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國這片土地上，人們曾經相信上帝和每個人同在；他不僅給人以憐憫，而且還給人以力量，所以整個國家屬於人民。
諾曼·梅勒《夜幕下的大軍》，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突然被提拔進入了美國總統辦公室。他不僅需要將民心從前任總統那裏爭取過來，還不能辜負傳承了半個多世紀的自由主義。自西奧多·羅斯福以來，在他之前的幾乎每個總統都向這個國家提出過某種政策或者承諾過新的開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說的新邊疆，即“一個充滿了未知的機遇與風險的邊疆，一個有著未曾實現的希望卻又有著威脅的邊疆”。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維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時本身曆史也不長的美國。然而，約翰遜有他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合並、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長的所有承諾，不是要緩解全國性貧困，而是要潛在地解決戰後繁榮期的個體貧困問題，並且最終將會履行美國的承諾：“偉大的社會”（great society）。
不過，由於約翰遜並不是通過競選當選上的總統，他在一開始就隻局限於把肯尼迪未竟的事業付諸實現：通過《民權法》（1964年）。從理論上講，這個法案將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學校、餐廳、旅館、體育設施和就業場所全麵消除公眾歧視。約翰遜不顧南方人對這部法案的反對，還成立了均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來確保非裔美國人、少數群體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僅憑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並不足以緩和那些反對立法的人的敵意。從民權法引發的暴力和敵意的大背景來看，民權法在美國走向完全的公民國家主義的路上是頗富爭議的一步。麵對著來自種族主義者以及共和黨的反對，約翰遜向當時在參議院的民主黨黨鞭、後來擔任副總統的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須讓民權法成為“一部美國的法案，而不隻是一部民主黨法案”。即使法案被通過，約翰遜也仍然擔心自己沒有成功。他對當時的副手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我覺得我們剛剛把南方交給了共和黨，這還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1]
民權法也許是將南方交給了共和黨，但卻沒有將其從暴力中解救出來。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權活動人士和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之間的暴力衝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劑正是民權法沒有直接解決的一個問題：投票權的問題。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計劃（又稱“自由之夏”）啟動，試圖提高投票選民中非裔美國人的比例。包括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內的民權群體，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人口組織了選民登記活動。此前，在1961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就曾做過類似的嚐試，但是遭到了反對者的打壓，一位當地組織者也遭謀殺。因而，在這樣一個能夠以如此極端的形式反對黑人選民的州裏，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於實施憲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權）不再抱有幻想。盡管如此，這場運動還是遭遇了難以想象的公然挑釁。爆炸和毆打事件自不必說，從肯尼迪當選總統到1965年民權法通過期間，有20餘名活動家在推進南方民權的過程中遭到謀殺。
然而，白人至上主義者迫害的對象不僅僅是黑人。他們綁架謀殺了三名激進主義分子：邁克爾·施韋特納、安德魯·古德曼和詹姆斯·錢尼，其中兩名（施韋特納和古德曼）都是來自紐約的白人學生。這起事件激起公憤，政府最終不得不采取行動。讓人沮喪的是，曆史似乎又在重演，約翰遜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蘭特那樣，派聯邦調查局去往南方。雖然三名激進主義分子的屍體都被找到，但這並沒有自動引發一樁謀殺審判。在當時，謀殺（主要）是一種州犯罪，而不是聯邦犯罪；到1965年時，即便是謀殺美國總統也算不上聯邦犯罪。在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絕起訴。因而，聯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邁德加·埃弗斯謀殺案中的做法那樣，援引19世紀所謂南方重建時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執行法案，來起訴那些謀殺嫌疑犯。
如果說在白人對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這種暴力的立法限製問題上，19世紀的美國和20世紀的美國之間的相像讓人沮喪，也還是有些方麵能讓人看見希望。20世紀60年代被稱為美國的“第二次重建時期”也是不無原因的。聯邦調查局負責人埃德加·胡佛和格蘭特執政時期的特工處負責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樣，有著自己特別關注的事情，因而最初並沒有能夠把民權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於城市裏的移民問題，胡佛則癡迷於農村地區的共產主義問題，兩個人對非裔美國人的困境都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同情，不過在打擊犯罪的時候也都沒有膚色歧視。當然，胡佛也還是授權對馬丁·路德·金進行竊聽，並且他掌管的反間諜計劃（cointelpro）也是針對黑人攻擊性犯罪群體的，不僅包括伊斯蘭民族組織（一個非裔美國人宗教激進主義組織），還包括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但是在密西西比謀殺案之後，反間諜計劃就開始將注意力轉向那些包括三k黨在內的白人攻擊性犯罪組織，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政界，民權法帶來的不良影響匯集在了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黨大會麵臨著來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mfdp）的挑戰。密西西比州剝奪了非裔美國人的公民選舉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由此成立，注冊了約6萬黑人選民，要求在民主黨大會上獲得該州的席位。由於民權活動家法尼·羅·哈默（fannie lou hamer）詳細地描述了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密西西比州成長過程中的恐怖回憶，以及自己想在那裏注冊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對待的經曆，媒體報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一邊。盡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還是威脅要離開會場。這種情況之前也發生過，那是在1948年杜魯門廢止武裝力量中的種族歧視之後。事實上，怒氣衝衝地離開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種傳統做法，但卻不是1964年約翰遜會縱容的做法。
約翰遜也許害怕自己已經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並不想完全疏遠那裏的白人選民。他畢竟還是有自己的優先事務：首先“向貧困宣戰”，再將其演變成“偉大社會”計劃，等競選後拿到國會去通過——假定他能贏了大選的話。白人對民權法和聯邦強行廢止南方的種族歧視的對抗，在1964年成為一股潛在的強大政治勢力。在初選中，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ce）的表現好得出奇，雖然還不至於好到能對約翰遜的候選資格構成威脅，但已經足以表明華萊士的種族隔離主義信息是有受眾的，並且這些受眾也不隻是在亞拉巴馬州。前一年，華萊士當選州長的時候，就已經贏得了全國性的聲譽或者說惡名，因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著“現在的種族隔離，明天的種族隔離，永遠的種族隔離”。他自己後來對這種言論也予以否定。這種言論可以說更多的是出於政治私利，而不是什麽根深蒂固的情結。
不過，在1964年，出於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黨需要在黨內強硬派種族隔離主義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之間實現某種妥協。這種妥協就是承諾1968年的民主黨大會將會實現完全的整合，但這樣做卻有可能兩頭不討好。1964年的民主黨大會代表了民權運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開始出現，一邊是像馬丁·路德·金這樣認為應當致力於在未來實現整合的人，另一邊則是那些認為推遲在民主黨內廢止種族歧視有欠妥當的人。因此，1964年之後的時期見證了新激進主義的崛起，即“黑人權力”運動。黑人權力的概念起源於激進民族主義者馬爾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殺身亡，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將他提出的概念推廣了開來。黑人權力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立場，而是一種完全的文化轉變，那些人像卡邁克爾一樣越來越認為整合是“不相幹的”，他們想要的不是未來會作出改變的承諾，而是“現在就自由”。
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黨的議程上：不受聯邦政府幹涉的自由，以及遠離共產主義的自由。他們推舉了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加大選，戈德華特主張的是一個本質上保守主義的議程，這個議程圍繞削減“大政府”（big government）製定，包括“擊退”中國的共產主義力量、在美國國內推行社會福利計劃。在選舉中，他關於“州權”的保守主義觀點在最南部地區（亞拉巴馬州、佐治亞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以及他自己的家鄉亞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則毫無建樹。三k黨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圖63）也許印證了約翰遜對於民權法將南方交給了共和黨的擔憂，不過總的說來，競選結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區與美國其餘各州都沒有聯係，與三k黨更沒有聯係。民主黨試圖暗示戈德華特本人不合拍，並且不是說和國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針對共和黨提出的不怎麽激勵人心的口號——“你心裏知道他是對的”——民主黨予以回擊，用了句更俏皮的口號，“動動腦子，他是瘋子”。當然，戈德華特絕不是瘋子。他的政治訊息在1964年時沒有引起選民的共鳴，卻為未來立下了一個指向標。與最南部地區的種族隔離不同，保守主義在未來還會再度抬頭。
圖63 1964年7月，三k黨及其反對者在一次三k黨遊行活動中發生衝突（沃倫·萊弗勒拍攝）。巴裏·戈德華特試圖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此次遊行便是為了支持他的競選活動。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1964年的大選在其他不少方麵也讓人難忘，不僅是因為使用了這些標語口號，也是因為放映了頗有爭議的民主黨宣傳片《雛菊》。這部宣傳片僅僅官方放映過一次，但後來在各個新聞頻道都被播放。由於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拒絕完全排除未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黨製作了這部宣傳片作為回應。在60秒的短片中，一個小女孩拈著一朵花的花瓣從一數到十；最後一片花瓣掉落的時候，一個男人的聲音開始給爆炸倒計時；鏡頭聚焦在小孩臉上，她抬頭望著天空；鏡頭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裏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給約翰遜總統吧，”洪亮的畫外音響起，“留在家中的賭注太高了。”[2]這部宣傳片暗示戈德華特一旦當選就會發起核戰爭，因而遭到批評、並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對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懼，而這部宣傳片正是挖掘了這種恐懼情緒。事實上，《雛菊》宣傳片是一個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從1964年首次亮相以來幾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黨競選活動中被大肆利用，那時，片中的小孩麵臨的威脅已經不是核戰爭，而是毒品了。
盡管這部宣傳片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約翰遜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獲得的壓倒性勝利並不歸功於這部宣傳片。約翰遜以超過61%的選票獲得決定性勝利，從而終於可以授權實施自己的立法綱領，同時也向民權活動家承諾民主黨大會至少在未來將會實現整合——但即便是像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和平主義者也不願意等上那麽久。大選一結束，約翰遜就決定抓住勢頭，爭取在亞拉巴馬州擴大投票權，給華萊士對於亞拉巴馬州將永遠處於種族隔離統治之中的斷言送上迎麵一擊。1965年，馬丁·路德·金組織了一場從塞爾瑪市到蒙哥馬利市的行走遊行示威，讓電視鏡頭又一次有機會捕捉南方執法官員對試圖穿過埃德蒙·配特斯大橋的民權活動家施以毆打、投放催淚瓦斯的畫麵。對於像卡邁克爾這樣的黑人活動家而言，這座大橋實在是太長了，而因為不同的民權組織動機的衝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繼續行動達成的共識也打了折扣。
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結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學的痛苦教育經曆之後，發起了一次“反恐懼遊行”，鼓勵南方的非裔美國人利用剛剛獲得的投票權，及時注冊參與11月的中期選舉，然而隻有很少數的民權團體對此感興趣。盡管如此，梅雷迪思還是勇敢地和兩位同伴開始了遊行，但還沒有走上10英裏就被一位白人極端分子開槍打傷（幸好不是致命傷）。這場抗議隨之升級，種族平等大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也開始加入遊行，將之變成了一場更激進的“梅雷迪思遊行”。這場遊行標誌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消極抵抗開始轉向以黑人權利運動為代表的更積極的立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激進民權活動人士放棄了白人自由主義、不再相信聯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時，政府卻終於做好了準備，至少嚐試去信守約翰遜所稱的“美國的承諾”。
總統對塞爾瑪遊行迅速做出了回應。在全國廣播講話中，他談到美國人堅信並且捍衛“人類的尊嚴和民主的命運”，同時也將塞爾瑪遊行事件與獨立戰爭爆發時萊克星頓和康科德地區的遊行事件，以及內戰結束時阿波馬托克斯的遊行事件相提並論。他指出，這些事件象征著“人類永無止境地追尋自由”過程中的轉折點。約翰遜還呼應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講，提醒國會“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距離提出平等的承諾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卻沒有獲得平等”。“塞爾瑪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沒有理由感到自豪，”約翰遜指出，“上百萬美國人長期拒絕這些平等權利，我們也沒什麽理由感到自滿。”“但是，”他斷言道，“我們有理由懷抱希望。”[3]
從1954年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案開始，到《投票權法案》（1965年）通過以及憲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廢除對特權的人頭稅限製，美國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權改革。但民權問題涉及的從來都不隻是南方的非裔美國人。約翰遜攬過大權的時候，美國已經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爾·沃倫的推動下，開始在美國信條的背景下重新解讀憲法（這裏的美國信條是一個廣義上的概念，因為20世紀的美國形勢一直在變，美國公民身份的含義也一直在變）。對憲法的重新解讀被一些人稱為“權利革命”，而這次革命的動力主要源自新政，這也是美國曆史上繼19世紀重建修正案之後聯邦政府與人民之間關係的又一次變革，意味著聯邦政府已經轉向保護個體和團體的權利，並且尋求擴大自由。
這些新權利不僅涉及種族平等和公民權問題，更涉及執法問題。在當時的南方，有許多黑人和白人民權活動家都被捕入獄，因而執法問題至關重要。在解決法律麵前不平等的問題上，有四個具體的案例：馬普訴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年）、埃斯科韋多訴伊利諾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來，在這四個案例中，抓捕行為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馬普案確立了起訴必須基於合理的證據，並且證據的獲取必須符合第四修正案關於搜查及扣押的限製性規定；吉迪恩沒有錢請律師，法院裁決在這種情況下，州政府必須為當事人提供律師幫助；在埃斯科韋多案和米蘭達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變，即確立了審問當事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場，必須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憲法權利，也就是所謂的“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這些案例對於推進民權而言都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但對於當時的一些美國人，尤其是非裔美國人來說並沒有多少幫助，種族、性別和司法上的歧視既沒有自行消亡，也沒有得到有力根除。
在美國北部，非裔美國人的境遇也不比塞爾瑪地區好上多少，黑人激進主義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磯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瓦特地區爆發種族暴亂。國民警衛隊再次出動平息暴亂，美國電視機前的觀眾也再次麵對撕裂他們國家的暴力景象。《生活》雜誌後來將瓦特暴亂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分界線”，指出這次爆發“撕裂了合法民主社會的結構，定下了對抗與公開反抗的基調，而這正是我們當前狀況的典型特征”[4]。
然而，瓦特暴亂作為一條分界線的意義隻在於，從這場暴亂開始，對抗和公開反抗不再局限於南方。1965年後，社會騷亂影響到許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紐瓦克、新澤西、底特律和密歇根。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人們就美國信條的含義及其與美國公民身份之間的關係所達成的共識已經發生轉變。與1964年大選之前相比，人們對民主社會已經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對這種現象的解釋通常是，當時的美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東南亞事務中。但如果將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僅僅以越南戰爭作為理由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誤導性的。在那個時期，出現了一個名詞“越戰綜合征”，暗指1975年以後美國人不情願卷入外國事務，不情願應對持續存在的共產主義挑戰。從曆史角度來講，想要評估那場戰爭造成的政治、文化和軍事影響還為時尚早，但這個名詞也同樣適用。當然，毋庸置疑，影響是確乎存在的。
越戰是肯尼迪給繼任者的遺贈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而這又是肯尼迪從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信條中繼承而來的——施行遏製政策，致力於援助其他國家，打擊在二戰中產生、在冷戰中壯大的共產主義。與此同時，盡管美國沒有像歐洲國家那樣在二戰期間備受摧殘，但武器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脅還是讓美國感覺到了未來的危險。對此，美國的回應是加強國家安全體製，並在這一過程中加強自己的軍工複合體。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美國一方麵建立了掌管國家安全的官僚機構，包括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另一方麵發展民防組織、培養間諜和反間諜、加大對軍事研發的投入。
從防禦的角度來看，二戰後的美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美國相信共產主義是自己的敵人，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這個敵人是“一個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敵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帶來的威脅恐怕“要無限延續”。另一方麵，變得和自己最恐懼的敵人太過相像的風險也是一種危險。1961年，艾森豪威爾在告別演說中指出“一支龐大的軍隊和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工業相結合，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盡管這種結合很有必要，卻還是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警告美國政府“警惕軍工複合體帶來的預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響”，“隻有警覺而明智的美國公民才能讓龐大的工業和軍事的國防機構與我們和平的手段和目標恰當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並駕齊驅，同獲成功”[5]。
