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 作者：宮崎市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礪波護[1]
本書以1995年5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五歲的宮崎市定在五十歲時作為岩波新書之一問世的評傳《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岩波書店，1950年3月）為主體，其後附載了他在七年後所寫的論文《〈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的特輯《雍正時代史研究》，1957年3月）。本書同時收錄於《宮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本、別卷一（岩波書店）的第一版中的第14卷《雍正帝》。本次，選入中公文庫的是以全集本作為底本的。
關於雍正帝與《雍正朱批諭旨》，在之前已經選入中公文庫的宮崎的《中國政治論集》中（第299～361頁），對雍正帝《禦製朋黨論》與李衛《探聽日本動靜折》已經有過解說。現將由宮崎執筆但未署名的，作為了解本書主人公雍正帝的大概輪廓最合適的文章——《東洋史辭典》（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京創元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條目摘錄於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十三年），從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其年號，廟號世宗，諱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繼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統治期後，在與眾兄弟的競爭中即位，改變康熙時代的寬大政治，希圖肅清綱紀。除去年羹堯、隆科多等舊臣，施行獨裁政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為總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親王胤祥、張廷玉等，尤其是設立軍機處以求敏捷應對政務，使內閣製度成為空殼。關心地方民生，令督、撫、布、按、提督、總兵等以個人名義任意呈遞作為親啟信的奏折，他通讀奏折寫下朱批並發還，在訓誡臣子的同時也識別、選拔人才。《雍正朱批諭旨》由相關的往來文書編纂而成，因此是詳細地展現了清代社會一個縮影的史料。平定青海、西藏叛亂，但經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來實現。該皇帝的統治時間比較短暫，但可以說正是這個時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礎。
若問作為滿洲民族王朝的清朝皇帝中哪一位會被選為評傳的對象的話，應當是在位六十年以上、被譽為盛世的第四代皇帝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或第六代皇帝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中的一位。但是，宮崎為何關注一般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名氣的第五代皇帝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並為其作傳，我們可以從全集第14卷《雍正帝》卷末的自跋中找尋答案。
宮崎對清朝史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他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入學以後參加矢野仁一教授的課程的三年時間。在矢野以清朝史、清朝與西歐諸國的國際關係史為主題的課程和研討組中，宮崎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宮崎曾反複在《向中國學習》所收的《矢野博士的追憶》、《矢野博士的東洋史學》，以及矢野的《鴉片戰爭與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圓明園》（均為中公文庫）兩本著作中宮崎所作的解說等文中提及。但是，在畢業論文題目選擇《南宋末的宰相賈似道》之後，宮崎首先專注於宋代史研究，最終寫出了一篇篇在古代史方麵功力深厚的論文，卻沒有精力精讀與清朝相關的史料。
在成為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副教授後，將近四十歲的宮崎作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被允許去法國考察學習兩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0日他從神戶港坐船前往法國，就在快要到達香港之時，傳來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達巴黎後，宮崎進入亞洲語言學校，作為旁聽生學習阿拉伯語。1937年9月，他開始了在西亞各地兩個半月的遊曆。其間的經曆在出色的旅行記《西亞遊記》（中公文庫）中記載得十分詳盡。
到達巴黎後不久，宮崎的願望實現了，美國和中國被文部省追加為允許暫住的國家。但是由於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中日戰爭爆發，宮崎不得不放棄到中國進行考察研究的計劃。在法國的生活平靜安穩，1938年，他延長了在當地的居留時間，橫穿大西洋經由美國，於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時隔兩年半後回到祖國。僅僅兩周後的9月1日，以內閣直屬的國策機關的近衛文麿首相為總負責人的東亞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進行研究工作，這最終將宮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宮崎接受東亞研究所為期兩年的委托，以為“清朝官製與官吏選拔製度”為題進行研究，下一個委托研究是作為“異民族的中國統治策略”的一環的“清朝的中國統治策略”。作為成果，其著作《科舉》以及論文《清朝國語問題的一方麵》是他在戰爭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為遺作的精神準備下完成的，兩者都在戰敗後才公開發表。《科舉》現在改題目為《科舉史》，被收入平凡社的東洋文庫。1936年寫成的《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中公新書，即後來的中公文庫）是另一本書。
