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土生海外地名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 作者：劉迎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前麵談的都是地理坐標中心在外國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稱。先秦時代，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尚很有限，但已經認識到九州（即中國）雖大，但也不過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雖大，卻不如海洋廣大。戰國時齊人鄒衍的赤縣神州外有裨海環之，天下各州亦同樣有小海環抱，而世界陸地又有大瀛海環抱的學說，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漢以後，中國舟師和商賈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動中，越來越多地認識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標中心在中國本土的海洋命名體係，而其中與東南亞—印度洋貿易關係最重為密切的莫過於“南海”。中國海岸的大致輪廓線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東南亞—印度洋海域，必須向南航行。先秦時代中國人已經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國南方及其附近洋麵，並兼指今之東海。漢以後，漸專指中國以南海麵。故中國人的“南海”與印度人、西亞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識不夠發達的時代，“南海”這個地理概念所覆蓋的範圍相當廣，除了指中國以南海域以外，也指東南亞和東印度洋諸地。唐代有“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注：《舊唐書》卷89《王方慶傳》；《新唐書》卷116《王綝傳》雲：“南海歲有昆侖舶。”）的記載。這裏的“昆侖”即指東南亞、東印度洋諸地。龍朔三年（663），“南海真臘國”延請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藥為名請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後長留不返。（注：釋道宣：《續高僧傳》第2集，卷5《那提三藏傳》。）《新唐書》卷222記載，有“盤盤國”位於“南海曲”，即今暹邏灣西岸之馬來半島。唐代人習慣上把海外貿易蕃舶稱為“南海舶”，意從南海來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國水手在航海中特別注意辨識江河入海處，以此為目的港和中轉港的標誌。例如《梁書》在描述從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時說：“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曆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裏乃至焉”。（注：《梁書》卷54《中天竺國》。）在這短短數十個字中，無一提到沿途所經的海名，但卻提到了兩個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這裏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在敘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線時，提到西天竺“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由此入海。這裏的“彌蘭”河（新頭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寫今波斯灣內伊拉克、伊朗兩國交界處航線時，賈耽又說“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這裏的“弗利剌河”口，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匯流後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處。這些都說明，除了今南中國海南部被稱為“漲海”以外，當時的中國水手似乎僅滿足於“南海”這個泛指名稱，並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體名稱。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航海家積累的海外地理知識日見豐富，方位概念也愈加準確。唐代中國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東南亞）以外，又區分出一個新的概念“西南海”，專指北印度洋。《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師子”國（今之斯裏蘭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則雲：“師子國……在西海之中。”），這裏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陸南部周圍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記述撥拔力國（今非洲東岸之索馬裏沿海地區）的地望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中”（注：《酉陽雜俎》卷4；《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大食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這裏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南海”與“西南海”的異同，則會發現“南海”與“西南海”的概念的觀察中心點都在中國本土，而後產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繼續沿用。周去非提到過“西南海上波斯國”。（注：《嶺外代答》卷3；《諸蕃誌》卷上錄此段。）趙汝適在談及“昆侖層期國”（即今東非坦桑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上”。（注：《諸蕃誌》卷上“海上雜國”。）蒙古國時憲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漢人劉鬱在行。他曾記載到波斯的“失羅子國”（即今之伊朗設拉子城），說“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劉鬱：《西使記》，中華書局標點本。）所有這些“西南海”均與唐時一樣，指北印度洋諸海。顯然史籍中的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國產生的，是中國舟師獨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標中心均在中國。
