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論是毛澤東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動派之間的空隙而長期存在和發展”，還是陳誠說的“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發展中的地域因素。確實，一個正在成長當中、尚處弱勢的政治力量，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發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蘇區的生存發展之路，離不開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蘇區生成的過程中，恰逢國民黨內部先後展開蔣桂、蔣馮及中原大戰，南京中央對遠在贛閩邊界的中共武裝幾無餘力顧及，隻能依靠地方部隊盡力遏製紅軍的迅速發展，這是中央蘇區初期得以迅速成長的最重要外部條件。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中央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全麵“進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先後擊敗國民黨的數次“圍剿”，顯示了紅軍靈活機動戰術的威力，而在這期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及贛南、閩西獨特的地緣政治也對“圍剿”和反“圍剿”進程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國民黨軍先後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兩次“圍剿”，均遭失敗。連續兩次敗績，使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麵對眼前的對手。1931年6月22日，蔣介石親到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信重將領也首次出現於“剿”共戰場。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則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6月下旬，蔣介石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地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確定為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路進擊軍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261]7月初，何應欽和陳銘樞部分別從南豐、吉安出發，采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與國民黨方麵積極準備相比，紅軍方麵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放鬆。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判斷：“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的可能。”[262]6月22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已箭在弦上時，總前委一方麵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方麵又認為：
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因此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隻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隻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263]
顯然，紅軍對國民黨軍會如此之快發動第三次“圍剿”缺乏充分估計，之所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麵短期內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寧粵間爆發衝突的可能，判斷此一形勢勢必影響到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衝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麵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麵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粵方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內政爭有向武力衝突演化的趨勢。寧粵衝突發生後，由於有此前國民黨內爭予紅軍發展良機的先例，相當程度上使中共放鬆了對蔣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慣於在國內政爭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同時，軍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緊準備對江西蘇區的圍攻。蔣介石此舉，初初看來，似涉行險，但細細分析，卻有一石數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中共的“圍剿”，又可防範兩廣部隊北進，還可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中共方麵注意到，蔣介石計劃在消滅紅軍後，“乘勝南進，攻打廣東，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我們繳獲敵軍絕密命令和很多贛南、廣東東北部軍事地圖，證明進剿軍確曾有此意圖”。[264]陳銘樞也回憶，他從兩廣出走經日本再到南京後，蔣介石告訴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265]
