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和防禦原則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第五次反“圍剿”準備過程中，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受到較多的重視。應該指出，隨著紅軍的逐漸壯大，蘇維埃區域逐漸穩固，紅軍正規化建設得到更多強調確屬順理成章。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對紅軍將士提出要求：
第一，我們應該最好的來使用我們現有的武器，射擊、刺殺、高射、手榴彈之擲拋、機關槍自動步槍之熟練的使用，火力之配備及協同動作，基本動作之純熟，警戒的嚴密，行軍、夜間動作、衝鋒等等，必須使得我們在這些方麵，我們應該發揚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確的熟練的使用我們一切現有的武器與技術。第二，我們必須最好的來防禦一切敵人的新式武器與奪取他們來武裝自己。譬如防空對空射擊、防毒、坦克車、裝甲淺水兵艦等等，在五次“圍剿”中必定將更多更大的采用這種新式武器，我們必須使每一個指揮員戰鬥員都了解這些武器作用與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致於在它突然出現時，給我們以慌亂或重大的損失，並且要奪取這些武器為我們使用。第三，對於指揮員應該是更大的加深戰術與戰略的研究，要最靈活的運用我們在國內戰爭中豐富的經驗及最新戰略與戰術的原則。[87]
在蘇維埃運動中享有很高聲譽的領袖方誌敏也提出：“遊擊主義的殘餘，什麽事都隨便、馬虎、不認真，以軍事為兒戲，這是我們創造鐵的紅軍的工作中最有害的殘餘。”[88]其實，毛澤東對紅軍的遊擊主義和正規化建設曾有中肯評價，他認為：“遊擊主義有兩方麵。一方麵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化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遊擊性。在這一方麵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89]這都正麵肯定了一定條件下紅軍正規化建設的必要性。
根據紅軍逐漸正規化的原則，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紅軍指揮部對紅軍編製作了若幹整頓：“縮小部隊編製，由七千餘減為五千餘人、槍由三千八百減為三千五百為一師。充實戰鬥員，大大減少非戰鬥員和雜務人員，以適合於山地戰和幹部能力。”[90]營、連、排、班的編製也予以精簡、充實，每連九個步兵班，一個輕機槍班，每班9人。這一整頓原則和國民黨軍一樣，都是精簡編製，便於部隊運動，適合在山地作戰。顯然，紅軍加強正規化建設、提高正規作戰的能力並不等於說否定運動戰、遊擊戰的方針，而是要求部隊更統一、集中，紀律更嚴明，作戰能力有更大的提高。蘇區中央局在答複湘贛省委的報告時明確指出：“你們在報告上提到要消失（滅）遊擊戰爭的殘餘，或遊擊的殘餘，這是錯誤的。對遊擊戰爭我們不但不反對，並且在革命戰爭中時時要運用他。”[91]反對的隻是“遊擊主義的殘餘（不愛惜武器忽視軍事技術等）”。[92]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中革軍委之所以更多強調正規化，和國民黨軍的逼迫直接相關。1933年3月，中共中央在給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強調：
在從前的時期，為建立並鞏固蘇區以反抗敵人，舊的遊擊戰爭是充分的，因為當時的敵人還沒有很好的準備，用很大的力量向我們進攻。但隻是這個策略，決不能破壞敵人強大的力量，決不能防止敵人在我們蘇區周圍築起堡壘與交通網。起初，我們軍隊還缺乏強大而有組織的單位，便使我們在當時難於做正式的戰爭。但在這數年之間，我們的武裝力量，不僅在數量上增加，而且軍備和組織上也大大進步了，遊擊戰與正規戰的適當配合，已為可能之事；這個配合作戰，更因為敵人之變更策略而成為必需。[93]
周恩來在1934年初也指出：“我們現在已開始進行堡壘戰、陣地戰、夜間戰鬥。這是實際戰鬥的要求使我們走上了這一步，自然我們主要的作戰形式還是運動戰。但目前已常常可以看到，遭遇戰、運動戰很快就轉成陣地戰……自然，我們要求從運動戰中來消滅敵人，這是最有把握的。但是敵人不會總是那樣蠢笨，我們要估計到各種情況中的戰鬥。”[94]
從國共兩軍當時的對壘狀況看，麵對國民黨軍日漸強盛的進攻，紅軍在被迫進行的對壘作戰中，確實麵臨著加強部隊整頓、訓練及提高作戰能力的任務，當時有關戰報清楚地顯示出紅軍作戰能力、素養的欠缺：
在衝鋒時及擊退敵人而占領其陣地後，和敵反衝鋒到來時均未發揚火力。指揮員忘記了運用機關槍，沒有指示機槍的射擊目標，及陣地機槍在戰鬥中隨便擺在陣地上無人過問，槍口有的還朝著後方（二師）。全師機槍隻兩枝槍帶了水，其餘均未帶水……部隊對隨時準備戰鬥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對於火力的運用是不注意的，戰鬥中火力與運動的配合是差到驚人的程度。
