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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與權力：震撼世界的《紐約時報》 作者：蓋伊·特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時報大樓的內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共汽車》（omnibus）節目的一批攝影人員獲準到新聞編輯部去現場電視直播《紐約時報》人員編輯第二天報紙的工作情況。像大多數該節目的內容一樣，這是一次壯觀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爾·庫克用柔和的英國口音來解說。攝像機在新聞編輯部來回運動，拍攝編輯們低著的腦袋和正打字的記者們起皺紋的腦門。阿利斯泰爾·庫克描述了這個安靜的場麵，用的就是阿道夫·奧克斯會喜歡和欣賞的聲調。庫克的評論介紹了報社工作隊伍的規模、付出的努力和為出版每天的報紙需要的開銷，然後他穿過新聞編輯部去和一個英俊的灰發的人講話，這個人斜著站在那裏，雙臂交叉，靠在挨著牛欄的一張桌子上。這個人就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他在這個星期天來到辦公室參加這次公演。
蘇茲貝格溫和地談起他的職員，表達了對他們的驕傲和自己的謙虛，他還評論了新聞界在民主製度中自由而負責的角色。然後攝像機轉到樓上拍攝一個大塊頭的寬肩膀的表情嚴肅的人——查爾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邊，在讀一篇為明天的《紐約時報》剛剛寫完的社論。攝像機後來捕捉到了四層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跡的印刷工穿著圍裙正在撿字，用橡膠大頭錘敲在鐵字形板上；不出聲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龐大的萊諾鑄排機後麵，手指輕輕地在字盤上滑動，發出了把稿件上的字變成鉛字的叮當聲。攝像機還轉進了正在開會的主編辦公室裏，在桌子的一頭坐著放鬆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邊是西奧多·伯恩斯坦，左邊是羅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對麵是城市版主任弗蘭克·s.亞當斯，兩邊是國際新聞主任伊曼紐爾·弗裏德曼和國內新聞主任雷蒙德·奧尼爾。在桌子的兩邊坐著其他編輯，包括攝影編輯約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馬喬—夢露事件之後取代約翰·倫道夫的。
盡管一些編輯在攝像機和麥克風前稍微有點拘謹，但他們總體上保持了鎮靜，他們顯然引起了電視觀眾很大的興趣。這期節目結束後不久，《紐約時報》的電話交換台接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個祝賀的電話，其中一些是已經退休的《紐約時報》老人的電話，他們說這期節目令他們非常懷念。還有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幾個稱讚的電報，他們在美國主要城市的分社觀看了這期節目——理查德·約翰斯頓是從芝加哥拍來的，塞思·金是從得梅因拍來的，格拉德溫·希爾從洛杉磯拍來，勞倫斯·戴維斯從舊金山拍來，還有其他幾個人，包括華盛頓的賴斯頓，他給卡特利奇的電報寫道：“你們大家幹得很好。有人打電話說他想訂閱《紐約時報》，聽起來他好像直到今天才聽說《紐約時報》。”
這是令《紐約時報》人非常滿意的一天，是充滿兄弟般和諧的一天，它隻是簡練地證明了展示在電視屏幕上團結的畫麵。這個畫麵無疑對《紐約時報》的人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他們想到了這個機構的壯觀和他們對報社做出的有意義的貢獻，這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紐約時報》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沒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這期節目播出前三個月，發生了一次照片製版工的罷工，得到了《紐約時報》大多數新聞人員的支持，其結果是《紐約時報》在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這次罷工盡管持續了不到兩周，但不僅擾亂了報紙的出版，而且還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員深深的個人不滿：一些記者和編輯穿過時報大樓外的糾察線去上班，他們招惹了大多數沒有過線的人的敵意。甚至在罷工平息之後，新聞編輯部裏的破壞罷工者也遭到了《紐約時報》一些人的排斥，這些人現在正向勞工領袖，而不是奧克斯的精神尋求指導。
報紙已經成長到了家長製容納不下的規模，或者對許多職員來說是這樣的，他們意識到高層經理對於更有效率的經營操作的欲望——如果是這麽回事，那麽這些職員就要更多地自我保護和講求實際，更多地信奉工聯主義，減少對《紐約時報》浪漫的看法。這種態度很快以隨意的方式出現了，以致有些記者每當晚下班半個小時左右，就會跑到城市版主任那裏索要加班費——在過去的日子裏，《紐約時報》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會這樣做，認為偶爾加班是一件榮譽和快樂的事情，因為報社通常很少要求他們這樣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傳統。但這種舊的思維方式迅速地在新聞編輯部裏消失了。盡管這期節目短暫地使《紐約時報》的人想起了這家報紙對美國意味著什麽，盡管這在新聞編輯部一段時間裏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在這期節目三個月後，邁耶·伯格，紐約總部最有聲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記者告訴一些編輯，他正在考慮退出《紐約時報》。
