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薩戒的年份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天監年間(公元502年—519年),後期為普通改元之後(公元520年—549年),他事佛興致漸濃。到了大同年間(公元535年—545年),他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垂垂老者,《魏書》評論晚年的梁武帝“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完全失去了壯年時的風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門弟子模樣。出世超凡本沒有任何問題,但身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這樣一位頗有作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評家所說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於是我們回到一個老問題上,梁武帝究竟為什麽會“佞佛”?


    梁武帝當然有一萬條理由去選擇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將梁國變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從選擇國家命運的角度來思考的。


    梁國立國於亂世之間,南齊的經濟算不上很發達,劉宋的力量也遠不及北魏,南朝內部又經常出亂子,皇帝走馬燈似地更換,民風相對北朝也顯得奸滑險惡。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後,很下了一番功夫總結劉宋與南齊不安定的教訓,最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一個國家要建立起來,並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安定團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現“和諧社會”,那麽得先“立教”,在民眾中建立信仰基礎。


    在梁武帝看來,劉宋和南齊,都是沒有注重到國人的信仰。國人沒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權也不會長久。所以,要建立一個不再混亂、秩序井然的國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信仰上做文章,這是一切的綱,其他的都是目,綱舉目張。


    下一個問題是,該建立一種什麽樣的信仰呢?梁武帝選擇了佛教。佛教勸人向善,吃齋拜佛一類的修煉方式也容易被接受,並且在當時比較深入民間,推行起來不會有太大的抵觸。佛教宣揚因果報應,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這一點,人們就不會起來反抗統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導下,梁國的政局比動蕩的北方穩定許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賦》裏,感歎說,“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大抵是事實。這說明弘揚佛法的政策並不能說完全錯誤,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問題在於,凡事不能走極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時間上。


    梁武帝統治的後期,社會實際情況較之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侯景之亂時梁國統治階級的行為可以看出,梁人此時並不是太“奸滑”而是變得有些不通機變,甚至有些逆來順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過度致力於佛教事務,本身也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社會了,時間越長,脫離的程度也就越嚴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壽,覺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國上的失誤就不足為奇了。


    盡管梁武帝一心“立教為首”,梁國卻並未擺脫南朝其他幾代王朝衰弱的規律。信仰雖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響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為天,沒有經濟的發展,空有信仰,也無益於國家。


    普通年間,梁國的經濟危機逐漸顯現,戰事頻繁,大興佛事,使得國庫日益空虛。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罷銅錢而鑄造鐵錢,這種鐵錢又稱“鐵五銖”,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大批量鑄造的鐵錢。鐵錢價值不及銅錢的十分之一,結果自然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吏大肆貪汙,商人從中漁利,民眾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軍人的經濟狀況。南朝的兵製承自三國兩晉,其原則為一旦為兵,世代為兵,父死子代,兄終弟及,也稱“世兵製”。這些所謂的“軍戶”被嚴格管理,擔負著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監十七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頒布詔書將士兵與奴婢並列,軍戶的地位低到了極點,逃亡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士兵們不是剃度為僧,就是投入豪強門下做蔭戶。


    為了製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規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無路之下,各類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來了。大同年間,廣晉(今江西景德鎮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內)先後發生了聚眾叛亂,其中以交趾豪強李賁的反叛規模最大,他於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稱越帝,與朝廷對抗,極盛時幾乎攻下廣州。叛亂持續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陳國開國皇帝陳霸先,就是通過鎮壓這場叛亂嶄露頭角的。


    梁武帝並非沒有意識到種種社會問題,他曾幾次下詔,要求官員上書舉奏提出批評意見。散騎常侍賀琛就上書,具體列舉了時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員橫征暴斂,導致百姓流移,戶口銳減,妨害民生大計;二、貴族奢靡無度,風氣敗壞;三、朝廷官吏專為利己,無心奉公;四、政府興造過多,勞民傷財,動搖國本。


    這四條,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後大發雷霆,立即給賀琛回複敕文:“你說有人貪殘,有人奸猾,是什麽人,是什麽事?具體指出來,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節儉,百官怎會不效仿?你得好好認識錯誤,嚴肅檢討!”賀琛見狀,隻得乖乖承認錯誤,不再說話。


