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短概括了德國曆史的主要模式後，本書將談談德國曆史的總體“特性”這一更為寬泛的問題。
德國自身“有地緣政治性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認為是德國曆史種種複雜問題的原因之一。德國位於歐洲的中心地帶，與英國這個島國不同，它沒有自然的疆界。因此，在德國的土地上是無窮無盡的戰事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化。相反，英國是個貿易國，海軍代替了常備軍隊控製著附近的海域。然而，這個觀點將問題過度簡單化了，沒有考慮到兩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上的具體差異，甚至將英國曆史這一前提棄之不顧。德國在歐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本身並不是解釋德國史特點的重要因素。最近大為流行的這一“地理位置”說隻是膚淺的替代品罷了，其支持者直到現在也沒有對多種多樣的曆史因素進行任何嚴肅的探討。但另一方麵，這一說法也指明，德國史應當放在國際視角下進行考察，充分考慮在歐洲中部爭奪空間、立場、權力和地位的各種力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還應包含特定地區或領土的內部因素。雖然這些原則對所有國家的曆史研究都適用，但對德國史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德國領土涉及的政治單元十分多樣，其間的相互關聯增加了德國史的複雜性。
德國史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實體間沒有重疊的部分。這在談到哈布斯堡王朝時尤其重要。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在神聖羅馬帝國之外，因此擁有了一定的獨立性，但同時也讓哈布斯堡的利益與帝國內部其他領土的利益分隔開來，並存在相互衝突的可能性。雖說哈布斯堡的獨立性可能是它權力基礎的關鍵，但也可能是神聖羅馬帝國弱點的重要來源。當帝國內部的衝突到了關鍵時刻，皇帝則可能被帝國之外領土的事務纏身，從而無暇介入處理，讓不同政見隨意發展（比如宗教改革時期）。另一方麵，神聖羅馬帝國可謂包容萬象，其勢力也足以保護邦國體製，如果沒有神聖羅馬帝國，一些小邦國在早期現代化的領土擴張時期，很容易被鄰近的大國吞並。不過在此期間，還是有一些小邦國慘遭吞並（但並非所有計劃都能成功，比如18世紀晚期，奧地利本想向德國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亞地區擴張勢力，但以失敗告終）。對認同的強調加快了結盟和防禦聯盟的發展，同樣也保護了較小的邦國的相對獨立性。帝國是個象征性的奇特體係，不同的元素在其中不斷變化，緩慢發展。普魯士也有部分領土位於帝國之外，也有不重疊所引發的諸種問題。但也正是由於部分領土不受帝國管轄，1701年，選帝侯腓特烈三世才可能在神聖羅馬帝國之外稱王，成為腓特烈一世國王和普魯士的國王。在19世紀這一民族主義的時代，德意誌試圖走向統一。於是，德意誌邦聯內外，邦國、超邦國組織以及一些德意誌邦國內的非德意誌民族群體（尤其是奧地利和普魯士內部，還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之間，由於領地不重合、政治利益不一致，產生了越來越多棘手的問題。
不過，一提到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就會引發有關德意誌的另一個問題，即權力在帝國層麵呈分散趨勢，在邦國層麵卻呈集中趨勢，這一特點是否對國家的形成造成了影響。從這種角度來看19世紀前德國曆史的特殊性，可以說已經過時了。這種看法顯然是強加了現代人的觀念，以為民族國家才是正常的政治單元，於是把德國曆史看成是扭曲的。如果不是因為在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下，民族國家由於強大的競爭力而崛起，那麽德意誌早期以鬆散的總體框架囊括大量弱小政治單元的政治結構可能會一直幸存下來，成為切實可行的政治模式。
盡管如此，讀者還是會想，以上提到的德國政治的特點是否在某種程度上為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德國曆史的一些問題埋下了隱患。正如本書開頭提到的，曆史學家常常懷著強烈的目的論編撰德國曆史，這一現象令人不安。這些學者會指出一些“失敗的革命”（恩格斯就是如此迅速地將農民戰爭定性），“德國沒能轉折的轉折點”[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 j. p. taylor）對1848年的總結]，並指責德國中產階級“不成熟”，德意誌民族國家是“遲來的”。