戰鬥中所表現一股作氣的自發的勇敢是很好的，開始衝鋒是很迅速的、勇敢的，但一遇到敵人較頑強的抵抗時或較有力的火力阻攔時，就在敵前停滯起來了，也不發揚火力也不躍進，大家擠在一堆讓敵人最有效的火力射擊和遭受敵人的手榴彈的擲炸，死傷枕藉。等到敵人的反衝鋒到來，敵人走近我們的人堆附近以集束的炸彈投入我們的人叢間，一個炸彈就能炸著我們幾個人。[95]
相對於國民黨軍的整訓，當戰爭爆發，兩軍直接對壘時，看得出來，紅軍在這方麵做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仍然不夠。
不可否認，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由於當時對壘雙方的特殊態勢，中革軍委在堅持運動戰總原則同時，對一定程度的防禦給予了更多的重視。客觀看，麵對國民黨軍的步步進逼，紅軍從事一定程度的防禦戰應為勢在必然。1933年上半年，周恩來就曾談道：“照戰術原則說來，在政策上或戰術要點上，構築永久或半永久築城的要塞，而以極少數兵力編成的要塞軍孤立死守，其目的不僅要使野戰軍行動自如，並且要使野戰軍利用其限製敵軍行動的良機，遂行其企圖，並且依此保護廣大蘇區，使敵人不敢突入，更以之為據點而向外發展，這就我軍設備要塞說來是應如此。”[96]10月，中革軍委命令：“各作戰分區須依照軍委密令在戰略與戰術的必要上立即選擇險要地，並完成必要的土圍和工事，準備相當糧食與彈藥，具體指定相當地方部隊據守。”[97]不過，按當時軍事領導人的想法，這種防禦並不等於死守，李德指出：“防禦時應布置積極的防禦，以少數兵力及火器守備堡壘，而主力則用來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在某一方麵集中主力以行堅決的突擊並在堡壘外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遊擊戰爭和防禦雖是革命戰爭必須的方式，但隻是輔助的方式，主力的機動和突擊是有決定意義的。”[98]周恩來也強調：“我們的防禦是攻勢防禦，它不能將蘇區周圍都修起像萬裏長城的支撐點來守備，這並不是由於紅軍數量尚少於敵人，而是因為這種防禦是為著配合進攻而防禦。我們反對單純防禦路線，要進行運動的防禦，要進行鉗製敵人以便於突擊和消滅敵人的防禦。”[99]當然，在反“圍剿”戰爭的實際進程中，由於紅軍很快陷於被動防禦，周恩來等強調的攻勢防禦原則並不總能真正執行，消極防禦的戰鬥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複雜，不能簡單歸咎於某一個體或團體，正如任弼時後來總結這段曆史時談到的：“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的築堡壘的事情都歸之於新路線。”[100]
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屢戰不利，從1934年年中開始，中共開始將撤離中央蘇區，實施戰略大轉移列入議事日程，此後中共的作戰方針某種程度上就是為這一全局性計劃的實施爭取時間了，被動防禦成為這一時期中共作戰的主流。期間，紅軍曾經策動過以“六路防禦”對付“六路進攻”，將頑強防禦作為阻止國民黨軍迅速深入蘇區的唯一辦法。即使考慮到紅軍戰略轉移爭取時間的需要，這種戰略指導仍然顯得過於呆板，失卻了此前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點，這應該和連續失敗嚴重打擊中共領導層及紅軍指揮部信心不無關係。同時，這一時期由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個人軍事專權嚴重，對發揮指揮員能動性注意不夠，經常根據不準確的情報遙製前方戰事，更帶來了紅軍作戰上的困難。彭德懷後來談道，當時指揮部甚至“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實際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隻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101]。廣昌戰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見：
在我們曆次戰役中，感覺著我們戰略決心的遲疑。戰略戰術的機動，還未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失掉了許多先機，使應得的勝利，推遲下去，或使某一戰役變成流產。而在戰術上企圖挽救過時的戰略動作，結果把戰術動作限製得過分嚴格，失掉下級的機動，變成機械的執行。（對）每一分鍾的敵情變化和某地帶地形的特點，不能靈活機斷專行完成所給予的任務。這一方麵，應拿許多適當例子來發揚指揮員的機動，加強其戰術的修養；另一方麵，每一次戰鬥，應給予其總的任務和各個的任務，不宜限製他執行的機動。[102]
彭德懷的意見，可以從當時紅軍前線指揮員的親身感受中得到印證。陳伯鈞日記記載，在廣昌南作戰中，軍委“判斷敵人要南進，必須先攻占雞公腦（這是照軍委發下之地圖），所以部署重新變更……這一部署主要是側重雞公腦，但實地的雞公腦與地圖上不合……給軍團首長一報告，估計敵人不會繞攻雞公腦，但軍委因按錯誤的地形圖指導作戰，所以有此決心”。[103]這些，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紅軍戰鬥力的發揮。
不過，正是彭德懷，在高虎腦戰鬥後曾提出過另外一種想法，給我們理解那次戰爭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路。他談道：