這很難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來就在《紐約時報》工作，隻是在1937年和1938年間的一年為《紐約客》工作。他曾是報社隊伍中的明星，是一個羞澀的紳士。他瘦高個兒，有一個長鼻子和一雙溫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職員、記者們談話，他們通常都圍著他的桌子站著。他會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們，會就他們努力寫的報道或“時報話題”提出忠告，他會耐心地傾聽他們講的個人問題。然後在他的發稿時間快到來時，他會轉向他的打字機，並且在一個小時之內他會寫出一篇生動的1000字左右的關於他在當天早些時候采訪過的歹徒謀殺案的報道，或者關於一個他來上班時觀察到的悲劇性的路邊場景的文章，或者他會就紐約寫一首散文詩：
紐約的聲音之中充滿了神秘感……它是一種舒緩、奇異的音樂，這音樂是吹過高原的風的一曲交響樂，是纏繞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麵的無窮盡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噴氣式飛機、螺旋槳的嘶嘶、沉悶的作響，是那在水麵上粗啞的拖船聲，是巨輪航行於大海上的轟鳴……
1932年新聞編輯部實際上有過一次工作的停頓，那時伯格關於芝加哥阿爾·卡彭逃稅案審理的報道開始一頁接一頁地出現在電報機上：報社送稿生會抓起這幾頁，慢慢地邊走邊讀來到文字編輯旁，然後文字編輯會審讀並再審讀關於法庭場麵和阿爾·卡彭的辯解的每一個詞；最終編輯們會接過來，像其他人一樣全神貫注，再把這篇報道送到樓上的印刷工那裏。
伯格寫的關於達徹·舒爾茲的逃稅案審判的報道，甚至舒爾茲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氣憤伯格竟引用一個人的話說他是一個“容易迷上金發碧眼女人的人”。這個惡棍有一次見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該用這句話。
“可這是真相，不是嗎？”伯格問道。
“是的，”舒爾茲說，“但在《紐約時報》上不該出現這樣的語言，不是嗎？”
1947年，當美國的第一批陣亡者裝在6248個棺材裏用船從歐洲運到紐約的港口時，伯格創造了一篇新聞報道經典。後來在1949年又寫了一篇。那時，一個叫作霍華德·昂魯的老兵在新澤西州坎登的大街上發了瘋，用手槍射擊13人，然後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個小時追溯了昂魯事件的過程，采訪了看到這一狂暴行為的50個人，然後他坐下來，用兩個半小時寫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現了整個場麵：
人們紛紛躲進商店，女人驚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說不出話來。一段時間沒有人能知道發射出來的是什麽。昂魯先走進臨近大街的約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補鞋匠是一個27歲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鎮的人，他張著嘴看著昂魯來到離他幾米的地方。修鞋匠從他的長凳上站起來，隨即被一顆擊中他腹部的子彈射倒。商店裏的一個小夥子跑到櫃台後麵，害怕地蹲在那裏。昂魯走到陽光明媚的大街上……
邁耶·伯格因這篇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他把1000美元的獎金送給了昂魯的母親。伯格後來用了兩年時間研究和寫作《紐約時報》的正史，因為《紐約時報》要在1951年慶祝它的百年紀念。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任務，不是因為他偉大的報道才華難以勝任這個任務，而是因為作為關於《紐約時報》“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須經過奧克斯、蘇茲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個成員以及一些高級管理者的認可，但它實際上是不可能取悅於他們所有人。他們對這本書做了許多刪節和修改，當這本書在1951年出版時，盡管在評論和商業方麵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卻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時真不願意讓他的名字出現在封麵上。
現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為《紐約時報》寫“關於紐約”欄目一年多後，他再一次因為業主辦公室和新聞編輯部的一個編輯對這個欄目的一些否定性反應而感沮喪。最終，這位編輯不得不記錄下伯格的辭職聲明，並給其他編輯以及業主辦公室送去了備忘錄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這是關於我今天下午在邁耶·伯格的請求下和他進行的談話的備忘錄。他顯然因最近對他欄目裏一些不滿意的證據而心煩意亂，此外我就他上個星期天寫的東西做出的批語更使他的心情壞到了頂點……當然，他對批評非常敏感，他感到雖然這個欄目為讀者所喜歡，但在辦公室裏的看法並不好。我告訴邁耶，他不應該過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樣——這座大樓裏的評論，而應注意的是營銷部的反應，那裏對他一致表示讚賞的……
