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紅軍實施轉移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紅軍長征前的準備
國民黨軍8月底攻占驛前後，照例修建碉堡、構築公路，並將碉堡線逐漸向小鬆市紅軍陣地伸展，其前鋒部隊則試探性地對紅軍陣地展開攻擊，蠶食紅軍防線。在屢遭失敗，國民黨軍前鋒步步向紅軍中心區進逼時，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已勢在必行。
為集中策劃、調度即將到來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戰略轉移的有關事宜，一係列有關戰略轉移的計劃、行動陸續展開。遵義會議決議提到，中革軍委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中，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423]最初預定的突圍時間是10月底11月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撲個空”；“從華南地區的地理氣候上來考慮，這也是行軍和作戰的最有利的時間”。[424]中共叛將楊嶽彬在給國民黨方麵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這一意圖：“今年四五月，赤黨偽中央，已從匪軍中，調出湘南籍之幹部多名，潛回湘南各縣，布置交通路線，並聞有從湘贛邊匪區，抽調一部匪軍，編為湘南遊擊隊，竄擾湘南之說。”[425]
根據向西轉移的方針，從1934年7、8月份開始，紅軍已開始部署重要物資、資材的西運事宜。7月下旬，紅十五師奉命開往福建方麵，“到福建搬運勝利品”，[426]所謂勝利品，實際就是準備搬運的重要資材。7、8月份，紅一軍團主力開赴閩西掩護紅九軍團安全轉運資材到贛南。8月中旬，朱德電令一、九軍團，要求其在閩西蘇區“確實掩護資材”[427]西運。同時，中共中央還秘密派出國家政治保衛局保衛大隊到於都、登賢等紅軍預定集結地域，偵察路線。中革軍委則由副總參謀長張雲逸率領一個分隊，潛往贛粵湘邊界，偵察敵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軍委電示第三軍團指揮員彭德懷、楊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敵人於石城以北”，“在執行這一任務時應最高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在戰鬥的間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隊外，主力應集結補充、整理訓練，並加強部隊的政治團結”。同時強調在石城地區的防禦戰應進行“運動防禦”，“不要準備石城的防禦戰鬥，而應準備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來向林彪、聶榮臻等傳達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決定。24日，中革軍委再電彭、楊，重申：“為避免過多的損失及確實突擊，第一地區陣地，應作為掩護地帶，而第二地區陣地應作為主要抵抗地帶。”[429]顯然，中共中央此時已將保存有生力量隨時準備撤退作為主要考慮。中革軍委發出命令，要求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把敵人占領縣區的軍事部立刻改為縣區遊擊隊司令部和政治部，縣區軍事部長為遊擊隊司令員、隊長，縣區委書記兼遊擊隊政治委員；並規定“如在邊區和中心區域有被敵人侵犯之可能時，則將軍事部作上述改組”，為紅軍主力突圍後蘇區繼續堅持作出組織上的初步安排。
與此同時，為減輕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共中央決定與“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接觸，展開停火談判。陳濟棠出於自身生存需要的考慮，把紅軍在江西的存在作為其與南京中央間的一道屏障，因此，對“剿共”軍事陽奉陰違，和中共間一直有信使往還。早在1933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就報告：“在中央蘇區，廣州政府代表已開始進行停戰談判。”[430]此後，談判斷續進行。當紅軍開始準備撤離時，談判進一步加緊。潘漢年回憶：“當我們的紅軍向中國西部推進時，廣州的軍閥們認為，如果蔣介石能消滅紅軍，那就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威脅。在他們看來，紅軍至今是南京軍隊和廣州軍隊之間的屏障。我們曾派代表去進行談判。第一次我們未能達成什麽協議。第二次我們終究爭取到廣州同意進行談判。”[431]1934年“八一”節前，雙方通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並設立聯絡電台。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聲明“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10月間行之”，表示願就停止雙方作戰、恢複貿易、政治開放、軍事反蔣、代購軍火等問題與粵軍舉行秘密談判。[432]14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雙方的接觸。共產國際對與粵方接觸高度重視，指示中共在談判中主要應提出代購軍火和取消封鎖、恢複貿易，不應附加其他過高條件，以免“喪失利用廣州人和南京人之間矛盾的機會”。[433]