敵人戰術因其不願意脫離堡壘之故，（一）不願意行較大的翼側機動而隻以縱深梯列的向正麵迅速強攻，因其從我側翼迂回又必須先向翼側築壘，這樣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時間，對於我們終是有利的；（二）不願遠離堡壘施行追擊，即戰場追擊亦很少，隻要奪取了某個目標後，立即築壘修路，這樣使每進攻一次須得停頓三天、五天，有時半月，因為如此便給了我們在縱深地帶上有新的築陣地的可能，這次戰鬥敵人攻占不到三個啟羅米達的水平距離，共費三天的時間（二次躍進與兩天劇戰），炮彈約二千發，投彈三百枚，小槍小彈總數十倍於我，死傷兵員約三千，隻團長一級的上級軍官就有五個，但我們仍在他的前麵構築了新的陣地，假如我們在幾百裏距離的赤色版圖上，一開始就使敵人遭受這樣的抵抗，而給敵人消耗量當是不可計算的，要記著廣昌戰鬥我們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數倍於敵的。
守備部隊向來是我們用較脆弱的兵團來擔任的，而精幹的兵團都用於突擊的方向，因此將樂、泰寧的失守，東華山的失守，廣昌及廣昌以北地區諸要點的失守，大寨腦的失守，都使我們突擊未成而支點已失，結果突擊計劃形成泡影，有時可能遭受意外的打擊（如東華山）……但太陽嶂、馬鞍寨、高虎腦，因為守備隊是從基幹兵團內發出來的，雖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顯示了他的堅強防禦，所以在扼守某些決定勝負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務關係上，應該得到教訓，高腳嶺與高虎腦也是這個戰鬥中的具體例子。[104]
客觀地看，彭德懷的這一意見並不是毫無道理，當然，如果真按這樣一種思路去進行反“圍剿”戰爭，也未必會有好的結果，它隻是再一次提醒我們，曆史是如此複雜，在曆史的此和彼之間，也許還有著更多的曲徑幽道。 <hr/>
[1]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275～276頁。
[2]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六號報告（1933年7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459頁。
[3] 博古：《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秦邦憲（博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216頁。
[4]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農勞苦民眾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4冊，日本蒼蒼社，1983年第2版，第27頁。
[5] 《中共廈門中心市委給漳屬遊擊隊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曆史文件匯集》甲9冊，第132頁。
[6]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密令（密字第一號）（1933年8月28日）》。
[7] 周恩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中央紅軍的緊急任務》，《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8] 項英：《對閩浙贛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第126頁。
[9] 《中共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653～654頁。
[10]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53頁。
[11] 米夫：《中國革命危機的新階段》，原載《共產國際》1933年4月號，蘇區中央局《鬥爭》第23期轉載，1933年8月22日。
[1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509頁。
[1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2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79頁。
[14]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63頁。
[15] 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鬥爭》第71期，1934年9月7日。
[16] 陳毅：《幾個支點守備隊的教訓》，《革命與戰爭》第4期，1934年5月18日。
[17] 蔣介石：《為閩變對討逆軍訓話——說明討逆剿匪致勝的要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第631頁。
