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錯與愚蠢之間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作者：傑弗裏·瓦夫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俄羅斯人比大部分人更敏銳嗅聞到奧匈帝國的腐敗味。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遭擊潰後，俄羅斯人對腐敗有了頗為深切的體會。先前俄羅斯人一意往東亞擴張，從而與日本兵戎相向，這時則看準時機把目光轉回歐洲。沙皇尼古拉二世受到泛斯拉夫主義（認為所有斯拉夫人該團結為一並由俄羅斯領導的一種意識形態）鼓舞，誓言推進巴爾幹半島，扶植塞爾維亞之類的斯拉夫王國，並吞通往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的陸橋，收複往日的東正教首府，透過土耳其海峽連接黑海和地中海。若如願，俄國將一雪敗於亞洲的恥辱，逃出黑海的“牢籠”，以歐洲最強國之姿宣告他們的到來。[1]
俄國在這一戰略轉向中選擇塞爾維亞作為其重要盟友，對奧匈帝國來說大為不妙。塞爾維亞易受擺布且親奧地利的奧布廉諾維奇（obrenovic）王朝，一九〇三年遭親俄且走強勢民族主義路線的彼得·卡拉喬爾傑維奇（peter karageorgevic）推翻。國王彼得和其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 pasic），看出歐洲兩大病夫（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都積弱不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在舊政策（扶持奧斯曼帝國）和新政策（承認從該帝國的巴爾幹半島諸省脫離自立的新國家，如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之間達成痛苦的妥協，由於會議本身沒有一以貫之的原則，從而為各種改變打開了大門。塞爾維亞覺得可以放手蠶食周邊仍屬奧斯曼帝國領土的省份，包括馬其頓、新帕紮爾區（sanjak of novipazar）、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甚至覺得可以放手將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匈牙利、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境內受奧地利統治的兩百一十萬塞爾維亞人納入管轄。[2]塞爾維亞人決意借與俄羅斯結盟之勢往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境內擴張，開辟一條穿越新帕紮爾區抵達黑山和海濱的走廊，並開始摧毀哈布斯堡君主國，即塞爾維亞人所戲稱為“由借來之羽毛製成的華麗俗氣之鳥”。[3]
那些借來的羽毛，有許多拔自塞爾維亞的舊版圖。一八六七年奮力脫離土耳其統治獨立建國，以貝爾格萊德為首都的塞爾維亞，領土涵蓋了十四世紀時遭土耳其人消滅的舊塞爾維亞帝國將近一半之版圖。塞爾維亞人決意於二十世紀重建該帝國，為此，他們要收複馬其頓（塞爾維亞古都史高比耶的所在地區）、科索沃（黑鳥平原的所在，十四世紀時塞爾維亞在黑鳥平原輸掉一場大戰役，從此淪為亡國之民，受土耳其統治），還要竭盡所能奪取奧匈帝國領土。[4]這時塞爾維亞自稱“巴爾幹的普魯士”，打算一統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一更大的塞爾維亞王國，一如俾斯麥一統德意誌人。一九〇三年巴爾幹半島上有一千萬南斯拉夫人，但其中隻有三百五十萬居住在塞爾維亞或黑山境內，其他南斯拉夫人住在奧斯曼帝國或奧匈帝國境內。塞爾維亞想把他們全納入自己轄下，且準備為此一戰。[5]
弗朗茨·約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察覺到這危險：如果塞爾維亞人真的一統所有南斯拉夫人，他們會建立一個由塞爾維亞主導的“南斯拉夫”，進而把奧匈帝國擠出巴爾幹半島。這一由貝爾格萊德治理的“南斯拉夫”，會把奧地利的軍事占領區和土耳其即將不保的諸省，全納入一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勢力底下[6]，情況就和一八六〇年代皮埃蒙特人把奧地利人趕出意大利、普魯士人把奧地利人趕出德國類似。這時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開始把塞爾維亞人稱作多瑙河的皮埃蒙特，並於一九〇六年說服皇帝任命阿洛伊斯·列克薩·馮·埃倫塔爾伯爵為外長，冀望借此讓在前兩任平庸外長領導下死氣沉沉的哈布斯堡外交部展現衝勁。[7]前兩任外長有氣無力地推動奧、俄兩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友好協議，新外長埃倫塔爾則想打掉既有的協議，從頭開始。奧匈帝國無力重組巴爾幹半島，但他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誠如妙語如珠的維也納人卡爾·克勞斯所寫的，“政策是用來隱藏你真正實力的東西”。[8]奧地利是個弱國，但會擺出強國的樣子。