    梁國朝臣裏,像賀琛這樣偶爾還敢直言上書的,已經是鳳毛麟角。梁武帝老了,隻愛聽奉承話,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後,他最寵幸的就數中領軍朱異了。朱異學問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諛諂媚,同時又結納私黨,收受財賂。在他的手裏,梁國朝綱每況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講究普度眾生、慈悲為懷的,梁武帝卻隻對皇親官吏慈悲為懷。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個老頭攔住禦駕勸諫:“陛下執法,對庶民太嚴苛,對權貴太寬鬆,這不是長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變,則天下大幸。”梁武帝聽後並沒有檢討和改正,依舊如故。(梁武帝的統治方略,類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針見血地說:“元以寬亡國。”這個“寬”不是指對百姓寬,而是指對權貴寬。以蒙古鐵騎橫掃歐亞的強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潛在危險,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員,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開恩。作為梁武帝的親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臨川王蕭宏打仗無能(參見《絕代雙驕》),收刮百姓卻很有一套。六王爺給自己謀了個職業——放債,他以借債人的田地、房產、商號、店鋪作抵押,還債期限一過,馬上派人奪取抵押的宅店田產,然後再利用這些宅店田產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圍江東一帶,失業破產的百姓無以計數,多半有他的“功勞”。


    “精明”的六王爺獲利可觀,僅僅用來收藏財富的倉庫就有將近一百間!蕭宏一生最看重錢財,防備極其嚴密,倉庫設在內堂後麵,好方便他近距離保護。不過防備得太嚴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懷疑裏頭藏有武器,秘密通報梁武帝。


    梁武帝聽聞臨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謀反,也不得不重視起來,派人調查怕冤枉了弟弟,就親自出馬。他以找蕭宏夫婦喝酒,共敘手足之情為名,來到蕭宏家裏。蕭宏熱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說:“我想到你的後堂走走。”蕭宏臉色嚇得刷白,以為要查辦貪腐呢,硬著頭皮領梁武帝到後堂。一圈走下來,梁武帝樂了,原來蕭宏的倉庫不是什麽武器庫,而是個大寶庫。其中錢庫三十多間,其餘各庫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值錢的物品。


    梁武帝看著一身冷汗的蕭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過得很不錯啊。”當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繼續痛飲,直到深夜才盡性作罷。


    梁武帝對蕭宏的寬容,還有多次表現。蕭宏跟親侄女、梁武帝的女兒永興公主玩亂倫,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事情敗露,公主羞愧自殺,梁武帝卻沒再追究蕭宏的罪責,任他安度餘生。蕭宏死於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贈他侍中、大將軍,諡為靖惠王,厚禮而葬。


    蕭宏放債斂財,多少算個正經生意;他的三子臨賀王蕭正德專幹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就屬於江洋大盜的級別了。


    梁武帝早年連生了三個女兒,擔心後繼無人,曾過繼蕭正德為嗣子,後來太子蕭統出生,就把蕭正德還給了蕭宏。蕭正德本以為將來能當上皇帝,沒想到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心理不平衡,一氣之下居然投了北魏,聲稱是梁國被廢的太子,外逃避禍。結果轉過年來,蕭正德覺得北魏對他不友好,仇人蕭寶夤還起了殺心,便又無聊地逃回梁國(本來嘛,你在梁國是皇族,到北魏算什麽?要不是給你麵子,誰理你這根蔥?)。梁武帝沒有懲罰他的叛國罪,反而流著淚教導他,恢複了他的爵位。


    蕭正德大有龍歸大海、虎入山林之勢。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蕭正則一起搞了支糾察隊,黃昏時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殺人的買賣。有梁武帝做保護傘,官府也不敢過問。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蕭正德為輕車將軍。蕭正德在前線惦念自己的糾察隊,幹脆拋棄部隊獨自一人跑回建康。軍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臨海郡。蕭正德還沒走到臨海,梁武帝又後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別去了,安心留在建康當強盜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縱下,蕭正德後來終於與侯景結盟,要梁武帝的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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