轉到對這個欄目提出的具體評論上，他提了一個建議，他認為是出自業主的，即這個欄目應該是更多時事性的。他說他認為業主並不知道寫好頭條新聞並在以後的欄目上保持領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難。我回答說，我隻想在他的欄目中有一個需要是時事性的，也許是四個中的一個，並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認為可取的話，可以讓一個現場采訪記者來幫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歡這個想法。他還提到了“催人淚下”欄目，他認為業主對這個欄目感興趣。他說，盡管這些沒什麽不好，但他收到的郵件表明，人們最感興趣的是他關於過去的紐約的材料。此外，我告訴他，我認為經常變化速度是個問題……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發現他依舊很抑鬱，並且在考慮是不是要辭職……
伯格沒有辭職。在整個7月和8月他繼續寫他的專欄，接著他休了一個月的假。他回來後精神好多了，後來他又開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專欄裏進行的那些變動，以及他的專欄完全被砍掉，然後再安插別一個專欄的例子。他繼續寫這個專欄，但說真的他不喜歡它。他寧願去幹他過去幹的老本行——當一個記者。
1954年底，由於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的去世，賽勒斯·蘇茲貝格接管了她在社論版上的一周三次的專欄。這是一個全職工作，這意味著蘇茲貝格不能再花時間去影響駐外人員了，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愜意，卡特利奇還高興地在辦公室裏宣布，蘇茲貝格占了十年的“駐外首席記者”的頭銜立即廢除。卡特利奇現在也希望，他在紐約的國際新聞編輯伊曼紐爾·r.弗裏德曼將會成為國際新聞記者和報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駐外記者，要麽是出於習慣或故意直接寫給賽勒斯·蘇茲貝格，要麽是直接寫給主編辦公室，甚至業主本人。頭號刺頭是遠東的一個記者，叫格雷格·麥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電文，上麵寫道：“不能理解你為什麽要繞過我停止請解釋停止弗裏德曼。”
麥格雷戈對這個電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個朋友，《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凱斯·比奇，最近訪問過紐約，麥格雷戈問他是否聽說《紐約時報》有人叫弗裏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這該死的傻瓜，”比奇說，“他是國際新聞主任。”
在做了點研究後，麥格雷戈發現，弗裏德曼自1948年以來就是國際新聞主任。麥格雷戈極力以外交辭令來回答弗裏德曼的電文，但他懷疑這種誤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顧此事時，他確信自己是正確的。
盡管麥格雷戈多年來都是從遠東把照片——類似朝鮮戰爭場景、台灣的活動或者其他他作為記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給馬克爾的星期天版，但麥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裏德曼的一封信，說“不要忘記你的工資單來自三層”。星期天版是在八層。所以，麥格雷戈不再把照片發給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紐約休假時，麥格雷戈在時報大樓裏碰見了馬克爾，問他為什麽不再發照片。麥格雷戈說有一個理由，但他不想討論。馬克爾很快使他放下心來，保證對他說的任何話都會守口如瓶，這樣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釋了。麥格雷戈說完後，馬克爾沉默了一陣子，然後看看麥格雷戈，問道：“你認為你是在為弗裏德曼工作，還是在為《紐約時報》工作？”
麥格雷戈回答說他恰恰也是這樣想的，但他要求馬克爾現實地看看形勢——他已經給弗裏德曼造成誤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險。馬克爾讓麥格雷戈放心，不會有任何問題，又說他會在一兩天之內和弗裏德曼一起吃午飯，他會非常謹慎地提出這件事情，他自信麥格雷戈的照片還會被星期天版的“評論”部分使用。
幾天後麥格雷戈見到了弗裏德曼，他看起來非常憂鬱。弗裏德曼對他揮揮手說：“哎，關於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誤解了。或許我做的不對。我隻是想說，你不應該犧牲時間，丟下你正常的新聞采訪，出去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當然，我們都是在為一家報紙工作嘛。”