就告別演說而論，這段話也許有些令人費解。但實際上，艾森豪威爾是在勸告美國人既要發展國防力量、又要抵禦這種力量。這是完全符合美國傳統的。畢竟，早在1796年，喬治·華盛頓就警告美國人不僅要警惕國際事務的威脅，也要提防內部不滿的危險。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已經無法繼續避免卷入國際事務，而來自內部的不滿仍然是個威脅，不管是像共產主義那樣反對美國信條的勢力，還是那些狂熱保護美國信條、想要壯大自我力量的勢力，都有可能將美國從內部瓦解。在越戰之後，軍工複合體的確變成了一種單獨存在的邪惡幽靈，但這其實是冷戰帶來的問題。冷戰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對於蘇聯邪惡“無限”的威脅的恐懼，這種恐懼反過來又助長了美國人的信念，認為美國可以，也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沒有有形的敵人，這場戰爭是為了保衛美國的國家身份，這種國家身份植根於戰爭，也通過戰爭變得愈發明晰。
當然，冷戰並不是美國單邊挑起的，有一些危險也絕不是危言聳聽。在越南問題上，盡管共產主義是公認的威脅，但很快，美國的軍事信譽就成了主要的問題。美國在1950年決定援助法國保持對印度支那半島的控製，這種決策的背後正是遏製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多米諾理論”，即美國擔心一旦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手裏，將會迅速導致亞洲和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也落入共產主義手中。即便如此，美國的這項決定也不是完全獨立做出的。事實上，美國最初並不確定二戰結束後法國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是否對美國有利，但英法兩國的利益都與法國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關，而這又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一下子放鬆戒備。不過，艾森豪威爾將權力移交給肯尼迪時，美國已經在為南越地區吳庭豔的親美政府提供資金和“建議”（武裝起來的建議），助其抵禦北越地區“越共”的侵犯。
對肯尼迪而言，美國在越南的反暴動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他不希望像杜魯門那樣遭到譴責。杜魯門曾遭到共和黨對手的指責，稱他讓中國在1949年“落入了”共產主義手中。與此同時，肯尼迪又不情願把美國軍事力量投入一場說不清緣由、也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製了美國在越南行動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顧問麥斯威爾·泰勒（maxwell taylor）將軍赴越南評估局勢。泰勒認為，如果沒有美國地麵部隊的幫助，南越是抵擋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對此不能肯定。“軍隊將會進入，人群將會歡呼，但四天後就沒有人會記得了，”肯尼迪對曆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說道，“然後就會有人和我們說，得派去更多的軍隊。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漸退去之後，你就得再來一杯。”[6]盡管如此，美國還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隊，並且正如肯尼迪所擔憂的那樣，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國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後達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時，已經派出了50多萬。很快，一切顯而易見，美國為了遏製南越的共產主義勢頭而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並且會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雜誌回憶道，“越南已經打響了一場真正的戰爭——以及一樁國家審判。”（見圖64）
1964年，約翰遜為美國大選奔走活動之時，越戰已經在逐步升級。8月，北越軍艦在東京灣地區疑似向一艘美國船艦開火，約翰遜斷言這是一樁侵犯美國的行為，國會因而通過了《東京灣決議案》。這份決議案雖然不是正式的宣戰書，卻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許采取“一切必要舉措”抗擊北越。次年3月，美國發起滾雷行動，對北越地區進行了地毯式轟炸，不久，美國海軍陸戰隊抵達南越。一周後，約翰遜在國會麵前重提“美國的承諾”。“這是古往今來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往昔的帝國在我們國家麵前不值一提。然而，”約翰遜在結尾說道，“我不想成為一位建造帝國、追尋宏圖、擴張勢力的總統……我想當這樣一位總統：幫助終結人們之間的仇恨，促進各種族、各地區、各黨派之間的友愛，幫助終結這個地球上兄弟之間的戰爭。”
圖64 1965年4月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圖（馬裏恩·特裏科斯克於1965年4月26日拍攝）。在前一個月，美國開展了三項軍事行動來襲擊北越、保衛南越：滾雷行動、火鏢行動和弧光行動。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h2>“垮掉的一代”</h2>
有人說，如果你忘不了20世紀60年代，那麽你可能並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這句嘲弄看似荒謬，卻非常精準。美國在越南遭受打擊的不僅是軍事實力，還有道德律令。從當時的反戰遊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眾對越戰的看法。1969年，《生活》雜誌在總結20世紀60年代時為其貼上了“動蕩與變化”的標簽，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當時還在進行的越戰，也是因為就在前一年，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約翰·肯尼迪的弟弟、當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相繼遭到刺殺。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約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還要令舉國震驚。不過，和其他大多數媒體一樣，《生活》雜誌在思考美國曆史的這個階段時，對於美國實際上所經曆的“巨大力量和改變”的報道還不夠翔實。媒體常常大肆宣揚20世紀60年代是個險裏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來，這個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實。
當然，如果沒有越戰，不管是20世紀60年代的理想主義還是緊隨其後的幻滅感都不會如此有影響力。在當時以及後來被認為是激進主義的勢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反對勢力而存在，但這些反對勢力並不是在越戰中才產生，而是在越戰中、在當時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強。在1964年約翰遜競選美國總統和1965年越戰升級期間，一些樂隊的歌曲似乎正是當時反叛（在經濟上卻又精明）的年輕一代的例證。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在1964年舉辦了首輪美國巡演，他們的出現在群眾裏引起了狂熱的反響，似乎也為這一代人定下了基調：這代人的情感在音樂和道德的問題上尤其容易爆發。“時代在變。”鮑勃·迪倫（bob dn）在同一年向美國人說，他在歌詞中也指出了代溝的存在，而這也成為那個時代的特點。“美國土地上的父母們”被建議不要去批評他們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們當中一定有許多人想要將這些唱片和光盤扔到窗外。
越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代人後來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在越戰初期，那代年輕人，而不是他們的父母，是最為支持戰爭的群體。他們或是目睹了“最後解決”方案（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的後果，或是參加過朝鮮戰爭，因此，並不難想象“垮掉的一代”這種說法對他們產生了何種影響。越戰剛剛打響的時候，美國人當中隻有1/1000的人明確反對戰爭，因而可以說，最開始對於美國軍事介入越南的反對聲音並不響亮。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反戰運動堪比19世紀的廢奴運動：兩者最初都是出於道義的邊緣運動，隨著政治、文化和軍事環境發生轉變，演變成為群眾運動。對於內戰中的一代人來說，這種轉變是一場開啟“自由的新生”的戰爭。對於越戰中的一代人而言，這種轉變則是更靠近一個世紀前對自由的承諾，遠離了戰爭。
不過，在1964年，還很少有美國人會質疑自己國家的軍事實力和道德權威。事實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還有兩萬美國民眾走上紐約街頭舉行支持戰爭的遊行，而這並不是什麽非典型事件——但是考慮到整個美國曆史，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對於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美國民眾最初是高度認同的，在美國史上，除了二戰和內戰之外，這種認同度是極為罕見的。華盛頓當年總要苦苦掙紮才能招募並且維持大陸軍的兵力；美國加入一戰的時候，有64%的美國人表達了擔憂；對於朝鮮戰爭，也有62%的美國人感到不安。與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國人支持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並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國人繼續表示支持。[7]
20世紀60年代早期，城市動亂和搖滾樂似乎都沒有讓美國人明顯偏離信仰。約翰遜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貧困，美國的承諾也似乎就要實現了。即使是那些對美國民權發展是否會有進展持懷疑態度的人，也難以質疑約翰遜對美國的評估，它不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這種強大主要來源於美國的武裝力量、戰爭中展現的軍事實力以及戰爭勝利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經濟實力。
1964年，二戰結束還不到20年，為消除二戰造成的經濟影響而打響的除貧戰爭看起來同樣有可能取得勝利。約翰遜提出了名為“偉大社會”的社會福利計劃，沿用羅斯福新政中對於自由的表達，追求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不平等的自由。這項計劃包括了一係列就業、教育、環境保護和公共健康倡議，這些倡議也許起源於過去的改革，但關注的是當下的問題。《經濟機會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經驗積累計劃的實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強了教育發展計劃，尤其是學齡前兒童啟蒙計劃的實施，而國家老年人醫療保險製度和醫療補助計劃則致力於為老年人和窮人提供醫療保險。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國際和平隊，美國國內也有了類似的為美國服務誌願隊（vista）。除此之外，約翰遜還提出了一係列環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區的貧民區、製定保護鄉村河流水道免受汙染的法規等。
與此同時，隨著這些計劃的實施，曾經確定的事情也開始變得不確定。也許不可避免地，聯邦政府對於社會經濟變革的推動也鼓勵了，而不是壓製了草根階層的改革衝動。一個改革議程不管是著眼於性別、種族、環境、政治還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領域裏都會造成潛在的衝擊。但在20世紀60年代，一係列在其他時候也許會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競爭的改革議程，卻在所謂的“反主流文化”運動中匯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運動並不是一個連貫的運動。事實上，這場文化運動的元素間並不連貫，但它不是向美國信條本身，而是向美國信條在實施過程中的不足發起了持久的、多層麵的挑戰。反主流文化運動也旨在創造一個“偉大社會”，雖然這個偉大社會和約翰遜所構想的不大一樣。
在當時，不是所有參與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人都會這麽認為，但有些人的確是這樣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ds）這樣的組織，帶來了一條嚴肅的政治訊息，這條訊息在美國傳統中由來已久，是一種永恒的追問：作為一名美國公民意味著什麽？美國代表著什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冷戰背景下發起一係列民權抗議活動，希望以此挑戰它所認為的那個時代的“統治神話”。該組織認為，20世紀60年代“社會生活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就是“烏托邦與希望的衰亡”，並力圖建立起所謂的“個人參與的民主”，以“植根於愛、反省、理性和創造力的權力”取代“植根於占有、特權和境況的權力”。簡而言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傳播的情緒十分強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時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幾乎每一個人。“一個新的左派，”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宣稱，“必須由更年輕的人組成。”[8]這番言論並不令人吃驚，因為該組織本身就是一個學生組織。但也可以推測，隨著這些“更年輕的人”變老，它的影響力會逐漸消退。不過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太多美國人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變老這個選項。
1965年，將近1500名美國士兵在越南陣亡。到了1966年，這個數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長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裏斯民意測驗調查顯示，72%的美國人仍然支持越戰。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聖誕期間又有所回升，約有60%的人支持越戰升級。顯然，美軍在越戰中的傷亡數字和民眾對越戰的譴責之間如果說存在什麽因果關係的話，也是一種讓人感到困惑的關係。就這一點而言，1967年正是一個佐證。
1967年正是《時代》雜誌將“嬉皮士”運動作為其封麵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運動始於在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門前舉辦的“人類大聚會”反主流文化行為藝術表演，隨後又在海特區舉辦了“愛之盛夏”活動。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頓、底特律和紐瓦克，“愛”卻供應不足，種族暴動也遭到國民警衛隊的鎮壓（見圖65），因而《新聞周刊》將“愛之盛夏”更名為“不滿之夏”。同年10月，大學生發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動，隨後，反越戰示威者在五角大樓前舉行反戰遊行，作家、新聞記者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虛構小說《夜幕下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於這次遊行。然而，這次遊行並沒有像媒體所報道的那樣產生足夠的影響。1967年底，根據哈裏斯民意測驗調查的結果，70%的美國人表示不讚成反戰遊行。
圖65 《1968年華盛頓暴亂發生之後》（沃倫·萊弗勒於1968年4月8日拍攝）。華盛頓國民警衛隊於華盛頓街頭巡邏。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遇刺後，全國各地爆發了為期5天的種族暴亂。但其實在1968年之前，在許多城市的街頭已經正常有武裝力量巡邏。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滿之夏”之後，成立了國家民事騷亂專項顧問委員會（克納委員會）。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這場城市動亂讓約翰遜感到震驚，為了探明這場發生在市中心的暴動的原因，他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任命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otto kerner）為主席。克納在次年提交的報告裏得出了一些憂心的結論，尤其是美國“正在走向兩個分離的、不平等的社會：一個是黑人社會，另一個是白人社會”。“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一直以來滲入美國人生活的很多方麵，”報告指出，“現在，它威脅到每一個美國人的未來……如果當前的進程持續下去，將會繼續導致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摧毀基本的民主價值。”報告表明，許多暴動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國人“針對美國白人社會的地標性建築”而非針對美國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這種暴力行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倆、失業、聯邦雇傭的“不足”、教育以及社會福利項目。“美國白人永遠不會完全明白，同時也是黑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報告總結指出，“正是白人社會與貧民窟有著密切的聯係。白人機構創造了貧民窟、維持著貧民窟，同時也在縱容貧民窟。”[9]
對於日益陷入困境的約翰遜而言，這份發人深省的評估報告並沒有很好地反映出“偉大社會”項目的成功，越南的軍情也已經讓他的這一項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納報告提交的這一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而這一年美軍在越南的形勢從一開始就很糟糕。越方於1月開始發動春節攻勢，北越（越共）部隊打入了美國在西貢的使館駐地，並且將美國部隊圍困在了老撾附近溪生地區的美國空軍基地——對於這些戰況，美國民眾都可以從大量的媒體報道中知悉。美軍傷亡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調查顯示約翰遜正在失去美國民眾的支持。他當然也失去了自己黨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來，民主黨首次在內部出現了總統競選人的挑戰：明尼蘇達州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arthy）和羅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參加總統競選。約翰遜退身而出，讓他們二人一決雌雄。3月底，約翰遜宣布“我將不會尋求，也不會接受我的黨派再次提名讓我擔任你們的總統”。沒過幾天，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殺。
圖66 歌手艾薩·凱特公開批評越戰後，一場反戰抗議在白宮門口舉行（沃倫·萊弗勒於1968年1月19日拍攝）。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遇刺，還是民主黨出現分裂，或是作戰前線部隊中黑人比例失調（與美國人口構成相比）讓持久存在的種族隔閡加劇、惡化，都沒能動搖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沒能終結美國人對越戰的支持。並不是說沒有人抗議，但這些抗議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當然也不會都像1967年五角大樓前的那場遊行那樣規模巨大。當著名歌手艾薩·凱特（eartha kitt）魯莽地，或者說憤怒地在一場白宮午宴上批評當局的外交政策時，她的行為贏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責難（見圖66）。女演員簡·方達（jane fonda）於1972年赴越南河內地區，坐在用作攻擊美軍飛機的高射炮台上拍攝照片宣揚反戰，也遭到了同樣的敵意。事實上，在她這麽做之前，就已經因為反戰立場遭到了不少批評。顯然，即使到了最後階段，許多美國人也不能容忍別人批評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然而，越戰結束之後，出現的卻似乎隻有自我批評的聲音了。
比起理解美國民眾在戰爭結束後對越戰的回應，理解20世紀60年代越戰反對聲音的缺失可能更為直接。1963—1975年間，總共有230萬美國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萬名（2.5%）士兵陣亡。盡管媒體報道了學生在五角大樓前燒毀自己的征兵證的畫麵，事實上，美國在越戰中調動的兵力規模並沒有像在之前的戰爭中那麽大，當然與二戰更是沒法比。1964—1973年間達到應征年齡的2700萬人中，有200萬人被征入伍，900萬人自願參軍，而僅有150多萬人真正參加過戰鬥。簡而言之，越戰一代中僅有6%的人參加過越戰，因而，當時對於戰爭的反對並不持久、對於戰爭的支持相對穩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人在回顧這個時期的美國史時會發現，1968年似乎不是決定性的一年，而是沒能做出決定的一年。而正是這沒能做出的決定在後來一直縈繞著“越戰一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時候，美國似乎走到了一個轉彎口，從自由主義共識轉向了右翼政治。當然，這隻是事後的總結。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騷動與變化”的十年漸近尾聲之時，當時的人們仍然具有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在一種美國國家主義的背景下形成的，而這種美國國家主義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於美國的軍事實力，同時也基於源自獨立革命和內戰時期並且在二戰期間得到最廣泛傳播的一種觀念：不管是在自己國家還是其他國家的街道上戰鬥，美國人總是為自由而戰的。隻有當這種自由沒能實現的時候，他們才會清醒過來，開始自我懷疑。就20世紀60年代而言，隻有當騷動結束，才出現了變化，出現了社會變革與反對越戰的聲音。