中共中央的這一表態迅速得到粵方回應，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派潘健行（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等在尋烏進行會談。雙方經過數日反複協商，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言明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將經過要點告訴陳濟棠，陳部即後撤20公裏讓紅軍通過，紅軍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中共和粵方成立的這一協議，為紅軍的順利突圍轉移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的文章明確指出：“近來國民黨內部的某些軍閥，願意同我們在反蔣方麵進行某些條件的妥協，我們顯然是不會拒絕利用這種機會的。”[434]長征開始後，中革軍委給紅軍各軍團指揮官發出指示，告之：“現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我軍西進道路，敵方已有某種允諾。故當粵軍自願的撤退時，我軍應勿追擊及俘其官兵；但這僅限於當其自願撤退時，並絕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覺性及經常的戰鬥準備。”[435]事實上，長征初期，紅軍之所以能順利實現轉移，和粵方放開道路直接相關，蔣介石曾在日記中指稱“粵陳縱匪禍國，何以見後世與天下”。[436]
突圍方針確定後，8、9月間，中共中央在宣傳、組織上做了一係列的準備工作。8月18日，中央紅軍機關刊物《紅星》發表周恩來撰寫的社論，提出：“我們更要在遠殖的行動中增加我們的兵力，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更多的白軍，我們要堅決挺進到敵人的後方去，利用敵人的空虛，大大的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更多的吸引敵人的部隊調回後方，求得整個的戰略部署的變動。我們要反對對敵人後方的恐慌觀念……要在抗日先遣隊勝利的開展之形勢下，時刻準備著全部出動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437]這隱約透露出紅軍戰略轉移的信息。負責組織工作的李維漢回憶：“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幹部名單，報中央組織局……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438]劉建華回憶，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黨省委和團省委派我帶了兩個人，到茶梓和亂石做黨、團二線工作。所謂二線工作，即一線是公開的，隨時準備跟隨部隊行動；二線是秘密的，準備在中央紅軍轉移後，留在當地堅持鬥爭”。[439]9月4日，中革軍委發出號令，要求：“發展更多的蘇區於敵人背後，瓦解敵軍，改變敵人的戰略部署，把中央蘇區革命先進的光榮事業擴大到全中國去，發展民族革命戰爭，開始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這是我們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基本方針。”[440]
9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出指示信，決定調整蘇維埃機構，取消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保衛局與裁判部可合並為肅反委員會”，並規定“在戰爭特別緊張的區域甚至蘇維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個別同誌直接負責去解決當前特別重要的戰爭問題”；“所有蘇維埃機關中各種無用文件都應銷毀”，“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家屬，應該另行安頓”，下級機關在“同上級領導機關脫離交通關係時，依然能夠去進行工作”。這實際是在布置蘇區失陷後的工作。29日，張聞天又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一文，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441]文章發表於《紅色中華》，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
在中共中央積極準備撤離時，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提出：“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於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並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表示：“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後隻在江西進行防禦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443]這意味著中共的轉移計劃已得到共產國際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分局發出訓令，提出在國民黨軍不斷深入蘇區的形勢下，如果紅軍主力繼續在縮小的蘇區內部作戰，“因為地域上的狹窄，使紅軍行動與供給補充上感覺困難，而損失我們最寶貴的有生力量，並且這也不是保衛蘇區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澈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麵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的方式似乎是退卻的，但是卻正相反，這才是進攻敵人，克服敵人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因為這樣的行動，將在離開堡壘的地區中得到許多消滅敵人的戰鬥機會，解除敵人的武裝壯大紅軍，在廣大的新的區域中，散布蘇維埃影響，創立新的蘇區”。[444]