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駐聖彼得堡大使後，埃倫塔爾即認定俄羅斯人無力反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實行的新侵略性政策。他從未想到情況可能與其認定的背道而馳：在東亞吃了敗仗後，俄羅斯人禁不起在歐洲也吃敗仗。埃倫塔爾的認定完全未考慮到奧匈帝國軍力的薄弱，卻洋洋自得於自己的真知灼見，於是放手在巴爾幹半島施行強硬政策，決意擊退俄羅斯人，把哈布斯堡王朝的諸民族團結起來支持重振雄風的王朝，威嚇塞爾維亞人，提醒德國人奧匈帝國仍有能力管理其（縮水的）勢力範圍。埃倫塔爾主張，已該是時候把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三十年猶疑不決的占領轉變為大膽的吞並。吞並波斯尼亞將讓奧地利有機會拿下其更大的標的：薩洛尼卡。薩洛尼卡曾是馬其頓王國的最大城市，後來成為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的富裕港口，二十世紀時仍是巴爾幹半島上最有戰略價值的要地。埃倫塔爾打算拿下該城，借由一條貫穿馬其頓地區與新帕紮爾區的走廊將其與哈布斯堡帝國連接，控製這個愛琴海港口通往中東與亞洲的貿易路線，利用這港口來打開的裏雅斯特、阜姆（fiume，克羅地亞語稱裏耶卡/rijeka）這兩個位於亞得裏亞海濱的奧地利“落後地區”。
埃倫塔爾和其恩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打算用這些新吞並的土地（從波斯尼亞往南直到薩洛尼卡），使哈布斯堡君主國改頭換麵。對外部形勢來說，阻止興建從維也納至薩洛尼卡之東部鐵路的土耳其人、塞爾維亞人，將被冷落到一旁。誠如弗朗茨·斐迪南的代言人所說，奧地利將成為“歐洲銜接黎凡特地區與中東的橋梁”。[9]對內，匈牙利將被拿走克羅地亞一地，然後用新征服的巴爾幹地區強化克羅地亞的國力，並在奧地利與克羅地亞聯手下，打造新體製，使有著狼子野心的匈牙利不再那麽猖狂。極無效率的二元君主國將成為較有效率的三元君主國，分別以維也納、布達佩斯、薩格勒布為首都。如果匈牙利人繼續阻撓，將會被奧地利人和克羅地亞人以二比一的投票否決。[10]
小小的塞爾維亞卡住這些宏圖大計。過去，塞爾維亞人臣服於奧地利，但現在，有了俄羅斯這個堅實的靠山，他們能強勢申明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不大需要擔心遭奧匈帝國勢不可擋的入侵。過去受共和法國和帝製英國束縛的俄羅斯人，一九〇七年時已和這兩個大國結成三國協約。這一革命性的外交轉變，使塞爾維亞信心大增，使奧匈帝國不得不投靠維也納眼中唯一可靠的盟邦德國。但德國並不可靠。柏林已實行名叫“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新戰略，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開始打造遠洋艦隊，以挑戰法國、英國的海外帝國。德國有龐大人口（六千八百萬）、強大陸軍（平時有八十萬兵力，戰時有三百萬兵力）、強大工業（歐洲最強大工業），但即便如此，其國力大概還是無法既擊敗英法且騰出足夠力量來助奧地利對抗俄國。除非奧匈帝國打造一支足以嚇阻塞爾維亞人、俄羅斯人的強大陸軍，否則德國可能得在東部戰線和巴爾幹戰線上獨自對抗龐大敵軍。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軍事上投注巨資，既是二十世紀的時代需求，也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但維也納無意思考此事。一八六六年起，作戰方式和科技突飛猛進，歐洲每個國家的軍隊都得妥為因應，否則就等著敗亡。第一項長足的進展——所有男性均得服兵役的製度——幾乎造成財政破產，因為過去從未超過三十萬人的軍隊，這時膨脹到平時的將近百萬和戰時的數百萬。不管是實行在狹窄戰線上集結大量兵力以突破敵方防線的法國原則，還是實行將兵力分散在廣闊戰線上以從側翼包抄的德國原則，都需要龐大兵力來攻打靠征兵組成的敵人大軍和現代的大規模防禦工事。但奧地利人欠缺經費和政治意誌來征召平民並予以武裝；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受訓練的奧地利人仍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二九，相較之下在法國是百分之零點七五，在德國是百分之零點四七，在意大利是百分之零點三七，在俄國是百分之零點三五。照理光根據這點，維也納就該有自知之明，絕勿與別的大國開戰。若動員所有後備兵力來打一場大戰，奧地利受過訓練的兵力不到兩百三十萬，而光是俄國一國的兵力就會是這些的三或四倍之多，國民人數比奧匈帝國少一千萬的法國，兵力也會是這些的兩倍之多。[11]
