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曆史的彈性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3年秋國共的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開始時，位於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全盛時期。雖然在此之前長江流域與中央蘇區可以形成掎角之勢的幾個大的蘇區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經相繼被國民黨軍占領，但當時仍然不會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後的秋天，這一中共控製的最大的蘇維埃區域就會在國民黨軍強大壓力下，隨著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易手。失敗的結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長途跋涉之路，尋找繼續生存、發展的機會，突圍中的艱難也導致了中共在奪取政權前最重要的一次領導層變換。同樣讓人很難預想到的是，經曆了如此慘痛的挫折，在對手看起來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陝北站住腳跟；而且這次失敗實際上就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最後的一次戰略性失敗，從此中共的革命奪取政權之路大有直濟滄海之勢。
失敗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與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曆史進程的描述相比，對於中共曆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失敗經曆，具體的研究和闡述不是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尚不能得其詳，簡單的原則論述和具體的曆史運行脈絡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裏計。而當我們重複當年更多的是基於政治考慮的結論，以“左”的錯誤為這次失敗定性時，往往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曆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麵，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著社會曆史的細節，曆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
其實，翻開中共壯麗曆史的長卷，在欣賞波瀾壯闊的勝利畫麵之餘，偶爾體味一下這一段別樣的經曆，也許可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果考慮到成敗、禍福之變，誰又能說，這樣的失敗就完全沒有意義呢？！就整個蘇維埃運動而言，後人（雖然是外國人）曾有過中肯的評斷：“盡管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但是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經驗以及經受過組織和動員蘇區居民的各種方式的嚐試和失敗的考驗，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東方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擁有實際上執政黨經驗的黨，擁有絕無僅有的農村工作經驗以及軍政骨幹的黨。這（加上其他條件）也成為抗日戰爭年代裏黨員人數和武裝力量較快增長和發展的基礎。”[1]這樣的說法放到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時段中，也並非就沒有針對性。蘇維埃運動是中共革命過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因此所謂的超越階段之類的說法更多隻具有邏輯上的意義。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製，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製藝術。事實上，雖然具體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此後續有調整，但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
蘇維埃革命高歌猛進的初期階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矗然挺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覺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當年的對手為之震驚，即連多年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傾倒。不過，神話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暫時畫下了一個逗號，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中共在多種境遇下實現的超常發展，到這時，似乎終於到了該停歇一下的時候了。從曆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曆史的祭品。無論和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在滾滾的曆史大潮麵前，他們難以擔當引領潮流的重任，更多時候乃是隨波逐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曆史的航向。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許多問題，既不一定是他們的造作，也不一定為他們所獨有。對此，毛澤東曾在中共內部會議上中肯談道：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麵的分析：一方麵，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麵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麵，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誌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麵，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麵也要進行分析。[2]
毛澤東的評判，主要是從中共內部著眼，而鄧小平則從國共相爭的大背景，透視過當年“圍剿”與反“圍剿”成敗得失的幕後玄機：
如果有同誌參加過十年蘇維埃時期的內戰，就會懂得這一點。那時不管在中央蘇區，還是鄂豫皖蘇區或湘鄂西蘇區，都是處於敵人四麵包圍中作戰。敵人的方針就是要扭在蘇區邊沿和蘇區裏麵打，盡情地消耗我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使我們陷於枯竭，即使取得軍事上若幹勝利，也不能持久。[3]
中共兩位超重量級人物的論斷，客觀、公正、獨具慧眼，為我們提供了曆史多樣性認識的範本。
