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國曆史學家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 1951—— ）的經典著作《劍橋德國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來，1992年出現了一個修訂版。擺在讀者麵前的這個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麵修訂的。至2014年，本書已經印刷了15次，成為德國研究、歐洲研究、德國曆史、歐洲曆史專業學生的必讀書。同時也由於其篇幅不大，言簡意賅，也為很多想了解德國，或前往德國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參考書。
富布盧克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她父親是來自加拿大的結晶學教授，母親曾是柏林的犯罪學家，1936年由於種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國。我想，富布盧克成為德國近代史專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在於，想弄清楚母親祖國近代以來迷人的文化成就與令人發指的猶太大屠殺之間的關聯性。她進而關注作為第三帝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東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以及1989年後兩德統一後的共同發展。在近現代德國曆史研究方麵，富布盧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擔任德國曆史學會（german history society）會長。1983年以來她任教於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講師，1995年起任德國史教授。1991—2010年擔任倫敦大學學院歐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時兼任該校人文學院的副院長。 二
本書實際上是一部德國通史，在這麽短的篇幅中，想要將千餘年波瀾壯闊的德國史展現出來，其難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為德國史方麵的專家，本書作者對此當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將此書定位為“一本富有見地的向導”，而不是做到麵麵俱到。因此，這樣的一部具有導論、入門性質的指南，最重要的在於用宏觀的曆史敘事方式勾勒出德國曆史發展的脈絡。從本書的目錄，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德國曆史的時代劃分和整體認識。一般說來，目錄是一種“學習指南”，將整本書的知識體係展現在讀者麵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對德意誌的概況、一些對於德國史來講至關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釋。第二章論述德國中世紀的曆史。第三章談的是宗教改革時代（16世紀初至1648年），這一部分對理解德國曆史的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講的是專製主義時代（1648—1815年），這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維也納會議之間的德國，當然也涉及法國的影響。第五章談的是工業化時代的德國，從複辟時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國統一、威廉時代的德國發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第六章的主要內容是魏瑪共和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1918—1945年）。第七章的內容是分裂時期的東西德（1945—1990年），並且對當時東西德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了比較。第八章是有關1990年統一後的聯邦德國。最後一章對德國曆史的模式和問題做了總結。從內容範圍——有關德國曆史知識領域的覆蓋度來講，本書是非常全麵的。這樣的一個有關德國史的總體框架實際上也保證了這部德國通史沒有重大的內容遺漏。
在內容處理方麵，本書還是非常有特點的。作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學者，富布盧克一直用比較的視角來研究德國曆史，或者將德國史放在歐洲曆史發展的複雜線索中進行梳理。由於德國的邊界幾百年來一直在變化之中，處於歐洲中部的德意誌的曆史當然不可能隻是其內部的事情。奧地利、丹麥、法國等的曆史都會穿插於不同時期的德國史，而奧地利的近代史則更是與1871年後的德國史無法完全分開敘述。
以往德國自身“有地緣優勢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認為是德國曆史種種複雜問題的重要原因。富布盧克在不否認地理環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認為“德國史應放在國際視角下進行考察，充分考慮在歐洲中部爭奪空間、立場、權力和地位的各種力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德國的曆史是其地理位置、與其他國家互動，以及德國自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博弈的結果。實際上，任何單一因素的決定論的理論都是靠不住的。英國的德國問題專家艾倫·沃森（n watson, 1941—— ）在兩德統一後的著作《德國人——他們現在是誰？》（the germans: who are they now? 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大使館，1997年）中給出了九個方麵的回答：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經濟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鄰國的答案、他們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將德國曆史簡單化的歸納，都是有問題的。德國曆史一定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本書盡管是一部論述德國通史的專著，但所涉及的並非僅僅是與政治、戰爭、經濟、外交相關的曆史，也包括哲學、文學、文化等方麵的曆史。