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洋到印度洋鄭和時代以前中國航海家的足跡與亞洲的海洋活動傳統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 作者：劉迎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一、從遠東到紅海</h2>
從漢末三國至隋統一的三個半世紀中，中國南方對西方諸國的陸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與海外諸番聯係。這種客觀需要促進了航海技術的發展，進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國與羅馬帝國一直保持著海上聯係。羅馬帝國在當時的漢文史料中被稱為“大秦”。黃武五年（226）吳國孫權在位時，大秦國商人秦論來到交趾隨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孫權朝廷，後來返回本國（《梁書·中天竺傳》）。大約在同一時候，孫權派朱應、康泰率使團出訪海外諸國。（注：杜佑：《海南序略》，《通典》，卷188，邊防四：“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他們回國後，將海國外見聞寫成《扶南異物誌》與《吳時外國傳》兩書。可惜這兩部書已經亡佚，隻有一些片斷保存在《水經注》（注：《扶南異物誌》在《水經注》中分別稱為《扶南傳》或《扶南記》，如：“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裏，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極大秦也。’”（《水經注》卷1，恒水條）“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裏。’”（《水經注》卷36））、《藝文類聚》、《通典》和《太平禦覽》等著作中。
留存至今的兩晉時代與海外諸國交通的資料雖然較少，但當時記載異域外國的書籍已經開始大量出現。據《隋書·經籍誌二》記載，唐初可見這類書籍尚有：沙門釋智猛的《遊行外國傳》1卷（注：據慧皎《高僧傳》卷3記載：“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跡及方等眾，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裏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404），招結同誌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穀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淩危履險，有過前傳。遂曆鄯鄯、龜茲、於闐諸國，備矚風化。從於闐西南行二千裏，始登蔥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裏，至波倫國，同侶竺道嵩又複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缽，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缽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複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複西南行千三百裏，至迦維羅衛國，見佛發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404）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傳，記所遊曆。元嘉末卒於成都。”）、釋曇景的《外國傳》5卷（注：除了譯述佛經以外，據《隋書·經籍誌》記載，曇景還撰有《京師寺塔記》2卷。）、釋法盛的《曆國傳》2卷（注：據慧皎《高僧傳》記載：“時高昌複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高僧傳》卷2，《曇無讖》第七）。其傳卷數與此不同，慧皎所記法盛與這裏提到的《曆國傳》作者是否為同一人，待考。）、無名氏的《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5卷、無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國傳》1卷、後漢議郎楊孚著《異物誌》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異物誌》1卷、無名氏的《日南傳》1卷、無名氏的《林邑國記》1卷、無名氏的《諸蕃風俗記》2卷、無名氏的《諸蕃國記》27卷、朱應的《扶南異物誌》1卷等。
與印度洋交通的發展便利了東西往來，來華外國人的數目大大增加，他們帶來的異域奇貨也越來越多。《藝文類聚》卷85記載，西晉太康二年（281）大秦國使臣自廣州來貢，“眾寶既麗，火布尤奇”。（注：“火布”即以石棉織成的布，火燒不壞。）三國時外國人在東南港市已經不再罕見，據《三國誌·吳誌·士燮傳》記載，當時廣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
由於地理知識的增長，海商、水手們已經注意記載航行所經海區的情況。從東漢時代開始，我國南海水域在曆史文獻中已經開始稱為“漲海”。《爾雅》記“蠃，小者蜬。注螺，大者如鬥，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注：卷下，四部叢刊景宋本。）此後不僅許多漢文文獻提到“漲海”，域外史料也提及這個海名。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蘇萊曼曾記載前往中國的航路，他提到：“從昆侖島出發，船隊進入漲海水麵。”（注：g.費琅輯注：《8至18世紀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遊記及地理文獻輯注》卷1，巴黎，1914年，耿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華書局，1989年，第41頁。）除了蘇萊曼，還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學家提到過漲海。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航船離開中國大陸赴東南亞時，已經不再緊靠東亞大陸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經南海時，水手們開始注意到南海諸島。康泰等人出海時，據《扶南傳》，說：“漲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盤石，珊瑚生其上也。”（注：《太平禦覽》卷69，地部三十四。）這裏所提到的漲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諸島如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均是由珊瑚礁構成的。1957年廣東省博物館在西沙群島考古時，曾采集到南朝時代的六耳罐、陶環等物。不僅中國水手，來往於中國與印度洋之間的外國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敘述漲海時描寫道：船隻進入“漲”（按即“漲海”）後，暗礁浸沒在海水之下，船隻從暗礁之間的隘道通過，安全航行要靠真主護佑。（注：g.費琅上引書，耿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57頁。）提到南海諸島的穆斯林地理學家並不止蘇萊曼一人。這說明航海技術的進步是世界性的。