更重要的，此時展開“剿共”軍事對蔣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形勢大有裨益。拘禁胡漢民後，蔣介石因逾越常軌，遭到各方懷疑、指責，政治上十分被動，急需製造事端，轉移視線，如粵方發動後他在日記中所寫：“此次粵變之來，其禍因當不能避免，但胡事發生後，如果即親往江西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266]循著這一思路，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在其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的確，當時國民黨內能夠使各方無法反對的即為“剿共”，因此，當蔣出現在“剿共”戰場時，粵方很難在其與中共作戰時貿然北進，這等於蔣已經在政治上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所以此時發動“圍剿”戰爭，成為蔣介石應付各方攻擊的擋箭牌，在蔣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對於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而言，國民黨內部爭鬥的走向和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對此自然會保持高度關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反“圍剿”準備的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麵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麵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267]6月底，毛澤東在解釋為什麽要將主力移向閩西開展群眾工作時指出了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係：
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擬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並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於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268]
這是說的不去觸動兩廣這一方麵，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既不許，整個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西南北三麵都不可，便隻有東方是好區域。”[269]避免威脅長江太甚，當然指的是盡可能不去觸動蔣介石，這和前述總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觸動兩廣，甚至希望避免與南京正麵相向，這種很容易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策略，實乃洞悉局勢的高明之舉。
隻是，在當時的國共對壘中，中共畢竟是處於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出牌的主動權握在蔣介石手裏，而在蔣看來，中共乃是國內政爭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麽牌，並不會以中共的動向為轉移。出於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計，蔣介石在前一次“圍剿”失敗後一個月迅速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一對蔣而言主要是基於政治算計的決策，意外地卻誤打誤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經驗畢竟還欠豐富的中共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在軍事上一度造成國民黨方麵有利的局麵，後來毛澤東客觀反省道：“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麽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麽快……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270]這應該是坦率而負責的總結。
由於中共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形成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麵。紅軍主力當時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辟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爭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於開放狀態，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現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不得不繞道閩西南地區。
對紅軍主力此時滯留閩西北，國民黨方麵相當清楚，6月20日蔣已明確紅軍主力“向贛東閩北轉移”。[271]7月2日，陳誠報告蔣介石黎川一帶紅軍主力“有竄建寧、寧化之虞”。[272]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陳誠的第十八軍及第六師等精銳部隊放在這一方向，蔣本人也在此路親自督陣。10日，紅軍主力從福建建寧出發，繞道閩西地區千裏回師贛西南老根據地。對紅軍的動向，國民黨方麵有相當掌握。7月11日，蔣介石日記載：“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擊破一點，以搖動全局也。”[273]此所謂右翼，指的是相對南豐、南城、廣昌左翼一線的吉安、富田、東固一線，這確實是中共主力準備集結的方向，證明國民黨方麵的情報不是空穴來風。對於正在於都一帶隱蔽待機的紅軍主力，國民黨方麵這時也有覺察，當時蔣的日記記下了其對紅軍動向的準確了解，7月28日日記明確寫道：“知第六師已克黃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東固，則其所謂老巢者，皆已為我占領，惟其主力尚未擊破，仍麇集於平安寨、馬鞍石一帶，乃必設法擊破之。”[274]
如國民黨方麵所發現的，7月中下旬，紅軍主力向西北方向開動。7月22日到達於都北部銀坑、橋頭地區，7月28日，進至興國高興圩地區，在長途跋涉之後，進行短暫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澤東判斷富田方麵國民黨軍力量薄弱，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定先奪取富田、新安”，[275]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
但是，紅軍此次千裏回師，目標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麵擁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紅軍大部隊隱蔽行動的困難。[276]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而紅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因此，當紅軍發出進攻命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麵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30日，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寧都開至龍崗一帶，正“待命龍崗”，[277]隨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紅軍出動當天，國民黨方麵又偵得動靜，作出一係列嚴密部署，十九路軍和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紅軍大有墮入對方包圍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信心滿滿地表示：“據飛機報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萬人由興國經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進，來抄襲我十九軍之側背，幸發覺尚早，布置猶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嚴令六、九兩師星夜進攻興國，俾得夾攻，如能如計，則贛南赤匪或能於此一網打盡也。”[278]
