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9年10月華爾街股災前，就已經有計劃要逐步廢除魏瑪共和國的議會民主。但魏瑪民主垮台的方式卻受到了由世界大蕭條引發的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在德意誌造成了可怕的後果。社民黨在1928年的大選中勝出，緊接著社民黨總理赫爾曼·米勒（hermann muller）領導建立了“聯合政府”。盡管社民黨內部一開始在戰列艦的撥款以及楊格計劃的實施問題上有分歧，不過，最終還是成功解除了危機。但華爾街股災的後果卻特別嚴重，因為德國經濟一直依賴外國的短期貸款，現在這些貸款卻被迅速撤走。失業人口急劇上升，從1929年9月的130萬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萬，最後在1933年初超過了600萬，占總勞動人口的1/3。由於官方數據會低估實際情況，再加上很多是臨時工作，因此大約半數的德國家庭都受到了經濟蕭條的影響。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災難的發生而幾乎要崩潰。這些情況產生了許多後果。失業人口不斷上升，工作人口不斷下降，後者已經不能支撐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規定的失業保險自然就無法發放。米勒政府在此問題上陷入了僵局，並最終倒台。人們也未能在其他備選計劃上達成一致，工會、雇員和不同黨派人士的意見各不相同，各方固執的程度也不一樣。1930年3月，政府放棄尋求議會的黨派政治支持，轉而成立了第一屆總統內閣，民主成了無關痛癢的因素。
1930年的布呂寧（bruning）內閣早在1929年就有組閣的打算，作為將權力從議會轉移至舊的精英階層（包括軍隊、官僚和經濟精英）的策略，政體為總統製的集權主義。1930年後，《憲法》第48條時常用於頒布緊急法令，議會開會和立法逐漸減少。布呂寧實施通貨緊縮政策，還想履行賠款義務，這就導致了德國的財政和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布呂寧希望對賠款方式進行徹底的修改，雖然導致了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民受苦，但他最終做到了。胡佛發表了《延債宣言》（moratorium），賠償支付於1932年結束。但同時，國內脆弱的政治環境還在經受一些重大的變動。1930—1933年，有兩個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瑪民主：一是舊精英集團對議會政府的抨擊，其早在經濟危機前就存在；二是危機時期的新大眾運動，大批民眾被具有獨特魅力的領袖吸引，這位領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釋放後，於1925年重建了納粹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納粹黨從早期的巴伐利亞，擴展到了德國的不同地區，獲得了許多社會群體的支持。納粹黨主要由下層中產階級、新教徒、農村和小鎮選民組成，其支持者大多來自德國北部和東部。它還吸引了一些受過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以及不那麽組織有序的工人階級，後者的人數更少一點。雖然工人階級中的納粹分子隻占了一小部分，但由於工人階級的基數大，其中的納粹分子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在1928年的大選中，納粹黨隻獲得了2.6％的選票，得到了12個議會議席。1929年，納粹黨與當時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貝格（hugenberg）領導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合作，發起了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納粹黨得到了巨大的免費宣傳，與右派中手握權勢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合作也使他們麵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選中納粹黨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成為帝國議會中僅次於社民黨的第二大黨，擁有107個議席。隨著小資產階級（bourgeois middle）政黨的倒台，極端黨派的選票增加，德國共產黨的議席增加至77個，社民黨無法取得議會大多數的席位，也無法成立任何聯合政府。社民黨擔心，若再進行選舉，結果可能不盡如人意，於是它選擇“忍受”布呂寧的總統內閣。雖然在1930年以前，來自工業界的資金對納粹黨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計，在那之後也並不重要，但工業家們開始意識到納粹黨對破壞議會製的重要性，並在1932—1933年對興登堡施加影響，說服他利用希特勒達成這一目標。
德國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著陰謀和誤算。布呂寧內閣倒台，部分是由於興登堡重新當選為總統，這對他來說是個侮辱，而他對此處理不當（興登堡當選於兩次國會選舉後，在第二次選舉中，希特勒獲得了1/3的選票）。在持續了大半年的陰謀詭計中，最關鍵的人物是施萊歇將軍，他的計謀導致了布呂寧政府的崩潰，帕彭接任總理。在短暫的執政時期內，帕彭取消了布呂寧政府對納粹準軍事組織衝鋒隊和黨衛隊的禁令，還以街頭暴力為借口，認為普魯士的邦警察已經無法維持秩序，於是罷免了社民黨領導的普魯士邦政府，並以專製手段控製了普魯士。在1932年7月舉行的大選後，納粹黨獲得了令人震驚的230個席位，加上德國共產黨的89個席位，意味著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議會大多數，帕彭被迫辭職。施萊歇還拉攏納粹，希望建立一個新的聯合政府，最終他的意圖卻失敗了。1932年8月，興登堡不情願地提出讓希特勒擔任副總理，希特勒拒絕了，這在納粹黨內招致了許多批評，納粹黨人擔心希特勒拒絕了一個再也不會出現的好機會。