即使放下所有上述看法中的偏見和預設，在考慮了所有長期存在的條件、形勢和限製，以及更近的德國曆史呈現出的短期模式之後，在解釋德國從非民主國家到現代國家為何如此曲折時，讀者可能還是會用愛爾蘭一則笑話的改編版本來回答這個問題：旅客問愛爾蘭人怎麽去都柏林，後者回答說：“嗯，如果那裏是目的地，我一定不會從這裏出發。”除了“找出德國曆史的扭曲之處”，曆史學家還喜歡玩的一個遊戲就是“找出德國曆史的斷裂之處”。現今多數人支持的“斷裂之處”指1945年，盡管也有學者分析，戰後幾個月雖然被稱作“時鍾歸零”，但也是有連續性的。如果非要從長期形勢的角度來尋找所謂的“斷裂之處”，那麽也可以反駁說，追根究底，1871—1945年的破壞時期並非前述的長期模式決定的，而是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小德意誌的統一方式在短期內直接導致的。而且正是在這一工業化時期，德國經濟才有了統一的趨勢，在這一趨勢下發展起來的德意誌聯邦製也有其益處。另外，如若認為曆史是由長期不變的因素決定的，那就太不明智了。學者不僅要能夠解釋德國為什麽發展成了納粹獨裁，也要能夠解釋它在戰後如何成為兩個如此迥異的共產主義國家和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還應能夠解釋1990年後聯邦德國的新特點。
德國文化對其政治的發展又起到了什麽作用呢？這也常常被誇大為德國曆史“特殊性”的原因。德國文化包容萬象，潛力十足，而如何選取特定的文化特征，並根據不同時代所關心的角度對選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釋、變動和編排，使其最後呈現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會的產物，而非純粹的文化史。這一過程在本書中也已經重複出現了數次。
任何曆史都是其編纂時代的產物。在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民族主義曆史學家最關心的是德國遲來的統一。20世紀的曆史學家在希特勒的陰影下，則最關心納粹邪惡的根源。21世紀，歐洲聯邦主義不斷增強，較小的政治單元及草根階層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舞台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危機，於是，曆史學家的視角又發生了變化。“德國問題”到底是什麽，德國史的哪一部分最有趣，德國史的“特殊性”是什麽，這些問題的答案永遠在變。而德國曆史的複雜奧妙將持續引發人們的興趣，令不同的視角和觀點互相碰撞。其中，沒有任何一種解釋能一錘定，對德國曆史的探索和討論將持續下去。
德國自身“有地緣政治性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認為是德國曆史種種複雜問題的原因之一。德國位於歐洲的中心地帶，與英國這個島國不同，它沒有自然的疆界。因此，在德國的土地上是無窮無盡的戰事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化。相反，英國是個貿易國，海軍代替了常備軍隊控製著附近的海域。然而，這個觀點將問題過度簡單化了，沒有考慮到兩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上的具體差異，甚至將英國曆史這一前提棄之不顧。德國在歐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本身並不是解釋德國史特點的重要因素。最近大為流行的這一“地理位置”說隻是膚淺的替代品罷了，其支持者直到現在也沒有對多種多樣的曆史因素進行任何嚴肅的探討。但另一方麵，這一說法也指明，德國史應當放在國際視角下進行考察，充分考慮在歐洲中部爭奪空間、立場、權力和地位的各種力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還應包含特定地區或領土的內部因素。雖然這些原則對所有國家的曆史研究都適用，但對德國史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德國領土涉及的政治單元十分多樣，其間的相互關聯增加了德國史的複雜性。
德國史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實體間沒有重疊的部分。這在談到哈布斯堡王朝時尤其重要。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在神聖羅馬帝國之外，因此擁有了一定的獨立性，但同時也讓哈布斯堡的利益與帝國內部其他領土的利益分隔開來，並存在相互衝突的可能性。雖說哈布斯堡的獨立性可能是它權力基礎的關鍵，但也可能是神聖羅馬帝國弱點的重要來源。當帝國內部的衝突到了關鍵時刻，皇帝則可能被帝國之外領土的事務纏身，從而無暇介入處理，讓不同政見隨意發展（比如宗教改革時期）。另一方麵，神聖羅馬帝國可謂包容萬象，其勢力也足以保護邦國體製，如果沒有神聖羅馬帝國，一些小邦國在早期現代化的領土擴張時期，很容易被鄰近的大國吞並。