麵對危機，朱德、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當察覺富田一帶國民黨軍已有嚴密防範時，紅軍立即改變計劃，折回高興圩地區。毛澤東後來回憶：“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裏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麵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279]蘇區中央局在稍後的電報中對此描繪簡單明了：“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280]8月5日，紅軍在對方重重大軍中，采取中間突破方法，向其相對較弱尚未合圍的東部突進，在國民黨軍相隔僅二十公裏的空隙地帶銜枚疾走、乘夜穿過，安全進到蓮塘地區。紅軍向東突破後，戰場形勢為之一變。7日，紅軍在蓮塘主動出擊國民黨軍上官雲相四十七師，迅速殲其兩個團，接著又乘勝在良村追殲退卻的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兩個團。蓮塘、良村之戰後，紅軍兼程東進，8月11日，一舉突入黃陂，殲毛炳文部兩個團。
在不利處境中，紅軍不但順利擺脫，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擊，這在蔣介石心間蒙上濃厚的陰影，使其清楚認識到“剿共”必須要付出的重大代價。8月10日，他在日記中計劃今後作戰應“注重據點，不多追剿，俾得節省兵力，免得疲於奔命也”。[281]黃陂戰鬥後次日，蔣再次在日記中表示：“剿匪之難，甚於大戰，彼利用地形熟識，與民眾協從，故避實擊虛隨其所欲，而我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因此，他調整今後的計劃為：“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闊道路，發展交通，使匪無所藏窩，而官兵行動自如，乃可製其死命也。”[282]顯然，其進剿信心已嚴重動搖，不再期望迅速“剿滅”紅軍。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劇烈地修改其“進剿”思路，軍事上的挫敗及“剿共”遇到的困難自是直接誘因，在第一線實地接觸中共後，其對紅軍原來多少存有的輕視心理終於一掃而空，意識到解決紅軍絕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發動“圍剿”與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樣，其思路改變和國內政治形勢也息息相關。無論表麵唱出多少高調，蔣內心其實很明白，此時對其最高統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脅的並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內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實力派。就蔣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戰爭中輕鬆取勝，形成在國內政爭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實力代價又並無多大進展可能，則一定要細加掂量。所以，雖然蔣在接到兩廣方麵詆其“剿共”不力訊息時大聲喊冤：“聞粵偽府已下討伐令謂餘聯共，謂餘剿匪不力，嗚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誣陷人過至此者乎！”[283]但兩廣方麵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未必純為誅心之論，同樣的懷疑處處可見，即連他的親信部下陳誠對其態度似也並無把握，“圍剿”期間曾在家書中說到，對中共“如能繼續追剿，不出一月當可根本肅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決心否？”[284]
8月上中旬，蔣介石對紅軍基本是圍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對紅軍戰鬥力懼怕的因素，更有怕與紅軍作戰實力受損影響其應對廣東進攻的擔心，同時國內政局不明，蔣自身進退出處難定，紅軍的存在對其也實在難言禍福。此時，寧粵衝突日漸激化，粵方揚言北進，北方石友三及閻錫山、馮玉祥動作頻頻，都令蔣介石頗為頭疼。8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閻回晉後北方尚在醞釀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謀叛，兩廣逆軍思逞，湖南態度不明，此五者應研究而熟慮之。”[285]20日日記記有：“近日最急者為吉鴻昌部處置問題，其次為商震、楊愛源、孫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蔣通盤考慮抉擇的時候了。紅軍方麵，雖然蓮塘、黃陂兩役紅軍取得殲滅戰的勝利，但總體上的被動態勢尚未徹底改變，當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兵力轉向東麵的黃陂，密集接近包圍紅軍，紅軍處境仍然十分艱難。蘇區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來，紅軍“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刻”。[287]
8月底，形勢再變，因蔣介石戀棧不肯下野，粵方動員日急。9月1日，粵桂聯軍下入湘動員令，並聯合反蔣的唐生智軍隊，開始進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營決定大規模收縮兵力，“所有剿匪各軍，除以一部就地監視匪軍外，其餘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集結，準備討逆”。[288]國民黨軍開始全麵的戰略收縮。