德國曆史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曆史還不太一樣，她產生了無數世界級的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等等。盡管本書的篇幅有限，富布盧克還是給予了這些在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者以相應的位置，從而也巧妙地將以時代發展為軸的縱向曆史敘述與以曆史研究的各個領域為中心的橫向分析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作者指出：“德國文化包容萬象，潛力十足，而如何選取特定的文化特征，並根據不同時代所關心的角度對選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釋、變動和編排，使其最後呈現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會的產物，而非純粹的文化史。”從一本德國曆史書讀到對馬克斯·韋伯和包豪斯建築的描述，跟在社會學史和藝術史中還是有很大不同的，讓讀者從中切實體會到德國曆史縱橫交錯的複雜一麵。而這些也奠定了我們今天理解德國的前提。
富布盧克在本書中所處理的材料盡管是一些老生常談的“史實”，但德國學界乃至歐洲史學界對這些問題不斷有新的認識，她在書中除了依據以往的文獻資料進行曆史敘述之外，也一再將國際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引進，以及新的史料的發現——進行介紹和評判，同時也給出她自己的思考，從而使此書成為既簡明扼要又具有思想深度的專著。通過這樣有意識的處理，讀者可以體會到，曆史本身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一個完結的過程。
本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學術性和可讀性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有關德國曆史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德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的相關圖書也不勝枚舉，已經翻譯成中文的德國史專著以及中國學者所撰寫的也不在少數，但既嚴肅又深入淺出的簡明德國史讀本並不多見。因此，富布盧克此書在中文世界的翻譯和出版，是非常有必要的。清代學者俞樾（1821—1907）在論及詩詞創作時指出：“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患。”（《湖樓筆談》卷六）富布盧克的這部小書之所以能夠做到言簡意賅、淺顯易懂，原因在於她多年來對德國曆史的深入研究。
這樣的一本小書不可能包羅萬象，也不可能解決德國史的所有問題。富布盧克在“序”中指出本書的兩大目的：一是為後續特定領域的研究提供基礎和啟發；二是方便讀者定位自己現有的知識和興趣。任何曆史都隻可能是其編纂時代的產物，作者認為：“在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民族主義曆史學家最關心的是德國遲來的統一。20世紀的曆史學家在希特勒的陰影下，則最關心納粹邪惡的根源。21世紀，歐洲聯邦主義不斷增強，較小的政治單元及草根階層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舞台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危機，於是，曆史學家的視角又發生了變化。”因此，對德國史的討論必然是開放性的，無論如何讀者都會從本書中獲得啟發。
盡管作者指出英語世界的曆史學家對德國曆史研究是不均衡的（因為相對於其他時代的曆史事件，納粹主義和大屠殺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極大），但書後的參考文獻還是係統地列出了4大部分相關的英文參考書目：（1）中世紀德國；（2）現代早期德國（約1500—1800年）；（3）德國（約1789—1918年）；（4）1918年以來的德國：1概論；2德國（1918—1945年）：a.魏瑪共和國（1918—1933年）；b.第三帝國（1933—1945年）；31945年以來的德國（東西德與統一後的德國）。這些有關德國不同曆史時期的斷代史研究分類目錄，對於想要想進一步進行係統研究的學者來講是難得的閱讀指南。 三
富布盧克有包括本書在內的兩本書被翻譯成了日文：（1）本書日文版為高田有現·高野淳訳『ドイツの歴史』，創土社2005年出版（本書2008年第二次印刷）。（2） the two germanies, 1945—1990: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macmin, 1992.日文版為芝健介訳『二つのドイツ1945—1990』，岩波書店2009年出版。她已經被譯成中文的著作有：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2008: the divided nation.3rd edition. malden, oxford, chichester:wiley-ckwell 2009。其中文版為卿文輝譯，張潤校《德國史 1918—2008》（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她有關德國曆史的著作，不僅被翻譯成包括日文、中文在內的外文，同時也被“回譯”為德文，在德國發行：（1）ein ganz normales leben.alltag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ddr.darmstadt: primus veg 2008 (《完全正常的生活：民主德國的日常生活與社會》). 英文原版為：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人民的國家：從希特勒到昂納克的東部德國社會》)。（2）eine kleine stadt bei auschwitz.gew?hnliche nazis und der holocaust. (=rheinprovinz.band 23). aus dem englischenvon eva eckinger. essen: rtext 2015(《小城奧斯維辛：一般的納粹分子與大屠殺》). 英文原版為：a small town near auschwitz. ordinary nazis and theholoca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可見，富布盧克教授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德國史學者。