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不信任動議。所有黨派，右翼、工業和農業精英、軍隊高層，甚至是興登堡總統，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廢除議會政府，重新讓舊的精英階層掌權，並修改憲法，使議會選舉不再是必要的程序。這時的德國失業率上升，街頭暴力頻增，議會中互相對抗的左派和右派衝突不斷，議會完全陷入了僵局，議會權力因此大大削弱。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分歧嚴重，無法合作對抗納粹主義，1932年秋的德國，內戰一觸即發。不過，奇怪的是，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納粹黨的支持率第一次開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瑪共和國卻走向滅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選中，納粹的選票少了200萬，議會席位也隨之減少到了196個。雖然它仍然是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但這並不是它一定要領導政府的理由，正如當年的社民黨。
圖28 1932年，一張宣傳興登堡大選的海報。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檔案館藏。
很快，施萊歇於1932年12月接任總理，並擔任此職位直至1933年1月。施萊歇試圖拉攏工會，以及以格裏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為代表的納粹黨左翼。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工業家和農業從業者的恐慌，因為施萊歇為此可能實施創造就業和稅改計劃。斯特拉瑟對施萊歇的提議並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最後辭去了他在納粹黨中的職務並退出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很明顯，施萊歇和前幾任總理一樣，也無法達成可行的妥協方案。他還讓興登堡相信，在內戰發酵的時期，軍隊無法維持秩序，這一舉動可能是輕率的。1933年1月，帕彭與包括希特勒、興登堡的兒子和興登堡在內的各界人士討論，工業與農業利益集團[如被納粹滲透的“帝國農村聯盟”（reichndbund）]對年老的總統施加壓力，讓總統在新的聯合政府內閣中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興登堡非常厭惡這位發跡的“波希米亞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願地做出了妥協。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一切都符合憲法章程。
某種意義上，這僅僅代表了1930年後總統內閣和專製統治的延續。但另一方麵，考慮到後來的發展，希特勒繼任總理當然也代表了與先前的德國政治的根本決裂。納粹黨在1923年政變失敗後，公開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顛覆議會。他們想要破壞民主，這並不是什麽秘密，而希特勒正是這樣一個黨派的領袖。不過，納粹黨本身相當獨特。雖然它在一些社會群體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當時受眾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團的黨派，它代表的是更為廣泛的大眾運動，可以說是超脫了派係鬥爭和階級矛盾泥潭的“人民的黨”（volkspartei）。它有能力許諾將撕裂社會的分歧再次彌合起來。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十分含糊、無所不包：反現代、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這對不同的人來說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時，納粹巧妙地利用了大眾傳媒和政治儀式（例如1929年的紐倫堡納粹集會），形式上就像是一個強大的新異教。再加上富有個人魅力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擁有超常的演講天賦並不斷加以改進，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公眾形象。有了這麽多條件，納粹黨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德國命運的拯救者，讓一個所有人渴求多年的偉人來領導全德人民。納粹許諾要給德國人民帶來一個新的民族社會，讓德意誌再次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撕碎可惡的《凡爾賽條約》，懲罰1918年的“11月罪犯”，讓“猶太病菌”消失在德意誌的土地上，使他們無法再影響、汙染“雅利安”種族，將那些暗中顛覆德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罪犯宣布為非法。所有這一切對於多數絕望、恐懼的德國人來說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瑪民主對他們來說隻意味著民族恥辱、經濟災難、社會矛盾和個人對未來的迷茫。民族主義者以及工、農、軍界精英都意識到了這種大眾運動的力量，也意識到了自己缺乏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卻認為自己可以“利用”、“馴服”這個大眾運動，並運用民意使自己破壞民主的計劃擁有合法性，而這單憑他們自己是無法達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奪取”任何權力，那些舊的精英階層直接敞開大門歡迎他進來。