當蔣介石選擇在“剿共”戰場全麵退卻時，對粵方的布置卻在加緊展開。9月12日，蔣介石通過同桂係李、白關係密切的吳忠信聯絡汪、桂，囑其告粵桂方麵自己願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強迫方式，更易進行”。[289]粵方收到蔣介石的示意後，隨即將部隊後撤。9月17日，陳誠寫道：“昨接各方情報，粵逆已撤兵……聞總司令明日可抵贛，此後或先行討逆，或繼續剿匪，均待總司令到達後方能決定。”[290]陳誠的疑問，在次日蔣介石的日記中有明確的答案：“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暫停“剿共”軍事已成定局；“對粵決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餘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共為四屆委員，餘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屬陳蔣蔡等應之，如粵不從，則以武力牽製之”。[291]這是蔣日記中罕見的自曝陰謀的一段，別具意味，透露出其對粵方承諾的所謂下野純屬緩兵之計，真實意圖是準備以陳銘樞十九路軍和陳誠十八軍南下鉗製廣東，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擁戴、迫粵就範的好戲。顯然，蔣介石對付黨內紛爭比對付中共更有辦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標已不在中共而在粵方。
在蔣介石預定的這場戲中，銜命準備南下的陳銘樞是唱紅臉擁蔣的絕對主角，不過，蔣介石不會想到，此前不久，陳銘樞正跟鄧演達聯係，“決定利用蔣要我出兵圖粵的機會，另開局麵……占領東港和閩南一帶，然後推蔡元培領銜，我與擇生共同署名，發表對時局宣言，呼籲和平，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相號召；對寧粵雙方則采武裝調停辦法，建立第三勢力，以圖控製整個局勢”。[292]雖然鄧演達被捕後，此事未再進行，但此時提出十九路軍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陳銘樞為實現自己計劃聳動蔣介石作出的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變終止了這一切，這場戲真不知該如何收場。
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是在國民黨內部再一次發生嚴重分裂的背景下進行的，雖然相對中原大戰前，這次分裂沒有演變為寧粵雙方的軍事衝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終存在。衝突刺激了第三次“圍剿”的迅速展開，並意外造成國民黨軍有利的形勢，但也嚴重影響著蔣介石的“進剿”決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後立即選擇保存實力。這其中的曲折變化，非常鮮明地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所論述的紅軍存在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293]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的進程與國民黨內部的震蕩離合密不可分，這事實上也是觀察國共“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始終不能忽視的基點。
由於指揮者對自身優勢的善加運用及戰爭決策中的天才表現，中共方麵第三次反“圍剿”涉險過關，結局堪稱圓滿，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反“圍剿”期間，紅軍損傷“約六千人”，[294]這對於總數僅為三萬人的紅軍來說顯得大了一些，如果沒有寧粵衝突的因素，紅軍獨力打破“圍剿”的難度應可想見。從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過可以看出，其成敗常在一線之間，內線的根據地內的作戰雖然有地利人和的優勢，但在國民黨軍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壓迫下，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已經受到相當製約，單純依靠大膽、靈活的指揮其實也隱含著失手的巨大風險。所以，毛澤東後來說：“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295]這既是針對第三次反“圍剿”後國民黨內部整合加強，紅軍作戰環境更為艱難而言，同時也應是大戰之後的有感而發、經驗之談，論史者切切不可等閑視之。
可以看到，在中央蘇區生成的過程中，恰逢國民黨內部先後展開蔣桂、蔣馮及中原大戰，南京中央對遠在贛閩邊界的中共武裝幾無餘力顧及，隻能依靠地方部隊盡力遏製紅軍的迅速發展，這是中央蘇區初期得以迅速成長的最重要外部條件。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中央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全麵“進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先後擊敗國民黨的數次“圍剿”，顯示了紅軍靈活機動戰術的威力，而在這期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及贛南、閩西獨特的地緣政治也對“圍剿”和反“圍剿”進程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國民黨軍先後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兩次“圍剿”，均遭失敗。連續兩次敗績，使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麵對眼前的對手。1931年6月22日，蔣介石親到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信重將領也首次出現於“剿”共戰場。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則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6月下旬，蔣介石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地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確定為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路進擊軍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261]7月初，何應欽和陳銘樞部分別從南豐、吉安出發，采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與國民黨方麵積極準備相比，紅軍方麵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放鬆。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判斷：“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的可能。”[262]6月22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已箭在弦上時，總前委一方麵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方麵又認為：
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因此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隻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隻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263]