隨著約翰遜時代漸近尾聲，新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準備就職，全世界的目光沒有聚焦在東南亞，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羅8號完成了首次繞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務，在平安夜從漆黑的太空裏用電波向地球發回了一條聖誕訊息——《創世紀》的開篇。對於這個將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國家而言，這樣的訊息再合適不過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諷刺的是，到了那個時候，美國的太空計劃已經開始趨於縮小規模。事實上，冷戰也開始趨於平息。
太空計劃的規模精簡是毫無征兆的，但尼克鬆在就職演講中卻表達了對冷戰平息的願望。“我們不僅在太空開闊了眼界，”尼克鬆斷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開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鬆也指出美國“在物質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卻一貧如洗；十分精確地登陸月球，卻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紛爭之中”[10]。1969年之後，這些紛爭並沒有被驅散，某些方麵事實上甚至還惡化了。不過，和之前的每一任總統一樣，尼克鬆也針對美國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但是他的計劃卻和之前那些總統提出的截然不同，這一計劃被命名為“新聯邦主義”。
讓國會裏一些保守派感到沮喪的是，尼克鬆的新聯邦主義並沒有完全廢除自由主義的新政。事實上，尼克鬆就職的這一年剛剛經曆了反主流文化的巔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組織者稱之為“水瓶座盛會”），因而他給起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倡議賦予更具體的形式，也是一種恰當的做法。尼克鬆建立了一批聯邦機構來解決各類問題，例如環境問題（環境保護局）、職業健康和安全問題（職業安全和健康署），同時也通過相應的立法來支持這些機構的工作，例如《清潔空氣法》和《瀕危物種法》。尼克鬆沒法解決這個國家麵臨的所有問題，但他的確通過一些行動來確保地球上的新天地變得更加清潔、綠色。
在財政問題上，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讓尼克鬆頗受限製，而美國在太空、國防和仍未結束的越戰上的巨額開支也讓他無力調控巨大的通脹壓力。針對就業問題及其導致的財務危機，尼克鬆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這個社會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卻沒能在國會通過。針對越南問題，尼克鬆也提出了名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將作戰和指導戰爭的任務逐漸移交給越南共和國陸軍（arvn），以便於美國逐漸從越戰中抽身。但這個方案也同樣遇到了麻煩：尼克鬆製定的時段對於越南共和國陸軍來說太過短暫，對於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國民眾來說又太過漫長。此外，一直以來，尼克鬆本人在解決越戰問題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讓人看不到頭，這也對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壞。
尼克鬆曾經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內”也要解決越南問題。在他就職後，就立即向北越地區發起了大量空襲，並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國柬埔寨。這兩項行動對於和平進程都無甚作用，卻激起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造成了可怕的後果。肯特州立大學的四名學生在一場校園反戰抗議中遭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殺害，則又讓舉國上下感到驚駭。而就在此前，美國民眾還在為1968年3月16日美軍在越南美萊村的大屠殺群情激昂。
在越南一個名叫美萊村的偏僻小村莊，在中尉威廉·凱利（william calley）的指揮下，第11輕步兵旅的查理連隊殘忍殺戮了400多名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和老人。這起屠殺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國自身證實：美國已經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針。如果說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媒體報道中，美萊村慘案都被呈現為美國介入越南事件的低穀，這都是從作惡的角度而言的。由於媒體的報道及其在美國文化中的後續影響，許多美國民眾都會記得凱利中尉的名字，卻會忘記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機駕駛員休·湯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對於這場屠戮的抵製。湯普森少尉目睹了這樁慘案，試圖搭救幸存的平民，並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礙營救平民的美軍士兵開火。美萊村慘案中美軍士兵內部的僵持其實正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這樣的強國既有無限可能行善，也有無限可能作惡。
然而，即便是美萊村大屠殺這樣的慘案，也沒有像美國國內政局那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樓文件被泄密給了媒體，“水門醜聞”導致美國史上首次的總統下台。美國國防部關於美國參與越戰初期的五角大樓文件被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給了《紐約時報》。這起泄密事件讓尼克鬆感到非常惱怒，而他本就因為覺得媒體破壞了美國在越戰的談判而對其懷有敵意，故而在白宮內部成立了名為“水管工”（因為要防泄密）的特別調查小組，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想要找到（永遠不會確切知道是什麽的）證據來破壞埃爾斯伯格的信譽。次年，又有企業出資成立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黨的汙點。1972年6月，一夥人闖入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時當場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鬆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
水門事件一開始看起來有幾分可笑，但是在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追蹤調查下，一個濫用政治權力的複雜真相開始漸漸顯露。迫於最高法院的施壓，尼克鬆總統不得不交出美國總統辦公室的竊聽錄音帶。他私底下竊聽錄音被發現這件事本就已經足夠糟糕，但錄音帶裏的內容才真正讓他名聲掃地。然而比起一個人的名聲掃地，還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門事件讓一係列的非法竊聽、行賄和回扣行為暴露在民眾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壞的不是這種犯罪行為本身，而是尼克鬆對於這種行為的掩蓋。民眾意識到，他們的總統想要破壞民主進程，想要對此說謊，並且還試圖阻撓隨後的司法調查。在民眾要求彈劾總統的呼聲下，尼克鬆於1974年辭職，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一時代開始於富蘭克林·羅斯福所推行的聯邦政府和幹涉主義國家，並通過這種方式來定義和保衛美國的承諾。如今，它已經一去不返。由於發生了水門事件，加之1975年美國又從西貢戰敗撤軍，許多美國人失去了對政府、對美國軍事優勢，甚至是對美國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不應誇大國民心態的轉變、認為其一味接納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同時也不能忽視美國仍然存在的國際影響力。五角大樓文件和水門事件雖然占據了頭版頭條的位置，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記，美國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尋求與蘇聯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羅12號的兩位宇航員雙雙踏上月球的表麵，1971年，美國宇航員首次駕駛月球車行駛了28千米。次年，美國宇航員再次登上月球表麵，但這是美國在20世紀的最後一次了。同年，尼克鬆和柯西金（kosygin）就蘇美太空合作達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後的首個蘇美太空探索項目：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蘇聯發射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給美國敲響了警鍾，迫使他們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全球影響力以及國內的現實情況。“伴侶號”是冷戰的一個標誌，而冷戰給美國帶來了新的思考方式：關於政府、社會、種族、經濟、軍事和技術。正如林登·約翰遜所說的，美國太空計劃是“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的起點”。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經有過雄心壯誌。肯尼迪的“新邊疆”方針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都旨在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與外交政策問題，並確立美國在冷戰的新戰場——太空領域的優勢地位。事實證明，這些倡議都耗費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國史可以視為一個成功者的故事：這個國家首先擺脫了殖民統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著征服了西部邊疆，通過一場殘忍的內戰保持了統一；在有戰火威脅到西方世界自由體製的存在之時，兩次應歐洲的請求向其伸出援手；這個國家還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實際支持、策略指導和意識形態的引導。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軍隊包圍了美國使館的時候，這個國家卻不得不混亂地逃離了西貢。雖然美國軍隊不顧一切地想要讓盡可能多的南越盟軍登上疏散直升機，甚至是讓海上疏散船隻甲板上的直升機起飛，以騰出更多空間。但這還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實上，一直讓越戰一代人無法釋懷的正是那些被他們留在身後、生死未卜的人。 <h2>第三個世紀</h2>
1975年4月，西貢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手中時，美國已經開始舉行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宣布這個國家步入建國以來的第三個世紀。4月初，美國的第二趟“自由列車”從特拉華州的威明頓市出發，開始了一段持續近兩年的環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謂的“前導列車”已經將自由列車的官方路線試開了一趟，為自由列車的正式旅程做好準備。在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中，美國自由列車是除電視慶祝節目之外唯一的全國性紀念活動。列車上裝載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車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東西，包括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從月球上采集的石頭。
40年代的自由列車與70年代的自由列車之間還有另外一個不同之處：前者是政府行為，由一位聯邦雇員發起，得到了國家檔案館的協助以及杜魯門總統的支持；後者則是私人行為，由一位愛好火車的商人小羅斯·羅蘭（ross rond）發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為此舉辦了一場義演的歌手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羅蘭本人也許無意借自由列車去證明什麽，但實際上，到了20世紀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義和實際含義都在經曆著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變。1975年底，《哈潑斯雜誌》指出，這個國家仍然對總統遇刺事件而舉國震驚，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機而在通貨膨脹中掙紮，也仍然為西貢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手中而感到駭然，這個國家在道德和物質上似乎都已經脫韁，在這個國家中，“新的自我陶醉”隻會引起個體的不安與孤立。正因為此，美國的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非常低調；70年代的自由列車穿過美國大陸之時，途經的風景與40年代也截然不同。這趟列車的目的地是所謂的“保守反革命主義”（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最終拒絕。這種情緒在1980年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擔任美國總統時達到了頂點。
有人認為，裏根的一生在許多方麵都體現了美國政治、社會發生的方向性轉變。裏根大學畢業的那年正值富蘭克林·羅斯福首次當選總統（1932年），他職業生涯的軌跡也跟隨著美國從新政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轉變，他本人正是遠離“大政府”、重回個人主義的新保守主義典範。然而，這種哲學方向上的劇變卻仍然是在美國信條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事實上，從很大程度上講，推動保守主義文化發展的正是對於美國信條可能瓦解的恐懼。新保守主義一方麵讚美美國的多種族構成及其隱含的對於自由和公民國家主義的廣泛表達，另一方麵又擔憂對於種族差異的過分強調可能導致20世紀部落主義的形成，從而對美國的國家中心構成威脅。在許多方麵，新保守主義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對於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不過如今這種理解已經不再僅僅被放在盎格魯—撒克遜的背景下進行。
“政府，”羅納德·裏根在就職典禮那天說道，“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裏根援引了托馬斯·佩恩的話，指出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是“我們人民”。裏根提醒民眾，美國是“一個擁有政府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擁有國家的政府”，正是這一點使得美國“在世界各國中獨樹一幟”。“我們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權力，沒有任何別的權力，”裏根宣稱，“目前，已有跡象表明，政府權力已經超出了被統治者的同意，製止並扭轉這種狀況的時候到了。”[11]裏根並沒有像佩恩那樣說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狀態下也不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惡魔；在它最壞的狀態下，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惡魔”這樣的話，但也許當時的許多聽眾聽到的正是這個意思。
然而，1981年畢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紀後期，已經有大量與個體相關的權利得到提倡和實施，這也給聯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職責，而這些職責是聯邦政府既不能廢除也無法避免的。對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抵製將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團鬆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會、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諸多方麵。新右派形成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宗教複興運動，而政治與宗教之間日益緊密的聯係也向一直到20世紀後期都與宗教毫無幹係的政治文化發出了挑戰。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麵試圖大規模重建清教徒村莊，對於那些反對者，則借助一種宗教的狂熱予以打壓。然而，這個運動從整體上而言從來沒有完全成功地拆解過這個國家與生俱來的權利。在70年代，為了捍衛60年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尼克鬆推行了一係列環境政策。在接下來的數年裏，美國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許多其他領域也都推出了類似的政策。越戰時代將有關自由的新聲音，尤其是來自學生的聲音引入到全國的對話中，同時也放大了那些更傳統的對話者的聲音，尤其是民權活動家和婦女的聲音。在越戰、反主流文化運動走向衰落，以及水門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興奮感漸漸消失，或者說消退，一直在推動這個時代發展，卻又被淹沒在當時眾多聲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終於開始被注意到。
美國的婦女運動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雖然1920年頒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選舉權，二戰以來女性的就業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時，美國企業和政府部門裏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種種跡象也表明，這種情況並不會向好的方向發展。1961年，國會裏還有20名女性成員，到了1969年，隻剩下11位。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活的重心還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會有女性自稱是女權主義者。在反戰運動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識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國人之類的身份來定位自己，這和上一代女性活動家的做法極為相似，那些人對於奴隸製或者19世紀晚期的種族劃分的反對事實上基於這樣一種綱領：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國家的道德核心。
1963年，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關於女性在社會地位的論辯隨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國通過《同酬法案》，並且建立了均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徹底改變了女性的就業狀況以及雇主對待女性雇員的態度。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立，在弗裏丹的領導下，借鑒民權活動家的手段與修辭，呼籲實現美國婦女在所有方麵的全麵平等。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性別與種族在平等問題上常常相輔相成。但在其他問題上，兩者也是會有分歧的。
60年代中期，針對市中心區非裔美國人貧困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寫了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的報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稱“莫伊尼漢報告”）。這份報告出版後遭到了很多批評，批評者認為這份報告試圖將白人中產階級的規範強加於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單親媽媽之上。在如今的美國社會中，這種辯論仍未平息，許多保守派主張再次強調由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這不一定會解決所有的社會弊病，但對於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卻有著很大的影響。和現在一樣，當時的辯論偶爾也會跨越膚色和性別的界限，但有時卻隻是在兩者之間的真空地帶徒勞地呼喊。事實上，在女性權利的問題上，爭議是常態，這一方麵是因為單單通過一份憲法修正案並不能維護全麵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麵是因為這些得到維護的權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開來。
1967年，全國婦女組織在婦女權利領域推動了兩方麵的重大進展：平等權利修正案（era）和墮胎權。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過。兩個議程的實現似乎都勢在必得。國會將平等權利修正案下發給各州，滿心期待批準州達到3/4的最低數量，這項修正案就可以被通過。到1973年時，這項修正案已經得到了36個州的批準。國會信心十足地認為這項修正案一定會通過。沒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終卻沒能通過，而其原因竟是來自婦女的反對。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fly）領導的草根運動建立了停止平等權利修正案全國委員會，指出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這一立場也獲得了其他一些像“母親們在前進”這些聽起來有些可怕的團體的支持。然而，國會仍然熱衷於推動平等權利修正案的通過，甚至於將批準法案的截止時間推遲到了1982年。盡管如此，1977年之後，已經沒有哪個州會去碰這個修正案，更不用說批準了。