五代、宋是中國海外地理學飛躍發展的時代。周去非除了借用穆斯林科學中的以西亞為中心地理命名體係，使用“東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並沿用唐代產生的“西南海”以重複表示北印度洋以外，還提到了一係列新地理名稱，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的水域。例如用“東大洋海”的名稱指今印尼爪哇以東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齊以南的大洋，即今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今孟加拉灣，在宋代則被稱為“細蘭海”，得名於“細蘭國”，即今之斯裏蘭卡。而元代以後，又進一步把位於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與斯裏蘭卡之間的南孟加拉灣稱為“喃巫哩洋”。這些都是前代未聞之事。
（二）東洋與西洋
五代、宋時航海地理學的另一個重大進步是產生了“東洋”和“西洋”的觀念。明代張燮所著《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這一記載成為許多學者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的依據。“東洋”與“西洋”的地理範圍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給研究者們增加了許多困難，但單從地名考訂上下功夫，很難解釋清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先從理清明以前史料中有關東洋與西洋的記載著手。
“西洋”的名稱初見於五代。據《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福建晉江縣圖書館藏；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見第347頁。）足見“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為人所沿用。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開封。開封猶太寺院中曾有四通碑文，其中最早的鐫刻於明弘治二年。碑文中說，開封的猶太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旨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他們於是在開封定居下來。猶太人因進貢“西洋布”來到宋朝，說明宋代“西洋”的概念已使用很廣。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個名稱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誌》文說，“單馬令國管小西洋：日囉亭、達剌希、崧古囉、淩牙蘇家、沙裏、佛囉安、吉蘭丹、晏頭、丁伽蘆、迫嘉、朋亨、口蘭丹”；“三佛齊國管小西洋：龍牙山、龍牙門、便塾、欖邦、棚加、不理東、監篦、啞魯、亭停、不剌、無思忻、深沒陀羅、南無裏、不斯麻、細蘭、沒裏琶都、賓撮”諸地。所謂“小西洋”很近於《西山雜誌》所提到的五代、宋時泉州蒲氏家族所經營的“占城西洋轉運使”中所提到的“西洋”，大體上指今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周圍海域，略小於明代《東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誌》成書上距宋亡不過20餘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時遺留下來的舊名。
宋元時代“西洋”的概念已經廣為使用。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範圍有很大變化。元劉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裏神道碑銘》提到不阿裏的遠祖從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後來在那裏定居下來。比較《元史·馬八兒傳》可知，所謂“西洋”國就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注：參見陳高華：《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裏來華新考》，載《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不阿裏在元世祖時曾任馬八兒國宰相，多次接待過元朝過往使臣。由此可見其祖先移居“西洋”事在宋代。
汪大淵的《島夷誌略》也多處提到“西洋”，如：“蘇祿”條中提到“西洋之第三港”（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178頁，並見287頁。）；“舊港”條提到“西洋人”（注：同上書，第187頁。）；“龍牙門”條和“北溜”條提到“舶往西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第214、264頁。）；“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注：同上書，第218頁。）；“大八丹”條稱其“國居西洋之後”（注：同上書，第280頁。）；“萬裏石塘”條兩次提到“至西洋”（注：同上書，第318頁。）；“大烏爹”條分別提到“界西洋之中峰”和“西洋諸番國”（注：同上書，第339頁。）；“天堂”條說“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書，第352頁。）；“甘埋裏”條說“商販於西洋互易”等。（注：同上書，第364頁。）所有這些“西洋”應當都是指馬八兒及其周圍地區。《島夷誌略》中還多處提到“西洋布”或“西洋絲布”（注：同上書，“無枝拔”條，第38頁；“淡邈”條，第133頁；“古裏地悶”條，第209頁；“須文答剌”條，第240頁。），這種“西洋布”與《真臘風土記》中所記“來自西洋”的布（注：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夏鼐校注本《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76頁。），應當都是馬八兒一帶出產的紡織品。