在中央紅軍加緊突圍準備之時，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尚在休整。此時，國民黨軍久攻之下，師勞兵疲，且因長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蔣介石本人對戰局估計十分樂觀，9月6日，蔣在日記中預定計劃：“一、進剿至石城寧都與長汀之線，當可告一段落，以後即用少數部隊迫近，與飛機轟炸當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445]正是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國民黨軍在9月底才開始新一輪進攻，9月26日其第三、第十、第五縱隊共6個師向石城攻擊，第八縱隊向興國攻擊，第七縱隊向古龍崗攻擊，第四縱隊向長汀攻擊，南路軍向會昌進攻，並擬於10月14日總攻瑞金、寧都。
9月25日，國民黨軍主攻部隊第三路軍下達攻擊命令，以小鬆市為主攻方向。26日，國民黨軍6個師全線展開攻擊，先後攻占中華台、陳古嶺、分水坳等高地，30日占領小鬆市。第十縱隊指揮官湯恩伯親至第一線觀察，發現石城城北石榴花、鵝項坳一帶工事密布，是紅軍主力集中地區。10月3日，國民黨軍第八十八師在專門調集的飛機、大炮掩護下，向石榴花、鵝項坳高地猛烈攻擊。兩高地是石城最後屏障，紅軍在此進行了頑強固守，但難以抵擋對方的猛烈炮火，被迫撤出戰鬥。7日，國民黨軍第十一師進占石城。紅軍頑強奮戰，在石城阻擋了國民黨軍的進攻步伐，為準備戰略轉移爭取了時間，自己也付出很大傷亡，戰役結束後，“紅三軍團老的連長完全死傷”。[446]肖華回憶：“這一仗打得很壯烈，損失也很大。連續戰鬥的傷亡，原一萬多人的‘少共國際師’到這時隻剩下五千來人了。”[447]
與石城激戰同時，向古龍崗進攻的國民黨軍第六路軍遭到紅軍頑強阻擊，前進一度受阻；後由於紅軍主力部隊的撤出，行動加速，先後占領天子嵊、風車坳等高地，10月10日完成對古龍崗的占領。興國方麵，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在廟背以北和高興圩西南地區頑強抗擊周渾元縱隊的進攻。戰至9月30日，廟背、高興圩等地先後失守，紅一、五軍團被迫“向興國退去”，[448]撤至新圩、文陂地區，繼續抗擊國民黨軍對興國的攻擊。
在前方進行阻擊戰時，紅軍轉移已箭在弦上，主力部隊紛紛撤往後方集中，隻有地方部隊繼續留在前方阻擊敵人。9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將紅二十一、紅二十三師合編為第八軍團，周昆任軍團長，紅八軍團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師司令部代理。此外，9月15日還成立了教導師，張經武任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10月2日，博古親至紅三軍團，召集團以上幹部會，彭紹輝日記記載，彭德懷在會上指出：“我軍在北線遲滯敵人，爭取時間的任務已完成。我軍要向敵人反攻，主力須轉移。”[449]這已經非常明確地傳達出紅軍即將進行戰略轉移的信息，一些回憶錄所說紅軍許多中、高級指揮員一直到長征開始仍不知將要進行戰略轉移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命令紅二十四師和地方武裝接替中央紅軍主力的防禦任務，主力集中瑞金、於都地區，準備執行新的任務。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450]
應該說，長征出發前，中共中央為長征進行的物質、輿論、組織等各方麵的準備是較為充分的。在武器彈藥、糧款籌集、兵員發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關長征初期的回憶文章寫道：“我們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綁帶、皮帶，從頭到腳，都是嶄新的新東西。”[451]耿飆回憶，出發前，“種種跡象表明，紅軍要有大的行動。師部不斷通知我們去領棉衣，領銀元，領彈藥，住院的輕傷員都提前歸隊，而重傷員和病號，則被安排到群眾家裏。地圖也換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戰區域，這說明，部隊要向新的地域開進”。[452]李一氓回憶，他長征前幾天趕回瑞金時，“看到別人都有了充分的物質準備，因為他們早已得到一路出發的正式通知”，“有些人有新的膠底帆布鞋，有些人不知在什麽地方搞來的很不壞的雨衣，有的人還有很好的水壺，很好的飯盒，很新的油紙雨傘，五節的大電筒”。[453]可見，長征前夕對於要進行戰略轉移這一點，已經傳布到相當範圍。就此而言，人們沒有理由忽視陳雲當時的說法：“此次紅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閩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紅軍已進行了充分準備。”[454]1939年，當李德在共產國際遭到批評並接受了大部分指責時，仍然特別就長征問題作出辯解，強調：“在技術方麵，我認為，遠征的準備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線的計劃也一樣，比較容易的克服這些防線就證明了這一點。”[455]