弗裏德曼的眼睛向下看著桌子，繼續含糊地說著，翻著報紙，麥格雷戈打斷他，表示自己希望沒有不愉快的感覺。絕對沒有，弗裏德曼說，沒有什麽不愉快的感覺——但麥格雷戈並不認為弗裏德曼的話是出自真心的。（麥格雷戈後來從新聞編輯部的一個朋友那裏得知，馬克爾在與弗裏德曼說此事之前曾先向蘇茲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後，麥格雷戈訪問了華盛頓分社，當時像現在一樣有個規矩，回家休息的駐外記者都要在時報大樓裏的主要新聞部門用點時間工作或觀看別人工作，同時要對華盛頓分社進行簡短的拜訪。華盛頓分社社長當時是詹姆斯·賴斯頓，在愉快的談話過程中，賴斯頓建議麥格雷戈在長期派駐東方之後，用一個月的時間在首都再得到點對美國的感覺。麥格雷戈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當弗裏德曼幾天後打電話問麥格雷戈何時去新加坡時，麥格雷戈告訴他賴斯頓的計劃，對此弗裏德曼問：“誰在管理國際組，是斯科蒂還是我？”麥格雷戈把這話傳給賴斯頓，賴斯頓後來給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弗裏德曼打了電話。然後賴斯頓告訴麥格雷戈：“萬事大吉，留下吧！”
麥格雷戈又在華盛頓待了三周，在此期間賴斯頓已經給他安排了一些采訪政府官員的任務，麥格雷戈覺得他在華盛頓的這段時間既是愉快的，也是收獲頗豐的。在到達新加坡後，麥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時的賬單，包括他在華盛頓的每一筆開支，把它寄給了弗裏德曼。幾周後，麥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訴他，他在華盛頓的開支是不能報銷的。這筆開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間。麥格雷戈明智地決定暫時不提這個問題，而是等到他再到紐約時親自和卡特利奇談一談。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終得到了償還，但他和國際組的關係卻遭到了破壞而無法彌補。在新聞編輯部做了幾年一般任務記者和夜班編輯之後，麥格雷戈從《紐約時報》辭職了，當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編輯，專門采訪南美事務。
卡特利奇隻要有空，就開始到海外旅行，並且花時間和駐外記者在一起。經常使他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生活得如此之好，擁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麵積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輕的分社社長悉尼·格魯森。格魯森一見麵就解釋說：“是的，特納，你在這裏我們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轉轉，而且我會打電話，我將佯稱這就是我們在這裏的實際工作方式，或者，”格魯森說著，眼睛明亮起來，“我們能做我真正在這裏做的事情，我擁有五匹賽馬，我一周看賽馬兩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爾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納？”
“別犯傻，”卡特利奇說，“我們最好像你們一直做的那樣去做。”
接下來的一周他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他們去參加了幾次晚會；他們給格魯森的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敗了；他們去看鬥牛，在那裏格魯森以卡特利奇的名義獻上了一頭公牛。
十天後，在卡特利奇回到紐約後，格魯森接到電話，說他在墨西哥的任務結束了。他不得不回紐約總部報到，幾個月後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堅持認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這個安排沒有任何關係。
悉尼·格魯森在執行東歐的任務時幹得很出色，他對波蘭反斯大林主義起義的采訪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獲普利策獎。他雖沒獲得這個獎，但1957年5月他從當時擔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頓·丹尼爾那裏得到了一個條子：
親愛的悉尼：
這是一封沒有任何祝賀的信。普利策獎今天宣布了。你應該得一個獎。我很遺憾你沒能獲獎。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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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格魯森折疊起這張條子，把它放進皮夾裏，他帶著它走過了以後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後，卡特利奇訪問了倫敦，聽倫敦分社社長德魯·米德爾頓談到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桑德·瓦諾克爾，米德爾頓想雇他來為他的分社工作。瓦諾克爾當時在為《曼徹斯特衛報》工作，雖然隻有25歲左右，但他已經證明了自己作為一名記者以及作為親切、招人喜愛的人，能輕鬆自如地在英國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動的才能。米德爾頓深信瓦諾克爾會成為《紐約時報》在倫敦的財富。卡特利奇一直堅持所有雇人決定要由紐約做出，如果這個年輕人下一次去紐約的話，他會很高興考慮瓦諾克爾的申請。幾個月後，1955年冬天，桑德·瓦諾克爾出現在卡特利奇的辦公室裏。