[18] 《中央致紅四方麵軍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315頁。
[19] 博古：《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秦邦憲（博古）文集》，第211頁。
[20] 項英：《挺進遊擊隊的任務（1933年11月6日）》，《項英軍事文選》，第251頁。
[21] 《中共粵贛省委政治決議案》，《閩粵贛革命曆史文件匯集（1933～1936）》，中央檔案館編印，1984，第26頁。
[22] 《1934年1月5日總政治部訓令，關於遊擊隊工作》，《鬥爭》第42期，1934年1月20日。
[23] 《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給戰地黨和蘇維埃的指示信（1934年4月24日）》，《鬥爭》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4] 《五次戰役第二步的決戰關頭和我們的任務》，《鬥爭》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5]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362頁。
[26] 王明：《新條件與新策略》，莫斯科，1934，出版者不詳，第21頁。
[27] 《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34年8月3日）》，轉見周國全等《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第255～256頁。
[28] 《贛粵閩湘鄂紅匪實力調查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三章，第7頁。
[29] 《中央對今後作戰計劃的指示（193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226頁。
[30] 林彪：《短促突擊論》，《革命與戰爭》第6期，1934年7月。
[31]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60頁。
[32] 林彪：《短促突擊論》，《革命與戰爭》第6期，1934年7月。
[33]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第40頁。
[3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電報（1933年4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74頁。
[35] 《埃韋特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4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94頁。
[36] 《彭滕關於我軍首先解決信河流域趙部的建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上），第93頁。
[37] 蕭克：《回憶湘贛紅軍》，《湘贛革命根據地》（下），第993頁。
[38] 《劉疇西聶洪鈞致朱德電（1934年4月20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710頁。
[39] 《彭滕關於七日戰況和改變行動的報告（1933年11月7日）》，《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上），第99頁。
[40] 《埃韋特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4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94頁。
[41]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1頁。
[42]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8～219頁。
[43] 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7頁。
[44]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9頁。
[45]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也曾表示：“蘇維埃在全國民眾對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國民黨及一切反革命派別的欺騙日益破產中，將堅決地粉碎六次‘圍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道路，努力爭取在全國範圍內蘇維埃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印，1957，第252頁）固然，不能把毛澤東這一講話和其內心真實想法完全等同，這其中很可能有服從紀律的成分，但要斷定他當時就有明確的失敗認識，也未必符合事實，更多的可能是其積數年反“圍剿”戰爭經驗形成的敏感和嗅覺。