顯然，紅軍對國民黨軍會如此之快發動第三次“圍剿”缺乏充分估計，之所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麵短期內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寧粵間爆發衝突的可能，判斷此一形勢勢必影響到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衝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麵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麵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粵方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內政爭有向武力衝突演化的趨勢。寧粵衝突發生後，由於有此前國民黨內爭予紅軍發展良機的先例，相當程度上使中共放鬆了對蔣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慣於在國內政爭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同時，軍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緊準備對江西蘇區的圍攻。蔣介石此舉，初初看來，似涉行險，但細細分析，卻有一石數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中共的“圍剿”，又可防範兩廣部隊北進，還可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中共方麵注意到，蔣介石計劃在消滅紅軍後，“乘勝南進，攻打廣東，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我們繳獲敵軍絕密命令和很多贛南、廣東東北部軍事地圖，證明進剿軍確曾有此意圖”。[264]陳銘樞也回憶，他從兩廣出走經日本再到南京後，蔣介石告訴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265]
更重要的，此時展開“剿共”軍事對蔣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形勢大有裨益。拘禁胡漢民後，蔣介石因逾越常軌，遭到各方懷疑、指責，政治上十分被動，急需製造事端，轉移視線，如粵方發動後他在日記中所寫：“此次粵變之來，其禍因當不能避免，但胡事發生後，如果即親往江西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266]循著這一思路，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在其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的確，當時國民黨內能夠使各方無法反對的即為“剿共”，因此，當蔣出現在“剿共”戰場時，粵方很難在其與中共作戰時貿然北進，這等於蔣已經在政治上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所以此時發動“圍剿”戰爭，成為蔣介石應付各方攻擊的擋箭牌，在蔣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對於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而言，國民黨內部爭鬥的走向和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對此自然會保持高度關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反“圍剿”準備的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麵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麵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267]6月底，毛澤東在解釋為什麽要將主力移向閩西開展群眾工作時指出了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係：
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擬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並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於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268]
這是說的不去觸動兩廣這一方麵，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既不許，整個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西南北三麵都不可，便隻有東方是好區域。”[269]避免威脅長江太甚，當然指的是盡可能不去觸動蔣介石，這和前述總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觸動兩廣，甚至希望避免與南京正麵相向，這種很容易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策略，實乃洞悉局勢的高明之舉。
隻是，在當時的國共對壘中，中共畢竟是處於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出牌的主動權握在蔣介石手裏，而在蔣看來，中共乃是國內政爭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麽牌，並不會以中共的動向為轉移。出於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計，蔣介石在前一次“圍剿”失敗後一個月迅速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一對蔣而言主要是基於政治算計的決策，意外地卻誤打誤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經驗畢竟還欠豐富的中共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在軍事上一度造成國民黨方麵有利的局麵，後來毛澤東客觀反省道：“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麽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麽快……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270]這應該是坦率而負責的總結。
由於中共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形成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麵。紅軍主力當時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辟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爭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於開放狀態，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現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不得不繞道閩西南地區。