一些論者及回憶錄提到紅軍開始長征時，沒有對進軍方向及進軍計劃作出交代，對這些質疑，董必武當年的回答應有借鑒意義：
主力轉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轉移到什麽地方，經過什麽路線，走多少時候等問題，係軍事上的秘密，不應猜測，而且有些問題要臨時才能決定。如行軍走哪條路，什麽時候到達什麽地方，有時定下了，還沒有照著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況變了又有更改，這是在行軍中經常遇到的，隻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餘的也就可以不問。[456]
對於一場軍事行動而言，必要的保密應該屬於常識，將近一個月的準備動員事實上也是當時可能有的時間極限。
為便於隨軍行動，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縱隊。第一野戰縱隊由紅軍總部和幹部團組成，葉劍英任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4個梯隊，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隨該縱隊行動。第二野戰縱隊由中共中央機關、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羅邁（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隨該縱隊行動。10月8日，中革軍委公布各軍團組成情況：一軍團17280人，三軍團15205人，五軍團10868人，八軍團9022人，九軍團10238人，第一野戰縱隊4893人，第二野戰縱隊9853人，共7.7萬餘人。同時，計劃給紅一、三、五、八、九5個軍團補充9700人。13日，中革軍委下令將補充團人員撥付給各野戰軍團，[457]包括中央兩縱隊在內的野戰軍人數達到8.6萬餘人。
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前，中共中央決定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為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
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分別由瑞金縣的田心、梅境地區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由此開始。關於這一次戰略大轉移，李德有一個說法是：“蔣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圍剿’的經驗說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國際環境和民族狀況中，比較小的和互相隔絕的蘇區是不能長期堅持下去的。”[458] （2）紅軍轉移中蔣介石的對策
隨著紅軍的轉移，中共曆史上的一個時代實際即宣告結束。作為尾聲，值得一提的是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前後蔣介石的態度，事實上，這和整個中央蘇區的發展進程仍然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紅軍轉移開始之初，進展十分迅速。湘江戰役前的兩個月多一點時間內，紅軍從贛南西部轉移到廣西境內，行軍3500裏，且幾乎沒有遭遇大的戰鬥。以紅一軍團為例，10月第一個月日行軍裏程基本在60～90裏之間，共行軍11天，計860裏，平均每日78.2裏。11月行軍24天，計1530裏，平均每日63.75裏。[459]考慮到轉移人員多達10餘萬人，進行的又是超遠距離連續行軍，此種速度應稱快捷。共產國際對此的評論是：“運動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隊與四川紅軍兵團部隊會合——幾乎在沒有來自敵人方麵任何幹擾的情況下，完全實現了。”[460]在1935年初，這一判斷應該說稍顯樂觀，但其對紅軍轉移初期狀況的描述並不誇張。無獨有偶，當時供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王子壯也在日記中寫道：“赤匪主力並未消滅，以不堪中央軍之壓迫相率西去，經贛州、大餘等地而趨湘南，蓋欲入川以會合徐向前之股匪也。複以何鍵為追剿總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戰，恐難收阻止之效，據報告已駸駸西進。”[461]“駸駸西進”，的確是紅軍初期快速轉移的最好注腳。
不過，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紅軍初期轉移的順利，並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辯中用來反證中共中央準備的成功，雖然中共中央的準備工作不像曾被指責的那樣倉促、零亂，尚屬中規中矩，但也並無出奇之舉。要實現初期堪稱快捷的轉移速度，遠非紅軍單方麵所可決定，當紅軍實際處於被動撤退這樣一種境地，向著一個沒有群眾基礎的地域挺進時，更能夠在實質上決定紅軍命運的，還是其對手方的動向。紅軍和粵方的談判成功，使其在長征之初事實上為中共開放了西進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時，蔣介石的態度其實也十分複雜。李宗仁就曾談道：“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462]這樣的說法雖屬一家之言，但並非無稽之談，事實上，正如毛澤東在論述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時強調的政治割據因素一樣，長征初期的進程和國內政治力量間之詭譎互動有著無法忽視的關係。