麵對這兩者的合作，權力已經遭到削弱的工會和內訌不斷的左派已經無能為力，他們再也無法挽救被利益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大眾拋棄的民主製。而這些陰謀失算的精英們，比起最終無法保護搖搖欲墜、命途多舛的魏瑪共和國的人來說，他們犯的錯誤要悲慘和不負責任得多。在這種獨特的境況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圖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運動。院子裏，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旗子並排懸掛。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1930年的布呂寧（bruning）內閣早在1929年就有組閣的打算，作為將權力從議會轉移至舊的精英階層（包括軍隊、官僚和經濟精英）的策略，政體為總統製的集權主義。1930年後，《憲法》第48條時常用於頒布緊急法令，議會開會和立法逐漸減少。布呂寧實施通貨緊縮政策，還想履行賠款義務，這就導致了德國的財政和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布呂寧希望對賠款方式進行徹底的修改，雖然導致了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民受苦，但他最終做到了。胡佛發表了《延債宣言》（moratorium），賠償支付於1932年結束。但同時，國內脆弱的政治環境還在經受一些重大的變動。1930—1933年，有兩個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瑪民主：一是舊精英集團對議會政府的抨擊，其早在經濟危機前就存在；二是危機時期的新大眾運動，大批民眾被具有獨特魅力的領袖吸引，這位領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釋放後，於1925年重建了納粹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納粹黨從早期的巴伐利亞，擴展到了德國的不同地區，獲得了許多社會群體的支持。納粹黨主要由下層中產階級、新教徒、農村和小鎮選民組成，其支持者大多來自德國北部和東部。它還吸引了一些受過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以及不那麽組織有序的工人階級，後者的人數更少一點。雖然工人階級中的納粹分子隻占了一小部分，但由於工人階級的基數大，其中的納粹分子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在1928年的大選中，納粹黨隻獲得了2.6％的選票，得到了12個議會議席。1929年，納粹黨與當時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貝格（hugenberg）領導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合作，發起了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納粹黨得到了巨大的免費宣傳，與右派中手握權勢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合作也使他們麵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選中納粹黨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成為帝國議會中僅次於社民黨的第二大黨，擁有107個議席。隨著小資產階級（bourgeois middle）政黨的倒台，極端黨派的選票增加，德國共產黨的議席增加至77個，社民黨無法取得議會大多數的席位，也無法成立任何聯合政府。社民黨擔心，若再進行選舉，結果可能不盡如人意，於是它選擇“忍受”布呂寧的總統內閣。雖然在1930年以前，來自工業界的資金對納粹黨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計，在那之後也並不重要，但工業家們開始意識到納粹黨對破壞議會製的重要性，並在1932—1933年對興登堡施加影響，說服他利用希特勒達成這一目標。
德國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著陰謀和誤算。布呂寧內閣倒台，部分是由於興登堡重新當選為總統，這對他來說是個侮辱，而他對此處理不當（興登堡當選於兩次國會選舉後，在第二次選舉中，希特勒獲得了1/3的選票）。在持續了大半年的陰謀詭計中，最關鍵的人物是施萊歇將軍，他的計謀導致了布呂寧政府的崩潰，帕彭接任總理。在短暫的執政時期內，帕彭取消了布呂寧政府對納粹準軍事組織衝鋒隊和黨衛隊的禁令，還以街頭暴力為借口，認為普魯士的邦警察已經無法維持秩序，於是罷免了社民黨領導的普魯士邦政府，並以專製手段控製了普魯士。在1932年7月舉行的大選後，納粹黨獲得了令人震驚的230個席位，加上德國共產黨的89個席位，意味著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議會大多數，帕彭被迫辭職。施萊歇還拉攏納粹，希望建立一個新的聯合政府，最終他的意圖卻失敗了。1932年8月，興登堡不情願地提出讓希特勒擔任副總理，希特勒拒絕了，這在納粹黨內招致了許多批評，納粹黨人擔心希特勒拒絕了一個再也不會出現的好機會。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不信任動議。所有黨派，右翼、工業和農業精英、軍隊高層，甚至是興登堡總統，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廢除議會政府，重新讓舊的精英階層掌權，並修改憲法，使議會選舉不再是必要的程序。這時的德國失業率上升，街頭暴力頻增，議會中互相對抗的左派和右派衝突不斷，議會完全陷入了僵局，議會權力因此大大削弱。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分歧嚴重，無法合作對抗納粹主義，1932年秋的德國，內戰一觸即發。不過，奇怪的是，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納粹黨的支持率第一次開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瑪共和國卻走向滅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選中，納粹的選票少了200萬，議會席位也隨之減少到了196個。雖然它仍然是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但這並不是它一定要領導政府的理由，正如當年的社民黨。