[46]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局，1964，第215頁。
[47]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60頁。
第一，我們應該最好的來使用我們現有的武器，射擊、刺殺、高射、手榴彈之擲拋、機關槍自動步槍之熟練的使用，火力之配備及協同動作，基本動作之純熟，警戒的嚴密，行軍、夜間動作、衝鋒等等，必須使得我們在這些方麵，我們應該發揚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確的熟練的使用我們一切現有的武器與技術。第二，我們必須最好的來防禦一切敵人的新式武器與奪取他們來武裝自己。譬如防空對空射擊、防毒、坦克車、裝甲淺水兵艦等等，在五次“圍剿”中必定將更多更大的采用這種新式武器，我們必須使每一個指揮員戰鬥員都了解這些武器作用與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致於在它突然出現時，給我們以慌亂或重大的損失，並且要奪取這些武器為我們使用。第三，對於指揮員應該是更大的加深戰術與戰略的研究，要最靈活的運用我們在國內戰爭中豐富的經驗及最新戰略與戰術的原則。[87]
在蘇維埃運動中享有很高聲譽的領袖方誌敏也提出：“遊擊主義的殘餘，什麽事都隨便、馬虎、不認真，以軍事為兒戲，這是我們創造鐵的紅軍的工作中最有害的殘餘。”[88]其實，毛澤東對紅軍的遊擊主義和正規化建設曾有中肯評價，他認為：“遊擊主義有兩方麵。一方麵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化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遊擊性。在這一方麵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89]這都正麵肯定了一定條件下紅軍正規化建設的必要性。
根據紅軍逐漸正規化的原則，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紅軍指揮部對紅軍編製作了若幹整頓：“縮小部隊編製，由七千餘減為五千餘人、槍由三千八百減為三千五百為一師。充實戰鬥員，大大減少非戰鬥員和雜務人員，以適合於山地戰和幹部能力。”[90]營、連、排、班的編製也予以精簡、充實，每連九個步兵班，一個輕機槍班，每班9人。這一整頓原則和國民黨軍一樣，都是精簡編製，便於部隊運動，適合在山地作戰。顯然，紅軍加強正規化建設、提高正規作戰的能力並不等於說否定運動戰、遊擊戰的方針，而是要求部隊更統一、集中，紀律更嚴明，作戰能力有更大的提高。蘇區中央局在答複湘贛省委的報告時明確指出：“你們在報告上提到要消失（滅）遊擊戰爭的殘餘，或遊擊的殘餘，這是錯誤的。對遊擊戰爭我們不但不反對，並且在革命戰爭中時時要運用他。”[91]反對的隻是“遊擊主義的殘餘（不愛惜武器忽視軍事技術等）”。[92]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中革軍委之所以更多強調正規化，和國民黨軍的逼迫直接相關。1933年3月，中共中央在給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強調：
在從前的時期，為建立並鞏固蘇區以反抗敵人，舊的遊擊戰爭是充分的，因為當時的敵人還沒有很好的準備，用很大的力量向我們進攻。但隻是這個策略，決不能破壞敵人強大的力量，決不能防止敵人在我們蘇區周圍築起堡壘與交通網。起初，我們軍隊還缺乏強大而有組織的單位，便使我們在當時難於做正式的戰爭。但在這數年之間，我們的武裝力量，不僅在數量上增加，而且軍備和組織上也大大進步了，遊擊戰與正規戰的適當配合，已為可能之事；這個配合作戰，更因為敵人之變更策略而成為必需。[93]
周恩來在1934年初也指出：“我們現在已開始進行堡壘戰、陣地戰、夜間戰鬥。這是實際戰鬥的要求使我們走上了這一步，自然我們主要的作戰形式還是運動戰。但目前已常常可以看到，遭遇戰、運動戰很快就轉成陣地戰……自然，我們要求從運動戰中來消滅敵人，這是最有把握的。但是敵人不會總是那樣蠢笨，我們要估計到各種情況中的戰鬥。”[94]
從國共兩軍當時的對壘狀況看，麵對國民黨軍日漸強盛的進攻，紅軍在被迫進行的對壘作戰中，確實麵臨著加強部隊整頓、訓練及提高作戰能力的任務，當時有關戰報清楚地顯示出紅軍作戰能力、素養的欠缺：
在衝鋒時及擊退敵人而占領其陣地後，和敵反衝鋒到來時均未發揚火力。指揮員忘記了運用機關槍，沒有指示機槍的射擊目標，及陣地機槍在戰鬥中隨便擺在陣地上無人過問，槍口有的還朝著後方（二師）。全師機槍隻兩枝槍帶了水，其餘均未帶水……部隊對隨時準備戰鬥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對於火力的運用是不注意的，戰鬥中火力與運動的配合是差到驚人的程度。
戰鬥中所表現一股作氣的自發的勇敢是很好的，開始衝鋒是很迅速的、勇敢的，但一遇到敵人較頑強的抵抗時或較有力的火力阻攔時，就在敵前停滯起來了，也不發揚火力也不躍進，大家擠在一堆讓敵人最有效的火力射擊和遭受敵人的手榴彈的擲炸，死傷枕藉。等到敵人的反衝鋒到來，敵人走近我們的人堆附近以集束的炸彈投入我們的人叢間，一個炸彈就能炸著我們幾個人。[95]
相對於國民黨軍的整訓，當戰爭爆發，兩軍直接對壘時，看得出來，紅軍在這方麵做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仍然不夠。