與之相反，在一樁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最高法院裁決案“羅伊訴韋德”案（1973年）中，墮胎權得到了承認。但這項權利也曾並且繼續遭到直接的質疑（見圖67）。就在墮胎權得到通過的同一年，生命權利全國委員會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決認可了密蘇裏的一項法令，禁止任何醫療機構利用政府資金資助墮胎。不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墮胎問題都充滿分歧。當然，在許多國家都有支持墮胎和反對墮胎的活動家在針鋒相對，但在美國，願意做墮胎手術的醫療人員遭到謀殺、墮胎診所遭遇抗議、醫患雙方都遭到了辱罵。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至今的態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來支持自己的行為，同時卻不同意別人這麽做。
在有關墮胎權的辯論中，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兒之間的權利該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墮胎權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極富爭議。1989年，白宮參與了一樁案件的“法庭之友”陳述，試圖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最高法院對此予以否決，但同時也規定各州可以限製政府資金資助的診所中提供墮胎服務。最高法院這種中立的解決方案可能讓誰都不滿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並不能完全為墮胎問題設置議程。事實上，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墮胎權辯論不僅突顯了保守主義反主流文化的影響，也突顯了對於這種影響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反對聲音。
圖67 197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辦期間，民眾遊行支持“主張女性有權選擇人工流產”的遊說議員，反對主張保護胎兒權利、反對墮胎的總統候選人艾倫·麥克馬克（沃倫·萊弗勒於1976年7月14日拍攝）。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平等權利修正案和羅伊訴韋德案事件之後，權利辯論涉及的範圍開始擴大，其他一些所謂的少數團體也參與進來，攻擊各種形式的歧視——不管是通過《美國殘疾人法案》，還是通過為保障美國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lgbt）群體的平等權利而製定的州立法。不管從法律還是文化上而言，這些權利對於美國來說都仍然是一項挑戰，不過，開始於70年代、想要終結性取向歧視的勢頭是不大會消散或者減弱的（圖68）。雖然宗教右派繼續責罵同性戀，但從更廣闊的公眾視角來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後，民眾在平等公民權利的問題上是持一種包容而非排斥態度的。
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通過，廢除了自1924年起開始實施的原籍國配額製，1970年之後，美國迎來了移民人群的增長。如果說到了20世紀後期，美國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經延展覆蓋到當時的邊緣人群，那麽關於這種包容性文化的內涵的辯論——事實上是爭吵——在當時的背景下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數不到900萬，到90年代時已經增長到約1350萬，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來自墨西哥）或亞裔（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這種情況加劇了保守派的擔憂，他們害怕美國文化會遭遇解體，也擔心不同的種族和民族團體之間會發生跨文化衝突。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就任總統時，在就職演講中強調了“美國的理想”中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指出美國的理想是“能夠從紛繁的多樣性中實現最深刻的統一性”。
克林頓在演講中提到“美國複興的奇跡”，這無疑是一種精神宣傳。克林頓指出，對於這個步入後冷戰時代、邁向新世紀的國家而言，這幾乎是一場春之祭。美國不再與世界相脫離，而是通過之前幾十年的技術發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這個世界雖然沐浴著自由的陽光，但仍受到舊仇宿怨和新的禍患的威脅。”克林頓指出，“我們在無與倫比的繁榮中長大，繼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但由於商業失敗，工資增長停滯、不平等狀況加劇，人民的分歧加深，我們的經濟已經被削弱。”[12]
圖68 197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辦期間，發生了一起同性戀權益遊行（沃倫·萊弗勒於1976年7月11日拍攝）。美國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決指出，將同性戀行為定為犯罪是不符合憲法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在克林頓任內，有一些分歧還在繼續加深。夾在兩屆布什政府之間的克林頓政府，看起來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間的一片自由主義綠洲。不過這麽想也許並不對，在裏根和喬治·布什的任期內，右派想要的沒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沒有全部發生，而到了90年代，美國卻出現了一種與個體自由毫無幹係、事實上是截然相反的問題：犯罪問題。
在之前分別由共和黨執政和民主黨執政的兩屆政府任期內，美國的監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實上，克林頓任期屆滿之時，有560多萬美國人處於或曾經處於監禁狀態。簡而言之，每37個美國成年人當中就有1個人經曆過監禁，不過這個比率視種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國人在獄中或曾經入獄，西班牙裔的監禁率相對較低（7.7%），白人男性的監禁率則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監禁率一直持續下去，”美國司法部的一份報告總結指出，“那麽美國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會入獄，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會入獄，白人男性則有1/17的可能會入獄”。到了2009年6月，有160萬美國人被關押在獄中。[13]
這些數據當然能夠幫助解釋現代人對於犯罪劇的迷戀，但與此同時，它們也突顯了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美國人口廣泛趨向於犯罪，並且犯罪以及對於犯罪的恐懼給美國造成了，而且還將繼續造成日益增長的影響。這種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衝突與美國身份之間的關係，以及一種從美國建國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懼，害怕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個共和實驗會特別容易遭到外部和內部力量的攻擊，也害怕這些力量有可能會破壞美國。一直到冷戰結束，美國人的恐懼其實都可以總結歸納為一類：“美國信條”一直在遭到挑戰。這些恐懼的主要來源是英國、“南方”人、共產主義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國人看來，這些團體如果說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種內在的連貫性的。當然，冷戰提供了一種元框架，在這個框架下，這些恐懼可以得到表達，並且也通過對這些恐懼的回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國身份。在冷戰的背景下，複雜的問題得以簡化，美國的主要威脅來自裏根所稱的“邪惡帝國”蘇聯。1991年蘇聯的解體摧毀了這個框架，開啟了通往喬治·布什樂觀地稱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也許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條混亂之路。
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裏，全球混亂最大限度地衝擊了美國。2001年9月11日，紐約的世貿大廈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引發全球騷亂。當然，恐怖主義本質上就是要傳播恐懼。然而，世貿中心雙子塔的倒塌讓這個一直以來都惴惴不安的國家終於找到了恐懼的對象。媒體對於這起襲擊的實時播報增加了這起事件給人帶來的衝擊和恐懼，震驚的世人隻能束手無策地看著最初那些瘋狂的營救措施，看著雙子塔突然倒塌，看著數千條性命轉眼之間灰飛煙滅。
“9·11”事件帶來的恐懼感是非常明顯的。在此之前，美國人當然也經曆過國內恐怖活動。1993年，與基地組織有關的恐怖分子也襲擊過世貿中心。然而，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像“9·11”這樣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布什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宣布發起“反恐戰爭”，但這種戰爭從一開始就冒著落空的風險。恐怖畢竟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敵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稱為“戰爭總統”，從中贏得了不少好處。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權的問題，也為損害那些自由權製造了機會。雖然美國政府將基地組織指為罪魁禍首，但在這場除了恐怖之外其實沒有明顯敵人的戰爭中，美國想要自身立於不敗之地，在一些人看來是非常冒險的。
“9·11”事件之後，美國成立了國土安全部，通過了《美國愛國者法案》。盡管這些都是針對“9·11”事件采取的行動，但在美國國內外的一些人看來，這些舉動都讓保守派反革命勢力得到鞏固，是一種更危險的“新保守派”陰謀的勝利。這種陰謀意圖建立起一個美帝國——一個自由的帝國——並且要形成一種可供複製的美國模板，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會歡迎這種模板。布什概述並且頒布襲擊“邪惡軸心”、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持久自由行動）、在伊拉克終結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獨裁（伊拉克自由行動）並實現“政權更替”的計劃時，世界都為之一愣。雖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都指出了至少是切實存在的敵人，但事實證明，想打敗他們也並不容易。
在美國國內方麵，“9·11”事件掀起了一股愛國主義的高潮，布什對此當然會加以利用。就和二戰結束後一樣，美國的國旗到處飄揚。它被插在雙子塔的舊址上；被展示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汽車上、窗戶上；搜救犬身上裹著它，孩子們身上也穿著它。它成了一種反抗的象征，成了一條讓人安心的毛毯。戰爭當然是想要引起這樣的愛國反應，把民眾團結在一起，進而增強國家主義。而就在2001年之前，這種國家主義正麵臨破碎的危險。對於美國來說，這種新的國家主義的高漲來源於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講，與恐怖分子的衝突終結了這個國家在越戰失敗問題上一直以來的困擾。恐怖主義這個敵人是否會比共產主義更容易約束和擊敗還有待觀察，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是否能有尊嚴地獲得和平或者從容地從阿富汗撤兵也還要拭目以待。
不可避免地，“9·11”事件沒有能夠消除所有的分歧，美國繼續掙紮在這些分歧之中，與之苦苦作對。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重創美國，也將美國持續存在的階級分歧和種族分歧暴露在世人麵前，而至少在外人看來，這些分歧在2001年之後可能已經不那麽明顯了。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中取得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這些分歧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則應歸功於美國人想要解決這些分歧的迫切要求。
奧巴馬上任之時，其他國家正在開始懷疑，更確切地說是擔憂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美國似乎有時在轉向一種內向化的孤立主義，有時又在轉向一種想要貫徹全球秩序的強勢的救世主衝動；它一方麵對自由高談闊論，一方麵卻又遲遲不肯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奧巴馬許諾了一個不同的未來。在這個未來之中，美國不會為了鞏固自身安全而讓自己的理想妥協；在這個未來之中，美國將會從“百衲而成的傳統”中打造出公民國家理想。“這，”他宣稱，“就是公民的義務和承諾。這就是我們自信的來源——認識到上帝呼喚我們在前途不明的情況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的自由和我們堅守的信條具有的意義。”[14]有些人對奧巴馬的這個就職演講感到失望。他們似乎在期待更多，但那是什麽呢？
在某種程度上，奧巴馬的當選在很多層麵上都是具有——或者說，是許多人都希望其具有——象征意義的。奧巴馬的當選不僅意味著在連續兩屆共和黨政府之後，民主黨終於重獲執政權，也意味著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統治明顯已經走到了盡頭。有些人認為，在喬治·布什任內開始流行起來的新保守主義描述了那些在20世紀60年代屬於自由派、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卻轉向保守派的人士。和其他改變信仰的人一樣，這些人對待自己的新信仰相當認真、堅定。新保守主義政府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一些人表達的反美主義感到失望，對在那之後美國國外表達的反美主義情緒也充滿憂慮，其國內外政策都尋求回歸“傳統”價值，（通過神學保守派）重申宗教是美國世俗信仰的支柱。
這種新信仰到底有多新，還有待爭議。早在1920年，英國作者g.k.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就將美國描述為“一個具有教會精神的國家”，而這種宗教（或者說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或者說國家信仰）的融合在美國建國之時就已然存在。當時，約翰·溫斯羅普在其布道中向20世紀福音派的殖民者祖先們保證，他們的國度將會是一座“山巔之城”。就美國國家主義而言，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這種觀念從一開始就被當成理所當然。一直到了20世紀後期，即使奧巴馬指出上帝為美國安排的天命也許並不像前總統們所相信的那麽確鑿，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相信上帝。
不過，在一個很重要的層麵上，奧巴馬當選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似乎也代表了至少有一部分的美國天命得以實現，代表著自這座山巔之城建立以來就一直對其造成損害的種族問題得以解決。在這個問題上，開國元勳們一直閃爍其詞，從一開始就無法讓這個國家實現其1776年製定的宗旨，也引發了後來的很多問題。到了19世紀中期，奴隸製和種族問題讓共和實驗幾乎從內部遭到破滅。奧巴馬就職典禮的現場以林肯紀念雕像為背景，並且手按林肯當年宣誓時所用的《聖經》宣誓就任美國總統，這些都清楚表明奧巴馬想要讓人們想起那位在1863年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的總統。許多美國人在看到這些畫麵的時候都會回想起過去，雖然不至於想到內戰時期，但是會想起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台階上的演講，想起他喚起的人們對“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的信念。奧巴馬的當選似乎證實，美國終於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僅憑林肯的形象並不能支撐或者完全滿足奧巴馬當選後麵臨的那些期待。奧巴馬當選之時，正值國際銀行陷入困境。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不僅遭遇了國內財政問題，也在外交政策上遭到了挑戰，而這些問題都不是輕易就能解決的。現今對於美國的討論常常傾向於使用兩個詞語：全球化和霸權（有時也稱全球霸權），說的好像這兩個詞語是什麽新鮮事物一樣，好像經濟大蕭條影響的隻是美國，而不是代表著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就美國自身而言，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當然會引起人們對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回憶，就像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也會讓人們想起越戰一樣。曆史似乎正在重演，並且是一場日益擴大的全球範圍內的重演。
全球化讓全球人口都容易受市場力量的擺布，也讓恐怖主義容易受軍事力量的影響，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為許多專欄和博文的話題。美國的人口僅占全世界的4.6%，卻消耗了約33%的世界資源。在這種巨大的消費之下，美國在經濟、軍事，並且也可以說在政治實力上都無人可以匹敵。但是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開始清楚認識到，美國的實力一旦缺少目的，就是沒有意義的，並且這種目的不能像布什所做的那樣僅僅由美國自己來定義和捍衛。奧巴馬尋求實現更大程度的國際合作與和解，但這當然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有人質疑美國的國家理想和國家身份是否能夠經受得住全球化帶來的外部壓力和多元文化造成的內部壓力。對此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個在一些人看來根本不是個國家的國家，這個常常被描述為“共和實驗”的國家，從建國之初就非常團結。這項實驗還遠未結束。事實上，鑒於美國現在的曆史還相當短暫，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注釋：
[1]johnson, quoted in robert dallek, lyndon b. john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2]themercial can be viewed via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vable at: https://.lbjlib.utexas.edu/johnson/media/daisyspot/(september 1, 2010).
[3]lyndon b. johns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promise, ”march 15, 1965,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05＆st=＆st1= (september 3, 2010).
[4]‘a divided decade: the“60s, ”life, vol. 26 (december 26, 1969): 8-9.
[5]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 .edu/ws/index.php?pid=12086＆st=＆st1= (september 3, 2010).
[6]kennedy,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 reprin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705
[7]the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world war i are discussed in previous chapters. figures for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are taken from rhodri jeffreys-jones, peace now!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nding of the vietnam war, new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15.
[8]tom hayden et al.,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1962), avable at: https://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 docs/resources/primary/manifestos/sds port huron.html (september 4, 2010).
[9]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1968), avable at: https://.eisenhowerfoundation.org/docs/kerner.pdf (september 4, 2010).
[10]richard m. nix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9,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41 (september 4, 2010).
[11]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3130 (september 5, 2010).
[12]william j. clint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93,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6366 (september 5, 2020).
[13]thomas p. bonczar, “prevalence of imprisonment in the u.s. poptions, 1974-2001”(ncj-197976); bureau of justice, avable at: https://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september 5, 2010).