國民黨軍8月底攻占驛前後，照例修建碉堡、構築公路，並將碉堡線逐漸向小鬆市紅軍陣地伸展，其前鋒部隊則試探性地對紅軍陣地展開攻擊，蠶食紅軍防線。在屢遭失敗，國民黨軍前鋒步步向紅軍中心區進逼時，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已勢在必行。
為集中策劃、調度即將到來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戰略轉移的有關事宜，一係列有關戰略轉移的計劃、行動陸續展開。遵義會議決議提到，中革軍委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中，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423]最初預定的突圍時間是10月底11月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撲個空”；“從華南地區的地理氣候上來考慮，這也是行軍和作戰的最有利的時間”。[424]中共叛將楊嶽彬在給國民黨方麵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這一意圖：“今年四五月，赤黨偽中央，已從匪軍中，調出湘南籍之幹部多名，潛回湘南各縣，布置交通路線，並聞有從湘贛邊匪區，抽調一部匪軍，編為湘南遊擊隊，竄擾湘南之說。”[425]
根據向西轉移的方針，從1934年7、8月份開始，紅軍已開始部署重要物資、資材的西運事宜。7月下旬，紅十五師奉命開往福建方麵，“到福建搬運勝利品”，[426]所謂勝利品，實際就是準備搬運的重要資材。7、8月份，紅一軍團主力開赴閩西掩護紅九軍團安全轉運資材到贛南。8月中旬，朱德電令一、九軍團，要求其在閩西蘇區“確實掩護資材”[427]西運。同時，中共中央還秘密派出國家政治保衛局保衛大隊到於都、登賢等紅軍預定集結地域，偵察路線。中革軍委則由副總參謀長張雲逸率領一個分隊，潛往贛粵湘邊界，偵察敵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軍委電示第三軍團指揮員彭德懷、楊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敵人於石城以北”，“在執行這一任務時應最高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在戰鬥的間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隊外，主力應集結補充、整理訓練，並加強部隊的政治團結”。同時強調在石城地區的防禦戰應進行“運動防禦”，“不要準備石城的防禦戰鬥，而應準備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來向林彪、聶榮臻等傳達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決定。24日，中革軍委再電彭、楊，重申：“為避免過多的損失及確實突擊，第一地區陣地，應作為掩護地帶，而第二地區陣地應作為主要抵抗地帶。”[429]顯然，中共中央此時已將保存有生力量隨時準備撤退作為主要考慮。中革軍委發出命令，要求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把敵人占領縣區的軍事部立刻改為縣區遊擊隊司令部和政治部，縣區軍事部長為遊擊隊司令員、隊長，縣區委書記兼遊擊隊政治委員；並規定“如在邊區和中心區域有被敵人侵犯之可能時，則將軍事部作上述改組”，為紅軍主力突圍後蘇區繼續堅持作出組織上的初步安排。
與此同時，為減輕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共中央決定與“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接觸，展開停火談判。陳濟棠出於自身生存需要的考慮，把紅軍在江西的存在作為其與南京中央間的一道屏障，因此，對“剿共”軍事陽奉陰違，和中共間一直有信使往還。早在1933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就報告：“在中央蘇區，廣州政府代表已開始進行停戰談判。”[430]此後，談判斷續進行。當紅軍開始準備撤離時，談判進一步加緊。潘漢年回憶：“當我們的紅軍向中國西部推進時，廣州的軍閥們認為，如果蔣介石能消滅紅軍，那就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威脅。在他們看來，紅軍至今是南京軍隊和廣州軍隊之間的屏障。我們曾派代表去進行談判。第一次我們未能達成什麽協議。第二次我們終究爭取到廣州同意進行談判。”[431]1934年“八一”節前，雙方通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並設立聯絡電台。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聲明“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10月間行之”，表示願就停止雙方作戰、恢複貿易、政治開放、軍事反蔣、代購軍火等問題與粵軍舉行秘密談判。[432]14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雙方的接觸。共產國際對與粵方接觸高度重視，指示中共在談判中主要應提出代購軍火和取消封鎖、恢複貿易，不應附加其他過高條件，以免“喪失利用廣州人和南京人之間矛盾的機會”。[433]