不過在此期間，還是有一些小邦國慘遭吞並（但並非所有計劃都能成功，比如18世紀晚期，奧地利本想向德國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亞地區擴張勢力，但以失敗告終）。對認同的強調加快了結盟和防禦聯盟的發展，同樣也保護了較小的邦國的相對獨立性。帝國是個象征性的奇特體係，不同的元素在其中不斷變化，緩慢發展。普魯士也有部分領土位於帝國之外，也有不重疊所引發的諸種問題。但也正是由於部分領土不受帝國管轄，1701年，選帝侯腓特烈三世才可能在神聖羅馬帝國之外稱王，成為腓特烈一世國王和普魯士的國王。在19世紀這一民族主義的時代，德意誌試圖走向統一。於是，德意誌邦聯內外，邦國、超邦國組織以及一些德意誌邦國內的非德意誌民族群體（尤其是奧地利和普魯士內部，還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之間，由於領地不重合、政治利益不一致，產生了越來越多棘手的問題。
不過，一提到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就會引發有關德意誌的另一個問題，即權力在帝國層麵呈分散趨勢，在邦國層麵卻呈集中趨勢，這一特點是否對國家的形成造成了影響。從這種角度來看19世紀前德國曆史的特殊性，可以說已經過時了。這種看法顯然是強加了現代人的觀念，以為民族國家才是正常的政治單元，於是把德國曆史看成是扭曲的。如果不是因為在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下，民族國家由於強大的競爭力而崛起，那麽德意誌早期以鬆散的總體框架囊括大量弱小政治單元的政治結構可能會一直幸存下來，成為切實可行的政治模式。
盡管如此，讀者還是會想，以上提到的德國政治的特點是否在某種程度上為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德國曆史的一些問題埋下了隱患。正如本書開頭提到的，曆史學家常常懷著強烈的目的論編撰德國曆史，這一現象令人不安。這些學者會指出一些“失敗的革命”（恩格斯就是如此迅速地將農民戰爭定性），“德國沒能轉折的轉折點”[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 j. p. taylor）對1848年的總結]，並指責德國中產階級“不成熟”，德意誌民族國家是“遲來的”。即使放下所有上述看法中的偏見和預設，在考慮了所有長期存在的條件、形勢和限製，以及更近的德國曆史呈現出的短期模式之後，在解釋德國從非民主國家到現代國家為何如此曲折時，讀者可能還是會用愛爾蘭一則笑話的改編版本來回答這個問題：旅客問愛爾蘭人怎麽去都柏林，後者回答說：“嗯，如果那裏是目的地，我一定不會從這裏出發。”除了“找出德國曆史的扭曲之處”，曆史學家還喜歡玩的一個遊戲就是“找出德國曆史的斷裂之處”。現今多數人支持的“斷裂之處”指1945年，盡管也有學者分析，戰後幾個月雖然被稱作“時鍾歸零”，但也是有連續性的。如果非要從長期形勢的角度來尋找所謂的“斷裂之處”，那麽也可以反駁說，追根究底，1871—1945年的破壞時期並非前述的長期模式決定的，而是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小德意誌的統一方式在短期內直接導致的。而且正是在這一工業化時期，德國經濟才有了統一的趨勢，在這一趨勢下發展起來的德意誌聯邦製也有其益處。另外，如若認為曆史是由長期不變的因素決定的，那就太不明智了。學者不僅要能夠解釋德國為什麽發展成了納粹獨裁，也要能夠解釋它在戰後如何成為兩個如此迥異的共產主義國家和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還應能夠解釋1990年後聯邦德國的新特點。
德國文化對其政治的發展又起到了什麽作用呢？這也常常被誇大為德國曆史“特殊性”的原因。德國文化包容萬象，潛力十足，而如何選取特定的文化特征，並根據不同時代所關心的角度對選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釋、變動和編排，使其最後呈現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會的產物，而非純粹的文化史。這一過程在本書中也已經重複出現了數次。
任何曆史都是其編纂時代的產物。在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民族主義曆史學家最關心的是德國遲來的統一。20世紀的曆史學家在希特勒的陰影下，則最關心納粹邪惡的根源。21世紀，歐洲聯邦主義不斷增強，較小的政治單元及草根階層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舞台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危機，於是，曆史學家的視角又發生了變化。“德國問題”到底是什麽，德國史的哪一部分最有趣，德國史的“特殊性”是什麽，這些問題的答案永遠在變。而德國曆史的複雜奧妙將持續引發人們的興趣，令不同的視角和觀點互相碰撞。其中，沒有任何一種解釋能一錘定，對德國曆史的探索和討論將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