[14]barack obama,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9,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4 (september 5, 2010).
諾曼·梅勒《夜幕下的大軍》，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突然被提拔進入了美國總統辦公室。他不僅需要將民心從前任總統那裏爭取過來，還不能辜負傳承了半個多世紀的自由主義。自西奧多·羅斯福以來，在他之前的幾乎每個總統都向這個國家提出過某種政策或者承諾過新的開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說的新邊疆，即“一個充滿了未知的機遇與風險的邊疆，一個有著未曾實現的希望卻又有著威脅的邊疆”。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維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時本身曆史也不長的美國。然而，約翰遜有他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合並、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長的所有承諾，不是要緩解全國性貧困，而是要潛在地解決戰後繁榮期的個體貧困問題，並且最終將會履行美國的承諾：“偉大的社會”（great society）。
不過，由於約翰遜並不是通過競選當選上的總統，他在一開始就隻局限於把肯尼迪未竟的事業付諸實現：通過《民權法》（1964年）。從理論上講，這個法案將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學校、餐廳、旅館、體育設施和就業場所全麵消除公眾歧視。約翰遜不顧南方人對這部法案的反對，還成立了均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來確保非裔美國人、少數群體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僅憑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並不足以緩和那些反對立法的人的敵意。從民權法引發的暴力和敵意的大背景來看，民權法在美國走向完全的公民國家主義的路上是頗富爭議的一步。麵對著來自種族主義者以及共和黨的反對，約翰遜向當時在參議院的民主黨黨鞭、後來擔任副總統的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須讓民權法成為“一部美國的法案，而不隻是一部民主黨法案”。即使法案被通過，約翰遜也仍然擔心自己沒有成功。他對當時的副手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我覺得我們剛剛把南方交給了共和黨，這還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1]
民權法也許是將南方交給了共和黨，但卻沒有將其從暴力中解救出來。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權活動人士和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之間的暴力衝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劑正是民權法沒有直接解決的一個問題：投票權的問題。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計劃（又稱“自由之夏”）啟動，試圖提高投票選民中非裔美國人的比例。包括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內的民權群體，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人口組織了選民登記活動。此前，在1961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就曾做過類似的嚐試，但是遭到了反對者的打壓，一位當地組織者也遭謀殺。因而，在這樣一個能夠以如此極端的形式反對黑人選民的州裏，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於實施憲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權）不再抱有幻想。盡管如此，這場運動還是遭遇了難以想象的公然挑釁。爆炸和毆打事件自不必說，從肯尼迪當選總統到1965年民權法通過期間，有20餘名活動家在推進南方民權的過程中遭到謀殺。
然而，白人至上主義者迫害的對象不僅僅是黑人。他們綁架謀殺了三名激進主義分子：邁克爾·施韋特納、安德魯·古德曼和詹姆斯·錢尼，其中兩名（施韋特納和古德曼）都是來自紐約的白人學生。這起事件激起公憤，政府最終不得不采取行動。讓人沮喪的是，曆史似乎又在重演，約翰遜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蘭特那樣，派聯邦調查局去往南方。雖然三名激進主義分子的屍體都被找到，但這並沒有自動引發一樁謀殺審判。在當時，謀殺（主要）是一種州犯罪，而不是聯邦犯罪；到1965年時，即便是謀殺美國總統也算不上聯邦犯罪。在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絕起訴。因而，聯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邁德加·埃弗斯謀殺案中的做法那樣，援引19世紀所謂南方重建時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執行法案，來起訴那些謀殺嫌疑犯。
如果說在白人對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這種暴力的立法限製問題上，19世紀的美國和20世紀的美國之間的相像讓人沮喪，也還是有些方麵能讓人看見希望。20世紀60年代被稱為美國的“第二次重建時期”也是不無原因的。聯邦調查局負責人埃德加·胡佛和格蘭特執政時期的特工處負責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樣，有著自己特別關注的事情，因而最初並沒有能夠把民權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於城市裏的移民問題，胡佛則癡迷於農村地區的共產主義問題，兩個人對非裔美國人的困境都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同情，不過在打擊犯罪的時候也都沒有膚色歧視。當然，胡佛也還是授權對馬丁·路德·金進行竊聽，並且他掌管的反間諜計劃（cointelpro）也是針對黑人攻擊性犯罪群體的，不僅包括伊斯蘭民族組織（一個非裔美國人宗教激進主義組織），還包括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但是在密西西比謀殺案之後，反間諜計劃就開始將注意力轉向那些包括三k黨在內的白人攻擊性犯罪組織，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政界，民權法帶來的不良影響匯集在了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黨大會麵臨著來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mfdp）的挑戰。密西西比州剝奪了非裔美國人的公民選舉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由此成立，注冊了約6萬黑人選民，要求在民主黨大會上獲得該州的席位。由於民權活動家法尼·羅·哈默（fannie lou hamer）詳細地描述了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密西西比州成長過程中的恐怖回憶，以及自己想在那裏注冊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對待的經曆，媒體報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一邊。盡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還是威脅要離開會場。這種情況之前也發生過，那是在1948年杜魯門廢止武裝力量中的種族歧視之後。事實上，怒氣衝衝地離開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種傳統做法，但卻不是1964年約翰遜會縱容的做法。
約翰遜也許害怕自己已經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並不想完全疏遠那裏的白人選民。他畢竟還是有自己的優先事務：首先“向貧困宣戰”，再將其演變成“偉大社會”計劃，等競選後拿到國會去通過——假定他能贏了大選的話。白人對民權法和聯邦強行廢止南方的種族歧視的對抗，在1964年成為一股潛在的強大政治勢力。在初選中，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ce）的表現好得出奇，雖然還不至於好到能對約翰遜的候選資格構成威脅，但已經足以表明華萊士的種族隔離主義信息是有受眾的，並且這些受眾也不隻是在亞拉巴馬州。前一年，華萊士當選州長的時候，就已經贏得了全國性的聲譽或者說惡名，因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著“現在的種族隔離，明天的種族隔離，永遠的種族隔離”。他自己後來對這種言論也予以否定。這種言論可以說更多的是出於政治私利，而不是什麽根深蒂固的情結。
不過，在1964年，出於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黨需要在黨內強硬派種族隔離主義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之間實現某種妥協。這種妥協就是承諾1968年的民主黨大會將會實現完全的整合，但這樣做卻有可能兩頭不討好。1964年的民主黨大會代表了民權運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開始出現，一邊是像馬丁·路德·金這樣認為應當致力於在未來實現整合的人，另一邊則是那些認為推遲在民主黨內廢止種族歧視有欠妥當的人。因此，1964年之後的時期見證了新激進主義的崛起，即“黑人權力”運動。黑人權力的概念起源於激進民族主義者馬爾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殺身亡，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將他提出的概念推廣了開來。黑人權力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立場，而是一種完全的文化轉變，那些人像卡邁克爾一樣越來越認為整合是“不相幹的”，他們想要的不是未來會作出改變的承諾，而是“現在就自由”。
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黨的議程上：不受聯邦政府幹涉的自由，以及遠離共產主義的自由。他們推舉了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加大選，戈德華特主張的是一個本質上保守主義的議程，這個議程圍繞削減“大政府”（big government）製定，包括“擊退”中國的共產主義力量、在美國國內推行社會福利計劃。在選舉中，他關於“州權”的保守主義觀點在最南部地區（亞拉巴馬州、佐治亞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以及他自己的家鄉亞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則毫無建樹。三k黨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圖63）也許印證了約翰遜對於民權法將南方交給了共和黨的擔憂，不過總的說來，競選結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區與美國其餘各州都沒有聯係，與三k黨更沒有聯係。民主黨試圖暗示戈德華特本人不合拍，並且不是說和國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針對共和黨提出的不怎麽激勵人心的口號——“你心裏知道他是對的”——民主黨予以回擊，用了句更俏皮的口號，“動動腦子，他是瘋子”。當然，戈德華特絕不是瘋子。他的政治訊息在1964年時沒有引起選民的共鳴，卻為未來立下了一個指向標。與最南部地區的種族隔離不同，保守主義在未來還會再度抬頭。
圖63 1964年7月，三k黨及其反對者在一次三k黨遊行活動中發生衝突（沃倫·萊弗勒拍攝）。巴裏·戈德華特試圖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此次遊行便是為了支持他的競選活動。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1964年的大選在其他不少方麵也讓人難忘，不僅是因為使用了這些標語口號，也是因為放映了頗有爭議的民主黨宣傳片《雛菊》。這部宣傳片僅僅官方放映過一次，但後來在各個新聞頻道都被播放。由於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拒絕完全排除未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黨製作了這部宣傳片作為回應。在60秒的短片中，一個小女孩拈著一朵花的花瓣從一數到十；最後一片花瓣掉落的時候，一個男人的聲音開始給爆炸倒計時；鏡頭聚焦在小孩臉上，她抬頭望著天空；鏡頭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裏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給約翰遜總統吧，”洪亮的畫外音響起，“留在家中的賭注太高了。”[2]這部宣傳片暗示戈德華特一旦當選就會發起核戰爭，因而遭到批評、並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對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懼，而這部宣傳片正是挖掘了這種恐懼情緒。事實上，《雛菊》宣傳片是一個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從1964年首次亮相以來幾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黨競選活動中被大肆利用，那時，片中的小孩麵臨的威脅已經不是核戰爭，而是毒品了。
盡管這部宣傳片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約翰遜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獲得的壓倒性勝利並不歸功於這部宣傳片。約翰遜以超過61%的選票獲得決定性勝利，從而終於可以授權實施自己的立法綱領，同時也向民權活動家承諾民主黨大會至少在未來將會實現整合——但即便是像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和平主義者也不願意等上那麽久。大選一結束，約翰遜就決定抓住勢頭，爭取在亞拉巴馬州擴大投票權，給華萊士對於亞拉巴馬州將永遠處於種族隔離統治之中的斷言送上迎麵一擊。1965年，馬丁·路德·金組織了一場從塞爾瑪市到蒙哥馬利市的行走遊行示威，讓電視鏡頭又一次有機會捕捉南方執法官員對試圖穿過埃德蒙·配特斯大橋的民權活動家施以毆打、投放催淚瓦斯的畫麵。對於像卡邁克爾這樣的黑人活動家而言，這座大橋實在是太長了，而因為不同的民權組織動機的衝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繼續行動達成的共識也打了折扣。
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結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學的痛苦教育經曆之後，發起了一次“反恐懼遊行”，鼓勵南方的非裔美國人利用剛剛獲得的投票權，及時注冊參與11月的中期選舉，然而隻有很少數的民權團體對此感興趣。盡管如此，梅雷迪思還是勇敢地和兩位同伴開始了遊行，但還沒有走上10英裏就被一位白人極端分子開槍打傷（幸好不是致命傷）。這場抗議隨之升級，種族平等大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也開始加入遊行，將之變成了一場更激進的“梅雷迪思遊行”。這場遊行標誌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消極抵抗開始轉向以黑人權利運動為代表的更積極的立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激進民權活動人士放棄了白人自由主義、不再相信聯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時，政府卻終於做好了準備，至少嚐試去信守約翰遜所稱的“美國的承諾”。
總統對塞爾瑪遊行迅速做出了回應。在全國廣播講話中，他談到美國人堅信並且捍衛“人類的尊嚴和民主的命運”，同時也將塞爾瑪遊行事件與獨立戰爭爆發時萊克星頓和康科德地區的遊行事件，以及內戰結束時阿波馬托克斯的遊行事件相提並論。他指出，這些事件象征著“人類永無止境地追尋自由”過程中的轉折點。約翰遜還呼應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講，提醒國會“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距離提出平等的承諾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卻沒有獲得平等”。“塞爾瑪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沒有理由感到自豪，”約翰遜指出，“上百萬美國人長期拒絕這些平等權利，我們也沒什麽理由感到自滿。”“但是，”他斷言道，“我們有理由懷抱希望。”[3]
從1954年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案開始，到《投票權法案》（1965年）通過以及憲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廢除對特權的人頭稅限製，美國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權改革。但民權問題涉及的從來都不隻是南方的非裔美國人。約翰遜攬過大權的時候，美國已經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爾·沃倫的推動下，開始在美國信條的背景下重新解讀憲法（這裏的美國信條是一個廣義上的概念，因為20世紀的美國形勢一直在變，美國公民身份的含義也一直在變）。對憲法的重新解讀被一些人稱為“權利革命”，而這次革命的動力主要源自新政，這也是美國曆史上繼19世紀重建修正案之後聯邦政府與人民之間關係的又一次變革，意味著聯邦政府已經轉向保護個體和團體的權利，並且尋求擴大自由。
這些新權利不僅涉及種族平等和公民權問題，更涉及執法問題。在當時的南方，有許多黑人和白人民權活動家都被捕入獄，因而執法問題至關重要。在解決法律麵前不平等的問題上，有四個具體的案例：馬普訴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年）、埃斯科韋多訴伊利諾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來，在這四個案例中，抓捕行為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馬普案確立了起訴必須基於合理的證據，並且證據的獲取必須符合第四修正案關於搜查及扣押的限製性規定；吉迪恩沒有錢請律師，法院裁決在這種情況下，州政府必須為當事人提供律師幫助；在埃斯科韋多案和米蘭達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變，即確立了審問當事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場，必須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憲法權利，也就是所謂的“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這些案例對於推進民權而言都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但對於當時的一些美國人，尤其是非裔美國人來說並沒有多少幫助，種族、性別和司法上的歧視既沒有自行消亡，也沒有得到有力根除。
在美國北部，非裔美國人的境遇也不比塞爾瑪地區好上多少，黑人激進主義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磯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瓦特地區爆發種族暴亂。國民警衛隊再次出動平息暴亂，美國電視機前的觀眾也再次麵對撕裂他們國家的暴力景象。《生活》雜誌後來將瓦特暴亂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分界線”，指出這次爆發“撕裂了合法民主社會的結構，定下了對抗與公開反抗的基調，而這正是我們當前狀況的典型特征”[4]。
然而，瓦特暴亂作為一條分界線的意義隻在於，從這場暴亂開始，對抗和公開反抗不再局限於南方。1965年後，社會騷亂影響到許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紐瓦克、新澤西、底特律和密歇根。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人們就美國信條的含義及其與美國公民身份之間的關係所達成的共識已經發生轉變。與1964年大選之前相比，人們對民主社會已經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對這種現象的解釋通常是，當時的美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東南亞事務中。但如果將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僅僅以越南戰爭作為理由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誤導性的。在那個時期，出現了一個名詞“越戰綜合征”，暗指1975年以後美國人不情願卷入外國事務，不情願應對持續存在的共產主義挑戰。從曆史角度來講，想要評估那場戰爭造成的政治、文化和軍事影響還為時尚早，但這個名詞也同樣適用。當然，毋庸置疑，影響是確乎存在的。
越戰是肯尼迪給繼任者的遺贈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而這又是肯尼迪從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信條中繼承而來的——施行遏製政策，致力於援助其他國家，打擊在二戰中產生、在冷戰中壯大的共產主義。與此同時，盡管美國沒有像歐洲國家那樣在二戰期間備受摧殘，但武器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脅還是讓美國感覺到了未來的危險。對此，美國的回應是加強國家安全體製，並在這一過程中加強自己的軍工複合體。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美國一方麵建立了掌管國家安全的官僚機構，包括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另一方麵發展民防組織、培養間諜和反間諜、加大對軍事研發的投入。
從防禦的角度來看，二戰後的美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美國相信共產主義是自己的敵人，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這個敵人是“一個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敵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帶來的威脅恐怕“要無限延續”。另一方麵，變得和自己最恐懼的敵人太過相像的風險也是一種危險。1961年，艾森豪威爾在告別演說中指出“一支龐大的軍隊和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工業相結合，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盡管這種結合很有必要，卻還是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警告美國政府“警惕軍工複合體帶來的預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響”，“隻有警覺而明智的美國公民才能讓龐大的工業和軍事的國防機構與我們和平的手段和目標恰當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並駕齊驅，同獲成功”[5]。