他個頭高高的，強壯，黑頭發，英俊，穿著一套製作精細的服裝和一雙棕色的絨麵英國鞋，給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諾克爾已經主動地去華盛頓見了賴斯頓，賴斯頓已經和埃裏克·塞瓦賴德進行了會談，塞瓦賴德在瓦諾克爾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特約記者時就認識他了。賴斯頓喜歡瓦諾克爾，卡特利奇也喜歡；卡特利奇的負責人事的特別助理、以前當過新聞編輯的理查德·d.伯裏特也喜歡——伯裏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職員看作辦公室的心理醫生。
蘇茲貝格溫和地談起他的職員，表達了對他們的驕傲和自己的謙虛，他還評論了新聞界在民主製度中自由而負責的角色。然後攝像機轉到樓上拍攝一個大塊頭的寬肩膀的表情嚴肅的人——查爾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邊，在讀一篇為明天的《紐約時報》剛剛寫完的社論。攝像機後來捕捉到了四層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跡的印刷工穿著圍裙正在撿字，用橡膠大頭錘敲在鐵字形板上；不出聲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龐大的萊諾鑄排機後麵，手指輕輕地在字盤上滑動，發出了把稿件上的字變成鉛字的叮當聲。攝像機還轉進了正在開會的主編辦公室裏，在桌子的一頭坐著放鬆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邊是西奧多·伯恩斯坦，左邊是羅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對麵是城市版主任弗蘭克·s.亞當斯，兩邊是國際新聞主任伊曼紐爾·弗裏德曼和國內新聞主任雷蒙德·奧尼爾。在桌子的兩邊坐著其他編輯，包括攝影編輯約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馬喬—夢露事件之後取代約翰·倫道夫的。
盡管一些編輯在攝像機和麥克風前稍微有點拘謹，但他們總體上保持了鎮靜，他們顯然引起了電視觀眾很大的興趣。這期節目結束後不久，《紐約時報》的電話交換台接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個祝賀的電話，其中一些是已經退休的《紐約時報》老人的電話，他們說這期節目令他們非常懷念。還有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幾個稱讚的電報，他們在美國主要城市的分社觀看了這期節目——理查德·約翰斯頓是從芝加哥拍來的，塞思·金是從得梅因拍來的，格拉德溫·希爾從洛杉磯拍來，勞倫斯·戴維斯從舊金山拍來，還有其他幾個人，包括華盛頓的賴斯頓，他給卡特利奇的電報寫道：“你們大家幹得很好。有人打電話說他想訂閱《紐約時報》，聽起來他好像直到今天才聽說《紐約時報》。”
這是令《紐約時報》人非常滿意的一天，是充滿兄弟般和諧的一天，它隻是簡練地證明了展示在電視屏幕上團結的畫麵。這個畫麵無疑對《紐約時報》的人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他們想到了這個機構的壯觀和他們對報社做出的有意義的貢獻，這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紐約時報》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沒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這期節目播出前三個月，發生了一次照片製版工的罷工，得到了《紐約時報》大多數新聞人員的支持，其結果是《紐約時報》在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這次罷工盡管持續了不到兩周，但不僅擾亂了報紙的出版，而且還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員深深的個人不滿：一些記者和編輯穿過時報大樓外的糾察線去上班，他們招惹了大多數沒有過線的人的敵意。甚至在罷工平息之後，新聞編輯部裏的破壞罷工者也遭到了《紐約時報》一些人的排斥，這些人現在正向勞工領袖，而不是奧克斯的精神尋求指導。
報紙已經成長到了家長製容納不下的規模，或者對許多職員來說是這樣的，他們意識到高層經理對於更有效率的經營操作的欲望——如果是這麽回事，那麽這些職員就要更多地自我保護和講求實際，更多地信奉工聯主義，減少對《紐約時報》浪漫的看法。這種態度很快以隨意的方式出現了，以致有些記者每當晚下班半個小時左右，就會跑到城市版主任那裏索要加班費——在過去的日子裏，《紐約時報》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會這樣做，認為偶爾加班是一件榮譽和快樂的事情，因為報社通常很少要求他們這樣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傳統。但這種舊的思維方式迅速地在新聞編輯部裏消失了。盡管這期節目短暫地使《紐約時報》的人想起了這家報紙對美國意味著什麽，盡管這在新聞編輯部一段時間裏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在這期節目三個月後，邁耶·伯格，紐約總部最有聲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記者告訴一些編輯，他正在考慮退出《紐約時報》。