如果不是過分執著於結果的話，麵對1933～1934年蘇維埃革命的曆史進程，冷靜地想一想，中共在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地區內，依靠極為有限的人力、物質資源，在國民黨軍誌在必得、幾傾全力的進攻下，竟然能夠堅持一年之久，最後又從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夠令人驚歎的。何況，無論是事後諸葛的我輩，還是當年那些參與創造曆史的人們，隻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熱，對於此時國際國內背景下，紅軍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區江南的可能命運，應該都或多或少會有不那麽樂觀的預判。中共和紅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論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著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細排列一下當時各蘇區的名稱，諸如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湘鄂西、鄂豫陝、川陝等，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這些蘇區都位於數省交界的邊區，都利用著南京政府控製軟弱的條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絕對不能低估。然而，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發生著變化。隨著地方實力派挑戰的相繼被擊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斷強化，對全國的控製力逐漸加強，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顯弱化，回旋空間被大大壓縮。當國民黨軍大軍壓境、全力擠迫、誌在必得時，成長中的中共最好的命運大概也就隻能是順利擺脫，韜光養晦，以求東山再起了。
這是一個中共成長壯大的時代，但遠不是中共掌握政權的時代，超常的能量，也無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蘇區的發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毛澤東、朱德發揮自己的天才劍走偏鋒（比如在軍事上的天才創造、對力量的精準把握）的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陝，或許隻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劍走偏鋒。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平心靜氣，不抱成見，盡可能避開曆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更多通過當年的而不是後來的，描述性的而不是價值評判的曆史資料，回首這一段曾經不那麽願意直麵的曆史。曆史展現雖然不會像文學作品那樣羅曼蒂克、激動人心，但卻可能更有益於後人了解曆史的本然進程，以從中汲取養分、獲得智慧。實際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思考，麵對著他們自己的問題，別人很難越俎代庖，因此，作為一個以國共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為聚焦點的研究，本書或許承擔不起總結經驗的責任，也未必真的能夠提供若幹教訓，更多的隻是想呈現一種麵對曆史的方式，即盡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麵對原初的過程。盡管，原初的曆史是如此複雜，複雜得也許會讓人感覺混亂，但光怪陸離既然提供給了世界，應該也就預備給了曆史。
平心而論，即便自己的親身經曆我們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況那已經永遠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曆史和我們的認知之間，恐怕總是會存在距離，所謂曆史的彈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吧。在無限豐富的可能麵前，曆史研究者沒有理由不謹慎和謙卑以對。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放棄對曆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確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確定的唯一，是曆史研究者無法逃避的宿命，否則，我們因何而存？！ <hr/>
[1]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20～21頁。
[2]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8～939頁。
[3] 鄧小平：《躍進中原的政治形勢與今後的政治策略》，《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97頁。鄧小平接下來還談道：“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針，由內線轉到外線，將敵人拖出蘇區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樣蘇區還是能夠保持，紅軍也不致被迫長征。可惜‘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這樣做，中了蔣介石的計。”
失敗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與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曆史進程的描述相比，對於中共曆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失敗經曆，具體的研究和闡述不是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尚不能得其詳，簡單的原則論述和具體的曆史運行脈絡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裏計。而當我們重複當年更多的是基於政治考慮的結論，以“左”的錯誤為這次失敗定性時，往往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曆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麵，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著社會曆史的細節，曆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
其實，翻開中共壯麗曆史的長卷，在欣賞波瀾壯闊的勝利畫麵之餘，偶爾體味一下這一段別樣的經曆，也許可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果考慮到成敗、禍福之變，誰又能說，這樣的失敗就完全沒有意義呢？！就整個蘇維埃運動而言，後人（雖然是外國人）曾有過中肯的評斷：“盡管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但是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經驗以及經受過組織和動員蘇區居民的各種方式的嚐試和失敗的考驗，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東方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擁有實際上執政黨經驗的黨，擁有絕無僅有的農村工作經驗以及軍政骨幹的黨。這（加上其他條件）也成為抗日戰爭年代裏黨員人數和武裝力量較快增長和發展的基礎。”[1]這樣的說法放到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時段中，也並非就沒有針對性。蘇維埃運動是中共革命過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因此所謂的超越階段之類的說法更多隻具有邏輯上的意義。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製，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製藝術。事實上，雖然具體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此後續有調整，但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