元人周致中所撰《異域誌》兩次提到“西洋國”。其一是“虎六母思”（今波斯灣口伊朗忽魯謨斯）條。條中說，此國風土物產“與西洋國頗同”。其二是“西洋國”條。條中說，此國“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校注者陸峻嶺認為，這裏提到的“西洋國”就是古裏（即元代之俱藍）。此說誤，“西洋國”應當是馬八兒，而當地出產的“瑩潔如紙”的棉布，應當就是開封猶太人寺院中弘治二年碑和汪大淵提到的“西洋布”和或“西洋絲布”。
“東洋”的名稱可能與宋代的“東大洋海”有關。“東洋”的概念初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分為“大東洋”與“小東洋”。《誌》文說：
東洋：
佛坭國管小東洋：麻裏蘆、麻葉、美昆、蒲端、蘇錄、沙胡重、啞陳、麻拏羅奴、文杜陵。
單重布羅國管大東洋：論杜、三啞思、沙囉溝、塔不辛地、沙棚溝、塗離、遍奴忻、勿裏心、王琶華、都蘆辛、囉愇、西夷塗、質黎、故梅、訖丁銀、呼蘆漫頭、琶設、故提、頻底賢、孟嘉失、烏譚麻、蘇華公、文魯古、盟崖、盤檀。
闍婆國管大東洋：孫條、陀雜、白花灣、淡墨、熙寧、囉心、重伽蘆、不直幹、陀達、蒲盤、布提、不者囉幹、打工、琶離、故鸞、火山、地漫。（注：陳大震：《大德南海誌》殘卷，北京圖書館藏本。）
從陳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來看，元初和元中期時代的“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加裏曼丹島和爪哇島以東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和加裏曼丹島，由佛坭國（今文萊）管領。而“大東洋”主要指加裏曼丹島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東洋”又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包括今印尼馬魯古群島以東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諸島。（注：陳連慶：《〈大德南海誌〉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載《文史》第27輯，1986年，第145—164頁。）
汪大淵也提到了“東洋”。他在“爪哇”條中提到爪哇島“實甲東洋諸蕃”（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59頁。）；在記述位於“海東一隅”的“毗舍耶”時，他又說，“東洋聞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條中，他說“茲山盤據於‘小東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93頁。）汪大淵雖然沒有提到“大東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這個名稱的。
《南海誌》主要記敘廣東與外蕃的往來，而《島夷誌略》則敘述福建與海外的聯係。“東洋”的名稱雖初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如果此名稱在入元後才產生，則不可能在短短數十年內為廣東、福建等廣大地區的海商所熟知。足見元代的“東洋”、“大東洋”、“小東洋”等地理概念，隻不過是沿用了宋代的舊稱而已。
元以後“東洋”與“西洋”的概念繼續為人們所襲用。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中隻有“東洋”的總名稱，不再有“大東洋”與“小東洋”之分。但張燮的“東洋”，大體上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東洋”，也即今菲律賓列島與加裏曼丹島附近海域。而宋元時代屬於大東洋的“文魯居”（單重布羅國管下），在《東西洋考》中譯稱為“美洛居”或“米六合”，被劃入“東洋”的範圍。同樣，《東西洋考》中隻有“西洋”這個名稱，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時代的“西洋”，即今印度東南沿海的馬八兒等地，在鄭和時代被稱為“西洋鎖裏”，但不見於張燮的著作。
（三）下番航線與東西洋的劃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國舟師在異域遠洋航行時，特別注意航線所經的河川入海處，以為目的港和中轉港的標誌。此前已提及，《梁書》在描述從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時說，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書》卷54《中天竺國》。）這段文字無一處提到沿途所經的海名，但卻提到了兩個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見中國舟師泛舟遠航時，身處流動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陸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這樣一類的重要地理方位標誌物來控製航線。因此可以說，依據航線判斷海外地理，是中國舟師的古老的傳統。
前麵所引述的《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但許多依此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的學者，卻往往不得要領。所幸張燮在《舟師考》中敘述了“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東洋”與“西洋”的區分的基本依據在於航線的根本不同。