即使是屈居末座的奧地利兵力，若要為其配備武器，也得花上龐大資金。在競爭非常激烈的歐洲軍事領域，火炮已大幅升級。新的鋼材澆鑄技術、鑿刻來複線技術，使加農炮和榴彈炮能把炮彈投得更遠更準。美國內戰期間火炮的最大射程是兩千碼，這時，標準火炮（例如英國的十八磅炮）能把炮彈射到七千碼外。由於有彈簧和液壓製退複進係統來吸收炮的後坐力，使炮於射擊後固定在原位以供下次發射，所以這些火炮的射速也變快。法國著名的七十五毫米加農炮每分鍾能發射十五至三十發瞄準目標的炮彈或榴霰彈。化學高爆炸藥，例如三硝基甲苯（tnt），取代一八六〇年代的舊黑色火藥炮彈，且殺傷力驚人。這些炮彈配上較好的引信，以炮彈碎片、彈丸、震波殺死大量人員。
較輕型武器在此前幾十年裏也得到大幅改良。用彈盒供彈的連發槍，每分鍾發射十二發子彈，使戰場變成槍林彈雨，迫使所有步槍手都成為奧地利陸軍手冊所說的“走動的軍火庫”，時時吃力背著裝有兩百顆子彈的粗帆布背包。然後，一八八〇年代出現靠氣壓裝置自動裝填子彈的機槍，每分鍾能射出六百發子彈，它們使軍隊火力倍增。單單一支六人機槍隊，就能發出等於一個師的步槍火力，每個營配兩挺機槍，每個師十二個營，火力驚人。
對這些新式急射武器（步槍、機槍、野戰炮）投資的同時，也需要在補給勤務上投入前所未見的龐大資金。一八一三年萊比錫的普魯士滑膛槍兵，打一場仗平均發射二十發子彈；日俄戰爭時，步兵通常發射兩百發或更多發。士兵最多隻能隨身攜帶兩百發子彈，而在激戰時兩百發子彈十五分鍾內就會打完，因此陸軍需要擴大補給勤務。可為每名士兵補給三百發子彈的營、連彈藥車，得推進到射擊前線的部隊，以維持殺敵火力。[12]每個步兵師都得帶著一百二十輛這些彈藥車投入戰場，以便有額外的六十萬發步槍彈和五萬發機槍彈可供使用。
射速和步槍一樣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帶來同樣的成本負擔和後勤難題。十九世紀的戰時，軍隊一周所產炮彈隻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隊每天的炮彈產量則得達到那一數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難理解：一八一三年時萊比錫的一門普魯士加農炮，每天平均發射六十一發炮彈，但一九〇五年時，沈陽的一門俄國加農炮每天發射五百零四發炮彈，促使法國人於一九一四年時配予每門火炮六百發炮彈。若把這些炮彈全運到前線，火炮會被層層堆棧的板條箱淹沒，因此，每個炮兵連（製式的野戰炮兵團編製有十四個炮兵連，每個連配六門火炮），需要十二輛彈藥車，其中六輛密集布設在火炮周邊，另外六輛則跟在部隊後麵，廁身於越拉越長、儼然要將二十世紀陸軍吞沒的輜重隊裏。[13]彈藥車也不是現代軍隊唯一的新式隨行裝備；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師級部隊添備更多車輛來運載反製器物，包括沙包（每個師七千袋）、木頭、梯子、鏟。[14]
要與這些令人膽寒的新武器抗衡，向來沒有遠慮的奧匈帝國得淘汰、更換其已過時的裝備（來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藥步槍和青銅炮），得耗費巨資買進更多一切必要的裝備。維也納還得更新其鐵路、公路，以便將部隊更快運到前線。在奧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場大戰中（一八六六），動員規模相對較小的陸軍，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而針對下一場戰爭，德國打算以僅僅四十二天時間，完成從動員、部署軍隊到消滅英法軍隊，再將其陸軍全部移到東邊以擊敗俄國這整個計劃。德國人希望奧地利的行動和其一樣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龐然、所費不貲的東西，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都敬而遠之。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將軍雀躍於所有新發明的東西（“拿破侖絕認不出這個有著鐵路、公路、電報、電話、汽車、熱氣球、罐頭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約瑟夫卻對這些東西厭惡至極。一九〇六年軍事演習時，有輛還在試驗階段的裝甲車轟轟駛過弗朗茨·約瑟夫的住所旁，惹得這位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皇帝老大不高興，嚴正表示“這種東西絕不會有軍事用處”。