滿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將占壓倒性多數的漢民族置於統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種雙重體製，即主要官員中的滿人與漢人人數相同。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但是，至於兩者之間如何溝通、用何種語言，幾乎沒有被提及。宮崎的《清朝的國語問題的一方麵》（全集第14卷）率先闡明了這個問題。實際上，清初內閣同時作為翻譯機關，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漢文翻譯成滿文，製成滿漢合璧的文書。而到雍正帝之時，特別是在成立軍機處後，內閣的權限移往此處，在此滿文的文書用滿文處理，漢文的文書用漢文處理，不再需要翻譯。宮崎闡明了這個變化過程。
東亞研究所委托的下一個題目是“中國的邊境統治策略”，這裏所指的邊境是在邊境居住的異民族。宮崎負責其他人都不承擔的清朝的西藏統治政策。清朝將西藏納入管轄範圍是在雍正帝統治時期，雍正帝即位之後，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為喇嘛寺、賜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宮崎的記憶中。東亞研究所委托的下一個題目是“英法聯軍的北京占領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發表了《從中國方麵的史料看英法聯軍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別是主戰論與和平論》（全集第16卷）。
如此長期致力於清朝史研究的宮崎深感熟讀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憶起先師桑原騭藏的教導，他開始通讀可以被視為《資治通鑒》續編的《十一朝東華錄》。從最初開始閱讀，經過康熙朝讀到雍正朝的時候，他發現所寫的內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創立了軍機處的雍正帝、派遠征軍到西藏將其納入保護的雍正帝，他們看起來是分別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漸對準焦點後，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現出來。讀完《十一朝東華錄》中雍正朝部分的宮崎就此中斷閱讀，開始搜集關於雍正帝的資料，在文學部陳列館的書庫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諭旨》。
發現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冊構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諭旨》後，他像著了魔一般地埋頭閱讀，在協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動共同研究班的同時，他一氣嗬成寫出了作為岩波新書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這些情況在《〈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中料價值》的“序言”中被生動地描寫出來，這裏不再贅述。
以流暢易懂的文字寫成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後的1950年春出版了。雖然不是最暢銷的書，但深遠地影響了關心中國的廣泛人群。今日試著重讀此書，“對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對蘇努一家堅決的宗教鎮壓以及“忠義超越民族”中在滿洲民族王朝統治下的年羹堯與曾靜的筆禍案件給人留下了特別新鮮的印象。宗教、政治與民族問題也正是在現代世界史中最為重要的題目。另外，“獨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淚、充滿善意的政治由於采用獨裁君主製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報出乎意料地少，還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等帶有總結的地方，即使在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今天還是被視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中，宮崎沒有解說作為依據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據附載的《〈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可知，這是一部“縱橫無盡”地運用《雍正朱批諭旨》的作品。
但是，“對基督教的誓言”這一章，不僅使用了漢文資料，也靈活運用了基督教耶穌會的法國傳教士——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寫給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書信等。宮崎自己對此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整整二十年後，矢澤利彥編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平凡社，東洋文庫）出版。其中“2雍正編，1971年刊”所收錄的第二篇書簡到“3乾隆編，1972年刊”的第一篇書簡為止，每一篇都是關於蘇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極其詳盡的記錄，但原書極其稀有、難得一見，連京都大學圖書館等都沒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參觀了宮崎家玄關旁雙層書架上的藏書，夫人鬆枝女士注意到在裏麵的一個角落有十四冊書脊文字無法確定的、以熟皮裝訂的厚厚的西洋書籍。這正是1891年刊行於裏昂的《耶穌會士書簡集》的全本。與杜赫德的大著《中華帝國全誌》全四冊同樣，是宮崎1936年以後在法國暫住期間購入帶回的。該書網羅了來自雍正帝統治之下的中國的書簡，在第11卷隨處可見用紅色鉛筆劃的線，寫著“蘇努”、“年羹堯”等漢字，而且代替書簽夾在書中的是郵局的收據，上麵蓋著“京都淨土寺24·3·2”的郵戳，不禁讓人聯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宮崎在準備寫作本書時精讀這卷書的情景。