據文獻記載，南朝宋齊時有十餘國沿海路入華。梁時許多海外番國奉中國南部政權為宗主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注：《梁書》卷54，《諸夷傳》“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國人對前往西亞的海路和各國地理方位有了更為準確的整體認識，即所謂“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裏，遠者二三萬裏。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注：《梁書·海南諸國傳序》。）劉宋時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帶，與東南亞和印度洋諸國的關係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數度遣使入貢，位於今印尼境內的訶羅陀國則請求與劉宋建立互市關係，要求建立關係的還有其他東南亞國家。這個時期印度洋與西太平洋之間的海路交通變得更為頻繁。元嘉五年（428）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國王致書劉宋朝廷，說兩國“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注：《宋書》卷97，《蠻夷傳》“師子國”。）這說明中國南方與錫蘭島之間已經保持著經常的官方聯係。
南齊永明二年（484），扶南王僑陳如聽說齊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貢，陳述其國叛臣鳩酬羅竊據林邑，聚凶肆掠，請求中國派兵助討。齊武帝答複，交州的兵力會給以支援。（注：《南齊書》卷58，《蠻·東南夷·扶南國》。）當時中國南疆及於交州，在東南亞影響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國請兵相助之事。
南朝時，因為海外貿易興盛，廣州的地位日見重要，已經取代兩漢時代的徐聞、合浦。梁武帝在國內興佛，當時與林邑、扶南貿易的物品中有許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贈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等。梁武帝聽說扶南有長一丈二尺的佛發，特派沙門釋雲寶往迎之。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如盤盤（今泰國南部萬倫灣一帶）、丹丹（今馬來西亞之吉蘭丹）、幹陀利（今馬來西亞吉打）、狼牙修（今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婆羅洲）與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馬來半島為界。馬來半島深入海中，其東麵的暹羅灣屬太平洋水係，其西麵的安達曼海屬印度洋水係，半島最窄處僅數十公裏。在信風為主要動力的時代，繞過馬來半島的航程是漫長的，而在半島邊卸貨轉運卻不失為一種節省運力的辦法。這條“海—陸—海”聯運路線見之於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注：韓振華：《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兼論橫越泰南、馬來半島的路線》，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頁。）自魏晉時代起，許多從中國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馬來半島以東的暹羅灣。在暹羅灣邊的小河灣裏，來自中國的商人們把從國內運來的貨物過駁到當地的小船上，然後開始采購回頭貨，裝船後等待信風回鄉。這些載滿過駁貨物的小船，沿小河駛抵馬來山脊腳下，用人力或畜力運過山嶺，在山脊另一側的小河邊再載上小船，運至安達曼海邊。在這裏有許多來自印度、西亞、東非、大秦的商人，他們也卸下自己運來的貨品，等待購買從山嶺那一邊運來的中國貨。他們的番貨被當地商人販運過馬來半島，轉售給來自中國的商人。
西漢時中國海船已能航達南亞次大陸的南端，即今斯裏蘭卡。東漢時羅馬帝國的商人也開始從紅海直航遠東。《宋書·蠻夷傳》說，大秦、天竺地處西溟。兩漢的使臣均視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為畏途。但在貿易的重利誘惑下，“氏眾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異”的各國賈客攜“山琛水寶”、“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及其他“幹名萬品”的貨物，“泛海陵波，因風遠至”。（注：卷97，《蠻夷傳》。）
對於中國舟人來說，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關鍵，在於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裏蘭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諸地的航路。東漢以後，中國與南亞之間的交通日益頻繁，在中國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師入華傳揚佛教的同時，中國人對印度地處中國與泰西之間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了解到從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諸地的海道。劉宋時僧人竺枝在以自己親曆見聞為據寫成的《扶南記》中說：“安息去私訶條國二萬裏，國土臨海上……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注：《水經注》卷2，河水。）這裏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亞（parthia）王朝，但其實當時帕提亞王朝已經滅亡，波斯已為新興的薩珊王朝統治，而中國人仍然以傳統的名稱安息稱呼之。“私訶條”即三國時萬震的《南州異物誌》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調，這是巴利語獅子國（sihdipa）的音譯。這時中國人已經了解了從印度前往波斯灣的海路。