這很難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來就在《紐約時報》工作，隻是在1937年和1938年間的一年為《紐約客》工作。他曾是報社隊伍中的明星，是一個羞澀的紳士。他瘦高個兒，有一個長鼻子和一雙溫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職員、記者們談話，他們通常都圍著他的桌子站著。他會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們，會就他們努力寫的報道或“時報話題”提出忠告，他會耐心地傾聽他們講的個人問題。然後在他的發稿時間快到來時，他會轉向他的打字機，並且在一個小時之內他會寫出一篇生動的1000字左右的關於他在當天早些時候采訪過的歹徒謀殺案的報道，或者關於一個他來上班時觀察到的悲劇性的路邊場景的文章，或者他會就紐約寫一首散文詩：
紐約的聲音之中充滿了神秘感……它是一種舒緩、奇異的音樂，這音樂是吹過高原的風的一曲交響樂，是纏繞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麵的無窮盡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噴氣式飛機、螺旋槳的嘶嘶、沉悶的作響，是那在水麵上粗啞的拖船聲，是巨輪航行於大海上的轟鳴……
1932年新聞編輯部實際上有過一次工作的停頓，那時伯格關於芝加哥阿爾·卡彭逃稅案審理的報道開始一頁接一頁地出現在電報機上：報社送稿生會抓起這幾頁，慢慢地邊走邊讀來到文字編輯旁，然後文字編輯會審讀並再審讀關於法庭場麵和阿爾·卡彭的辯解的每一個詞；最終編輯們會接過來，像其他人一樣全神貫注，再把這篇報道送到樓上的印刷工那裏。
伯格寫的關於達徹·舒爾茲的逃稅案審判的報道，甚至舒爾茲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氣憤伯格竟引用一個人的話說他是一個“容易迷上金發碧眼女人的人”。這個惡棍有一次見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該用這句話。
“可這是真相，不是嗎？”伯格問道。
“是的，”舒爾茲說，“但在《紐約時報》上不該出現這樣的語言，不是嗎？”
1947年，當美國的第一批陣亡者裝在6248個棺材裏用船從歐洲運到紐約的港口時，伯格創造了一篇新聞報道經典。後來在1949年又寫了一篇。那時，一個叫作霍華德·昂魯的老兵在新澤西州坎登的大街上發了瘋，用手槍射擊13人，然後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個小時追溯了昂魯事件的過程，采訪了看到這一狂暴行為的50個人，然後他坐下來，用兩個半小時寫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現了整個場麵：
人們紛紛躲進商店，女人驚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說不出話來。一段時間沒有人能知道發射出來的是什麽。昂魯先走進臨近大街的約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補鞋匠是一個27歲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鎮的人，他張著嘴看著昂魯來到離他幾米的地方。修鞋匠從他的長凳上站起來，隨即被一顆擊中他腹部的子彈射倒。商店裏的一個小夥子跑到櫃台後麵，害怕地蹲在那裏。昂魯走到陽光明媚的大街上……
邁耶·伯格因這篇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他把1000美元的獎金送給了昂魯的母親。伯格後來用了兩年時間研究和寫作《紐約時報》的正史，因為《紐約時報》要在1951年慶祝它的百年紀念。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任務，不是因為他偉大的報道才華難以勝任這個任務，而是因為作為關於《紐約時報》“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須經過奧克斯、蘇茲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個成員以及一些高級管理者的認可，但它實際上是不可能取悅於他們所有人。他們對這本書做了許多刪節和修改，當這本書在1951年出版時，盡管在評論和商業方麵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卻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時真不願意讓他的名字出現在封麵上。
現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為《紐約時報》寫“關於紐約”欄目一年多後，他再一次因為業主辦公室和新聞編輯部的一個編輯對這個欄目的一些否定性反應而感沮喪。最終，這位編輯不得不記錄下伯格的辭職聲明，並給其他編輯以及業主辦公室送去了備忘錄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這是關於我今天下午在邁耶·伯格的請求下和他進行的談話的備忘錄。他顯然因最近對他欄目裏一些不滿意的證據而心煩意亂，此外我就他上個星期天寫的東西做出的批語更使他的心情壞到了頂點……當然，他對批評非常敏感，他感到雖然這個欄目為讀者所喜歡，但在辦公室裏的看法並不好。我告訴邁耶，他不應該過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樣——這座大樓裏的評論，而應注意的是營銷部的反應，那裏對他一致表示讚賞的……