就告別演說而論，這段話也許有些令人費解。但實際上，艾森豪威爾是在勸告美國人既要發展國防力量、又要抵禦這種力量。這是完全符合美國傳統的。畢竟，早在1796年，喬治·華盛頓就警告美國人不僅要警惕國際事務的威脅，也要提防內部不滿的危險。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已經無法繼續避免卷入國際事務，而來自內部的不滿仍然是個威脅，不管是像共產主義那樣反對美國信條的勢力，還是那些狂熱保護美國信條、想要壯大自我力量的勢力，都有可能將美國從內部瓦解。在越戰之後，軍工複合體的確變成了一種單獨存在的邪惡幽靈，但這其實是冷戰帶來的問題。冷戰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對於蘇聯邪惡“無限”的威脅的恐懼，這種恐懼反過來又助長了美國人的信念，認為美國可以，也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沒有有形的敵人，這場戰爭是為了保衛美國的國家身份，這種國家身份植根於戰爭，也通過戰爭變得愈發明晰。
當然，冷戰並不是美國單邊挑起的，有一些危險也絕不是危言聳聽。在越南問題上，盡管共產主義是公認的威脅，但很快，美國的軍事信譽就成了主要的問題。美國在1950年決定援助法國保持對印度支那半島的控製，這種決策的背後正是遏製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多米諾理論”，即美國擔心一旦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手裏，將會迅速導致亞洲和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也落入共產主義手中。即便如此，美國的這項決定也不是完全獨立做出的。事實上，美國最初並不確定二戰結束後法國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是否對美國有利，但英法兩國的利益都與法國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關，而這又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一下子放鬆戒備。不過，艾森豪威爾將權力移交給肯尼迪時，美國已經在為南越地區吳庭豔的親美政府提供資金和“建議”（武裝起來的建議），助其抵禦北越地區“越共”的侵犯。
對肯尼迪而言，美國在越南的反暴動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他不希望像杜魯門那樣遭到譴責。杜魯門曾遭到共和黨對手的指責，稱他讓中國在1949年“落入了”共產主義手中。與此同時，肯尼迪又不情願把美國軍事力量投入一場說不清緣由、也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製了美國在越南行動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顧問麥斯威爾·泰勒（maxwell taylor）將軍赴越南評估局勢。泰勒認為，如果沒有美國地麵部隊的幫助，南越是抵擋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對此不能肯定。“軍隊將會進入，人群將會歡呼，但四天後就沒有人會記得了，”肯尼迪對曆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說道，“然後就會有人和我們說，得派去更多的軍隊。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漸退去之後，你就得再來一杯。”[6]盡管如此，美國還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隊，並且正如肯尼迪所擔憂的那樣，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國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後達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時，已經派出了50多萬。很快，一切顯而易見，美國為了遏製南越的共產主義勢頭而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並且會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雜誌回憶道，“越南已經打響了一場真正的戰爭——以及一樁國家審判。”（見圖64）
1964年，約翰遜為美國大選奔走活動之時，越戰已經在逐步升級。8月，北越軍艦在東京灣地區疑似向一艘美國船艦開火，約翰遜斷言這是一樁侵犯美國的行為，國會因而通過了《東京灣決議案》。這份決議案雖然不是正式的宣戰書，卻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許采取“一切必要舉措”抗擊北越。次年3月，美國發起滾雷行動，對北越地區進行了地毯式轟炸，不久，美國海軍陸戰隊抵達南越。一周後，約翰遜在國會麵前重提“美國的承諾”。“這是古往今來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往昔的帝國在我們國家麵前不值一提。然而，”約翰遜在結尾說道，“我不想成為一位建造帝國、追尋宏圖、擴張勢力的總統……我想當這樣一位總統：幫助終結人們之間的仇恨，促進各種族、各地區、各黨派之間的友愛，幫助終結這個地球上兄弟之間的戰爭。”
圖64 1965年4月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圖（馬裏恩·特裏科斯克於1965年4月26日拍攝）。在前一個月，美國開展了三項軍事行動來襲擊北越、保衛南越：滾雷行動、火鏢行動和弧光行動。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h2>“垮掉的一代”</h2>
有人說，如果你忘不了20世紀60年代，那麽你可能並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這句嘲弄看似荒謬，卻非常精準。美國在越南遭受打擊的不僅是軍事實力，還有道德律令。從當時的反戰遊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眾對越戰的看法。1969年，《生活》雜誌在總結20世紀60年代時為其貼上了“動蕩與變化”的標簽，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當時還在進行的越戰，也是因為就在前一年，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約翰·肯尼迪的弟弟、當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相繼遭到刺殺。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約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還要令舉國震驚。不過，和其他大多數媒體一樣，《生活》雜誌在思考美國曆史的這個階段時，對於美國實際上所經曆的“巨大力量和改變”的報道還不夠翔實。媒體常常大肆宣揚20世紀60年代是個險裏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來，這個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實。
當然，如果沒有越戰，不管是20世紀60年代的理想主義還是緊隨其後的幻滅感都不會如此有影響力。在當時以及後來被認為是激進主義的勢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反對勢力而存在，但這些反對勢力並不是在越戰中才產生，而是在越戰中、在當時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強。在1964年約翰遜競選美國總統和1965年越戰升級期間，一些樂隊的歌曲似乎正是當時反叛（在經濟上卻又精明）的年輕一代的例證。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在1964年舉辦了首輪美國巡演，他們的出現在群眾裏引起了狂熱的反響，似乎也為這一代人定下了基調：這代人的情感在音樂和道德的問題上尤其容易爆發。“時代在變。”鮑勃·迪倫（bob dn）在同一年向美國人說，他在歌詞中也指出了代溝的存在，而這也成為那個時代的特點。“美國土地上的父母們”被建議不要去批評他們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們當中一定有許多人想要將這些唱片和光盤扔到窗外。
越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代人後來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在越戰初期，那代年輕人，而不是他們的父母，是最為支持戰爭的群體。他們或是目睹了“最後解決”方案（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的後果，或是參加過朝鮮戰爭，因此，並不難想象“垮掉的一代”這種說法對他們產生了何種影響。越戰剛剛打響的時候，美國人當中隻有1/1000的人明確反對戰爭，因而可以說，最開始對於美國軍事介入越南的反對聲音並不響亮。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反戰運動堪比19世紀的廢奴運動：兩者最初都是出於道義的邊緣運動，隨著政治、文化和軍事環境發生轉變，演變成為群眾運動。對於內戰中的一代人來說，這種轉變是一場開啟“自由的新生”的戰爭。對於越戰中的一代人而言，這種轉變則是更靠近一個世紀前對自由的承諾，遠離了戰爭。
不過，在1964年，還很少有美國人會質疑自己國家的軍事實力和道德權威。事實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還有兩萬美國民眾走上紐約街頭舉行支持戰爭的遊行，而這並不是什麽非典型事件——但是考慮到整個美國曆史，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對於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美國民眾最初是高度認同的，在美國史上，除了二戰和內戰之外，這種認同度是極為罕見的。華盛頓當年總要苦苦掙紮才能招募並且維持大陸軍的兵力；美國加入一戰的時候，有64%的美國人表達了擔憂；對於朝鮮戰爭，也有62%的美國人感到不安。與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國人支持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並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國人繼續表示支持。[7]
20世紀60年代早期，城市動亂和搖滾樂似乎都沒有讓美國人明顯偏離信仰。約翰遜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貧困，美國的承諾也似乎就要實現了。即使是那些對美國民權發展是否會有進展持懷疑態度的人，也難以質疑約翰遜對美國的評估，它不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這種強大主要來源於美國的武裝力量、戰爭中展現的軍事實力以及戰爭勝利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經濟實力。
1964年，二戰結束還不到20年，為消除二戰造成的經濟影響而打響的除貧戰爭看起來同樣有可能取得勝利。約翰遜提出了名為“偉大社會”的社會福利計劃，沿用羅斯福新政中對於自由的表達，追求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不平等的自由。這項計劃包括了一係列就業、教育、環境保護和公共健康倡議，這些倡議也許起源於過去的改革，但關注的是當下的問題。《經濟機會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經驗積累計劃的實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強了教育發展計劃，尤其是學齡前兒童啟蒙計劃的實施，而國家老年人醫療保險製度和醫療補助計劃則致力於為老年人和窮人提供醫療保險。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國際和平隊，美國國內也有了類似的為美國服務誌願隊（vista）。除此之外，約翰遜還提出了一係列環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區的貧民區、製定保護鄉村河流水道免受汙染的法規等。
與此同時，隨著這些計劃的實施，曾經確定的事情也開始變得不確定。也許不可避免地，聯邦政府對於社會經濟變革的推動也鼓勵了，而不是壓製了草根階層的改革衝動。一個改革議程不管是著眼於性別、種族、環境、政治還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領域裏都會造成潛在的衝擊。但在20世紀60年代，一係列在其他時候也許會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競爭的改革議程，卻在所謂的“反主流文化”運動中匯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運動並不是一個連貫的運動。事實上，這場文化運動的元素間並不連貫，但它不是向美國信條本身，而是向美國信條在實施過程中的不足發起了持久的、多層麵的挑戰。反主流文化運動也旨在創造一個“偉大社會”，雖然這個偉大社會和約翰遜所構想的不大一樣。
在當時，不是所有參與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人都會這麽認為，但有些人的確是這樣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ds）這樣的組織，帶來了一條嚴肅的政治訊息，這條訊息在美國傳統中由來已久，是一種永恒的追問：作為一名美國公民意味著什麽？美國代表著什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冷戰背景下發起一係列民權抗議活動，希望以此挑戰它所認為的那個時代的“統治神話”。該組織認為，20世紀60年代“社會生活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就是“烏托邦與希望的衰亡”，並力圖建立起所謂的“個人參與的民主”，以“植根於愛、反省、理性和創造力的權力”取代“植根於占有、特權和境況的權力”。簡而言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傳播的情緒十分強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時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幾乎每一個人。“一個新的左派，”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宣稱，“必須由更年輕的人組成。”[8]這番言論並不令人吃驚，因為該組織本身就是一個學生組織。但也可以推測，隨著這些“更年輕的人”變老，它的影響力會逐漸消退。不過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太多美國人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變老這個選項。
1965年，將近1500名美國士兵在越南陣亡。到了1966年，這個數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長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裏斯民意測驗調查顯示，72%的美國人仍然支持越戰。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聖誕期間又有所回升，約有60%的人支持越戰升級。顯然，美軍在越戰中的傷亡數字和民眾對越戰的譴責之間如果說存在什麽因果關係的話，也是一種讓人感到困惑的關係。就這一點而言，1967年正是一個佐證。
1967年正是《時代》雜誌將“嬉皮士”運動作為其封麵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運動始於在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門前舉辦的“人類大聚會”反主流文化行為藝術表演，隨後又在海特區舉辦了“愛之盛夏”活動。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頓、底特律和紐瓦克，“愛”卻供應不足，種族暴動也遭到國民警衛隊的鎮壓（見圖65），因而《新聞周刊》將“愛之盛夏”更名為“不滿之夏”。同年10月，大學生發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動，隨後，反越戰示威者在五角大樓前舉行反戰遊行，作家、新聞記者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虛構小說《夜幕下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於這次遊行。然而，這次遊行並沒有像媒體所報道的那樣產生足夠的影響。1967年底，根據哈裏斯民意測驗調查的結果，70%的美國人表示不讚成反戰遊行。
圖65 《1968年華盛頓暴亂發生之後》（沃倫·萊弗勒於1968年4月8日拍攝）。華盛頓國民警衛隊於華盛頓街頭巡邏。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遇刺後，全國各地爆發了為期5天的種族暴亂。但其實在1968年之前，在許多城市的街頭已經正常有武裝力量巡邏。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滿之夏”之後，成立了國家民事騷亂專項顧問委員會（克納委員會）。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這場城市動亂讓約翰遜感到震驚，為了探明這場發生在市中心的暴動的原因，他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任命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otto kerner）為主席。克納在次年提交的報告裏得出了一些憂心的結論，尤其是美國“正在走向兩個分離的、不平等的社會：一個是黑人社會，另一個是白人社會”。“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一直以來滲入美國人生活的很多方麵，”報告指出，“現在，它威脅到每一個美國人的未來……如果當前的進程持續下去，將會繼續導致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摧毀基本的民主價值。”報告表明，許多暴動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國人“針對美國白人社會的地標性建築”而非針對美國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這種暴力行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倆、失業、聯邦雇傭的“不足”、教育以及社會福利項目。“美國白人永遠不會完全明白，同時也是黑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報告總結指出，“正是白人社會與貧民窟有著密切的聯係。白人機構創造了貧民窟、維持著貧民窟，同時也在縱容貧民窟。”[9]
對於日益陷入困境的約翰遜而言，這份發人深省的評估報告並沒有很好地反映出“偉大社會”項目的成功，越南的軍情也已經讓他的這一項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納報告提交的這一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而這一年美軍在越南的形勢從一開始就很糟糕。越方於1月開始發動春節攻勢，北越（越共）部隊打入了美國在西貢的使館駐地，並且將美國部隊圍困在了老撾附近溪生地區的美國空軍基地——對於這些戰況，美國民眾都可以從大量的媒體報道中知悉。美軍傷亡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調查顯示約翰遜正在失去美國民眾的支持。他當然也失去了自己黨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來，民主黨首次在內部出現了總統競選人的挑戰：明尼蘇達州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arthy）和羅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參加總統競選。約翰遜退身而出，讓他們二人一決雌雄。3月底，約翰遜宣布“我將不會尋求，也不會接受我的黨派再次提名讓我擔任你們的總統”。沒過幾天，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殺。
圖66 歌手艾薩·凱特公開批評越戰後，一場反戰抗議在白宮門口舉行（沃倫·萊弗勒於1968年1月19日拍攝）。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遇刺，還是民主黨出現分裂，或是作戰前線部隊中黑人比例失調（與美國人口構成相比）讓持久存在的種族隔閡加劇、惡化，都沒能動搖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沒能終結美國人對越戰的支持。並不是說沒有人抗議，但這些抗議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當然也不會都像1967年五角大樓前的那場遊行那樣規模巨大。當著名歌手艾薩·凱特（eartha kitt）魯莽地，或者說憤怒地在一場白宮午宴上批評當局的外交政策時，她的行為贏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責難（見圖66）。女演員簡·方達（jane fonda）於1972年赴越南河內地區，坐在用作攻擊美軍飛機的高射炮台上拍攝照片宣揚反戰，也遭到了同樣的敵意。事實上，在她這麽做之前，就已經因為反戰立場遭到了不少批評。顯然，即使到了最後階段，許多美國人也不能容忍別人批評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然而，越戰結束之後，出現的卻似乎隻有自我批評的聲音了。
比起理解美國民眾在戰爭結束後對越戰的回應，理解20世紀60年代越戰反對聲音的缺失可能更為直接。1963—1975年間，總共有230萬美國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萬名（2.5%）士兵陣亡。盡管媒體報道了學生在五角大樓前燒毀自己的征兵證的畫麵，事實上，美國在越戰中調動的兵力規模並沒有像在之前的戰爭中那麽大，當然與二戰更是沒法比。1964—1973年間達到應征年齡的2700萬人中，有200萬人被征入伍，900萬人自願參軍，而僅有150多萬人真正參加過戰鬥。簡而言之，越戰一代中僅有6%的人參加過越戰，因而，當時對於戰爭的反對並不持久、對於戰爭的支持相對穩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人在回顧這個時期的美國史時會發現，1968年似乎不是決定性的一年，而是沒能做出決定的一年。而正是這沒能做出的決定在後來一直縈繞著“越戰一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時候，美國似乎走到了一個轉彎口，從自由主義共識轉向了右翼政治。當然，這隻是事後的總結。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騷動與變化”的十年漸近尾聲之時，當時的人們仍然具有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在一種美國國家主義的背景下形成的，而這種美國國家主義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於美國的軍事實力，同時也基於源自獨立革命和內戰時期並且在二戰期間得到最廣泛傳播的一種觀念：不管是在自己國家還是其他國家的街道上戰鬥，美國人總是為自由而戰的。隻有當這種自由沒能實現的時候，他們才會清醒過來，開始自我懷疑。就20世紀60年代而言，隻有當騷動結束，才出現了變化，出現了社會變革與反對越戰的聲音。