從漢末三國至隋統一的三個半世紀中，中國南方對西方諸國的陸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與海外諸番聯係。這種客觀需要促進了航海技術的發展，進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國與羅馬帝國一直保持著海上聯係。羅馬帝國在當時的漢文史料中被稱為“大秦”。黃武五年（226）吳國孫權在位時，大秦國商人秦論來到交趾隨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孫權朝廷，後來返回本國（《梁書·中天竺傳》）。大約在同一時候，孫權派朱應、康泰率使團出訪海外諸國。（注：杜佑：《海南序略》，《通典》，卷188，邊防四：“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他們回國後，將海國外見聞寫成《扶南異物誌》與《吳時外國傳》兩書。可惜這兩部書已經亡佚，隻有一些片斷保存在《水經注》（注：《扶南異物誌》在《水經注》中分別稱為《扶南傳》或《扶南記》，如：“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裏，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極大秦也。’”（《水經注》卷1，恒水條）“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裏。’”（《水經注》卷36））、《藝文類聚》、《通典》和《太平禦覽》等著作中。
留存至今的兩晉時代與海外諸國交通的資料雖然較少，但當時記載異域外國的書籍已經開始大量出現。據《隋書·經籍誌二》記載，唐初可見這類書籍尚有：沙門釋智猛的《遊行外國傳》1卷（注：據慧皎《高僧傳》卷3記載：“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跡及方等眾，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裏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404），招結同誌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穀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淩危履險，有過前傳。遂曆鄯鄯、龜茲、於闐諸國，備矚風化。從於闐西南行二千裏，始登蔥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裏，至波倫國，同侶竺道嵩又複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缽，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缽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複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複西南行千三百裏，至迦維羅衛國，見佛發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404）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傳，記所遊曆。元嘉末卒於成都。”）、釋曇景的《外國傳》5卷（注：除了譯述佛經以外，據《隋書·經籍誌》記載，曇景還撰有《京師寺塔記》2卷。）、釋法盛的《曆國傳》2卷（注：據慧皎《高僧傳》記載：“時高昌複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高僧傳》卷2，《曇無讖》第七）。其傳卷數與此不同，慧皎所記法盛與這裏提到的《曆國傳》作者是否為同一人，待考。）、無名氏的《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5卷、無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國傳》1卷、後漢議郎楊孚著《異物誌》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異物誌》1卷、無名氏的《日南傳》1卷、無名氏的《林邑國記》1卷、無名氏的《諸蕃風俗記》2卷、無名氏的《諸蕃國記》27卷、朱應的《扶南異物誌》1卷等。
與印度洋交通的發展便利了東西往來，來華外國人的數目大大增加，他們帶來的異域奇貨也越來越多。《藝文類聚》卷85記載，西晉太康二年（281）大秦國使臣自廣州來貢，“眾寶既麗，火布尤奇”。（注：“火布”即以石棉織成的布，火燒不壞。）三國時外國人在東南港市已經不再罕見，據《三國誌·吳誌·士燮傳》記載，當時廣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
由於地理知識的增長，海商、水手們已經注意記載航行所經海區的情況。從東漢時代開始，我國南海水域在曆史文獻中已經開始稱為“漲海”。《爾雅》記“蠃，小者蜬。注螺，大者如鬥，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注：卷下，四部叢刊景宋本。）此後不僅許多漢文文獻提到“漲海”，域外史料也提及這個海名。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蘇萊曼曾記載前往中國的航路，他提到：“從昆侖島出發，船隊進入漲海水麵。”（注：g.費琅輯注：《8至18世紀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遊記及地理文獻輯注》卷1，巴黎，1914年，耿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華書局，1989年，第41頁。）除了蘇萊曼，還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學家提到過漲海。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航船離開中國大陸赴東南亞時，已經不再緊靠東亞大陸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經南海時，水手們開始注意到南海諸島。康泰等人出海時，據《扶南傳》，說：“漲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盤石，珊瑚生其上也。”（注：《太平禦覽》卷69，地部三十四。）這裏所提到的漲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諸島如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均是由珊瑚礁構成的。1957年廣東省博物館在西沙群島考古時，曾采集到南朝時代的六耳罐、陶環等物。不僅中國水手，來往於中國與印度洋之間的外國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敘述漲海時描寫道：船隻進入“漲”（按即“漲海”）後，暗礁浸沒在海水之下，船隻從暗礁之間的隘道通過，安全航行要靠真主護佑。（注：g.費琅上引書，耿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57頁。）提到南海諸島的穆斯林地理學家並不止蘇萊曼一人。這說明航海技術的進步是世界性的。