附載的《〈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是宮崎任會長的東洋史研究會的機關雜誌《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的《雍正時代史研究》特輯中登載的五篇論文中位於卷首的緒論。該雜誌在其後還有三期，組成《雍正時代史研究》的特輯，每一次宮崎都投了稿。由於學界對研究雍正帝及其時代的興趣逐漸高漲，為了滿足複製這些已經成為過時刊的特集號的需求，東洋史研究會1986年影印了四冊二十四篇論文並附上索引，出版了《雍正時代的研究》（同朋社）一書。該書付梓之際，承擔解說文章寫作的也是宮崎。
這部《雍正時代的研究》的出版計劃還在進行的時候，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緊密聯係史料的踏實的清史研究成果也逐漸為世人所知，出現了以雍正帝為題材的論考。例如，馮爾康受到重視雍正帝與雍正時期的鄭天挺的影響，寫成了六百餘頁的《雍正傳》（人民出版社，1985）；左步青選編的《康雍乾三帝評議》（紫禁城出版社，1986）中，集錄了當時學術雜誌刊登的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為對象的論文二十一篇。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由計紅緒、王雲高合著的二十五回的章回體小說《雍正皇帝》（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不但初版印刷四萬部，聽說兩人還寫了與這部長篇小說同名的三十一回的電視劇腳本。更令人驚異的是，在兩年後的1990年，長春市的時代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補了四分之一內容的該書的新版。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雍正熱，宮崎的《雍正帝》的的確確起到了先驅者、帶頭人的作用。順便說一下，宮崎沒有來得及仔細查閱作為雍正朝的根本史料之一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編的《雍正朝起居注冊》全五冊（中華書局，1993）。
最後稍微講一下本書選入中公文庫的經過。《遊心譜》出版後，擔任編輯的小林久子正式提出了出版文庫本的建議，宮崎欣然允諾。因為機會難得，仿照曾經《隋的煬帝》選入中公文庫之際附載論文《隋代史雜考》的體裁，我斟酌決定將《〈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一並載入。
1996年4月 <hr/>
[1] 礪波護，1937年出生，日本東洋史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師從宮崎市定。——譯者注
本書以1995年5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五歲的宮崎市定在五十歲時作為岩波新書之一問世的評傳《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岩波書店，1950年3月）為主體，其後附載了他在七年後所寫的論文《〈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的特輯《雍正時代史研究》，1957年3月）。本書同時收錄於《宮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本、別卷一（岩波書店）的第一版中的第14卷《雍正帝》。本次，選入中公文庫的是以全集本作為底本的。
關於雍正帝與《雍正朱批諭旨》，在之前已經選入中公文庫的宮崎的《中國政治論集》中（第299～361頁），對雍正帝《禦製朋黨論》與李衛《探聽日本動靜折》已經有過解說。現將由宮崎執筆但未署名的，作為了解本書主人公雍正帝的大概輪廓最合適的文章——《東洋史辭典》（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京創元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條目摘錄於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十三年），從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其年號，廟號世宗，諱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繼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統治期後，在與眾兄弟的競爭中即位，改變康熙時代的寬大政治，希圖肅清綱紀。除去年羹堯、隆科多等舊臣，施行獨裁政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為總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親王胤祥、張廷玉等，尤其是設立軍機處以求敏捷應對政務，使內閣製度成為空殼。關心地方民生，令督、撫、布、按、提督、總兵等以個人名義任意呈遞作為親啟信的奏折，他通讀奏折寫下朱批並發還，在訓誡臣子的同時也識別、選拔人才。《雍正朱批諭旨》由相關的往來文書編纂而成，因此是詳細地展現了清代社會一個縮影的史料。平定青海、西藏叛亂，但經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來實現。該皇帝的統治時間比較短暫，但可以說正是這個時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礎。
若問作為滿洲民族王朝的清朝皇帝中哪一位會被選為評傳的對象的話，應當是在位六十年以上、被譽為盛世的第四代皇帝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或第六代皇帝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中的一位。但是，宮崎為何關注一般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名氣的第五代皇帝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並為其作傳，我們可以從全集第14卷《雍正帝》卷末的自跋中找尋答案。