[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約瑟夫在精力過人的埃倫塔爾敦促下，往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之路搖搖擺擺前進，心裏對能否成功沒什麽把握。即使有埃倫塔爾支配巴爾幹、地中海的新戰略護體，這項任務看來仍會是一場空；這時那裏有六十七萬四千塞爾維亞人、五十四萬八千穆斯林、三十三萬四千克羅地亞人，隻靠令人瞠目結舌的九千五百名奧地利官員來治理（當年土耳其人隻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員來治理）。這些居民絕大部分認為在奧地利統治下沒什麽好處，因為匈牙利人堅持奧匈帝國的共同經費不得撥用於這些落後省份的發展。這一地區的維持費用，一律得在當地籌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貧窮的當地人負擔，從而等於使他們必然敵視維也納。奧地利人在這些新省份推動土地改革的腳步也很緩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將基督徒農奴（kmet）囚禁在他們的大莊園裏，但奧地利人遲遲不願改革這一製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奧地利人所認定會投向貝爾格萊德而非維也納懷抱的塞爾維亞籍農奴獲得權力。而維也納不願助農奴脫離苦海一事，使農奴必然隻會投向貝爾格萊德的懷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使奧匈帝國不得不有所回應。麵對一個帶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權，而非過去那個懶散的蘇丹國，維也納知道它對占領區的掌控和日後奪取馬其頓、薩洛尼卡的任何舉動，都會遭到青年土耳其黨的質疑。這個改革黨由兩位二十九歲的土耳其陸軍軍官領導，即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和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凱末爾（日後的“阿塔圖爾克”）生於薩洛尼卡；恩維爾的父親在馬其頓謀生，母親是阿爾巴尼亞人。這兩位軍官都認為薩洛尼卡百分之百屬於土耳其，兩人都矢誌統一土耳其，不願見土耳其衰亡。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蘭辛（robertnsing）論道，這個新土耳其“重生於世，帶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會要求立即歸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該地五十萬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黨體製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歐洲的其他省份，不願讓它們落入奧地利之類的基督教國家手裏。[18]在埃倫塔爾看來，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似乎不隻是緩解土耳其的威脅，也是緩解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在薩拉熱窩等地之統治正當性日益尖銳的抨擊，最有效的手段。[19]但這一擬議中的緩解手段，危害奧匈帝國與英國的關係，因為英國不希望削弱大有可為的青年土耳其黨政權。這一手段也可能使奧匈帝國與俄國兵戎相向，因為俄國這時堅定支持彼得·卡拉喬爾傑維奇國王的“大塞爾維亞”計劃。[20]
奧匈帝國領導階層思索並吞之舉時，也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自己欲振乏力的軍隊。若爆發大戰，奧匈帝國將隻能集結出四十八個步兵師，來對抗俄國的九十三個師、法國的八十八個師、意大利的四十六個師、塞爾維亞的十一個師。有位法國軍官於一九一三年拉長調子說道，哈布斯堡陸軍的四十萬兵力，“對一個有五千萬人口的帝國來說，實在不多”。有位德國軍官持同樣見解：“夠打一場對付塞爾維亞的戰役，但不夠打一場歐洲大戰。”[21]
奧匈帝國的火炮數量更為不足，每個師隻配四十二門炮，相較之下，俄國一個師有四十八門炮，德國一個師有八十門炮。莫裏茨·馮·奧芬貝格將軍於一九一一年出任陸軍部長時，發現在火炮對步兵的比例上，奧地利在諸大國裏敬陪末座。奧芬貝格稱火炮是奧匈帝國陸軍的“罩門”，由於這一弱點和其他弱點，他不願介入隱隱即將爆發的巴爾幹戰爭。[22]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確鑿無疑證明鋼炮優於青銅炮，但一九一四年時奧地利人仍購買青銅炮，因為青銅炮較耐用，而較耐用正合匈牙利會計人員的意，但不合奧地利將領的意。