中共中央的這一表態迅速得到粵方回應，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派潘健行（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等在尋烏進行會談。雙方經過數日反複協商，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言明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將經過要點告訴陳濟棠，陳部即後撤20公裏讓紅軍通過，紅軍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中共和粵方成立的這一協議，為紅軍的順利突圍轉移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的文章明確指出：“近來國民黨內部的某些軍閥，願意同我們在反蔣方麵進行某些條件的妥協，我們顯然是不會拒絕利用這種機會的。”[434]長征開始後，中革軍委給紅軍各軍團指揮官發出指示，告之：“現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我軍西進道路，敵方已有某種允諾。故當粵軍自願的撤退時，我軍應勿追擊及俘其官兵；但這僅限於當其自願撤退時，並絕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覺性及經常的戰鬥準備。”[435]事實上，長征初期，紅軍之所以能順利實現轉移，和粵方放開道路直接相關，蔣介石曾在日記中指稱“粵陳縱匪禍國，何以見後世與天下”。[436]
突圍方針確定後，8、9月間，中共中央在宣傳、組織上做了一係列的準備工作。8月18日，中央紅軍機關刊物《紅星》發表周恩來撰寫的社論，提出：“我們更要在遠殖的行動中增加我們的兵力，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更多的白軍，我們要堅決挺進到敵人的後方去，利用敵人的空虛，大大的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更多的吸引敵人的部隊調回後方，求得整個的戰略部署的變動。我們要反對對敵人後方的恐慌觀念……要在抗日先遣隊勝利的開展之形勢下，時刻準備著全部出動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437]這隱約透露出紅軍戰略轉移的信息。負責組織工作的李維漢回憶：“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幹部名單，報中央組織局……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438]劉建華回憶，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黨省委和團省委派我帶了兩個人，到茶梓和亂石做黨、團二線工作。所謂二線工作，即一線是公開的，隨時準備跟隨部隊行動；二線是秘密的，準備在中央紅軍轉移後，留在當地堅持鬥爭”。[439]9月4日，中革軍委發出號令，要求：“發展更多的蘇區於敵人背後，瓦解敵軍，改變敵人的戰略部署，把中央蘇區革命先進的光榮事業擴大到全中國去，發展民族革命戰爭，開始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這是我們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基本方針。”[440]
9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出指示信，決定調整蘇維埃機構，取消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保衛局與裁判部可合並為肅反委員會”，並規定“在戰爭特別緊張的區域甚至蘇維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個別同誌直接負責去解決當前特別重要的戰爭問題”；“所有蘇維埃機關中各種無用文件都應銷毀”，“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家屬，應該另行安頓”，下級機關在“同上級領導機關脫離交通關係時，依然能夠去進行工作”。這實際是在布置蘇區失陷後的工作。29日，張聞天又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一文，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441]文章發表於《紅色中華》，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
在中共中央積極準備撤離時，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提出：“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於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並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表示：“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後隻在江西進行防禦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443]這意味著中共的轉移計劃已得到共產國際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分局發出訓令，提出在國民黨軍不斷深入蘇區的形勢下，如果紅軍主力繼續在縮小的蘇區內部作戰，“因為地域上的狹窄，使紅軍行動與供給補充上感覺困難，而損失我們最寶貴的有生力量，並且這也不是保衛蘇區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澈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麵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的方式似乎是退卻的，但是卻正相反，這才是進攻敵人，克服敵人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因為這樣的行動，將在離開堡壘的地區中得到許多消滅敵人的戰鬥機會，解除敵人的武裝壯大紅軍，在廣大的新的區域中，散布蘇維埃影響，創立新的蘇區”。[444]