不可否認，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由於當時對壘雙方的特殊態勢，中革軍委在堅持運動戰總原則同時，對一定程度的防禦給予了更多的重視。客觀看，麵對國民黨軍的步步進逼，紅軍從事一定程度的防禦戰應為勢在必然。1933年上半年，周恩來就曾談道：“照戰術原則說來，在政策上或戰術要點上，構築永久或半永久築城的要塞，而以極少數兵力編成的要塞軍孤立死守，其目的不僅要使野戰軍行動自如，並且要使野戰軍利用其限製敵軍行動的良機，遂行其企圖，並且依此保護廣大蘇區，使敵人不敢突入，更以之為據點而向外發展，這就我軍設備要塞說來是應如此。”[96]10月，中革軍委命令：“各作戰分區須依照軍委密令在戰略與戰術的必要上立即選擇險要地，並完成必要的土圍和工事，準備相當糧食與彈藥，具體指定相當地方部隊據守。”[97]不過，按當時軍事領導人的想法，這種防禦並不等於死守，李德指出：“防禦時應布置積極的防禦，以少數兵力及火器守備堡壘，而主力則用來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在某一方麵集中主力以行堅決的突擊並在堡壘外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遊擊戰爭和防禦雖是革命戰爭必須的方式，但隻是輔助的方式，主力的機動和突擊是有決定意義的。”[98]周恩來也強調：“我們的防禦是攻勢防禦，它不能將蘇區周圍都修起像萬裏長城的支撐點來守備，這並不是由於紅軍數量尚少於敵人，而是因為這種防禦是為著配合進攻而防禦。我們反對單純防禦路線，要進行運動的防禦，要進行鉗製敵人以便於突擊和消滅敵人的防禦。”[99]當然，在反“圍剿”戰爭的實際進程中，由於紅軍很快陷於被動防禦，周恩來等強調的攻勢防禦原則並不總能真正執行，消極防禦的戰鬥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複雜，不能簡單歸咎於某一個體或團體，正如任弼時後來總結這段曆史時談到的：“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的築堡壘的事情都歸之於新路線。”[100]
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屢戰不利，從1934年年中開始，中共開始將撤離中央蘇區，實施戰略大轉移列入議事日程，此後中共的作戰方針某種程度上就是為這一全局性計劃的實施爭取時間了，被動防禦成為這一時期中共作戰的主流。期間，紅軍曾經策動過以“六路防禦”對付“六路進攻”，將頑強防禦作為阻止國民黨軍迅速深入蘇區的唯一辦法。即使考慮到紅軍戰略轉移爭取時間的需要，這種戰略指導仍然顯得過於呆板，失卻了此前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點，這應該和連續失敗嚴重打擊中共領導層及紅軍指揮部信心不無關係。同時，這一時期由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個人軍事專權嚴重，對發揮指揮員能動性注意不夠，經常根據不準確的情報遙製前方戰事，更帶來了紅軍作戰上的困難。彭德懷後來談道，當時指揮部甚至“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實際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隻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101]。廣昌戰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見：
在我們曆次戰役中，感覺著我們戰略決心的遲疑。戰略戰術的機動，還未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失掉了許多先機，使應得的勝利，推遲下去，或使某一戰役變成流產。而在戰術上企圖挽救過時的戰略動作，結果把戰術動作限製得過分嚴格，失掉下級的機動，變成機械的執行。（對）每一分鍾的敵情變化和某地帶地形的特點，不能靈活機斷專行完成所給予的任務。這一方麵，應拿許多適當例子來發揚指揮員的機動，加強其戰術的修養；另一方麵，每一次戰鬥，應給予其總的任務和各個的任務，不宜限製他執行的機動。[102]
彭德懷的意見，可以從當時紅軍前線指揮員的親身感受中得到印證。陳伯鈞日記記載，在廣昌南作戰中，軍委“判斷敵人要南進，必須先攻占雞公腦（這是照軍委發下之地圖），所以部署重新變更……這一部署主要是側重雞公腦，但實地的雞公腦與地圖上不合……給軍團首長一報告，估計敵人不會繞攻雞公腦，但軍委因按錯誤的地形圖指導作戰，所以有此決心”。[103]這些，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紅軍戰鬥力的發揮。
不過，正是彭德懷，在高虎腦戰鬥後曾提出過另外一種想法，給我們理解那次戰爭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路。他談道：
