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德國的一些邦國發生了改革運動。在腓特烈二世統治下的普魯士和約瑟夫二世統治下的奧地利，製訂了許多方案，試圖將行政體係現代化並改善當地經濟。專製主義和啟蒙運動的關係不斷變化，可能與改革並不相關，不過領主和官僚都在審查並實施各種方案，來改善當地政府的運行。例如，普魯士於1763年頒布了《鄉村學校規程》（generandschulreglement），將初等教育義務化，1766年又進行了區劃改革ndratsreform），1770年實施行政改革，1766年關稅和消費稅改革，1765—1770年農業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編撰、1794年出版普魯士法典。普魯士法典的出版確立了普魯士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性質。1763年後，隻有軍隊未進行改革。約瑟夫二世統治下的奧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約瑟夫二世特別關心的教會和農業改革，也毫不遜色。不論是普魯士還是奧地利，在改革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領主沒有意識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於是，比領主更了解社會現實的官僚們，隻得繞過甚至哄騙領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實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約瑟夫二世的政績如何，由於他們的半集權、半官僚、半專製、半啟蒙的統治性質，邦國中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一些小邦國中，領主與社會的脫節可能沒有那麽嚴重，其統治的領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語言組成也較為單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領地，以及程度稍輕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地區），因此民眾更為同質，更好管理。小邦國關乎軍事力量和國家建設的改革較少，而針對民眾生活水平的改革則更多。
人們也嚐試著改革帝國本身。由於普魯士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包含的一些帝國憲法的規定並不理會，許多人因此認為，帝國本身需要改革。同時，普魯士的崛起對奧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有可能和歐洲其他國家結盟。因此，一些中小規模的邦國打算聯合起來，形成第三股勢力，以實現權力的平衡。18世紀80年代，各方積極改革帝國。然而，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敗了。因普魯士主導了諸侯聯盟並將自身的政治計謀置於帝國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時的問題上），小邦國聯合為“第三個德意誌”（後來的稱呼）的行動受挫，而教會的改革也與約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衝突，並在羅馬教廷中激起眾怒。18世紀90年代初的德意誌帝國雖不是無可救藥的一潭死水，但確實陷入了某種混亂之中。
不過，18世紀90年代初的帝國完全跟革命不沾邊。社會上的確有一些矛盾，這些矛盾雖和往常一樣，但形式有些變化，也預示了19世紀初期的一些問題。由於農業改革等因素，人口開始增長，同時伴隨著窮人和乞丐數量的增長，引發了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知識分子有些不滿，18世紀80年代有了點政治自由主義的苗頭。不過總的來說，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大多數德國人起初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尤其是西部地區，還有一種優越感，覺得德國不需要革命就能夠改革。1792年起，當正在革命的法國和普魯士、奧地利開戰時，這種帶著點同情的遠觀卻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了。因為法國大革命從揮舞著理想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變成了恐怖的政權，帶著侵略性和帝國主義的獨裁統治。德國受到了全方位的影響，被攻擊、肆虐、占領、整頓、剝削、挑釁，整個德國都受到了震驚。1815年，德國已經麵目全非。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鬆鬆垮垮的神聖羅馬帝國徹底解體。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誕生了歐洲的新條約，用來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啟了德國曆史的新時期。
