領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數十年後，齊國農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為國家的崛起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基礎。管仲死後，甯戚接任相國。
這就是甯戚的才能，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諸侯大夫相比，他們可以一無所有，但他們隻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說代表了春秋時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點：有能力，沒負擔，有自由。當時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這決定了他們可以東奔西走，在自由寬鬆的氛圍中，齊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頻繁流動。有才能的士人擇主而事。誰賞識他們的才幹，誰給予的報酬待遇高，他們就為誰效力。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為知己者死而不是為國死，成為很平常的事情，也並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於家庭出身、個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從春秋到戰國，士人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人，投身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釁魏魏傷”（《論衡·效力》）。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這是管仲關於稱霸的語錄。按今天的話來理解，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做大做強，首先必須爭奪人才。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也開了春秋時期的“養士”之風。一批有誌之士，紛紛成為王侯公卿競相招攬的對象，他們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成為春秋時期各國謀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後來，養士甚至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朝秦暮楚”就是對此的總結、提煉。戰國時期，養士之風愈演愈烈，達到高潮，隻要是有實力的國君或權臣都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像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就是以養“士”眾多而著稱的“戰國四公子”。
春秋時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飛黃騰達？我們還是從管仲身邊說起吧。
主管齊國經濟工作的甯戚的發現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傳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詳），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時期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誌。齊桓公二十八年（前685）拜為大夫。後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
甯戚雖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還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過平民有了知識、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雖然未到得誌之時，已名聲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來。
管仲的車隊尋到了甯戚安身之處——一處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親自上前叩門，門開了：“請問貴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腦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問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時禮法尚嚴，甯戚在衛國是“庶民”，所以要自稱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門，想與先生交個朋友。”
甯戚長揖作禮，管仲見其不卑不亢，舉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命隨從將飲食酒肴搬入，就在甯戚家中邊吃邊談。屋內極淺窄，眾隨從隻得在門外休息，惹來眾村夫圍觀。門外人聲如市，甯戚卻仿佛充耳不聞，意態安詳。
管仲有心而來，於是開門見山，問道：“正要請教先生，齊國百廢待興，應從哪一方麵入手呢？”
“治國綱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籌謀，甯戚不敢忝言，隻從一些末技來談吧。”甯戚本有統籌全局的宏論，卻怕時間倉促，難以細談，而且他要用一些時務實用之學，來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齊國，就聽聞百姓交口稱讚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奪農時，改公田為賦租，實在是安國富民之策，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隻需區區數年，齊國將粟米滿倉，民眾繁衍。但粟雖為固國之本，但還不足以使民眾安居樂業。”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說：“百年之前，農夫使用的農具是木、石所製的耒、耜之類。農夫一戶隻能耕種百畝（約合今30畝），畝收四斛。後為鑄鐵發明，價廉物美，用於農具後，農夫一戶可耕種兩百畝（約合今60畝），畝收十斛。人口繁殖後，自然又有了餘力開墾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農夫不遺餘力，外民遷入。可數十年後，齊國已無可開墾之地，民多地狹，豈非亂之源？仲父不可不慮。”
“哦？請先生暢言。”管仲仔細聆聽著。
“此時應獎勵農夫不離鄉土，謀求副業。近海之濱的蓬萊一帶，漁獲豐盛，使民入海捕魚而向國庫納海租。而在營邱之帶，夏秋高熱少雨，可煮海為鹽。故近海之男，可為魚鹽之業，內陸之處，應使之育養六畜。我觀齊國六畜之種，不如關中、河北之帶的肥壯。可遣商賈前往引入種群，逐步改良。”
原來甯戚的觀點是在農業之外，另開辟副業生產。
管仲發現甯戚在經濟方麵很有見地，有心向齊桓公舉薦，於是問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說：“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國破之後，人為藏獲（即戰俘奴隸），沒入衛國野鄙，世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為小康，親授聖王治道。後變賣家產，作為旅資，命甯戚行遊各地，留意山川形勢，民生風俗，期待日後為明主所用，光複家聲。前年甯戚遠遊回家，方知先父已經貧困病逝，家徒四壁，棲皇孤獨。後聞齊國禮賢下士，今日得見仲父，可見此言不虛。”
試問天下千百年來，多少君子賢才，有大智慧而無小機運，徒然埋沒鄉間，而身在高位，識見不能謀其政者，則誤國誤民。甯戚出身貧賤而誌存高遠，比照自己曾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體會個中滋味，於是修書一封，讓他去找齊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舊穿著短褐單衣，駕著牛車，懷揣管仲的薦書直入齊都臨淄。他邊走邊想：自己出身低微，雖獲管仲賞識，卻不知齊桓公是個怎樣之人，若以薦書入稟，即使能獲官職，他日豈不被人譏諷攀援富貴？於是打定主意，直奔宮門外，放開嗓門唱道：“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才至骭（音gàn）。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歌詞傳到齊桓公耳中，奇怪啊，一個車夫也感歎懷才不遇，就將他召入。經過交談，齊桓公確信自己淘到了一塊真金，於是任命甯戚為大司田，掌管農業生產。當時的齊國地廣、資源豐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又是極有潛力的領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數十年後，齊國農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為國家的崛起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基礎。管仲死後，甯戚接任相國。
這就是甯戚的才能，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諸侯大夫相比，他們可以一無所有，但他們隻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說代表了春秋時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點：有能力，沒負擔，有自由。當時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這決定了他們可以東奔西走，在自由寬鬆的氛圍中，齊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頻繁流動。有才能的士人擇主而事。誰賞識他們的才幹，誰給予的報酬待遇高，他們就為誰效力。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為知己者死而不是為國死，成為很平常的事情，也並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於家庭出身、個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從春秋到戰國，士人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人，投身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釁魏魏傷”（《論衡·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