建設新炮兵團得花二十五萬美元購買十六門新野戰炮，財政拮據的奧匈帝國於是繼續使用舊炮兵團，也就是說他們的炮兵連混用四十五種不同的炮，需要用到數十種不同的炮彈。這使炮彈較難以大量生產，在打長期戰爭時則幾乎必然免不了“炮彈危機”。[23]就重炮來說，整個哈布斯堡陸軍隻有五十六門重型榴彈炮。英國武官於一九一三年從維也納寫道：“這支陸軍火炮不足，但火炮昂貴。”這時候，大家都很清楚奧地利財政拮據，為何有此現象也就無須多作解釋。在最近幾場奧地利軍事演習中，這位英國武官驚訝於“火炮比例之低”，推斷“如果他們想在真格的戰爭中做他們在這些演習裏所常想做的事，肯定會受到重創”。奧芬貝格評估過所有層麵後論道，“你絕不會用有利這個字眼來形容我們的狀況”。[24]
奧地利人也未善加利用他們本身的實力。康拉德口頭上認同新的火力戰術——“現代戰爭靠火力拚搏”——但他的戰法仍固守火力時代之前的戰法。康拉德在所有事物上都是半吊子，在這領域亦然。他分析了一九〇三年的英國布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持急射武器的布爾戰士從壕溝裏殲滅來犯的大量英軍），斷定這類現代戰術乃是總動員時奧匈帝國陸軍所可能征募的“男學生、農民、店老板、工廠與辦公室工作者、工匠”所無法學會的。康拉德偏愛較老式的戰術，也就是將使奧匈帝國陸軍在大戰開打僅僅四個月就全軍覆滅的那些戰術。他明知這些戰術大概不管用，卻不以為意。他要找到辦法來使火炮、訓練都越來越不足的奧匈帝國陸軍，在外人眼中仍是支健全的軍隊。外國武官開始談論這支陸軍如何的不堪一擊。
與一八六六年消滅哈布斯堡陸軍的那些戰術相近的突擊戰術，似乎提供了某種並不甚理想的解決之道。[25]康拉德主張，得逼奧地利士兵進攻。取代藍色舊軍服的藍灰色新偽裝服，將能在某種程度上防止遭到敵軍射擊，但要真正免遭敵人火力攻擊，部隊得迅速變換位置（盡管有大批車輛和其他累贅），得在緊要時刻取得數量優勢（盡管敵人有防禦火力），得從側翼包抄敵人（盡管麵對百萬敵軍，連要找到其側翼都很難）。就這麽簡單，或者說康拉德似乎這麽認為。外國武官則沒這麽篤定。卡爾·施瓦岑貝格（karl schwarzenberg）親王在參加了一九〇五年奧匈帝國軍事演習後（在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慘烈殺戮後），目睹組成密集隊形的奧地利“紅”軍進攻站在地麵上的奧地利“藍”軍，兩方都未用鏟子挖戰壕，他大為驚訝。紅軍上刺刀衝鋒；藍軍則排成整齊橫隊，直挺挺站著。施瓦岑貝格轉向身旁打過不久前之日俄戰爭的日本武官，問：“你怎麽看？”日本武官思索片刻，然後說：“不挖壕固守的，死路一條。”[26]
有位奧地利將領把這些弊病歸因於奧地利缺乏實戰經驗。這個君主國自一八六六年起未打過真格的戰爭，基本上已與現實脫節。哈布斯堡王朝的軍事演習，從未測試軍官結合步、騎、炮兵以火力和運動奪取陣地的能力，反倒要他們在地圖上找出重要地點（高地、樹林、村子），然後要他們著手先拿下它們，而這一要求始終意味著要他們以一身花俏裝飾的騎兵中隊和衝刺的步兵縱隊，不顧種種障礙，一徑往前猛衝，完全不停下來偵察敵人和開火。[27]一九一二年，英國武官證實奧匈帝國的軍演的確十足背離“戰爭情況”。小規模戰鬥經事先安排好，然後派士兵到每個排定的“場景”裏。奧地利騎兵隊在一場“突擊”中——排成橫隊的騎兵揮舞著馬刀，好似時為一八一二年，而非一九一二年——拿下一橋頭堡。奧地利步兵以密集連縱隊形攻擊，上刺刀往一百五十米外的敵人衝，真要打起仗來，跑不到一半距離，就遭全殲。
“奧地利陸軍的根本原則，似乎是在完全不開火的情況下盡可能逼近敵人，”這位英國武官驚奇地說道。奧地利炮兵的做法與此背道而馳，但用在炮兵身上又是錯得離譜，“不等敵人進入射程，乃至不等目標出現，就狂轟猛炸把炮彈打完”，無法與步兵友軍合作，且還可能誤殺友軍。步兵、炮兵各打各的，主要是因為奧匈帝國陸軍的火炮不夠多，若要先從遠距離炮轟敵軍，再從更近距離炮擊敵軍以支持步兵衝鋒，就如這位英國軍官所說的，“有可能使步兵在火炮移動的過程中失去支持”。軍事演習也未模擬戰鬥的消耗和為此所必須權衡的得失。在真正的戰爭中，軍官得在多個目標中擇一，在不濫用兵力下達成目標。[28]