據文獻記載，南朝宋齊時有十餘國沿海路入華。梁時許多海外番國奉中國南部政權為宗主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注：《梁書》卷54，《諸夷傳》“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國人對前往西亞的海路和各國地理方位有了更為準確的整體認識，即所謂“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裏，遠者二三萬裏。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注：《梁書·海南諸國傳序》。）劉宋時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帶，與東南亞和印度洋諸國的關係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數度遣使入貢，位於今印尼境內的訶羅陀國則請求與劉宋建立互市關係，要求建立關係的還有其他東南亞國家。這個時期印度洋與西太平洋之間的海路交通變得更為頻繁。元嘉五年（428）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國王致書劉宋朝廷，說兩國“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注：《宋書》卷97，《蠻夷傳》“師子國”。）這說明中國南方與錫蘭島之間已經保持著經常的官方聯係。
南齊永明二年（484），扶南王僑陳如聽說齊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貢，陳述其國叛臣鳩酬羅竊據林邑，聚凶肆掠，請求中國派兵助討。齊武帝答複，交州的兵力會給以支援。（注：《南齊書》卷58，《蠻·東南夷·扶南國》。）當時中國南疆及於交州，在東南亞影響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國請兵相助之事。
南朝時，因為海外貿易興盛，廣州的地位日見重要，已經取代兩漢時代的徐聞、合浦。梁武帝在國內興佛，當時與林邑、扶南貿易的物品中有許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贈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等。梁武帝聽說扶南有長一丈二尺的佛發，特派沙門釋雲寶往迎之。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如盤盤（今泰國南部萬倫灣一帶）、丹丹（今馬來西亞之吉蘭丹）、幹陀利（今馬來西亞吉打）、狼牙修（今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婆羅洲）與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馬來半島為界。馬來半島深入海中，其東麵的暹羅灣屬太平洋水係，其西麵的安達曼海屬印度洋水係，半島最窄處僅數十公裏。在信風為主要動力的時代，繞過馬來半島的航程是漫長的，而在半島邊卸貨轉運卻不失為一種節省運力的辦法。這條“海—陸—海”聯運路線見之於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注：韓振華：《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兼論橫越泰南、馬來半島的路線》，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頁。）自魏晉時代起，許多從中國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馬來半島以東的暹羅灣。在暹羅灣邊的小河灣裏，來自中國的商人們把從國內運來的貨物過駁到當地的小船上，然後開始采購回頭貨，裝船後等待信風回鄉。這些載滿過駁貨物的小船，沿小河駛抵馬來山脊腳下，用人力或畜力運過山嶺，在山脊另一側的小河邊再載上小船，運至安達曼海邊。在這裏有許多來自印度、西亞、東非、大秦的商人，他們也卸下自己運來的貨品，等待購買從山嶺那一邊運來的中國貨。他們的番貨被當地商人販運過馬來半島，轉售給來自中國的商人。
西漢時中國海船已能航達南亞次大陸的南端，即今斯裏蘭卡。東漢時羅馬帝國的商人也開始從紅海直航遠東。《宋書·蠻夷傳》說，大秦、天竺地處西溟。兩漢的使臣均視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為畏途。但在貿易的重利誘惑下，“氏眾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異”的各國賈客攜“山琛水寶”、“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及其他“幹名萬品”的貨物，“泛海陵波，因風遠至”。（注：卷97，《蠻夷傳》。）
對於中國舟人來說，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關鍵，在於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裏蘭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諸地的航路。東漢以後，中國與南亞之間的交通日益頻繁，在中國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師入華傳揚佛教的同時，中國人對印度地處中國與泰西之間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了解到從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諸地的海道。劉宋時僧人竺枝在以自己親曆見聞為據寫成的《扶南記》中說：“安息去私訶條國二萬裏，國土臨海上……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注：《水經注》卷2，河水。）這裏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亞（parthia）王朝，但其實當時帕提亞王朝已經滅亡，波斯已為新興的薩珊王朝統治，而中國人仍然以傳統的名稱安息稱呼之。“私訶條”即三國時萬震的《南州異物誌》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調，這是巴利語獅子國（sihdipa）的音譯。這時中國人已經了解了從印度前往波斯灣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