敵人戰術因其不願意脫離堡壘之故，（一）不願意行較大的翼側機動而隻以縱深梯列的向正麵迅速強攻，因其從我側翼迂回又必須先向翼側築壘，這樣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時間，對於我們終是有利的；（二）不願遠離堡壘施行追擊，即戰場追擊亦很少，隻要奪取了某個目標後，立即築壘修路，這樣使每進攻一次須得停頓三天、五天，有時半月，因為如此便給了我們在縱深地帶上有新的築陣地的可能，這次戰鬥敵人攻占不到三個啟羅米達的水平距離，共費三天的時間（二次躍進與兩天劇戰），炮彈約二千發，投彈三百枚，小槍小彈總數十倍於我，死傷兵員約三千，隻團長一級的上級軍官就有五個，但我們仍在他的前麵構築了新的陣地，假如我們在幾百裏距離的赤色版圖上，一開始就使敵人遭受這樣的抵抗，而給敵人消耗量當是不可計算的，要記著廣昌戰鬥我們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數倍於敵的。
守備部隊向來是我們用較脆弱的兵團來擔任的，而精幹的兵團都用於突擊的方向，因此將樂、泰寧的失守，東華山的失守，廣昌及廣昌以北地區諸要點的失守，大寨腦的失守，都使我們突擊未成而支點已失，結果突擊計劃形成泡影，有時可能遭受意外的打擊（如東華山）……但太陽嶂、馬鞍寨、高虎腦，因為守備隊是從基幹兵團內發出來的，雖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顯示了他的堅強防禦，所以在扼守某些決定勝負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務關係上，應該得到教訓，高腳嶺與高虎腦也是這個戰鬥中的具體例子。[104]
客觀地看，彭德懷的這一意見並不是毫無道理，當然，如果真按這樣一種思路去進行反“圍剿”戰爭，也未必會有好的結果，它隻是再一次提醒我們，曆史是如此複雜，在曆史的此和彼之間，也許還有著更多的曲徑幽道。 <hr/>
[1]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275～276頁。
[2]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六號報告（1933年7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459頁。
[3] 博古：《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秦邦憲（博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216頁。
[4]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農勞苦民眾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4冊，日本蒼蒼社，1983年第2版，第27頁。
[5] 《中共廈門中心市委給漳屬遊擊隊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曆史文件匯集》甲9冊，第132頁。
[6]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密令（密字第一號）（1933年8月28日）》。
[7] 周恩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中央紅軍的緊急任務》，《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8] 項英：《對閩浙贛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第126頁。
[9] 《中共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653～654頁。
[10]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53頁。
[11] 米夫：《中國革命危機的新階段》，原載《共產國際》1933年4月號，蘇區中央局《鬥爭》第23期轉載，1933年8月22日。
[1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509頁。
[1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2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79頁。
[14]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63頁。
[15] 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鬥爭》第71期，1934年9月7日。
[16] 陳毅：《幾個支點守備隊的教訓》，《革命與戰爭》第4期，1934年5月18日。
[17] 蔣介石：《為閩變對討逆軍訓話——說明討逆剿匪致勝的要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第631頁。
[18] 《中央致紅四方麵軍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315頁。
[19] 博古：《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秦邦憲（博古）文集》，第211頁。