現將有關翻譯和審校的一些情況，說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曆史事件等專用名詞，在中文譯名後都注上了原文。由於本書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達的方式沒有辦法跟德文一一對照上。但為了避免過於煩瑣，沒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紐倫堡”的英文名字為“nuremberg”，而德文為“nurnberg”。由於是譯自英文，有些專用名詞也遵循了英文的譯法：如將frederick譯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譯作“弗裏德裏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譯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專用名詞（中心詞、專用名詞、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現，都會在其後注上原文。
譯文的章節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結構，未作調整。日文本在二級標題下麵又增加了很多小標題。
書後的“人名、地名、術語雙語對照表”按照中文—西文順序排列，這樣讀者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從中文的譯名查到相應的西文原名，同時也能體現出中文文本的主體性來。
有一些名詞如“feudalism”被翻譯成“封建製度”，在文中解釋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紀的經濟關係，特別是農民和封建領主在土地上的關係”。這樣的定義是與我們所習慣理解的“封建製度”，亦即以維護所謂封建剝削製度和等級製度、宣揚封建道德為特征的反動思想是不同的。我們將“idealism”翻譯成“觀念論”而非“唯心主義”，因為後者在1949年以後的中文語境中完全被意識形態化了。
考慮到大部分的讀者並非德國史專業的，為了讓他們盡量多地理解德國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譯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釋。此類的注釋全部都做了標注。
原書在德文引文中也有個別的錯誤，這在譯文的引文中一並都做了訂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 (p.121)，實際上應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
本文在譯校的過程中盡管參考了中文世界諸多有關德國曆史的專著，同時也查閱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於本書原文的寫作語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國的曆史，因此有些地方會經過二次翻譯，難免會有疏漏。譯文中的錯漏不妥之處，我們懇切地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李雪濤2017年5月 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 <hr/>
[1]日譯本的封麵和扉頁都將原作者的姓名誤作：mary fulbroock，實際上是mary fulbrook。
英國曆史學家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 1951—— ）的經典著作《劍橋德國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來，1992年出現了一個修訂版。擺在讀者麵前的這個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麵修訂的。至2014年，本書已經印刷了15次，成為德國研究、歐洲研究、德國曆史、歐洲曆史專業學生的必讀書。同時也由於其篇幅不大，言簡意賅，也為很多想了解德國，或前往德國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參考書。
富布盧克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她父親是來自加拿大的結晶學教授，母親曾是柏林的犯罪學家，1936年由於種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國。我想，富布盧克成為德國近代史專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在於，想弄清楚母親祖國近代以來迷人的文化成就與令人發指的猶太大屠殺之間的關聯性。她進而關注作為第三帝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東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以及1989年後兩德統一後的共同發展。在近現代德國曆史研究方麵，富布盧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擔任德國曆史學會（german history society）會長。1983年以來她任教於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講師，1995年起任德國史教授。1991—2010年擔任倫敦大學學院歐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時兼任該校人文學院的副院長。 二
本書實際上是一部德國通史，在這麽短的篇幅中，想要將千餘年波瀾壯闊的德國史展現出來，其難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為德國史方麵的專家，本書作者對此當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將此書定位為“一本富有見地的向導”，而不是做到麵麵俱到。因此，這樣的一部具有導論、入門性質的指南，最重要的在於用宏觀的曆史敘事方式勾勒出德國曆史發展的脈絡。從本書的目錄，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德國曆史的時代劃分和整體認識。一般說來，目錄是一種“學習指南”，將整本書的知識體係展現在讀者麵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對德意誌的概況、一些對於德國史來講至關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釋。第二章論述德國中世紀的曆史。第三章談的是宗教改革時代（16世紀初至1648年），這一部分對理解德國曆史的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講的是專製主義時代（1648—1815年），這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維也納會議之間的德國，當然也涉及法國的影響。