1792年，法國入侵神聖羅馬帝國。在法國順利取得幾次勝利後，1794年贏得了萊茵河以西的土地，並一直統治到1814年。雖然有些曆史學家（尤其是東德曆史學家）一直在查詢檔案，試圖找到雅各賓派留在德國的證據，而其他曆史學家（主要是西德的）則一直在搜尋早期民主派或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證據。總體上，大多數德意誌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從新政權的統治。這些新政權還包括格奧爾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領導下的傀儡政權美茵茨共和國。這些地區至今還留有法國占領時期的痕跡。法國在這些地區整頓了行政、司法和法律製度，廢除了農奴製和封建等級。至今，法國與德國仍為萊茵河到底是“法國的邊疆”還是“德國的河流”而爭論不休。德法兩國對薩爾（saar）、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地區（lorraine）的爭議持續不斷，這種爭議在後來的一個半世紀中一直影響著德法關係。
1801年簽訂的《呂內維爾條約》（treaty of lunéville）將萊茵河左岸割讓給了法國，德國南部和西部的中小邦國遭到領地變更。圍繞著帝國內部如何補償這些邦國，1803年，帝國召開的一次議會通過了所謂的《全帝國代表會總決議》（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廢除了大量先前獨立的政治單元，或將它們並入大的領地中。就這樣，約350個自由的帝國騎士和伯爵失去了領地，也失去了他們和皇帝的“直接”隸屬關係。取消了112個政治單元，其中包括20個大主教區和教會諸侯領地，40個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以及除了6個自由城市以外所有的自由城市。許多領主自然很高興自己的領地又增加了，他們選擇了無視拿破侖此舉的真實目的—將自己贏得的德意誌領地變為法國的殖民地。拿破侖腳踏歐洲的大片土地，於1804年秋稱帝。奧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2）也在同一時間稱帝，獲得了“奧地利皇帝”的稱號。於是，一些從拿破侖革命中受益的德意誌小邦決定退出神聖羅馬帝國，將自己置於法國的庇護之下。1806年7月，拿破侖創立了萊茵聯邦（rheinbund），由16個德意誌邦國組成，其中包括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黑森—達姆施塔特等，還在神聖羅馬帝國外建立了華沙大公國。萊茵聯邦實行《拿破侖法典》，並展開了包括廢除農奴製在內的一係列改革。1806年8月6日，已經沒有實際意義的神聖羅馬帝國被正式廢除。
1795年起，普魯士一直保持中立。然而，1806年9月，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3, 1797—1840）十分不明智地決定和法國宣戰。普魯士軍隊在18世紀晚期，由於幾十年未進行改革，紀律渙散，又因準備不足，於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戰役中大敗給了當時勇猛的法國軍隊。1807年《提爾西特條約》（peace of tilsit）簽訂，普魯士易北河以西的土地全數歸於法國，還搭上了東部的一些領土。此外，還須賠款，並為拿破侖後續的進軍提供一些人馬和資金。這次戰敗為普魯士提供了一係列改革的機會和動力。
圖19 1806年耶拿戰役。出處：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普魯士的一係列改革既不是單個的統一工程，也不是由關係密切、組成單一的革命者推動的。兩個主要改革者的名字經常被一個誤導人的連字符連起來，被稱為是“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但其實兩者的意見根本是互相衝突的）。一小部分改革者利用普魯士戰敗的現狀，試圖將以前的改革計劃付諸實踐，而其他措施則是作為“防禦性的現代化”方法來加以實施，或針對某些迫切的需求進行改革。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經濟和軍事領域。
1807年，農奴製被廢除。因為農民一般無法付清補償款，他們名義上的自由在實際中意義寥寥，主要的受益人還是貴族（最初的立法後來也被修訂為偏向貴族）。“莊園”的概念使得出身，而非社會階級決定了地位。一旦這個限製被打破後，貴族就可以進入中產階級從事的行業，而農民和中產階級就能（至少在理論上）購買貴族的地產。從等級社會到階級社會的轉變使勞動力的流動成為可能，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後來的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還有協會限製權力的廢除，以及內部貿易壁壘包括城市消費稅的消除。不過，這時的經濟改革隻是局部改革，一些措施後來又被廢除了。例如，1810年廢除了貴族免稅製度，但1819年又重新實施。另外，直到1848年，普魯士貴族還一直對他們之前的農奴享有民事管轄權，直到1872年還有警衛特權，直到1891年還有一些行政特權。政治上，普魯士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其部門和內閣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既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民議會。城市可以自治，但農村不可以。法國令人震驚的軍事勝利也引發了普魯士的軍隊改革，並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克勞塞維茨（usewitz）主導。1813年引入征兵製，建立了戰時後備軍ndwehr），1814年通過了軍隊法。但改革還是沒有完成。1815年後，征兵實際上並非麵向全民。教育上，18世紀基礎教育義務製得到了普及，職業技術中學和貴族的騎士學院也進行擴招。此外，普魯士在這個時期還引入了精英中學—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a），並在柏林建立了洪堡大學。從占領研究前沿到為歐洲工業化培養最優秀的勞動力，普魯士的教育在19世紀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雖然普魯士的改革受到了一些限製，成果也參差不齊，並缺乏整體的協調性，但總的來說，改革還是成功地讓普魯士能夠更好地麵對19世紀的挑戰。