[20] 項英：《挺進遊擊隊的任務（1933年11月6日）》，《項英軍事文選》，第251頁。
[21] 《中共粵贛省委政治決議案》，《閩粵贛革命曆史文件匯集（1933～1936）》，中央檔案館編印，1984，第26頁。
[22] 《1934年1月5日總政治部訓令，關於遊擊隊工作》，《鬥爭》第42期，1934年1月20日。
[23] 《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給戰地黨和蘇維埃的指示信（1934年4月24日）》，《鬥爭》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4] 《五次戰役第二步的決戰關頭和我們的任務》，《鬥爭》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5]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362頁。
[26] 王明：《新條件與新策略》，莫斯科，1934，出版者不詳，第21頁。
[27] 《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34年8月3日）》，轉見周國全等《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第255～256頁。
[28] 《贛粵閩湘鄂紅匪實力調查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三章，第7頁。
[29] 《中央對今後作戰計劃的指示（193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226頁。
[30] 林彪：《短促突擊論》，《革命與戰爭》第6期，1934年7月。
[31]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60頁。
[32] 林彪：《短促突擊論》，《革命與戰爭》第6期，1934年7月。
[33]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第40頁。
[3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電報（1933年4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74頁。
[35] 《埃韋特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4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94頁。
[36] 《彭滕關於我軍首先解決信河流域趙部的建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上），第93頁。
[37] 蕭克：《回憶湘贛紅軍》，《湘贛革命根據地》（下），第993頁。
[38] 《劉疇西聶洪鈞致朱德電（1934年4月20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710頁。
[39] 《彭滕關於七日戰況和改變行動的報告（1933年11月7日）》，《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上），第99頁。
[40] 《埃韋特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4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94頁。
[41]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1頁。
[42]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8～219頁。
[43] 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7頁。
[44]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9頁。
[45]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也曾表示：“蘇維埃在全國民眾對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國民黨及一切反革命派別的欺騙日益破產中，將堅決地粉碎六次‘圍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道路，努力爭取在全國範圍內蘇維埃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印，1957，第252頁）固然，不能把毛澤東這一講話和其內心真實想法完全等同，這其中很可能有服從紀律的成分，但要斷定他當時就有明確的失敗認識，也未必符合事實，更多的可能是其積數年反“圍剿”戰爭經驗形成的敏感和嗅覺。
[46]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局，1964，第215頁。
[47]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