隨著約翰遜時代漸近尾聲，新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準備就職，全世界的目光沒有聚焦在東南亞，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羅8號完成了首次繞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務，在平安夜從漆黑的太空裏用電波向地球發回了一條聖誕訊息——《創世紀》的開篇。對於這個將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國家而言，這樣的訊息再合適不過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諷刺的是，到了那個時候，美國的太空計劃已經開始趨於縮小規模。事實上，冷戰也開始趨於平息。
太空計劃的規模精簡是毫無征兆的，但尼克鬆在就職演講中卻表達了對冷戰平息的願望。“我們不僅在太空開闊了眼界，”尼克鬆斷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開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鬆也指出美國“在物質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卻一貧如洗；十分精確地登陸月球，卻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紛爭之中”[10]。1969年之後，這些紛爭並沒有被驅散，某些方麵事實上甚至還惡化了。不過，和之前的每一任總統一樣，尼克鬆也針對美國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但是他的計劃卻和之前那些總統提出的截然不同，這一計劃被命名為“新聯邦主義”。
讓國會裏一些保守派感到沮喪的是，尼克鬆的新聯邦主義並沒有完全廢除自由主義的新政。事實上，尼克鬆就職的這一年剛剛經曆了反主流文化的巔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組織者稱之為“水瓶座盛會”），因而他給起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倡議賦予更具體的形式，也是一種恰當的做法。尼克鬆建立了一批聯邦機構來解決各類問題，例如環境問題（環境保護局）、職業健康和安全問題（職業安全和健康署），同時也通過相應的立法來支持這些機構的工作，例如《清潔空氣法》和《瀕危物種法》。尼克鬆沒法解決這個國家麵臨的所有問題，但他的確通過一些行動來確保地球上的新天地變得更加清潔、綠色。
在財政問題上，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讓尼克鬆頗受限製，而美國在太空、國防和仍未結束的越戰上的巨額開支也讓他無力調控巨大的通脹壓力。針對就業問題及其導致的財務危機，尼克鬆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這個社會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卻沒能在國會通過。針對越南問題，尼克鬆也提出了名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將作戰和指導戰爭的任務逐漸移交給越南共和國陸軍（arvn），以便於美國逐漸從越戰中抽身。但這個方案也同樣遇到了麻煩：尼克鬆製定的時段對於越南共和國陸軍來說太過短暫，對於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國民眾來說又太過漫長。此外，一直以來，尼克鬆本人在解決越戰問題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讓人看不到頭，這也對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壞。
尼克鬆曾經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內”也要解決越南問題。在他就職後，就立即向北越地區發起了大量空襲，並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國柬埔寨。這兩項行動對於和平進程都無甚作用，卻激起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造成了可怕的後果。肯特州立大學的四名學生在一場校園反戰抗議中遭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殺害，則又讓舉國上下感到驚駭。而就在此前，美國民眾還在為1968年3月16日美軍在越南美萊村的大屠殺群情激昂。
在越南一個名叫美萊村的偏僻小村莊，在中尉威廉·凱利（william calley）的指揮下，第11輕步兵旅的查理連隊殘忍殺戮了400多名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和老人。這起屠殺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國自身證實：美國已經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針。如果說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媒體報道中，美萊村慘案都被呈現為美國介入越南事件的低穀，這都是從作惡的角度而言的。由於媒體的報道及其在美國文化中的後續影響，許多美國民眾都會記得凱利中尉的名字，卻會忘記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機駕駛員休·湯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對於這場屠戮的抵製。湯普森少尉目睹了這樁慘案，試圖搭救幸存的平民，並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礙營救平民的美軍士兵開火。美萊村慘案中美軍士兵內部的僵持其實正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這樣的強國既有無限可能行善，也有無限可能作惡。
然而，即便是美萊村大屠殺這樣的慘案，也沒有像美國國內政局那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樓文件被泄密給了媒體，“水門醜聞”導致美國史上首次的總統下台。美國國防部關於美國參與越戰初期的五角大樓文件被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給了《紐約時報》。這起泄密事件讓尼克鬆感到非常惱怒，而他本就因為覺得媒體破壞了美國在越戰的談判而對其懷有敵意，故而在白宮內部成立了名為“水管工”（因為要防泄密）的特別調查小組，闖入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想要找到（永遠不會確切知道是什麽的）證據來破壞埃爾斯伯格的信譽。次年，又有企業出資成立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黨的汙點。1972年6月，一夥人闖入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時當場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鬆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
水門事件一開始看起來有幾分可笑，但是在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追蹤調查下，一個濫用政治權力的複雜真相開始漸漸顯露。迫於最高法院的施壓，尼克鬆總統不得不交出美國總統辦公室的竊聽錄音帶。他私底下竊聽錄音被發現這件事本就已經足夠糟糕，但錄音帶裏的內容才真正讓他名聲掃地。然而比起一個人的名聲掃地，還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門事件讓一係列的非法竊聽、行賄和回扣行為暴露在民眾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壞的不是這種犯罪行為本身，而是尼克鬆對於這種行為的掩蓋。民眾意識到，他們的總統想要破壞民主進程，想要對此說謊，並且還試圖阻撓隨後的司法調查。在民眾要求彈劾總統的呼聲下，尼克鬆於1974年辭職，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一時代開始於富蘭克林·羅斯福所推行的聯邦政府和幹涉主義國家，並通過這種方式來定義和保衛美國的承諾。如今，它已經一去不返。由於發生了水門事件，加之1975年美國又從西貢戰敗撤軍，許多美國人失去了對政府、對美國軍事優勢，甚至是對美國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不應誇大國民心態的轉變、認為其一味接納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同時也不能忽視美國仍然存在的國際影響力。五角大樓文件和水門事件雖然占據了頭版頭條的位置，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記，美國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尋求與蘇聯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羅12號的兩位宇航員雙雙踏上月球的表麵，1971年，美國宇航員首次駕駛月球車行駛了28千米。次年，美國宇航員再次登上月球表麵，但這是美國在20世紀的最後一次了。同年，尼克鬆和柯西金（kosygin）就蘇美太空合作達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後的首個蘇美太空探索項目：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蘇聯發射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給美國敲響了警鍾，迫使他們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全球影響力以及國內的現實情況。“伴侶號”是冷戰的一個標誌，而冷戰給美國帶來了新的思考方式：關於政府、社會、種族、經濟、軍事和技術。正如林登·約翰遜所說的，美國太空計劃是“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的起點”。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經有過雄心壯誌。肯尼迪的“新邊疆”方針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都旨在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與外交政策問題，並確立美國在冷戰的新戰場——太空領域的優勢地位。事實證明，這些倡議都耗費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國史可以視為一個成功者的故事：這個國家首先擺脫了殖民統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著征服了西部邊疆，通過一場殘忍的內戰保持了統一；在有戰火威脅到西方世界自由體製的存在之時，兩次應歐洲的請求向其伸出援手；這個國家還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實際支持、策略指導和意識形態的引導。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軍隊包圍了美國使館的時候，這個國家卻不得不混亂地逃離了西貢。雖然美國軍隊不顧一切地想要讓盡可能多的南越盟軍登上疏散直升機，甚至是讓海上疏散船隻甲板上的直升機起飛，以騰出更多空間。但這還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實上，一直讓越戰一代人無法釋懷的正是那些被他們留在身後、生死未卜的人。 <h2>第三個世紀</h2>
1975年4月，西貢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手中時，美國已經開始舉行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宣布這個國家步入建國以來的第三個世紀。4月初，美國的第二趟“自由列車”從特拉華州的威明頓市出發，開始了一段持續近兩年的環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謂的“前導列車”已經將自由列車的官方路線試開了一趟，為自由列車的正式旅程做好準備。在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中，美國自由列車是除電視慶祝節目之外唯一的全國性紀念活動。列車上裝載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車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東西，包括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從月球上采集的石頭。
40年代的自由列車與70年代的自由列車之間還有另外一個不同之處：前者是政府行為，由一位聯邦雇員發起，得到了國家檔案館的協助以及杜魯門總統的支持；後者則是私人行為，由一位愛好火車的商人小羅斯·羅蘭（ross rond）發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為此舉辦了一場義演的歌手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羅蘭本人也許無意借自由列車去證明什麽，但實際上，到了20世紀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義和實際含義都在經曆著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變。1975年底，《哈潑斯雜誌》指出，這個國家仍然對總統遇刺事件而舉國震驚，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機而在通貨膨脹中掙紮，也仍然為西貢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手中而感到駭然，這個國家在道德和物質上似乎都已經脫韁，在這個國家中，“新的自我陶醉”隻會引起個體的不安與孤立。正因為此，美國的建國200周年慶祝活動非常低調；70年代的自由列車穿過美國大陸之時，途經的風景與40年代也截然不同。這趟列車的目的地是所謂的“保守反革命主義”（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最終拒絕。這種情緒在1980年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擔任美國總統時達到了頂點。
有人認為，裏根的一生在許多方麵都體現了美國政治、社會發生的方向性轉變。裏根大學畢業的那年正值富蘭克林·羅斯福首次當選總統（1932年），他職業生涯的軌跡也跟隨著美國從新政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轉變，他本人正是遠離“大政府”、重回個人主義的新保守主義典範。然而，這種哲學方向上的劇變卻仍然是在美國信條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事實上，從很大程度上講，推動保守主義文化發展的正是對於美國信條可能瓦解的恐懼。新保守主義一方麵讚美美國的多種族構成及其隱含的對於自由和公民國家主義的廣泛表達，另一方麵又擔憂對於種族差異的過分強調可能導致20世紀部落主義的形成，從而對美國的國家中心構成威脅。在許多方麵，新保守主義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對於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不過如今這種理解已經不再僅僅被放在盎格魯—撒克遜的背景下進行。
“政府，”羅納德·裏根在就職典禮那天說道，“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裏根援引了托馬斯·佩恩的話，指出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是“我們人民”。裏根提醒民眾，美國是“一個擁有政府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擁有國家的政府”，正是這一點使得美國“在世界各國中獨樹一幟”。“我們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權力，沒有任何別的權力，”裏根宣稱，“目前，已有跡象表明，政府權力已經超出了被統治者的同意，製止並扭轉這種狀況的時候到了。”[11]裏根並沒有像佩恩那樣說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狀態下也不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惡魔；在它最壞的狀態下，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惡魔”這樣的話，但也許當時的許多聽眾聽到的正是這個意思。
然而，1981年畢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紀後期，已經有大量與個體相關的權利得到提倡和實施，這也給聯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職責，而這些職責是聯邦政府既不能廢除也無法避免的。對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抵製將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團鬆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會、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諸多方麵。新右派形成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宗教複興運動，而政治與宗教之間日益緊密的聯係也向一直到20世紀後期都與宗教毫無幹係的政治文化發出了挑戰。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麵試圖大規模重建清教徒村莊，對於那些反對者，則借助一種宗教的狂熱予以打壓。然而，這個運動從整體上而言從來沒有完全成功地拆解過這個國家與生俱來的權利。在70年代，為了捍衛60年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尼克鬆推行了一係列環境政策。在接下來的數年裏，美國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許多其他領域也都推出了類似的政策。越戰時代將有關自由的新聲音，尤其是來自學生的聲音引入到全國的對話中，同時也放大了那些更傳統的對話者的聲音，尤其是民權活動家和婦女的聲音。在越戰、反主流文化運動走向衰落，以及水門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興奮感漸漸消失，或者說消退，一直在推動這個時代發展，卻又被淹沒在當時眾多聲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終於開始被注意到。
美國的婦女運動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雖然1920年頒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選舉權，二戰以來女性的就業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時，美國企業和政府部門裏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種種跡象也表明，這種情況並不會向好的方向發展。1961年，國會裏還有20名女性成員，到了1969年，隻剩下11位。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活的重心還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會有女性自稱是女權主義者。在反戰運動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識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國人之類的身份來定位自己，這和上一代女性活動家的做法極為相似，那些人對於奴隸製或者19世紀晚期的種族劃分的反對事實上基於這樣一種綱領：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國家的道德核心。
1963年，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關於女性在社會地位的論辯隨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國通過《同酬法案》，並且建立了均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徹底改變了女性的就業狀況以及雇主對待女性雇員的態度。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立，在弗裏丹的領導下，借鑒民權活動家的手段與修辭，呼籲實現美國婦女在所有方麵的全麵平等。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性別與種族在平等問題上常常相輔相成。但在其他問題上，兩者也是會有分歧的。
60年代中期，針對市中心區非裔美國人貧困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寫了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的報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稱“莫伊尼漢報告”）。這份報告出版後遭到了很多批評，批評者認為這份報告試圖將白人中產階級的規範強加於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單親媽媽之上。在如今的美國社會中，這種辯論仍未平息，許多保守派主張再次強調由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這不一定會解決所有的社會弊病，但對於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卻有著很大的影響。和現在一樣，當時的辯論偶爾也會跨越膚色和性別的界限，但有時卻隻是在兩者之間的真空地帶徒勞地呼喊。事實上，在女性權利的問題上，爭議是常態，這一方麵是因為單單通過一份憲法修正案並不能維護全麵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麵是因為這些得到維護的權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開來。
1967年，全國婦女組織在婦女權利領域推動了兩方麵的重大進展：平等權利修正案（era）和墮胎權。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過。兩個議程的實現似乎都勢在必得。國會將平等權利修正案下發給各州，滿心期待批準州達到3/4的最低數量，這項修正案就可以被通過。到1973年時，這項修正案已經得到了36個州的批準。國會信心十足地認為這項修正案一定會通過。沒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終卻沒能通過，而其原因竟是來自婦女的反對。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fly）領導的草根運動建立了停止平等權利修正案全國委員會，指出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這一立場也獲得了其他一些像“母親們在前進”這些聽起來有些可怕的團體的支持。然而，國會仍然熱衷於推動平等權利修正案的通過，甚至於將批準法案的截止時間推遲到了1982年。盡管如此，1977年之後，已經沒有哪個州會去碰這個修正案，更不用說批準了。