與此同時，拿破侖戰爭一直持續著。1809年，奧地利在一場戰役中被拿破侖打敗。但1812年，超負荷且裝備不足的法國軍隊在俄羅斯反被打敗。1813年，德國的命運開始逆轉。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的聯合軍隊在萊比錫大勝拿破侖，萊茵聯盟解散，拿破侖在德國北部的邦國也相應解體。德意誌南部的邦國和奧地利簽訂了條約。這場解放戰爭在1814年4月終於落下了帷幕。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維也納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由奧地利1809—1848年在任的外交部部長梅特涅（metternich）主導，他在1821年出任奧地利首相。維也納會議因拿破侖從埃爾巴島出逃而暫停，但馬上又恢複進行，為歐洲事務未來的走向拍板。
二十二年的歐洲戰事終於結束了，維也納會議上洋溢著濃厚的節日氣氛。大會上歌舞升平，大宴賓客。不過大會的目的卻是十分嚴肅的。它要讓德國成為強大穩定的政權，以對抗未來法國可能的侵略。同時，它還要保證，再也不會重現諸侯眾多、鬆散低效的帝國體製。大會結束後，拿破侖對德意誌進行的整頓大多被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被擴展到了其他地區。
根據維也納會議建立德意誌邦聯（deutscher bund），取代了神聖羅馬帝國。邦聯由38個成員組成（1817年後是39個），其中包括34個邦國和4個自由城市。邦聯的邊界基本上和原來神聖羅馬帝國一致。不過從文化或民族的角度來說，它並未包括所有中歐的德意誌人口，因為它包括了少數非德意誌人（比如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同時一些德意誌人並未被包括在內。英格蘭國王作為漢諾威領主（直到1837年）也是邦聯的成員之一。邦聯自身並不是個聯邦國家（bundesstaat），而是個鬆散的邦國聯盟（staatenbund）。它沒有總首領，也沒有行政機構，更沒有共同的法律製度或公民身份，隻能做出少數共同決議。法蘭克福舉行的邦聯議會上，大使們代表的是各自國家的利益。
至少相較18世紀而言，這些國家更為強大。每個領地都經曆了整頓。很明顯，新的國家是由於小領地的並入而擴大的。尤其是普魯士，雖然一開始不情願，但還是收獲了萊茵蘭和威斯特伐利亞。這一舉措是為了讓普魯士能夠成為與法國和俄羅斯抗衡的第三大力量。在這個過程中，普魯士的人口翻倍，並為這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帶來了豐富的礦產和發達的工商業。另一方麵，雖然普魯士必須放棄一些從波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割據中獲取的西部土地，這從普魯士的角度來看是損失，但長期來說，將普魯士所屬的領地西移實則增強了普魯士在奧普爭雄中的實力，普魯士成為更能代表德意誌利益的國家。作為德意誌的守護者，它在中歐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升。而這就向國家統一邁出了一步，這是曆史發展和普魯士主導下的必然結果。拿破侖時期出現的領地國家不僅在規模上有所擴大，在其他方麵也取得了進步。領主們擁有完整的主權和實權。由於拿破侖時期的一些迫切需求，許多國家改革了行政和法律體係，使其變得更加高效。農奴製、協會特權和對勞動力流動的限製均被廢除，後來也沒有恢複。19世紀，在許多擴大的領地上，誕生了動人的當地神話和傳統風俗，強烈的本土意識興起並維持下來，比如巴伐利亞。如果德國統一，這些本土意識則很容易就被淹沒了。
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政治產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影響，而對其他領域的影響則難以確定。經濟上，法國對英國在陸路上的阻斷，並未對德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持久的好處。對貿易和勞動力流動等封建限製的解除，正是未來經濟騰飛的前提。而拿破侖戰爭從整體上來說，可能減緩了德國的經濟發展（法國直接管理的萊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認為民族解放戰爭將赫德的文化民族主義轉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義。不過，這可能誇大了事實。這個時期的政治民族主義隻稍稍撩動了人們的心，對地方本土的忠誠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上，普遍的推論也必須加一個限製條件。德國知識分子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常被說成是一開始同情、感興趣，但當大革命變成恐怖的屠殺時，他們就畏縮、恐慌。於是，學者們就以為這種恐懼根深蒂固、存在已久，並困擾了德國的政治文化長達至少一個世紀。雖然這可能大致刻畫了少數人的態度（其中既有統治者，也有知識分子），但是絕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國人，更不能以此簡單粗暴地解釋後來的德國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樣，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風雲變幻的時局造成的結果。雖然政治思想根植於現存的傳統和製度，但也必須考慮到特定時期多種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並闡明各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地圖5.2 1815年時的德意誌邦聯