一九〇八年秋，在本國軍力仍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奧匈帝國還是並吞了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奧匈帝國用一千一百萬美元和歸還新帕紮爾區打發掉土耳其人，但接下來，俄羅斯不滿自己和塞爾維亞未得到補償，引發一場差點引爆戰爭的危機。[29]埃倫塔爾原承諾協助俄國海軍取得進入達達尼爾海峽（自克裏米亞戰爭起俄羅斯人一直不得進入的海域）的權利，以換取俄國同意上述吞並，但後來食言，使俄羅斯人受到粗暴的外交欺騙和挫敗。埃倫塔爾也讓塞爾維亞人受到類似的挫敗。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隨著希臘並吞克裏特島和保加利亞宣布獨立，違反了一八七八年《柏林條約》，該條約已形同廢文，那麽奧地利也就無須再遵守該條約要它隻能占領而不能吞並波斯尼亞的規定。埃倫塔爾主張，這時，欲“敉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的政治動蕩”必須將其並吞。[30]奧地利要達成其“崇高的文化、政治目標”，就得逼貝爾格萊德解散其位於波斯尼亞境內作戰動員的正規軍和遊擊隊，以及（令塞爾維亞人更覺侮辱的）得逼貝爾格萊德公開表示，願“在不要求賠償或無條件的情況下”與維也納保持“友好關係”。[31]布加勒斯特引爆危機之後，有位美國外交官稱它是“一場引人注目的政治遊戲”。塞爾維亞人原以為，哈布斯堡的吞並行動，違反一八七八年條約，會激起國際眾怒，使奧地利如這位美國人所說的“徹底失去列強的支持”，乃至與一個亟欲捍衛“力弱但勇敢之塞爾維亞”之權利的諸國同盟交戰。[32]
埃倫塔爾奮力逃出困境，但並非毫發無傷。英國外長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爵士痛心於埃倫塔爾的“搗亂行徑”，美國駐維也納大使館憂心忡忡指出，埃倫塔爾個人追求“偉大”之舉，乃是在“玩火，差點使歐洲陷入一場最終會蔓延多廣卻無人能預料的戰爭”。[33]塞爾維亞就希望戰爭擴大，因此曾求援於俄國。但俄國敗於日俄戰爭之後國力仍未恢複，俄國的主要盟邦法國則無意為巴爾幹半島打一場大戰。[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國發給俄國一份照會，即化解了這場危機。德國於照會中要聖彼得堡務必放手讓維也納對付塞爾維亞，不得幹預，“否則情況會一發不可收拾”。[35]俄國身為大國，且是泛斯拉夫主義的旗手，卻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與德意誌族兩強國的意誌較量中敗下陣來。康拉德愚蠢地以為是他的局部動員，而非德國的介入，扭轉了局勢。丘吉爾拉長調子說：“他代表了那個最危險的結合體，即專注於外交政策的參謀總長。”[36]在薩拉熱窩，和康拉德一樣狂熱的戰爭販子邁克爾·阿佩爾（michael appel）主張，出兵懲罰塞爾維亞和黑山將帶來雙重好處，既除去奧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脅，又使奧地利得以振奮人心地壓製內部威脅：“一旦擊敗位於貝爾格萊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夥並將他們解除武裝，我們將往布達佩斯和布拉格進兵，使他們也乖乖聽話。”[37]但阿佩爾，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氣魄而無資源，成不了事，奧芬貝格認為奧匈帝國陸軍在每個方麵都太弱，打不了戰爭。政府會計人員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動員的開銷，就驚得目瞪口呆：一億八千萬克朗（三千六百萬美元），相當於該年軍事預算的一半，等於建造四艘新無畏級戰艦的成本。
就康拉德來說，他隻是驚訝於德國既然已發出最後通牒，奧地利就無須擔心得分兵對付俄羅斯，但埃倫塔爾卻未利用這機會入侵、瓜分塞爾維亞。但因此次大膽行動有功而獲皇帝贈予伯爵之位的埃倫塔爾，沒被表麵的勝利衝昏頭，他清楚理解到這場危機所暴露的一個重要事實：俄羅斯人退縮，完全是因為德國的威脅，而非奧地利的威脅。俄羅斯人會（在德國脅迫下）接受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但不會允許奧地利入侵塞爾維亞。誠如某美國外交官所說的，埃倫塔爾“能得手，主要歸因於虛張聲勢和德國的支持與影響力”。但德國人不會開出空白支票，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的冒險行徑照單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準備。德皇和弗朗茨·約瑟夫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會麵，以強化同盟關係。一九〇九年，奧匈帝國與德國兩國軍方舉行自一八九六年以來的首場參謀會談。上一次兩國參謀碰麵議事時，主要談俄羅斯問題，而在這場新的參謀會談上，毛奇告訴康拉德，他很遺憾一九〇八年未爆發戰爭，“那時的情勢會比幾年後的情勢更有利於奧地利與德國”。[39]新情勢——和德國人所製訂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勢的計劃——的確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參謀會談後，德國人的打算，原隻是在西邊擋住法國，在東邊與奧地利人聯手對俄國發動壓倒性攻勢。一九〇五年，在施裏芬計劃——因德國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響下，一切改觀。德國人的攻守計劃徹底翻轉，改成要以本身少許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奧地利陸軍擋住動員緩慢的俄國人，把德國九成兵力集中對付法國人。照計劃想定，德國人於不到六星期擊敗法國人後，會移師東部戰線解決俄國人。[40]