在中央紅軍加緊突圍準備之時，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尚在休整。此時，國民黨軍久攻之下，師勞兵疲，且因長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蔣介石本人對戰局估計十分樂觀，9月6日，蔣在日記中預定計劃：“一、進剿至石城寧都與長汀之線，當可告一段落，以後即用少數部隊迫近，與飛機轟炸當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445]正是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國民黨軍在9月底才開始新一輪進攻，9月26日其第三、第十、第五縱隊共6個師向石城攻擊，第八縱隊向興國攻擊，第七縱隊向古龍崗攻擊，第四縱隊向長汀攻擊，南路軍向會昌進攻，並擬於10月14日總攻瑞金、寧都。
9月25日，國民黨軍主攻部隊第三路軍下達攻擊命令，以小鬆市為主攻方向。26日，國民黨軍6個師全線展開攻擊，先後攻占中華台、陳古嶺、分水坳等高地，30日占領小鬆市。第十縱隊指揮官湯恩伯親至第一線觀察，發現石城城北石榴花、鵝項坳一帶工事密布，是紅軍主力集中地區。10月3日，國民黨軍第八十八師在專門調集的飛機、大炮掩護下，向石榴花、鵝項坳高地猛烈攻擊。兩高地是石城最後屏障，紅軍在此進行了頑強固守，但難以抵擋對方的猛烈炮火，被迫撤出戰鬥。7日，國民黨軍第十一師進占石城。紅軍頑強奮戰，在石城阻擋了國民黨軍的進攻步伐，為準備戰略轉移爭取了時間，自己也付出很大傷亡，戰役結束後，“紅三軍團老的連長完全死傷”。[446]肖華回憶：“這一仗打得很壯烈，損失也很大。連續戰鬥的傷亡，原一萬多人的‘少共國際師’到這時隻剩下五千來人了。”[447]
與石城激戰同時，向古龍崗進攻的國民黨軍第六路軍遭到紅軍頑強阻擊，前進一度受阻；後由於紅軍主力部隊的撤出，行動加速，先後占領天子嵊、風車坳等高地，10月10日完成對古龍崗的占領。興國方麵，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在廟背以北和高興圩西南地區頑強抗擊周渾元縱隊的進攻。戰至9月30日，廟背、高興圩等地先後失守，紅一、五軍團被迫“向興國退去”，[448]撤至新圩、文陂地區，繼續抗擊國民黨軍對興國的攻擊。
在前方進行阻擊戰時，紅軍轉移已箭在弦上，主力部隊紛紛撤往後方集中，隻有地方部隊繼續留在前方阻擊敵人。9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將紅二十一、紅二十三師合編為第八軍團，周昆任軍團長，紅八軍團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師司令部代理。此外，9月15日還成立了教導師，張經武任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10月2日，博古親至紅三軍團，召集團以上幹部會，彭紹輝日記記載，彭德懷在會上指出：“我軍在北線遲滯敵人，爭取時間的任務已完成。我軍要向敵人反攻，主力須轉移。”[449]這已經非常明確地傳達出紅軍即將進行戰略轉移的信息，一些回憶錄所說紅軍許多中、高級指揮員一直到長征開始仍不知將要進行戰略轉移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命令紅二十四師和地方武裝接替中央紅軍主力的防禦任務，主力集中瑞金、於都地區，準備執行新的任務。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450]
應該說，長征出發前，中共中央為長征進行的物質、輿論、組織等各方麵的準備是較為充分的。在武器彈藥、糧款籌集、兵員發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關長征初期的回憶文章寫道：“我們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綁帶、皮帶，從頭到腳，都是嶄新的新東西。”[451]耿飆回憶，出發前，“種種跡象表明，紅軍要有大的行動。師部不斷通知我們去領棉衣，領銀元，領彈藥，住院的輕傷員都提前歸隊，而重傷員和病號，則被安排到群眾家裏。地圖也換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戰區域，這說明，部隊要向新的地域開進”。[452]李一氓回憶，他長征前幾天趕回瑞金時，“看到別人都有了充分的物質準備，因為他們早已得到一路出發的正式通知”，“有些人有新的膠底帆布鞋，有些人不知在什麽地方搞來的很不壞的雨衣，有的人還有很好的水壺，很好的飯盒，很新的油紙雨傘，五節的大電筒”。[453]可見，長征前夕對於要進行戰略轉移這一點，已經傳布到相當範圍。就此而言，人們沒有理由忽視陳雲當時的說法：“此次紅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閩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紅軍已進行了充分準備。”[454]1939年，當李德在共產國際遭到批評並接受了大部分指責時，仍然特別就長征問題作出辯解，強調：“在技術方麵，我認為，遠征的準備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線的計劃也一樣，比較容易的克服這些防線就證明了這一點。”[455]
一些論者及回憶錄提到紅軍開始長征時，沒有對進軍方向及進軍計劃作出交代，對這些質疑，董必武當年的回答應有借鑒意義：