第五章談的是工業化時代的德國，從複辟時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國統一、威廉時代的德國發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第六章的主要內容是魏瑪共和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1918—1945年）。第七章的內容是分裂時期的東西德（1945—1990年），並且對當時東西德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了比較。第八章是有關1990年統一後的聯邦德國。最後一章對德國曆史的模式和問題做了總結。從內容範圍——有關德國曆史知識領域的覆蓋度來講，本書是非常全麵的。這樣的一個有關德國史的總體框架實際上也保證了這部德國通史沒有重大的內容遺漏。
在內容處理方麵，本書還是非常有特點的。作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學者，富布盧克一直用比較的視角來研究德國曆史，或者將德國史放在歐洲曆史發展的複雜線索中進行梳理。由於德國的邊界幾百年來一直在變化之中，處於歐洲中部的德意誌的曆史當然不可能隻是其內部的事情。奧地利、丹麥、法國等的曆史都會穿插於不同時期的德國史，而奧地利的近代史則更是與1871年後的德國史無法完全分開敘述。
以往德國自身“有地緣優勢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認為是德國曆史種種複雜問題的重要原因。富布盧克在不否認地理環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認為“德國史應放在國際視角下進行考察，充分考慮在歐洲中部爭奪空間、立場、權力和地位的各種力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德國的曆史是其地理位置、與其他國家互動，以及德國自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博弈的結果。實際上，任何單一因素的決定論的理論都是靠不住的。英國的德國問題專家艾倫·沃森（n watson, 1941—— ）在兩德統一後的著作《德國人——他們現在是誰？》（the germans: who are they now? 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大使館，1997年）中給出了九個方麵的回答：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經濟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鄰國的答案、他們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將德國曆史簡單化的歸納，都是有問題的。德國曆史一定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本書盡管是一部論述德國通史的專著，但所涉及的並非僅僅是與政治、戰爭、經濟、外交相關的曆史，也包括哲學、文學、文化等方麵的曆史。德國曆史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曆史還不太一樣，她產生了無數世界級的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等等。盡管本書的篇幅有限，富布盧克還是給予了這些在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者以相應的位置，從而也巧妙地將以時代發展為軸的縱向曆史敘述與以曆史研究的各個領域為中心的橫向分析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作者指出：“德國文化包容萬象，潛力十足，而如何選取特定的文化特征，並根據不同時代所關心的角度對選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釋、變動和編排，使其最後呈現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會的產物，而非純粹的文化史。”從一本德國曆史書讀到對馬克斯·韋伯和包豪斯建築的描述，跟在社會學史和藝術史中還是有很大不同的，讓讀者從中切實體會到德國曆史縱橫交錯的複雜一麵。而這些也奠定了我們今天理解德國的前提。
富布盧克在本書中所處理的材料盡管是一些老生常談的“史實”，但德國學界乃至歐洲史學界對這些問題不斷有新的認識，她在書中除了依據以往的文獻資料進行曆史敘述之外，也一再將國際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引進，以及新的史料的發現——進行介紹和評判，同時也給出她自己的思考，從而使此書成為既簡明扼要又具有思想深度的專著。通過這樣有意識的處理，讀者可以體會到，曆史本身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一個完結的過程。
本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學術性和可讀性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有關德國曆史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德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的相關圖書也不勝枚舉，已經翻譯成中文的德國史專著以及中國學者所撰寫的也不在少數，但既嚴肅又深入淺出的簡明德國史讀本並不多見。因此，富布盧克此書在中文世界的翻譯和出版，是非常有必要的。清代學者俞樾（1821—1907）在論及詩詞創作時指出：“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患。”（《湖樓筆談》卷六）富布盧克的這部小書之所以能夠做到言簡意賅、淺顯易懂，原因在於她多年來對德國曆史的深入研究。
這樣的一本小書不可能包羅萬象，也不可能解決德國史的所有問題。富布盧克在“序”中指出本書的兩大目的：一是為後續特定領域的研究提供基礎和啟發；二是方便讀者定位自己現有的知識和興趣。任何曆史都隻可能是其編纂時代的產物，作者認為：“在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民族主義曆史學家最關心的是德國遲來的統一。20世紀的曆史學家在希特勒的陰影下，則最關心納粹邪惡的根源。21世紀，歐洲聯邦主義不斷增強，較小的政治單元及草根階層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舞台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危機，於是，曆史學家的視角又發生了變化。”因此，對德國史的討論必然是開放性的，無論如何讀者都會從本書中獲得啟發。