1815年的德國和1648年的德國大相徑庭。但從外表來看，並沒有那麽多的不同：其土地大多是農業用地，有村莊，有起伏的牧場和茂密的森林，有中世紀的城鎮和城堡，還有雄偉的宮殿、教堂和修道院。所有這些在下一個世紀都要改變。法國大革命震動了德國政治，但下一個世紀，工業革命將給德國帶來更大的變化。由於德國奇特的政治格局，政治危機和社會經濟變革的相互作用對德國今後的發展影響深遠，並一直持續到21世紀。
人們也嚐試著改革帝國本身。由於普魯士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包含的一些帝國憲法的規定並不理會，許多人因此認為，帝國本身需要改革。同時，普魯士的崛起對奧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有可能和歐洲其他國家結盟。因此，一些中小規模的邦國打算聯合起來，形成第三股勢力，以實現權力的平衡。18世紀80年代，各方積極改革帝國。然而，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敗了。因普魯士主導了諸侯聯盟並將自身的政治計謀置於帝國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時的問題上），小邦國聯合為“第三個德意誌”（後來的稱呼）的行動受挫，而教會的改革也與約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衝突，並在羅馬教廷中激起眾怒。18世紀90年代初的德意誌帝國雖不是無可救藥的一潭死水，但確實陷入了某種混亂之中。
不過，18世紀90年代初的帝國完全跟革命不沾邊。社會上的確有一些矛盾，這些矛盾雖和往常一樣，但形式有些變化，也預示了19世紀初期的一些問題。由於農業改革等因素，人口開始增長，同時伴隨著窮人和乞丐數量的增長，引發了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知識分子有些不滿，18世紀80年代有了點政治自由主義的苗頭。不過總的來說，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大多數德國人起初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尤其是西部地區，還有一種優越感，覺得德國不需要革命就能夠改革。1792年起，當正在革命的法國和普魯士、奧地利開戰時，這種帶著點同情的遠觀卻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了。因為法國大革命從揮舞著理想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變成了恐怖的政權，帶著侵略性和帝國主義的獨裁統治。德國受到了全方位的影響，被攻擊、肆虐、占領、整頓、剝削、挑釁，整個德國都受到了震驚。1815年，德國已經麵目全非。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鬆鬆垮垮的神聖羅馬帝國徹底解體。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誕生了歐洲的新條約，用來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啟了德國曆史的新時期。
1792年，法國入侵神聖羅馬帝國。在法國順利取得幾次勝利後，1794年贏得了萊茵河以西的土地，並一直統治到1814年。雖然有些曆史學家（尤其是東德曆史學家）一直在查詢檔案，試圖找到雅各賓派留在德國的證據，而其他曆史學家（主要是西德的）則一直在搜尋早期民主派或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證據。總體上，大多數德意誌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從新政權的統治。這些新政權還包括格奧爾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領導下的傀儡政權美茵茨共和國。這些地區至今還留有法國占領時期的痕跡。法國在這些地區整頓了行政、司法和法律製度，廢除了農奴製和封建等級。至今，法國與德國仍為萊茵河到底是“法國的邊疆”還是“德國的河流”而爭論不休。德法兩國對薩爾（saar）、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地區（lorraine）的爭議持續不斷，這種爭議在後來的一個半世紀中一直影響著德法關係。