對紅軍主力此時滯留閩西北，國民黨方麵相當清楚，6月20日蔣已明確紅軍主力“向贛東閩北轉移”。[271]7月2日，陳誠報告蔣介石黎川一帶紅軍主力“有竄建寧、寧化之虞”。[272]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陳誠的第十八軍及第六師等精銳部隊放在這一方向，蔣本人也在此路親自督陣。10日，紅軍主力從福建建寧出發，繞道閩西地區千裏回師贛西南老根據地。對紅軍的動向，國民黨方麵有相當掌握。7月11日，蔣介石日記載：“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擊破一點，以搖動全局也。”[273]此所謂右翼，指的是相對南豐、南城、廣昌左翼一線的吉安、富田、東固一線，這確實是中共主力準備集結的方向，證明國民黨方麵的情報不是空穴來風。對於正在於都一帶隱蔽待機的紅軍主力，國民黨方麵這時也有覺察，當時蔣的日記記下了其對紅軍動向的準確了解，7月28日日記明確寫道：“知第六師已克黃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東固，則其所謂老巢者，皆已為我占領，惟其主力尚未擊破，仍麇集於平安寨、馬鞍石一帶，乃必設法擊破之。”[274]
如國民黨方麵所發現的，7月中下旬，紅軍主力向西北方向開動。7月22日到達於都北部銀坑、橋頭地區，7月28日，進至興國高興圩地區，在長途跋涉之後，進行短暫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澤東判斷富田方麵國民黨軍力量薄弱，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定先奪取富田、新安”，[275]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
但是，紅軍此次千裏回師，目標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麵擁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紅軍大部隊隱蔽行動的困難。[276]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而紅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因此，當紅軍發出進攻命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麵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30日，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寧都開至龍崗一帶，正“待命龍崗”，[277]隨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紅軍出動當天，國民黨方麵又偵得動靜，作出一係列嚴密部署，十九路軍和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紅軍大有墮入對方包圍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信心滿滿地表示：“據飛機報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萬人由興國經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進，來抄襲我十九軍之側背，幸發覺尚早，布置猶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嚴令六、九兩師星夜進攻興國，俾得夾攻，如能如計，則贛南赤匪或能於此一網打盡也。”[278]
麵對危機，朱德、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當察覺富田一帶國民黨軍已有嚴密防範時，紅軍立即改變計劃，折回高興圩地區。毛澤東後來回憶：“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裏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麵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279]蘇區中央局在稍後的電報中對此描繪簡單明了：“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280]8月5日，紅軍在對方重重大軍中，采取中間突破方法，向其相對較弱尚未合圍的東部突進，在國民黨軍相隔僅二十公裏的空隙地帶銜枚疾走、乘夜穿過，安全進到蓮塘地區。紅軍向東突破後，戰場形勢為之一變。7日，紅軍在蓮塘主動出擊國民黨軍上官雲相四十七師，迅速殲其兩個團，接著又乘勝在良村追殲退卻的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兩個團。蓮塘、良村之戰後，紅軍兼程東進，8月11日，一舉突入黃陂，殲毛炳文部兩個團。
在不利處境中，紅軍不但順利擺脫，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擊，這在蔣介石心間蒙上濃厚的陰影，使其清楚認識到“剿共”必須要付出的重大代價。8月10日，他在日記中計劃今後作戰應“注重據點，不多追剿，俾得節省兵力，免得疲於奔命也”。[281]黃陂戰鬥後次日，蔣再次在日記中表示：“剿匪之難，甚於大戰，彼利用地形熟識，與民眾協從，故避實擊虛隨其所欲，而我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因此，他調整今後的計劃為：“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闊道路，發展交通，使匪無所藏窩，而官兵行動自如，乃可製其死命也。”[282]顯然，其進剿信心已嚴重動搖，不再期望迅速“剿滅”紅軍。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劇烈地修改其“進剿”思路，軍事上的挫敗及“剿共”遇到的困難自是直接誘因，在第一線實地接觸中共後，其對紅軍原來多少存有的輕視心理終於一掃而空，意識到解決紅軍絕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發動“圍剿”與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樣，其思路改變和國內政治形勢也息息相關。無論表麵唱出多少高調，蔣內心其實很明白，此時對其最高統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脅的並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內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實力派。就蔣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戰爭中輕鬆取勝，形成在國內政爭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實力代價又並無多大進展可能，則一定要細加掂量。所以，雖然蔣在接到兩廣方麵詆其“剿共”不力訊息時大聲喊冤：“聞粵偽府已下討伐令謂餘聯共，謂餘剿匪不力，嗚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誣陷人過至此者乎！”[283]但兩廣方麵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未必純為誅心之論，同樣的懷疑處處可見，即連他的親信部下陳誠對其態度似也並無把握，“圍剿”期間曾在家書中說到，對中共“如能繼續追剿，不出一月當可根本肅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決心否？”[284]