盡管作者指出英語世界的曆史學家對德國曆史研究是不均衡的（因為相對於其他時代的曆史事件，納粹主義和大屠殺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極大），但書後的參考文獻還是係統地列出了4大部分相關的英文參考書目：（1）中世紀德國；（2）現代早期德國（約1500—1800年）；（3）德國（約1789—1918年）；（4）1918年以來的德國：1概論；2德國（1918—1945年）：a.魏瑪共和國（1918—1933年）；b.第三帝國（1933—1945年）；31945年以來的德國（東西德與統一後的德國）。這些有關德國不同曆史時期的斷代史研究分類目錄，對於想要想進一步進行係統研究的學者來講是難得的閱讀指南。 三
富布盧克有包括本書在內的兩本書被翻譯成了日文：（1）本書日文版為高田有現·高野淳訳『ドイツの歴史』，創土社2005年出版（本書2008年第二次印刷）。（2） the two germanies, 1945—1990: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macmin, 1992.日文版為芝健介訳『二つのドイツ1945—1990』，岩波書店2009年出版。她已經被譯成中文的著作有：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2008: the divided nation.3rd edition. malden, oxford, chichester:wiley-ckwell 2009。其中文版為卿文輝譯，張潤校《德國史 1918—2008》（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她有關德國曆史的著作，不僅被翻譯成包括日文、中文在內的外文，同時也被“回譯”為德文，在德國發行：（1）ein ganz normales leben.alltag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ddr.darmstadt: primus veg 2008 (《完全正常的生活：民主德國的日常生活與社會》). 英文原版為：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人民的國家：從希特勒到昂納克的東部德國社會》)。（2）eine kleine stadt bei auschwitz.gew?hnliche nazis und der holocaust. (=rheinprovinz.band 23). aus dem englischenvon eva eckinger. essen: rtext 2015(《小城奧斯維辛：一般的納粹分子與大屠殺》). 英文原版為：a small town near auschwitz. ordinary nazis and theholoca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可見，富布盧克教授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德國史學者。
現將有關翻譯和審校的一些情況，說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曆史事件等專用名詞，在中文譯名後都注上了原文。由於本書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達的方式沒有辦法跟德文一一對照上。但為了避免過於煩瑣，沒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紐倫堡”的英文名字為“nuremberg”，而德文為“nurnberg”。由於是譯自英文，有些專用名詞也遵循了英文的譯法：如將frederick譯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譯作“弗裏德裏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譯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專用名詞（中心詞、專用名詞、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現，都會在其後注上原文。
譯文的章節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結構，未作調整。日文本在二級標題下麵又增加了很多小標題。
書後的“人名、地名、術語雙語對照表”按照中文—西文順序排列，這樣讀者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從中文的譯名查到相應的西文原名，同時也能體現出中文文本的主體性來。
有一些名詞如“feudalism”被翻譯成“封建製度”，在文中解釋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紀的經濟關係，特別是農民和封建領主在土地上的關係”。這樣的定義是與我們所習慣理解的“封建製度”，亦即以維護所謂封建剝削製度和等級製度、宣揚封建道德為特征的反動思想是不同的。我們將“idealism”翻譯成“觀念論”而非“唯心主義”，因為後者在1949年以後的中文語境中完全被意識形態化了。
考慮到大部分的讀者並非德國史專業的，為了讓他們盡量多地理解德國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譯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釋。此類的注釋全部都做了標注。
原書在德文引文中也有個別的錯誤，這在譯文的引文中一並都做了訂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 (p.121)，實際上應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
本文在譯校的過程中盡管參考了中文世界諸多有關德國曆史的專著，同時也查閱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於本書原文的寫作語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國的曆史，因此有些地方會經過二次翻譯，難免會有疏漏。譯文中的錯漏不妥之處，我們懇切地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李雪濤2017年5月 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 <hr/>
[1]日譯本的封麵和扉頁都將原作者的姓名誤作：mary fulbroock，實際上是mary fulbr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