筆者據張燮在《舟師考》中分別述及“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推斷，“東洋”與“西洋”的區分的基本依據在於，從中國大陸出海下番的航線的不同。1989—1990年筆者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經南海時，形成了東洋、西洋的概念與南海有關的想法，認為東洋與西洋最初並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線概念，沿南海以東航行所經諸地為東洋，沿南海以西航線航行所曆各處為西洋，東、西兩洋隔南海相望；並在1990年春節期間在泉州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討論會上與學者們，包括香港學者陳佳榮進行交流。後來，陳佳榮先生在出席南京鄭和研究會議時，在其提交的論文《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中，對東西洋概念的有了進一步論述，南海的珊瑚礁“千裏長沙”和“萬裏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風險區，舟師皆知回避，故南海成為東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載《走向海洋的中國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頁。）
由此可見，大致從宋代起，中國海船出洋前往今東南亞和北印度洋海區大體有兩條航線：
一是從福建、廣東大體沿東亞大陸海岸線南下，以大陸沿海的地形為標誌物導航，過印支半島，進入暹邏灣，繼續向西，所經海外諸地皆稱為“西洋”。前引《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第347頁。）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轉運使”時，所經營的就是西洋航線的貿易。宋元時代，此航線所經諸地又稱為“小西洋”。我們可將此航線形象地稱為“大陸航線”。過“小西洋”後，再向西便是印度，這裏在宋元時代被稱為“西洋”。
另一條航線是從大陸出發向東航行，先橫渡今台灣海峽（對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灣），或先橫渡南海北部（對廣東海舶而言），至呂宋諸島；然後再沿今菲律賓列島南下，以西太平洋島弧的南部諸島為導航的標誌物，所經諸地皆稱為“東洋”。我們可稱此航線為“島嶼航線”。“東洋”中的菲律賓諸島與加裏曼丹島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稱為“小東洋”。加裏曼丹島以南海域稱為“大東洋”。從“小東洋”進入“大東洋”有兩條航線，一是從加裏曼丹島西部沿海進入“大東洋”，此即“大東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從加裏曼丹島與今菲律賓的巴拉望群島之間的海峽穿過，進入蘇祿海，再沿加裏曼丹島東部沿海南下，此即“大東洋”的東部，即今之蘇拉威西海、馬魯古海、班達海和佛羅勒斯海諸地。
總之，“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起源於航線的不同。若要論其地理範圍，則“東洋”大體上指今南海以東，而“西洋”則大體指今南海以西地區。“東洋”與“西洋”隔南海相望，他們之間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原文發表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鄭和研究會編，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頁。收入本書時有修改。］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漢以後，中國舟師和商賈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動中，越來越多地認識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標中心在中國本土的海洋命名體係，而其中與東南亞—印度洋貿易關係最重為密切的莫過於“南海”。中國海岸的大致輪廓線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東南亞—印度洋海域，必須向南航行。先秦時代中國人已經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國南方及其附近洋麵，並兼指今之東海。漢以後，漸專指中國以南海麵。故中國人的“南海”與印度人、西亞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識不夠發達的時代，“南海”這個地理概念所覆蓋的範圍相當廣，除了指中國以南海域以外，也指東南亞和東印度洋諸地。唐代有“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注：《舊唐書》卷89《王方慶傳》；《新唐書》卷116《王綝傳》雲：“南海歲有昆侖舶。”）的記載。這裏的“昆侖”即指東南亞、東印度洋諸地。龍朔三年（663），“南海真臘國”延請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藥為名請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後長留不返。（注：釋道宣：《續高僧傳》第2集，卷5《那提三藏傳》。）《新唐書》卷222記載，有“盤盤國”位於“南海曲”，即今暹邏灣西岸之馬來半島。唐代人習慣上把海外貿易蕃舶稱為“南海舶”，意從南海來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國水手在航海中特別注意辨識江河入海處，以此為目的港和中轉港的標誌。例如《梁書》在描述從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時說：“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曆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裏乃至焉”。（注：《梁書》卷54《中天竺國》。）在這短短數十個字中，無一提到沿途所經的海名，但卻提到了兩個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這裏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在敘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線時，提到西天竺“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由此入海。