作戰計劃如此變動，令奧匈帝國大覺不妙，畢竟奧匈帝國戰時動員全部兵力，也將隻有俄國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這一改變，態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參謀總長之前，康拉德寫了一本戰術性著作《論戰術和步兵的戰鬥教育》（<i>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i>），一舉成名。在這本書中，他主張戰鬥成敗取決於心理素質更甚於身體素質。他說，“不怕苦且勇敢”，一往無前且不惜犧牲性命的部隊，即使麵對人數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會打贏。[41]大部分奧地利軍官同意他這看法；布爾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已證明刺刀衝鋒戰術已過時，但在奧地利陸軍，一如在歐洲其他陸軍裏，相信這一戰術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奧地利軍官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寫道：“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奮士氣的作用，絕不容輕描淡寫帶過；刺刀是進攻精神的最佳體現，它將士兵的信心與其欲擊敗敵人的念頭綁在一塊。”[42]
對政局不滿的奧匈帝國士兵，恐怕會是歐洲最不可能為國犧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為意。更糟的，他從未催促德國人告知其作戰計劃細節，他也從未把自己的作戰計劃詳情告訴德國人。兩國陸軍隻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戰略目標（擊敗法、英、俄和征服巴爾幹半島），卻未在如何達成那些目標上達成一致見解。雙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動上的獨立自主，因而隻達成以下共識：奧地利人會在俄羅斯完全動員之前猛攻俄國，德國人會將數量未定的兵力部署於東邊，以為奧地利人將兵力調到東部戰線爭取時間。
康拉德知道屆時他需要時間，因為他打算於進兵俄國途中滅掉塞爾維亞，一個他未告知德國人的計劃。康拉德推斷，從波斯尼亞與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個奧匈帝國師，就足以擊潰塞爾維亞人。他一味認定，直到他攻破貝爾格萊德，把目光轉向東邊為止，剩下的奧匈帝國陸軍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國陸軍，都會在波蘭、加利西亞守住戰線。這一刻意的含糊，將帶給奧地利人災難。即使在平時，俄國陸軍都擁兵一百五十萬，那麽在戰時動員後，會壯大到六百萬或更多。奧地利平時有四十萬現役軍人，戰時最多擴增為兩百萬，且都裝備不良，若碰上俄羅斯大軍如洪水般襲來，隻會滅頂。[43]
埃倫塔爾始終認定，若奧地利在巴爾幹采取強勢政策，將嚇阻俄羅斯，鎮住貝爾格萊德，使奧匈帝國的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洛文尼亞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國。結果情勢發展與此背道而馳：塞爾維亞報界激憤於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遭吞並，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爾維亞政府則鼓勵組織愛國會社，例如在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有二百二十個分部的民族自衛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倫塔爾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羅地亞人提出訴訟，指控他們與貝爾格萊德往來，陰謀叛國。