蘇維埃革命高歌猛進的初期階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矗然挺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覺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當年的對手為之震驚，即連多年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傾倒。不過，神話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暫時畫下了一個逗號，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中共在多種境遇下實現的超常發展，到這時，似乎終於到了該停歇一下的時候了。從曆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曆史的祭品。無論和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在滾滾的曆史大潮麵前，他們難以擔當引領潮流的重任，更多時候乃是隨波逐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曆史的航向。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許多問題，既不一定是他們的造作，也不一定為他們所獨有。對此，毛澤東曾在中共內部會議上中肯談道：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麵的分析：一方麵，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麵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麵，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誌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麵，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麵也要進行分析。[2]
毛澤東的評判，主要是從中共內部著眼，而鄧小平則從國共相爭的大背景，透視過當年“圍剿”與反“圍剿”成敗得失的幕後玄機：
如果有同誌參加過十年蘇維埃時期的內戰，就會懂得這一點。那時不管在中央蘇區，還是鄂豫皖蘇區或湘鄂西蘇區，都是處於敵人四麵包圍中作戰。敵人的方針就是要扭在蘇區邊沿和蘇區裏麵打，盡情地消耗我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使我們陷於枯竭，即使取得軍事上若幹勝利，也不能持久。[3]
中共兩位超重量級人物的論斷，客觀、公正、獨具慧眼，為我們提供了曆史多樣性認識的範本。
如果不是過分執著於結果的話，麵對1933～1934年蘇維埃革命的曆史進程，冷靜地想一想，中共在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地區內，依靠極為有限的人力、物質資源，在國民黨軍誌在必得、幾傾全力的進攻下，竟然能夠堅持一年之久，最後又從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夠令人驚歎的。何況，無論是事後諸葛的我輩，還是當年那些參與創造曆史的人們，隻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熱，對於此時國際國內背景下，紅軍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區江南的可能命運，應該都或多或少會有不那麽樂觀的預判。中共和紅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論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著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細排列一下當時各蘇區的名稱，諸如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湘鄂西、鄂豫陝、川陝等，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這些蘇區都位於數省交界的邊區，都利用著南京政府控製軟弱的條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絕對不能低估。然而，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發生著變化。隨著地方實力派挑戰的相繼被擊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斷強化，對全國的控製力逐漸加強，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顯弱化，回旋空間被大大壓縮。當國民黨軍大軍壓境、全力擠迫、誌在必得時，成長中的中共最好的命運大概也就隻能是順利擺脫，韜光養晦，以求東山再起了。
這是一個中共成長壯大的時代，但遠不是中共掌握政權的時代，超常的能量，也無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蘇區的發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毛澤東、朱德發揮自己的天才劍走偏鋒（比如在軍事上的天才創造、對力量的精準把握）的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陝，或許隻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劍走偏鋒。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平心靜氣，不抱成見，盡可能避開曆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更多通過當年的而不是後來的，描述性的而不是價值評判的曆史資料，回首這一段曾經不那麽願意直麵的曆史。曆史展現雖然不會像文學作品那樣羅曼蒂克、激動人心，但卻可能更有益於後人了解曆史的本然進程，以從中汲取養分、獲得智慧。實際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思考，麵對著他們自己的問題，別人很難越俎代庖，因此，作為一個以國共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為聚焦點的研究，本書或許承擔不起總結經驗的責任，也未必真的能夠提供若幹教訓，更多的隻是想呈現一種麵對曆史的方式，即盡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麵對原初的過程。盡管，原初的曆史是如此複雜，複雜得也許會讓人感覺混亂，但光怪陸離既然提供給了世界，應該也就預備給了曆史。
平心而論，即便自己的親身經曆我們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況那已經永遠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曆史和我們的認知之間，恐怕總是會存在距離，所謂曆史的彈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吧。在無限豐富的可能麵前，曆史研究者沒有理由不謹慎和謙卑以對。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放棄對曆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確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確定的唯一，是曆史研究者無法逃避的宿命，否則，我們因何而存？！ <hr/>
[1]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20～21頁。
[2]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8～939頁。
[3] 鄧小平：《躍進中原的政治形勢與今後的政治策略》，《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97頁。鄧小平接下來還談道：“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針，由內線轉到外線，將敵人拖出蘇區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樣蘇區還是能夠保持，紅軍也不致被迫長征。可惜‘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這樣做，中了蔣介石的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