這裏的“彌蘭”河（新頭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寫今波斯灣內伊拉克、伊朗兩國交界處航線時，賈耽又說“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這裏的“弗利剌河”口，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匯流後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處。這些都說明，除了今南中國海南部被稱為“漲海”以外，當時的中國水手似乎僅滿足於“南海”這個泛指名稱，並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體名稱。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航海家積累的海外地理知識日見豐富，方位概念也愈加準確。唐代中國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東南亞）以外，又區分出一個新的概念“西南海”，專指北印度洋。《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師子”國（今之斯裏蘭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則雲：“師子國……在西海之中。”），這裏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陸南部周圍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記述撥拔力國（今非洲東岸之索馬裏沿海地區）的地望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中”（注：《酉陽雜俎》卷4；《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大食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這裏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南海”與“西南海”的異同，則會發現“南海”與“西南海”的概念的觀察中心點都在中國本土，而後產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繼續沿用。周去非提到過“西南海上波斯國”。（注：《嶺外代答》卷3；《諸蕃誌》卷上錄此段。）趙汝適在談及“昆侖層期國”（即今東非坦桑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上”。（注：《諸蕃誌》卷上“海上雜國”。）蒙古國時憲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漢人劉鬱在行。他曾記載到波斯的“失羅子國”（即今之伊朗設拉子城），說“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劉鬱：《西使記》，中華書局標點本。）所有這些“西南海”均與唐時一樣，指北印度洋諸海。顯然史籍中的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國產生的，是中國舟師獨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標中心均在中國。
五代、宋是中國海外地理學飛躍發展的時代。周去非除了借用穆斯林科學中的以西亞為中心地理命名體係，使用“東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並沿用唐代產生的“西南海”以重複表示北印度洋以外，還提到了一係列新地理名稱，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的水域。例如用“東大洋海”的名稱指今印尼爪哇以東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齊以南的大洋，即今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今孟加拉灣，在宋代則被稱為“細蘭海”，得名於“細蘭國”，即今之斯裏蘭卡。而元代以後，又進一步把位於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與斯裏蘭卡之間的南孟加拉灣稱為“喃巫哩洋”。這些都是前代未聞之事。
（二）東洋與西洋
五代、宋時航海地理學的另一個重大進步是產生了“東洋”和“西洋”的觀念。明代張燮所著《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這一記載成為許多學者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的依據。“東洋”與“西洋”的地理範圍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給研究者們增加了許多困難，但單從地名考訂上下功夫，很難解釋清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先從理清明以前史料中有關東洋與西洋的記載著手。
“西洋”的名稱初見於五代。據《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福建晉江縣圖書館藏；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見第347頁。）足見“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為人所沿用。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開封。開封猶太寺院中曾有四通碑文，其中最早的鐫刻於明弘治二年。碑文中說，開封的猶太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旨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他們於是在開封定居下來。猶太人因進貢“西洋布”來到宋朝，說明宋代“西洋”的概念已使用很廣。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個名稱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誌》文說，“單馬令國管小西洋：日囉亭、達剌希、崧古囉、淩牙蘇家、沙裏、佛囉安、吉蘭丹、晏頭、丁伽蘆、迫嘉、朋亨、口蘭丹”；“三佛齊國管小西洋：龍牙山、龍牙門、便塾、欖邦、棚加、不理東、監篦、啞魯、亭停、不剌、無思忻、深沒陀羅、南無裏、不斯麻、細蘭、沒裏琶都、賓撮”諸地。所謂“小西洋”很近於《西山雜誌》所提到的五代、宋時泉州蒲氏家族所經營的“占城西洋轉運使”中所提到的“西洋”，大體上指今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周圍海域，略小於明代《東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誌》成書上距宋亡不過20餘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時遺留下來的舊名。