宮崎對清朝史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他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入學以後參加矢野仁一教授的課程的三年時間。在矢野以清朝史、清朝與西歐諸國的國際關係史為主題的課程和研討組中，宮崎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宮崎曾反複在《向中國學習》所收的《矢野博士的追憶》、《矢野博士的東洋史學》，以及矢野的《鴉片戰爭與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圓明園》（均為中公文庫）兩本著作中宮崎所作的解說等文中提及。但是，在畢業論文題目選擇《南宋末的宰相賈似道》之後，宮崎首先專注於宋代史研究，最終寫出了一篇篇在古代史方麵功力深厚的論文，卻沒有精力精讀與清朝相關的史料。
在成為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副教授後，將近四十歲的宮崎作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被允許去法國考察學習兩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0日他從神戶港坐船前往法國，就在快要到達香港之時，傳來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達巴黎後，宮崎進入亞洲語言學校，作為旁聽生學習阿拉伯語。1937年9月，他開始了在西亞各地兩個半月的遊曆。其間的經曆在出色的旅行記《西亞遊記》（中公文庫）中記載得十分詳盡。
到達巴黎後不久，宮崎的願望實現了，美國和中國被文部省追加為允許暫住的國家。但是由於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中日戰爭爆發，宮崎不得不放棄到中國進行考察研究的計劃。在法國的生活平靜安穩，1938年，他延長了在當地的居留時間，橫穿大西洋經由美國，於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時隔兩年半後回到祖國。僅僅兩周後的9月1日，以內閣直屬的國策機關的近衛文麿首相為總負責人的東亞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進行研究工作，這最終將宮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宮崎接受東亞研究所為期兩年的委托，以為“清朝官製與官吏選拔製度”為題進行研究，下一個委托研究是作為“異民族的中國統治策略”的一環的“清朝的中國統治策略”。作為成果，其著作《科舉》以及論文《清朝國語問題的一方麵》是他在戰爭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為遺作的精神準備下完成的，兩者都在戰敗後才公開發表。《科舉》現在改題目為《科舉史》，被收入平凡社的東洋文庫。1936年寫成的《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中公新書，即後來的中公文庫）是另一本書。
滿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將占壓倒性多數的漢民族置於統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種雙重體製，即主要官員中的滿人與漢人人數相同。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但是，至於兩者之間如何溝通、用何種語言，幾乎沒有被提及。宮崎的《清朝的國語問題的一方麵》（全集第14卷）率先闡明了這個問題。實際上，清初內閣同時作為翻譯機關，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漢文翻譯成滿文，製成滿漢合璧的文書。而到雍正帝之時，特別是在成立軍機處後，內閣的權限移往此處，在此滿文的文書用滿文處理，漢文的文書用漢文處理，不再需要翻譯。宮崎闡明了這個變化過程。
東亞研究所委托的下一個題目是“中國的邊境統治策略”，這裏所指的邊境是在邊境居住的異民族。宮崎負責其他人都不承擔的清朝的西藏統治政策。清朝將西藏納入管轄範圍是在雍正帝統治時期，雍正帝即位之後，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為喇嘛寺、賜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宮崎的記憶中。東亞研究所委托的下一個題目是“英法聯軍的北京占領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發表了《從中國方麵的史料看英法聯軍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別是主戰論與和平論》（全集第16卷）。
如此長期致力於清朝史研究的宮崎深感熟讀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憶起先師桑原騭藏的教導，他開始通讀可以被視為《資治通鑒》續編的《十一朝東華錄》。從最初開始閱讀，經過康熙朝讀到雍正朝的時候，他發現所寫的內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創立了軍機處的雍正帝、派遠征軍到西藏將其納入保護的雍正帝，他們看起來是分別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漸對準焦點後，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現出來。讀完《十一朝東華錄》中雍正朝部分的宮崎就此中斷閱讀，開始搜集關於雍正帝的資料，在文學部陳列館的書庫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諭旨》。
發現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冊構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諭旨》後，他像著了魔一般地埋頭閱讀，在協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動共同研究班的同時，他一氣嗬成寫出了作為岩波新書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這些情況在《〈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中料價值》的“序言”中被生動地描寫出來，這裏不再贅述。