1801年簽訂的《呂內維爾條約》（treaty of lunéville）將萊茵河左岸割讓給了法國，德國南部和西部的中小邦國遭到領地變更。圍繞著帝國內部如何補償這些邦國，1803年，帝國召開的一次議會通過了所謂的《全帝國代表會總決議》（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廢除了大量先前獨立的政治單元，或將它們並入大的領地中。就這樣，約350個自由的帝國騎士和伯爵失去了領地，也失去了他們和皇帝的“直接”隸屬關係。取消了112個政治單元，其中包括20個大主教區和教會諸侯領地，40個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以及除了6個自由城市以外所有的自由城市。許多領主自然很高興自己的領地又增加了，他們選擇了無視拿破侖此舉的真實目的—將自己贏得的德意誌領地變為法國的殖民地。拿破侖腳踏歐洲的大片土地，於1804年秋稱帝。奧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2）也在同一時間稱帝，獲得了“奧地利皇帝”的稱號。於是，一些從拿破侖革命中受益的德意誌小邦決定退出神聖羅馬帝國，將自己置於法國的庇護之下。1806年7月，拿破侖創立了萊茵聯邦（rheinbund），由16個德意誌邦國組成，其中包括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黑森—達姆施塔特等，還在神聖羅馬帝國外建立了華沙大公國。萊茵聯邦實行《拿破侖法典》，並展開了包括廢除農奴製在內的一係列改革。1806年8月6日，已經沒有實際意義的神聖羅馬帝國被正式廢除。
1795年起，普魯士一直保持中立。然而，1806年9月，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3, 1797—1840）十分不明智地決定和法國宣戰。普魯士軍隊在18世紀晚期，由於幾十年未進行改革，紀律渙散，又因準備不足，於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戰役中大敗給了當時勇猛的法國軍隊。1807年《提爾西特條約》（peace of tilsit）簽訂，普魯士易北河以西的土地全數歸於法國，還搭上了東部的一些領土。此外，還須賠款，並為拿破侖後續的進軍提供一些人馬和資金。這次戰敗為普魯士提供了一係列改革的機會和動力。
圖19 1806年耶拿戰役。出處：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普魯士的一係列改革既不是單個的統一工程，也不是由關係密切、組成單一的革命者推動的。兩個主要改革者的名字經常被一個誤導人的連字符連起來，被稱為是“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但其實兩者的意見根本是互相衝突的）。一小部分改革者利用普魯士戰敗的現狀，試圖將以前的改革計劃付諸實踐，而其他措施則是作為“防禦性的現代化”方法來加以實施，或針對某些迫切的需求進行改革。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經濟和軍事領域。
1807年，農奴製被廢除。因為農民一般無法付清補償款，他們名義上的自由在實際中意義寥寥，主要的受益人還是貴族（最初的立法後來也被修訂為偏向貴族）。“莊園”的概念使得出身，而非社會階級決定了地位。一旦這個限製被打破後，貴族就可以進入中產階級從事的行業，而農民和中產階級就能（至少在理論上）購買貴族的地產。從等級社會到階級社會的轉變使勞動力的流動成為可能，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後來的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還有協會限製權力的廢除，以及內部貿易壁壘包括城市消費稅的消除。不過，這時的經濟改革隻是局部改革，一些措施後來又被廢除了。例如，1810年廢除了貴族免稅製度，但1819年又重新實施。另外，直到1848年，普魯士貴族還一直對他們之前的農奴享有民事管轄權，直到1872年還有警衛特權，直到1891年還有一些行政特權。政治上，普魯士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其部門和內閣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既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民議會。城市可以自治，但農村不可以。法國令人震驚的軍事勝利也引發了普魯士的軍隊改革，並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克勞塞維茨（usewitz）主導。1813年引入征兵製，建立了戰時後備軍ndwehr），1814年通過了軍隊法。但改革還是沒有完成。1815年後，征兵實際上並非麵向全民。教育上，18世紀基礎教育義務製得到了普及，職業技術中學和貴族的騎士學院也進行擴招。此外，普魯士在這個時期還引入了精英中學—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a），並在柏林建立了洪堡大學。從占領研究前沿到為歐洲工業化培養最優秀的勞動力，普魯士的教育在19世紀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雖然普魯士的改革受到了一些限製，成果也參差不齊，並缺乏整體的協調性，但總的來說，改革還是成功地讓普魯士能夠更好地麵對19世紀的挑戰。
與此同時，拿破侖戰爭一直持續著。1809年，奧地利在一場戰役中被拿破侖打敗。但1812年，超負荷且裝備不足的法國軍隊在俄羅斯反被打敗。1813年，德國的命運開始逆轉。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的聯合軍隊在萊比錫大勝拿破侖，萊茵聯盟解散，拿破侖在德國北部的邦國也相應解體。德意誌南部的邦國和奧地利簽訂了條約。這場解放戰爭在1814年4月終於落下了帷幕。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維也納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由奧地利1809—1848年在任的外交部部長梅特涅（metternich）主導，他在1821年出任奧地利首相。維也納會議因拿破侖從埃爾巴島出逃而暫停，但馬上又恢複進行，為歐洲事務未來的走向拍板。