宋元時代“西洋”的概念已經廣為使用。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範圍有很大變化。元劉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裏神道碑銘》提到不阿裏的遠祖從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後來在那裏定居下來。比較《元史·馬八兒傳》可知，所謂“西洋”國就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注：參見陳高華：《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裏來華新考》，載《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不阿裏在元世祖時曾任馬八兒國宰相，多次接待過元朝過往使臣。由此可見其祖先移居“西洋”事在宋代。
汪大淵的《島夷誌略》也多處提到“西洋”，如：“蘇祿”條中提到“西洋之第三港”（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178頁，並見287頁。）；“舊港”條提到“西洋人”（注：同上書，第187頁。）；“龍牙門”條和“北溜”條提到“舶往西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第214、264頁。）；“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注：同上書，第218頁。）；“大八丹”條稱其“國居西洋之後”（注：同上書，第280頁。）；“萬裏石塘”條兩次提到“至西洋”（注：同上書，第318頁。）；“大烏爹”條分別提到“界西洋之中峰”和“西洋諸番國”（注：同上書，第339頁。）；“天堂”條說“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書，第352頁。）；“甘埋裏”條說“商販於西洋互易”等。（注：同上書，第364頁。）所有這些“西洋”應當都是指馬八兒及其周圍地區。《島夷誌略》中還多處提到“西洋布”或“西洋絲布”（注：同上書，“無枝拔”條，第38頁；“淡邈”條，第133頁；“古裏地悶”條，第209頁；“須文答剌”條，第240頁。），這種“西洋布”與《真臘風土記》中所記“來自西洋”的布（注：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夏鼐校注本《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76頁。），應當都是馬八兒一帶出產的紡織品。
元人周致中所撰《異域誌》兩次提到“西洋國”。其一是“虎六母思”（今波斯灣口伊朗忽魯謨斯）條。條中說，此國風土物產“與西洋國頗同”。其二是“西洋國”條。條中說，此國“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校注者陸峻嶺認為，這裏提到的“西洋國”就是古裏（即元代之俱藍）。此說誤，“西洋國”應當是馬八兒，而當地出產的“瑩潔如紙”的棉布，應當就是開封猶太人寺院中弘治二年碑和汪大淵提到的“西洋布”和或“西洋絲布”。
“東洋”的名稱可能與宋代的“東大洋海”有關。“東洋”的概念初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分為“大東洋”與“小東洋”。《誌》文說：
東洋：
佛坭國管小東洋：麻裏蘆、麻葉、美昆、蒲端、蘇錄、沙胡重、啞陳、麻拏羅奴、文杜陵。
單重布羅國管大東洋：論杜、三啞思、沙囉溝、塔不辛地、沙棚溝、塗離、遍奴忻、勿裏心、王琶華、都蘆辛、囉愇、西夷塗、質黎、故梅、訖丁銀、呼蘆漫頭、琶設、故提、頻底賢、孟嘉失、烏譚麻、蘇華公、文魯古、盟崖、盤檀。
闍婆國管大東洋：孫條、陀雜、白花灣、淡墨、熙寧、囉心、重伽蘆、不直幹、陀達、蒲盤、布提、不者囉幹、打工、琶離、故鸞、火山、地漫。（注：陳大震：《大德南海誌》殘卷，北京圖書館藏本。）
從陳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來看，元初和元中期時代的“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加裏曼丹島和爪哇島以東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和加裏曼丹島，由佛坭國（今文萊）管領。而“大東洋”主要指加裏曼丹島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東洋”又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包括今印尼馬魯古群島以東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諸島。（注：陳連慶：《〈大德南海誌〉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載《文史》第27輯，1986年，第145—164頁。）
汪大淵也提到了“東洋”。他在“爪哇”條中提到爪哇島“實甲東洋諸蕃”（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59頁。）；在記述位於“海東一隅”的“毗舍耶”時，他又說，“東洋聞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條中，他說“茲山盤據於‘小東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93頁。）汪大淵雖然沒有提到“大東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這個名稱的。