轉到對這個欄目提出的具體評論上，他提了一個建議，他認為是出自業主的，即這個欄目應該是更多時事性的。他說他認為業主並不知道寫好頭條新聞並在以後的欄目上保持領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難。我回答說，我隻想在他的欄目中有一個需要是時事性的，也許是四個中的一個，並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認為可取的話，可以讓一個現場采訪記者來幫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歡這個想法。他還提到了“催人淚下”欄目，他認為業主對這個欄目感興趣。他說，盡管這些沒什麽不好，但他收到的郵件表明，人們最感興趣的是他關於過去的紐約的材料。此外，我告訴他，我認為經常變化速度是個問題……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發現他依舊很抑鬱，並且在考慮是不是要辭職……
伯格沒有辭職。在整個7月和8月他繼續寫他的專欄，接著他休了一個月的假。他回來後精神好多了，後來他又開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專欄裏進行的那些變動，以及他的專欄完全被砍掉，然後再安插別一個專欄的例子。他繼續寫這個專欄，但說真的他不喜歡它。他寧願去幹他過去幹的老本行——當一個記者。
1954年底，由於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的去世，賽勒斯·蘇茲貝格接管了她在社論版上的一周三次的專欄。這是一個全職工作，這意味著蘇茲貝格不能再花時間去影響駐外人員了，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愜意，卡特利奇還高興地在辦公室裏宣布，蘇茲貝格占了十年的“駐外首席記者”的頭銜立即廢除。卡特利奇現在也希望，他在紐約的國際新聞編輯伊曼紐爾·r.弗裏德曼將會成為國際新聞記者和報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駐外記者，要麽是出於習慣或故意直接寫給賽勒斯·蘇茲貝格，要麽是直接寫給主編辦公室，甚至業主本人。頭號刺頭是遠東的一個記者，叫格雷格·麥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電文，上麵寫道：“不能理解你為什麽要繞過我停止請解釋停止弗裏德曼。”
麥格雷戈對這個電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個朋友，《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凱斯·比奇，最近訪問過紐約，麥格雷戈問他是否聽說《紐約時報》有人叫弗裏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這該死的傻瓜，”比奇說，“他是國際新聞主任。”
在做了點研究後，麥格雷戈發現，弗裏德曼自1948年以來就是國際新聞主任。麥格雷戈極力以外交辭令來回答弗裏德曼的電文，但他懷疑這種誤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顧此事時，他確信自己是正確的。
盡管麥格雷戈多年來都是從遠東把照片——類似朝鮮戰爭場景、台灣的活動或者其他他作為記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給馬克爾的星期天版，但麥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裏德曼的一封信，說“不要忘記你的工資單來自三層”。星期天版是在八層。所以，麥格雷戈不再把照片發給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紐約休假時，麥格雷戈在時報大樓裏碰見了馬克爾，問他為什麽不再發照片。麥格雷戈說有一個理由，但他不想討論。馬克爾很快使他放下心來，保證對他說的任何話都會守口如瓶，這樣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釋了。麥格雷戈說完後，馬克爾沉默了一陣子，然後看看麥格雷戈，問道：“你認為你是在為弗裏德曼工作，還是在為《紐約時報》工作？”
麥格雷戈回答說他恰恰也是這樣想的，但他要求馬克爾現實地看看形勢——他已經給弗裏德曼造成誤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險。馬克爾讓麥格雷戈放心，不會有任何問題，又說他會在一兩天之內和弗裏德曼一起吃午飯，他會非常謹慎地提出這件事情，他自信麥格雷戈的照片還會被星期天版的“評論”部分使用。
幾天後麥格雷戈見到了弗裏德曼，他看起來非常憂鬱。弗裏德曼對他揮揮手說：“哎，關於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誤解了。或許我做的不對。我隻是想說，你不應該犧牲時間，丟下你正常的新聞采訪，出去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當然，我們都是在為一家報紙工作嘛。”
弗裏德曼的眼睛向下看著桌子，繼續含糊地說著，翻著報紙，麥格雷戈打斷他，表示自己希望沒有不愉快的感覺。絕對沒有，弗裏德曼說，沒有什麽不愉快的感覺——但麥格雷戈並不認為弗裏德曼的話是出自真心的。（麥格雷戈後來從新聞編輯部的一個朋友那裏得知，馬克爾在與弗裏德曼說此事之前曾先向蘇茲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後，麥格雷戈訪問了華盛頓分社，當時像現在一樣有個規矩，回家休息的駐外記者都要在時報大樓裏的主要新聞部門用點時間工作或觀看別人工作，同時要對華盛頓分社進行簡短的拜訪。華盛頓分社社長當時是詹姆斯·賴斯頓，在愉快的談話過程中，賴斯頓建議麥格雷戈在長期派駐東方之後，用一個月的時間在首都再得到點對美國的感覺。麥格雷戈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當弗裏德曼幾天後打電話問麥格雷戈何時去新加坡時，麥格雷戈告訴他賴斯頓的計劃，對此弗裏德曼問：“誰在管理國際組，是斯科蒂還是我？”麥格雷戈把這話傳給賴斯頓，賴斯頓後來給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弗裏德曼打了電話。然後賴斯頓告訴麥格雷戈：“萬事大吉，留下吧！”