8月上中旬，蔣介石對紅軍基本是圍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對紅軍戰鬥力懼怕的因素，更有怕與紅軍作戰實力受損影響其應對廣東進攻的擔心，同時國內政局不明，蔣自身進退出處難定，紅軍的存在對其也實在難言禍福。此時，寧粵衝突日漸激化，粵方揚言北進，北方石友三及閻錫山、馮玉祥動作頻頻，都令蔣介石頗為頭疼。8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閻回晉後北方尚在醞釀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謀叛，兩廣逆軍思逞，湖南態度不明，此五者應研究而熟慮之。”[285]20日日記記有：“近日最急者為吉鴻昌部處置問題，其次為商震、楊愛源、孫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蔣通盤考慮抉擇的時候了。紅軍方麵，雖然蓮塘、黃陂兩役紅軍取得殲滅戰的勝利，但總體上的被動態勢尚未徹底改變，當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兵力轉向東麵的黃陂，密集接近包圍紅軍，紅軍處境仍然十分艱難。蘇區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來，紅軍“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刻”。[287]
8月底，形勢再變，因蔣介石戀棧不肯下野，粵方動員日急。9月1日，粵桂聯軍下入湘動員令，並聯合反蔣的唐生智軍隊，開始進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營決定大規模收縮兵力，“所有剿匪各軍，除以一部就地監視匪軍外，其餘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集結，準備討逆”。[288]國民黨軍開始全麵的戰略收縮。
當蔣介石選擇在“剿共”戰場全麵退卻時，對粵方的布置卻在加緊展開。9月12日，蔣介石通過同桂係李、白關係密切的吳忠信聯絡汪、桂，囑其告粵桂方麵自己願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強迫方式，更易進行”。[289]粵方收到蔣介石的示意後，隨即將部隊後撤。9月17日，陳誠寫道：“昨接各方情報，粵逆已撤兵……聞總司令明日可抵贛，此後或先行討逆，或繼續剿匪，均待總司令到達後方能決定。”[290]陳誠的疑問，在次日蔣介石的日記中有明確的答案：“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暫停“剿共”軍事已成定局；“對粵決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餘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共為四屆委員，餘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屬陳蔣蔡等應之，如粵不從，則以武力牽製之”。[291]這是蔣日記中罕見的自曝陰謀的一段，別具意味，透露出其對粵方承諾的所謂下野純屬緩兵之計，真實意圖是準備以陳銘樞十九路軍和陳誠十八軍南下鉗製廣東，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擁戴、迫粵就範的好戲。顯然，蔣介石對付黨內紛爭比對付中共更有辦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標已不在中共而在粵方。
在蔣介石預定的這場戲中，銜命準備南下的陳銘樞是唱紅臉擁蔣的絕對主角，不過，蔣介石不會想到，此前不久，陳銘樞正跟鄧演達聯係，“決定利用蔣要我出兵圖粵的機會，另開局麵……占領東港和閩南一帶，然後推蔡元培領銜，我與擇生共同署名，發表對時局宣言，呼籲和平，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相號召；對寧粵雙方則采武裝調停辦法，建立第三勢力，以圖控製整個局勢”。[292]雖然鄧演達被捕後，此事未再進行，但此時提出十九路軍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陳銘樞為實現自己計劃聳動蔣介石作出的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變終止了這一切，這場戲真不知該如何收場。
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是在國民黨內部再一次發生嚴重分裂的背景下進行的，雖然相對中原大戰前，這次分裂沒有演變為寧粵雙方的軍事衝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終存在。衝突刺激了第三次“圍剿”的迅速展開，並意外造成國民黨軍有利的形勢，但也嚴重影響著蔣介石的“進剿”決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後立即選擇保存實力。這其中的曲折變化，非常鮮明地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所論述的紅軍存在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293]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的進程與國民黨內部的震蕩離合密不可分，這事實上也是觀察國共“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始終不能忽視的基點。
由於指揮者對自身優勢的善加運用及戰爭決策中的天才表現，中共方麵第三次反“圍剿”涉險過關，結局堪稱圓滿，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反“圍剿”期間，紅軍損傷“約六千人”，[294]這對於總數僅為三萬人的紅軍來說顯得大了一些，如果沒有寧粵衝突的因素，紅軍獨力打破“圍剿”的難度應可想見。從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過可以看出，其成敗常在一線之間，內線的根據地內的作戰雖然有地利人和的優勢，但在國民黨軍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壓迫下，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已經受到相當製約，單純依靠大膽、靈活的指揮其實也隱含著失手的巨大風險。所以，毛澤東後來說：“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295]這既是針對第三次反“圍剿”後國民黨內部整合加強，紅軍作戰環境更為艱難而言，同時也應是大戰之後的有感而發、經驗之談，論史者切切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