以流暢易懂的文字寫成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後的1950年春出版了。雖然不是最暢銷的書，但深遠地影響了關心中國的廣泛人群。今日試著重讀此書，“對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對蘇努一家堅決的宗教鎮壓以及“忠義超越民族”中在滿洲民族王朝統治下的年羹堯與曾靜的筆禍案件給人留下了特別新鮮的印象。宗教、政治與民族問題也正是在現代世界史中最為重要的題目。另外，“獨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淚、充滿善意的政治由於采用獨裁君主製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報出乎意料地少，還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等帶有總結的地方，即使在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今天還是被視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中，宮崎沒有解說作為依據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據附載的《〈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可知，這是一部“縱橫無盡”地運用《雍正朱批諭旨》的作品。
但是，“對基督教的誓言”這一章，不僅使用了漢文資料，也靈活運用了基督教耶穌會的法國傳教士——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寫給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書信等。宮崎自己對此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整整二十年後，矢澤利彥編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平凡社，東洋文庫）出版。其中“2雍正編，1971年刊”所收錄的第二篇書簡到“3乾隆編，1972年刊”的第一篇書簡為止，每一篇都是關於蘇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極其詳盡的記錄，但原書極其稀有、難得一見，連京都大學圖書館等都沒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參觀了宮崎家玄關旁雙層書架上的藏書，夫人鬆枝女士注意到在裏麵的一個角落有十四冊書脊文字無法確定的、以熟皮裝訂的厚厚的西洋書籍。這正是1891年刊行於裏昂的《耶穌會士書簡集》的全本。與杜赫德的大著《中華帝國全誌》全四冊同樣，是宮崎1936年以後在法國暫住期間購入帶回的。該書網羅了來自雍正帝統治之下的中國的書簡，在第11卷隨處可見用紅色鉛筆劃的線，寫著“蘇努”、“年羹堯”等漢字，而且代替書簽夾在書中的是郵局的收據，上麵蓋著“京都淨土寺24·3·2”的郵戳，不禁讓人聯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宮崎在準備寫作本書時精讀這卷書的情景。
附載的《〈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是宮崎任會長的東洋史研究會的機關雜誌《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的《雍正時代史研究》特輯中登載的五篇論文中位於卷首的緒論。該雜誌在其後還有三期，組成《雍正時代史研究》的特輯，每一次宮崎都投了稿。由於學界對研究雍正帝及其時代的興趣逐漸高漲，為了滿足複製這些已經成為過時刊的特集號的需求，東洋史研究會1986年影印了四冊二十四篇論文並附上索引，出版了《雍正時代的研究》（同朋社）一書。該書付梓之際，承擔解說文章寫作的也是宮崎。
這部《雍正時代的研究》的出版計劃還在進行的時候，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緊密聯係史料的踏實的清史研究成果也逐漸為世人所知，出現了以雍正帝為題材的論考。例如，馮爾康受到重視雍正帝與雍正時期的鄭天挺的影響，寫成了六百餘頁的《雍正傳》（人民出版社，1985）；左步青選編的《康雍乾三帝評議》（紫禁城出版社，1986）中，集錄了當時學術雜誌刊登的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為對象的論文二十一篇。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由計紅緒、王雲高合著的二十五回的章回體小說《雍正皇帝》（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不但初版印刷四萬部，聽說兩人還寫了與這部長篇小說同名的三十一回的電視劇腳本。更令人驚異的是，在兩年後的1990年，長春市的時代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補了四分之一內容的該書的新版。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雍正熱，宮崎的《雍正帝》的的確確起到了先驅者、帶頭人的作用。順便說一下，宮崎沒有來得及仔細查閱作為雍正朝的根本史料之一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編的《雍正朝起居注冊》全五冊（中華書局，1993）。
最後稍微講一下本書選入中公文庫的經過。《遊心譜》出版後，擔任編輯的小林久子正式提出了出版文庫本的建議，宮崎欣然允諾。因為機會難得，仿照曾經《隋的煬帝》選入中公文庫之際附載論文《隋代史雜考》的體裁，我斟酌決定將《〈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一並載入。
1996年4月 <hr/>
[1] 礪波護，1937年出生，日本東洋史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師從宮崎市定。——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