《南海誌》主要記敘廣東與外蕃的往來，而《島夷誌略》則敘述福建與海外的聯係。“東洋”的名稱雖初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誌》，如果此名稱在入元後才產生，則不可能在短短數十年內為廣東、福建等廣大地區的海商所熟知。足見元代的“東洋”、“大東洋”、“小東洋”等地理概念，隻不過是沿用了宋代的舊稱而已。
元以後“東洋”與“西洋”的概念繼續為人們所襲用。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中隻有“東洋”的總名稱，不再有“大東洋”與“小東洋”之分。但張燮的“東洋”，大體上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東洋”，也即今菲律賓列島與加裏曼丹島附近海域。而宋元時代屬於大東洋的“文魯居”（單重布羅國管下），在《東西洋考》中譯稱為“美洛居”或“米六合”，被劃入“東洋”的範圍。同樣，《東西洋考》中隻有“西洋”這個名稱，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時代的“西洋”，即今印度東南沿海的馬八兒等地，在鄭和時代被稱為“西洋鎖裏”，但不見於張燮的著作。
（三）下番航線與東西洋的劃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國舟師在異域遠洋航行時，特別注意航線所經的河川入海處，以為目的港和中轉港的標誌。此前已提及，《梁書》在描述從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時說，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書》卷54《中天竺國》。）這段文字無一處提到沿途所經的海名，但卻提到了兩個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見中國舟師泛舟遠航時，身處流動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陸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這樣一類的重要地理方位標誌物來控製航線。因此可以說，依據航線判斷海外地理，是中國舟師的古老的傳統。
前麵所引述的《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但許多依此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的學者，卻往往不得要領。所幸張燮在《舟師考》中敘述了“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東洋”與“西洋”的區分的基本依據在於航線的根本不同。
筆者據張燮在《舟師考》中分別述及“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推斷，“東洋”與“西洋”的區分的基本依據在於，從中國大陸出海下番的航線的不同。1989—1990年筆者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經南海時，形成了東洋、西洋的概念與南海有關的想法，認為東洋與西洋最初並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線概念，沿南海以東航行所經諸地為東洋，沿南海以西航線航行所曆各處為西洋，東、西兩洋隔南海相望；並在1990年春節期間在泉州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討論會上與學者們，包括香港學者陳佳榮進行交流。後來，陳佳榮先生在出席南京鄭和研究會議時，在其提交的論文《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中，對東西洋概念的有了進一步論述，南海的珊瑚礁“千裏長沙”和“萬裏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風險區，舟師皆知回避，故南海成為東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載《走向海洋的中國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頁。）
由此可見，大致從宋代起，中國海船出洋前往今東南亞和北印度洋海區大體有兩條航線：
一是從福建、廣東大體沿東亞大陸海岸線南下，以大陸沿海的地形為標誌物導航，過印支半島，進入暹邏灣，繼續向西，所經海外諸地皆稱為“西洋”。前引《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第347頁。）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轉運使”時，所經營的就是西洋航線的貿易。宋元時代，此航線所經諸地又稱為“小西洋”。我們可將此航線形象地稱為“大陸航線”。過“小西洋”後，再向西便是印度，這裏在宋元時代被稱為“西洋”。
另一條航線是從大陸出發向東航行，先橫渡今台灣海峽（對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灣），或先橫渡南海北部（對廣東海舶而言），至呂宋諸島；然後再沿今菲律賓列島南下，以西太平洋島弧的南部諸島為導航的標誌物，所經諸地皆稱為“東洋”。我們可稱此航線為“島嶼航線”。“東洋”中的菲律賓諸島與加裏曼丹島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稱為“小東洋”。加裏曼丹島以南海域稱為“大東洋”。從“小東洋”進入“大東洋”有兩條航線，一是從加裏曼丹島西部沿海進入“大東洋”，此即“大東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從加裏曼丹島與今菲律賓的巴拉望群島之間的海峽穿過，進入蘇祿海，再沿加裏曼丹島東部沿海南下，此即“大東洋”的東部，即今之蘇拉威西海、馬魯古海、班達海和佛羅勒斯海諸地。
總之，“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起源於航線的不同。若要論其地理範圍，則“東洋”大體上指今南海以東，而“西洋”則大體指今南海以西地區。“東洋”與“西洋”隔南海相望，他們之間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原文發表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鄭和研究會編，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頁。收入本書時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