麥格雷戈又在華盛頓待了三周，在此期間賴斯頓已經給他安排了一些采訪政府官員的任務，麥格雷戈覺得他在華盛頓的這段時間既是愉快的，也是收獲頗豐的。在到達新加坡後，麥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時的賬單，包括他在華盛頓的每一筆開支，把它寄給了弗裏德曼。幾周後，麥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訴他，他在華盛頓的開支是不能報銷的。這筆開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間。麥格雷戈明智地決定暫時不提這個問題，而是等到他再到紐約時親自和卡特利奇談一談。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終得到了償還，但他和國際組的關係卻遭到了破壞而無法彌補。在新聞編輯部做了幾年一般任務記者和夜班編輯之後，麥格雷戈從《紐約時報》辭職了，當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編輯，專門采訪南美事務。
卡特利奇隻要有空，就開始到海外旅行，並且花時間和駐外記者在一起。經常使他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生活得如此之好，擁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麵積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輕的分社社長悉尼·格魯森。格魯森一見麵就解釋說：“是的，特納，你在這裏我們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轉轉，而且我會打電話，我將佯稱這就是我們在這裏的實際工作方式，或者，”格魯森說著，眼睛明亮起來，“我們能做我真正在這裏做的事情，我擁有五匹賽馬，我一周看賽馬兩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爾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納？”
“別犯傻，”卡特利奇說，“我們最好像你們一直做的那樣去做。”
接下來的一周他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他們去參加了幾次晚會；他們給格魯森的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敗了；他們去看鬥牛，在那裏格魯森以卡特利奇的名義獻上了一頭公牛。
十天後，在卡特利奇回到紐約後，格魯森接到電話，說他在墨西哥的任務結束了。他不得不回紐約總部報到，幾個月後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堅持認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這個安排沒有任何關係。
悉尼·格魯森在執行東歐的任務時幹得很出色，他對波蘭反斯大林主義起義的采訪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獲普利策獎。他雖沒獲得這個獎，但1957年5月他從當時擔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頓·丹尼爾那裏得到了一個條子：
親愛的悉尼：
這是一封沒有任何祝賀的信。普利策獎今天宣布了。你應該得一個獎。我很遺憾你沒能獲獎。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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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格魯森折疊起這張條子，把它放進皮夾裏，他帶著它走過了以後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後，卡特利奇訪問了倫敦，聽倫敦分社社長德魯·米德爾頓談到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桑德·瓦諾克爾，米德爾頓想雇他來為他的分社工作。瓦諾克爾當時在為《曼徹斯特衛報》工作，雖然隻有25歲左右，但他已經證明了自己作為一名記者以及作為親切、招人喜愛的人，能輕鬆自如地在英國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動的才能。米德爾頓深信瓦諾克爾會成為《紐約時報》在倫敦的財富。卡特利奇一直堅持所有雇人決定要由紐約做出，如果這個年輕人下一次去紐約的話，他會很高興考慮瓦諾克爾的申請。幾個月後，1955年冬天，桑德·瓦諾克爾出現在卡特利奇的辦公室裏。
他個頭高高的，強壯，黑頭發，英俊，穿著一套製作精細的服裝和一雙棕色的絨麵英國鞋，給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諾克爾已經主動地去華盛頓見了賴斯頓，賴斯頓已經和埃裏克·塞瓦賴德進行了會談，塞瓦賴德在瓦諾克爾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特約記者時就認識他了。賴斯頓喜歡瓦諾克爾，卡特利奇也喜歡；卡特利奇的負責人事的特別助理、以前當過新聞編輯的理查德·d.伯裏特也喜歡——伯裏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職員看作辦公室的心理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