二十二年的歐洲戰事終於結束了，維也納會議上洋溢著濃厚的節日氣氛。大會上歌舞升平，大宴賓客。不過大會的目的卻是十分嚴肅的。它要讓德國成為強大穩定的政權，以對抗未來法國可能的侵略。同時，它還要保證，再也不會重現諸侯眾多、鬆散低效的帝國體製。大會結束後，拿破侖對德意誌進行的整頓大多被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被擴展到了其他地區。
根據維也納會議建立德意誌邦聯（deutscher bund），取代了神聖羅馬帝國。邦聯由38個成員組成（1817年後是39個），其中包括34個邦國和4個自由城市。邦聯的邊界基本上和原來神聖羅馬帝國一致。不過從文化或民族的角度來說，它並未包括所有中歐的德意誌人口，因為它包括了少數非德意誌人（比如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同時一些德意誌人並未被包括在內。英格蘭國王作為漢諾威領主（直到1837年）也是邦聯的成員之一。邦聯自身並不是個聯邦國家（bundesstaat），而是個鬆散的邦國聯盟（staatenbund）。它沒有總首領，也沒有行政機構，更沒有共同的法律製度或公民身份，隻能做出少數共同決議。法蘭克福舉行的邦聯議會上，大使們代表的是各自國家的利益。
至少相較18世紀而言，這些國家更為強大。每個領地都經曆了整頓。很明顯，新的國家是由於小領地的並入而擴大的。尤其是普魯士，雖然一開始不情願，但還是收獲了萊茵蘭和威斯特伐利亞。這一舉措是為了讓普魯士能夠成為與法國和俄羅斯抗衡的第三大力量。在這個過程中，普魯士的人口翻倍，並為這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帶來了豐富的礦產和發達的工商業。另一方麵，雖然普魯士必須放棄一些從波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割據中獲取的西部土地，這從普魯士的角度來看是損失，但長期來說，將普魯士所屬的領地西移實則增強了普魯士在奧普爭雄中的實力，普魯士成為更能代表德意誌利益的國家。作為德意誌的守護者，它在中歐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升。而這就向國家統一邁出了一步，這是曆史發展和普魯士主導下的必然結果。拿破侖時期出現的領地國家不僅在規模上有所擴大，在其他方麵也取得了進步。領主們擁有完整的主權和實權。由於拿破侖時期的一些迫切需求，許多國家改革了行政和法律體係，使其變得更加高效。農奴製、協會特權和對勞動力流動的限製均被廢除，後來也沒有恢複。19世紀，在許多擴大的領地上，誕生了動人的當地神話和傳統風俗，強烈的本土意識興起並維持下來，比如巴伐利亞。如果德國統一，這些本土意識則很容易就被淹沒了。
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政治產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影響，而對其他領域的影響則難以確定。經濟上，法國對英國在陸路上的阻斷，並未對德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持久的好處。對貿易和勞動力流動等封建限製的解除，正是未來經濟騰飛的前提。而拿破侖戰爭從整體上來說，可能減緩了德國的經濟發展（法國直接管理的萊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認為民族解放戰爭將赫德的文化民族主義轉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義。不過，這可能誇大了事實。這個時期的政治民族主義隻稍稍撩動了人們的心，對地方本土的忠誠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上，普遍的推論也必須加一個限製條件。德國知識分子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常被說成是一開始同情、感興趣，但當大革命變成恐怖的屠殺時，他們就畏縮、恐慌。於是，學者們就以為這種恐懼根深蒂固、存在已久，並困擾了德國的政治文化長達至少一個世紀。雖然這可能大致刻畫了少數人的態度（其中既有統治者，也有知識分子），但是絕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國人，更不能以此簡單粗暴地解釋後來的德國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樣，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風雲變幻的時局造成的結果。雖然政治思想根植於現存的傳統和製度，但也必須考慮到特定時期多種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並闡明各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地圖5.2 1815年時的德意誌邦聯
1815年的德國和1648年的德國大相徑庭。但從外表來看，並沒有那麽多的不同：其土地大多是農業用地，有村莊，有起伏的牧場和茂密的森林，有中世紀的城鎮和城堡，還有雄偉的宮殿、教堂和修道院。所有這些在下一個世紀都要改變。法國大革命震動了德國政治，但下一個世紀，工業革命將給德國帶來更大的變化。由於德國奇特的政治格局，政治危機和社會經濟變革的相互作用對德國今後的發展影響深遠，並一直持續到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