與之相反，在一樁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最高法院裁決案“羅伊訴韋德”案（1973年）中，墮胎權得到了承認。但這項權利也曾並且繼續遭到直接的質疑（見圖67）。就在墮胎權得到通過的同一年，生命權利全國委員會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決認可了密蘇裏的一項法令，禁止任何醫療機構利用政府資金資助墮胎。不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墮胎問題都充滿分歧。當然，在許多國家都有支持墮胎和反對墮胎的活動家在針鋒相對，但在美國，願意做墮胎手術的醫療人員遭到謀殺、墮胎診所遭遇抗議、醫患雙方都遭到了辱罵。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至今的態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來支持自己的行為，同時卻不同意別人這麽做。
在有關墮胎權的辯論中，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兒之間的權利該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墮胎權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極富爭議。1989年，白宮參與了一樁案件的“法庭之友”陳述，試圖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最高法院對此予以否決，但同時也規定各州可以限製政府資金資助的診所中提供墮胎服務。最高法院這種中立的解決方案可能讓誰都不滿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並不能完全為墮胎問題設置議程。事實上，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墮胎權辯論不僅突顯了保守主義反主流文化的影響，也突顯了對於這種影響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反對聲音。
圖67 197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辦期間，民眾遊行支持“主張女性有權選擇人工流產”的遊說議員，反對主張保護胎兒權利、反對墮胎的總統候選人艾倫·麥克馬克（沃倫·萊弗勒於1976年7月14日拍攝）。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平等權利修正案和羅伊訴韋德案事件之後，權利辯論涉及的範圍開始擴大，其他一些所謂的少數團體也參與進來，攻擊各種形式的歧視——不管是通過《美國殘疾人法案》，還是通過為保障美國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lgbt）群體的平等權利而製定的州立法。不管從法律還是文化上而言，這些權利對於美國來說都仍然是一項挑戰，不過，開始於70年代、想要終結性取向歧視的勢頭是不大會消散或者減弱的（圖68）。雖然宗教右派繼續責罵同性戀，但從更廣闊的公眾視角來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後，民眾在平等公民權利的問題上是持一種包容而非排斥態度的。
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通過，廢除了自1924年起開始實施的原籍國配額製，1970年之後，美國迎來了移民人群的增長。如果說到了20世紀後期，美國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經延展覆蓋到當時的邊緣人群，那麽關於這種包容性文化的內涵的辯論——事實上是爭吵——在當時的背景下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數不到900萬，到90年代時已經增長到約1350萬，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來自墨西哥）或亞裔（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這種情況加劇了保守派的擔憂，他們害怕美國文化會遭遇解體，也擔心不同的種族和民族團體之間會發生跨文化衝突。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就任總統時，在就職演講中強調了“美國的理想”中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指出美國的理想是“能夠從紛繁的多樣性中實現最深刻的統一性”。
克林頓在演講中提到“美國複興的奇跡”，這無疑是一種精神宣傳。克林頓指出，對於這個步入後冷戰時代、邁向新世紀的國家而言，這幾乎是一場春之祭。美國不再與世界相脫離，而是通過之前幾十年的技術發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這個世界雖然沐浴著自由的陽光，但仍受到舊仇宿怨和新的禍患的威脅。”克林頓指出，“我們在無與倫比的繁榮中長大，繼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但由於商業失敗，工資增長停滯、不平等狀況加劇，人民的分歧加深，我們的經濟已經被削弱。”[12]
圖68 197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辦期間，發生了一起同性戀權益遊行（沃倫·萊弗勒於1976年7月11日拍攝）。美國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決指出，將同性戀行為定為犯罪是不符合憲法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在克林頓任內，有一些分歧還在繼續加深。夾在兩屆布什政府之間的克林頓政府，看起來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間的一片自由主義綠洲。不過這麽想也許並不對，在裏根和喬治·布什的任期內，右派想要的沒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沒有全部發生，而到了90年代，美國卻出現了一種與個體自由毫無幹係、事實上是截然相反的問題：犯罪問題。
在之前分別由共和黨執政和民主黨執政的兩屆政府任期內，美國的監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實上，克林頓任期屆滿之時，有560多萬美國人處於或曾經處於監禁狀態。簡而言之，每37個美國成年人當中就有1個人經曆過監禁，不過這個比率視種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國人在獄中或曾經入獄，西班牙裔的監禁率相對較低（7.7%），白人男性的監禁率則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監禁率一直持續下去，”美國司法部的一份報告總結指出，“那麽美國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會入獄，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會入獄，白人男性則有1/17的可能會入獄”。到了2009年6月，有160萬美國人被關押在獄中。[13]
這些數據當然能夠幫助解釋現代人對於犯罪劇的迷戀，但與此同時，它們也突顯了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美國人口廣泛趨向於犯罪，並且犯罪以及對於犯罪的恐懼給美國造成了，而且還將繼續造成日益增長的影響。這種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衝突與美國身份之間的關係，以及一種從美國建國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懼，害怕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個共和實驗會特別容易遭到外部和內部力量的攻擊，也害怕這些力量有可能會破壞美國。一直到冷戰結束，美國人的恐懼其實都可以總結歸納為一類：“美國信條”一直在遭到挑戰。這些恐懼的主要來源是英國、“南方”人、共產主義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國人看來，這些團體如果說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種內在的連貫性的。當然，冷戰提供了一種元框架，在這個框架下，這些恐懼可以得到表達，並且也通過對這些恐懼的回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國身份。在冷戰的背景下，複雜的問題得以簡化，美國的主要威脅來自裏根所稱的“邪惡帝國”蘇聯。1991年蘇聯的解體摧毀了這個框架，開啟了通往喬治·布什樂觀地稱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也許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條混亂之路。
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裏，全球混亂最大限度地衝擊了美國。2001年9月11日，紐約的世貿大廈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引發全球騷亂。當然，恐怖主義本質上就是要傳播恐懼。然而，世貿中心雙子塔的倒塌讓這個一直以來都惴惴不安的國家終於找到了恐懼的對象。媒體對於這起襲擊的實時播報增加了這起事件給人帶來的衝擊和恐懼，震驚的世人隻能束手無策地看著最初那些瘋狂的營救措施，看著雙子塔突然倒塌，看著數千條性命轉眼之間灰飛煙滅。
“9·11”事件帶來的恐懼感是非常明顯的。在此之前，美國人當然也經曆過國內恐怖活動。1993年，與基地組織有關的恐怖分子也襲擊過世貿中心。然而，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像“9·11”這樣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布什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宣布發起“反恐戰爭”，但這種戰爭從一開始就冒著落空的風險。恐怖畢竟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敵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稱為“戰爭總統”，從中贏得了不少好處。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權的問題，也為損害那些自由權製造了機會。雖然美國政府將基地組織指為罪魁禍首，但在這場除了恐怖之外其實沒有明顯敵人的戰爭中，美國想要自身立於不敗之地，在一些人看來是非常冒險的。
“9·11”事件之後，美國成立了國土安全部，通過了《美國愛國者法案》。盡管這些都是針對“9·11”事件采取的行動，但在美國國內外的一些人看來，這些舉動都讓保守派反革命勢力得到鞏固，是一種更危險的“新保守派”陰謀的勝利。這種陰謀意圖建立起一個美帝國——一個自由的帝國——並且要形成一種可供複製的美國模板，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會歡迎這種模板。布什概述並且頒布襲擊“邪惡軸心”、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持久自由行動）、在伊拉克終結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獨裁（伊拉克自由行動）並實現“政權更替”的計劃時，世界都為之一愣。雖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都指出了至少是切實存在的敵人，但事實證明，想打敗他們也並不容易。
在美國國內方麵，“9·11”事件掀起了一股愛國主義的高潮，布什對此當然會加以利用。就和二戰結束後一樣，美國的國旗到處飄揚。它被插在雙子塔的舊址上；被展示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汽車上、窗戶上；搜救犬身上裹著它，孩子們身上也穿著它。它成了一種反抗的象征，成了一條讓人安心的毛毯。戰爭當然是想要引起這樣的愛國反應，把民眾團結在一起，進而增強國家主義。而就在2001年之前，這種國家主義正麵臨破碎的危險。對於美國來說，這種新的國家主義的高漲來源於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講，與恐怖分子的衝突終結了這個國家在越戰失敗問題上一直以來的困擾。恐怖主義這個敵人是否會比共產主義更容易約束和擊敗還有待觀察，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是否能有尊嚴地獲得和平或者從容地從阿富汗撤兵也還要拭目以待。
不可避免地，“9·11”事件沒有能夠消除所有的分歧，美國繼續掙紮在這些分歧之中，與之苦苦作對。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重創美國，也將美國持續存在的階級分歧和種族分歧暴露在世人麵前，而至少在外人看來，這些分歧在2001年之後可能已經不那麽明顯了。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中取得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這些分歧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則應歸功於美國人想要解決這些分歧的迫切要求。
奧巴馬上任之時，其他國家正在開始懷疑，更確切地說是擔憂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美國似乎有時在轉向一種內向化的孤立主義，有時又在轉向一種想要貫徹全球秩序的強勢的救世主衝動；它一方麵對自由高談闊論，一方麵卻又遲遲不肯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奧巴馬許諾了一個不同的未來。在這個未來之中，美國不會為了鞏固自身安全而讓自己的理想妥協；在這個未來之中，美國將會從“百衲而成的傳統”中打造出公民國家理想。“這，”他宣稱，“就是公民的義務和承諾。這就是我們自信的來源——認識到上帝呼喚我們在前途不明的情況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的自由和我們堅守的信條具有的意義。”[14]有些人對奧巴馬的這個就職演講感到失望。他們似乎在期待更多，但那是什麽呢？
在某種程度上，奧巴馬的當選在很多層麵上都是具有——或者說，是許多人都希望其具有——象征意義的。奧巴馬的當選不僅意味著在連續兩屆共和黨政府之後，民主黨終於重獲執政權，也意味著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統治明顯已經走到了盡頭。有些人認為，在喬治·布什任內開始流行起來的新保守主義描述了那些在20世紀60年代屬於自由派、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卻轉向保守派的人士。和其他改變信仰的人一樣，這些人對待自己的新信仰相當認真、堅定。新保守主義政府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一些人表達的反美主義感到失望，對在那之後美國國外表達的反美主義情緒也充滿憂慮，其國內外政策都尋求回歸“傳統”價值，（通過神學保守派）重申宗教是美國世俗信仰的支柱。
這種新信仰到底有多新，還有待爭議。早在1920年，英國作者g.k.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就將美國描述為“一個具有教會精神的國家”，而這種宗教（或者說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或者說國家信仰）的融合在美國建國之時就已然存在。當時，約翰·溫斯羅普在其布道中向20世紀福音派的殖民者祖先們保證，他們的國度將會是一座“山巔之城”。就美國國家主義而言，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這種觀念從一開始就被當成理所當然。一直到了20世紀後期，即使奧巴馬指出上帝為美國安排的天命也許並不像前總統們所相信的那麽確鑿，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相信上帝。
不過，在一個很重要的層麵上，奧巴馬當選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似乎也代表了至少有一部分的美國天命得以實現，代表著自這座山巔之城建立以來就一直對其造成損害的種族問題得以解決。在這個問題上，開國元勳們一直閃爍其詞，從一開始就無法讓這個國家實現其1776年製定的宗旨，也引發了後來的很多問題。到了19世紀中期，奴隸製和種族問題讓共和實驗幾乎從內部遭到破滅。奧巴馬就職典禮的現場以林肯紀念雕像為背景，並且手按林肯當年宣誓時所用的《聖經》宣誓就任美國總統，這些都清楚表明奧巴馬想要讓人們想起那位在1863年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的總統。許多美國人在看到這些畫麵的時候都會回想起過去，雖然不至於想到內戰時期，但是會想起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台階上的演講，想起他喚起的人們對“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的信念。奧巴馬的當選似乎證實，美國終於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僅憑林肯的形象並不能支撐或者完全滿足奧巴馬當選後麵臨的那些期待。奧巴馬當選之時，正值國際銀行陷入困境。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不僅遭遇了國內財政問題，也在外交政策上遭到了挑戰，而這些問題都不是輕易就能解決的。現今對於美國的討論常常傾向於使用兩個詞語：全球化和霸權（有時也稱全球霸權），說的好像這兩個詞語是什麽新鮮事物一樣，好像經濟大蕭條影響的隻是美國，而不是代表著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就美國自身而言，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當然會引起人們對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回憶，就像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也會讓人們想起越戰一樣。曆史似乎正在重演，並且是一場日益擴大的全球範圍內的重演。
全球化讓全球人口都容易受市場力量的擺布，也讓恐怖主義容易受軍事力量的影響，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為許多專欄和博文的話題。美國的人口僅占全世界的4.6%，卻消耗了約33%的世界資源。在這種巨大的消費之下，美國在經濟、軍事，並且也可以說在政治實力上都無人可以匹敵。但是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開始清楚認識到，美國的實力一旦缺少目的，就是沒有意義的，並且這種目的不能像布什所做的那樣僅僅由美國自己來定義和捍衛。奧巴馬尋求實現更大程度的國際合作與和解，但這當然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有人質疑美國的國家理想和國家身份是否能夠經受得住全球化帶來的外部壓力和多元文化造成的內部壓力。對此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個在一些人看來根本不是個國家的國家，這個常常被描述為“共和實驗”的國家，從建國之初就非常團結。這項實驗還遠未結束。事實上，鑒於美國現在的曆史還相當短暫，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注釋：
[1]johnson, quoted in robert dallek, lyndon b. john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2]themercial can be viewed via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vable at: https://.lbjlib.utexas.edu/johnson/media/daisyspot/(september 1, 2010).
[3]lyndon b. johns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promise, ”march 15, 1965,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05＆st=＆st1= (september 3, 2010).
[4]‘a divided decade: the“60s, ”life, vol. 26 (december 26, 1969): 8-9.
[5]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 .edu/ws/index.php?pid=12086＆st=＆st1= (september 3, 2010).
[6]kennedy,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 reprin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705
[7]the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world war i are discussed in previous chapters. figures for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are taken from rhodri jeffreys-jones, peace now!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nding of the vietnam war, new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15.
[8]tom hayden et al.,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1962), avable at: https://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 docs/resources/primary/manifestos/sds port huron.html (september 4, 2010).
[9]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1968), avable at: https://.eisenhowerfoundation.org/docs/kerner.pdf (september 4, 2010).
[10]richard m. nix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9,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41 (september 4, 2010).
[11]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3130 (september 5, 2010).
[12]william j. clint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93,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6366 (september 5, 2020).
[13]thomas p. bonczar, “prevalence of imprisonment in the u.s. poptions, 1974-2001”(ncj-197976); bureau of justice, avable at: https://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september 5, 2010).
[14]barack obama,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9, avable at: https://.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4 (september 5,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