主力轉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轉移到什麽地方，經過什麽路線，走多少時候等問題，係軍事上的秘密，不應猜測，而且有些問題要臨時才能決定。如行軍走哪條路，什麽時候到達什麽地方，有時定下了，還沒有照著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況變了又有更改，這是在行軍中經常遇到的，隻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餘的也就可以不問。[456]
對於一場軍事行動而言，必要的保密應該屬於常識，將近一個月的準備動員事實上也是當時可能有的時間極限。
為便於隨軍行動，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縱隊。第一野戰縱隊由紅軍總部和幹部團組成，葉劍英任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4個梯隊，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隨該縱隊行動。第二野戰縱隊由中共中央機關、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羅邁（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隨該縱隊行動。10月8日，中革軍委公布各軍團組成情況：一軍團17280人，三軍團15205人，五軍團10868人，八軍團9022人，九軍團10238人，第一野戰縱隊4893人，第二野戰縱隊9853人，共7.7萬餘人。同時，計劃給紅一、三、五、八、九5個軍團補充9700人。13日，中革軍委下令將補充團人員撥付給各野戰軍團，[457]包括中央兩縱隊在內的野戰軍人數達到8.6萬餘人。
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前，中共中央決定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為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
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分別由瑞金縣的田心、梅境地區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由此開始。關於這一次戰略大轉移，李德有一個說法是：“蔣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圍剿’的經驗說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國際環境和民族狀況中，比較小的和互相隔絕的蘇區是不能長期堅持下去的。”[458] （2）紅軍轉移中蔣介石的對策
隨著紅軍的轉移，中共曆史上的一個時代實際即宣告結束。作為尾聲，值得一提的是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前後蔣介石的態度，事實上，這和整個中央蘇區的發展進程仍然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紅軍轉移開始之初，進展十分迅速。湘江戰役前的兩個月多一點時間內，紅軍從贛南西部轉移到廣西境內，行軍3500裏，且幾乎沒有遭遇大的戰鬥。以紅一軍團為例，10月第一個月日行軍裏程基本在60～90裏之間，共行軍11天，計860裏，平均每日78.2裏。11月行軍24天，計1530裏，平均每日63.75裏。[459]考慮到轉移人員多達10餘萬人，進行的又是超遠距離連續行軍，此種速度應稱快捷。共產國際對此的評論是：“運動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隊與四川紅軍兵團部隊會合——幾乎在沒有來自敵人方麵任何幹擾的情況下，完全實現了。”[460]在1935年初，這一判斷應該說稍顯樂觀，但其對紅軍轉移初期狀況的描述並不誇張。無獨有偶，當時供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王子壯也在日記中寫道：“赤匪主力並未消滅，以不堪中央軍之壓迫相率西去，經贛州、大餘等地而趨湘南，蓋欲入川以會合徐向前之股匪也。複以何鍵為追剿總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戰，恐難收阻止之效，據報告已駸駸西進。”[461]“駸駸西進”，的確是紅軍初期快速轉移的最好注腳。
不過，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紅軍初期轉移的順利，並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辯中用來反證中共中央準備的成功，雖然中共中央的準備工作不像曾被指責的那樣倉促、零亂，尚屬中規中矩，但也並無出奇之舉。要實現初期堪稱快捷的轉移速度，遠非紅軍單方麵所可決定，當紅軍實際處於被動撤退這樣一種境地，向著一個沒有群眾基礎的地域挺進時，更能夠在實質上決定紅軍命運的，還是其對手方的動向。紅軍和粵方的談判成功，使其在長征之初事實上為中共開放了西進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時，蔣介石的態度其實也十分複雜。李宗仁就曾談道：“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462]這樣的說法雖屬一家之言，但並非無稽之談，事實上，正如毛澤東在論述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時強調的政治割據因素一樣，長征初期的進程和國內政治力量間之詭譎互動有著無法忽視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