圖28 1932年，一張宣傳興登堡大選的海報。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檔案館藏。
很快，施萊歇於1932年12月接任總理，並擔任此職位直至1933年1月。施萊歇試圖拉攏工會，以及以格裏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為代表的納粹黨左翼。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工業家和農業從業者的恐慌，因為施萊歇為此可能實施創造就業和稅改計劃。斯特拉瑟對施萊歇的提議並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最後辭去了他在納粹黨中的職務並退出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很明顯，施萊歇和前幾任總理一樣，也無法達成可行的妥協方案。他還讓興登堡相信，在內戰發酵的時期，軍隊無法維持秩序，這一舉動可能是輕率的。1933年1月，帕彭與包括希特勒、興登堡的兒子和興登堡在內的各界人士討論，工業與農業利益集團[如被納粹滲透的“帝國農村聯盟”（reichndbund）]對年老的總統施加壓力，讓總統在新的聯合政府內閣中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興登堡非常厭惡這位發跡的“波希米亞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願地做出了妥協。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一切都符合憲法章程。
某種意義上，這僅僅代表了1930年後總統內閣和專製統治的延續。但另一方麵，考慮到後來的發展，希特勒繼任總理當然也代表了與先前的德國政治的根本決裂。納粹黨在1923年政變失敗後，公開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顛覆議會。他們想要破壞民主，這並不是什麽秘密，而希特勒正是這樣一個黨派的領袖。不過，納粹黨本身相當獨特。雖然它在一些社會群體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當時受眾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團的黨派，它代表的是更為廣泛的大眾運動，可以說是超脫了派係鬥爭和階級矛盾泥潭的“人民的黨”（volkspartei）。它有能力許諾將撕裂社會的分歧再次彌合起來。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十分含糊、無所不包：反現代、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這對不同的人來說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時，納粹巧妙地利用了大眾傳媒和政治儀式（例如1929年的紐倫堡納粹集會），形式上就像是一個強大的新異教。再加上富有個人魅力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擁有超常的演講天賦並不斷加以改進，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公眾形象。有了這麽多條件，納粹黨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德國命運的拯救者，讓一個所有人渴求多年的偉人來領導全德人民。納粹許諾要給德國人民帶來一個新的民族社會，讓德意誌再次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撕碎可惡的《凡爾賽條約》，懲罰1918年的“11月罪犯”，讓“猶太病菌”消失在德意誌的土地上，使他們無法再影響、汙染“雅利安”種族，將那些暗中顛覆德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罪犯宣布為非法。所有這一切對於多數絕望、恐懼的德國人來說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瑪民主對他們來說隻意味著民族恥辱、經濟災難、社會矛盾和個人對未來的迷茫。民族主義者以及工、農、軍界精英都意識到了這種大眾運動的力量，也意識到了自己缺乏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卻認為自己可以“利用”、“馴服”這個大眾運動，並運用民意使自己破壞民主的計劃擁有合法性，而這單憑他們自己是無法達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奪取”任何權力，那些舊的精英階層直接敞開大門歡迎他進來。麵對這兩者的合作，權力已經遭到削弱的工會和內訌不斷的左派已經無能為力，他們再也無法挽救被利益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大眾拋棄的民主製。而這些陰謀失算的精英們，比起最終無法保護搖搖欲墜、命途多舛的魏瑪共和國的人來說，他們犯的錯誤要悲慘和不負責任得多。在這種獨特的境況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圖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運動。院子裏，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旗子並排懸掛。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