訴訟案的主要證人是奧地利曆史學家海因裏希·弗裏德永（heinrich friedjung），這一轟動一時的審判因此被稱作“弗裏德永審判”（friedjung trial）。弗裏德永、埃倫塔爾和後來的康拉德三人，在這場審判中被確證為叛國證據的那些文件，後來查明是埃倫塔爾的外交部所偽造。這一令人難堪的大挫敗，讓人窺見已開始席卷這個多瑙河君主國的恐慌。卡爾·克勞斯的諷刺性報紙《火炬》（<i>die fackel</i>），以懷疑口吻憤憤說道：“一言以蔽之，奧地利曆史就是如此，發生了那麽多事，卻其實什麽都沒發生。”這場審判是個“地震，但沒有葉子從樹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錯與愚蠢之間的搏鬥”。埃倫塔爾的所作所為“不是製定政策，而是破壞政策”。弗裏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著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劇院（譯按：奧地利國家劇院）式的德語，圓潤洪亮，抑揚有致；他講話的口吻像是奧托卡爾（ottokar）——‘這個奧地利是個好地方’。”克勞斯提到在維也納葡萄酒館裏演奏的歡樂音樂，推斷“葡萄酒館音樂騙不了世人，世人還是會了解這場審判的真正含義”。[45]
埃倫塔爾有一更大策略來強化其在巴爾幹的前進政策，“弗裏德永審判”則是這一更大策略的一環，但塞爾維亞人不接受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爾維亞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亞省長開槍，未擊中。一群塞爾維亞陸軍軍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裏耶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c）為核心，組織了名叫“不統一毋寧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會社，以更利於實現他們的目標。這個以“黑手會”（crna ruka）更為人所知的秘密會社，呼籲巴爾幹半島上的所有塞爾維亞人，包括生活在奧匈帝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集合起來。[46]阿皮斯於一九〇三年時主導殺害塞爾維亞奧布廉諾維奇王朝的末代國王，這時則鼓吹對奧地利人展開“革命性行動，而非文化性行動”。事實表明，他是維也納不能等閑視之的威脅。
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前景更為黯淡。皇帝已同意讓被並吞的居民成立議會，東正教塞爾維亞人、穆斯林波斯尼亞人、天主教克羅地亞人，均得根據本身族群在各省裏的相對數量，選出代表參與。皇帝承諾議會將是實際人口組成（四成三塞爾維亞人、三成五波斯尼亞人、兩成二克羅地亞人）的“真實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為奇地，這議會轉而與奧地利作對，塞爾維亞人的民心轉向塞爾維亞，波斯尼亞人轉向青年土耳其黨，於是維也納搬出不公正的選區重劃辦法（以使塞爾維亞籍選民無法左右選舉結果），並有計劃地廣建教堂以拉攏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隻有一座羅馬天主教堂，三十年後有一百七十九座，還有數十座新隱修院、女隱修院、學校。波赫境內諸省的塞爾維亞族青年與穆斯林青年，被調去哈布斯堡君主國偏遠地區的陸軍部隊服役，比例超乎他們所屬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這稱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將民族主義連根拔除，否則奧地利人無法使它俯首稱臣。奧斯卡·波蒂奧雷克將軍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在薩拉熱窩執掌第十五軍並接任波斯尼亞軍事行政長官時，也抱著和康拉德一樣的看法，即認為隻有向塞爾維亞開戰並將它擊敗，才能減緩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在奧匈帝國境內的擴張。[48]
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國，但奧地利在巴爾幹的地位還是每下愈況，這令康拉德大為沮喪。埃倫塔爾的“大膽出招”，隨著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內部崩潰，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場徒勞。在這同時，塞爾維亞和其諸盟友聲勢日壯。一九〇九年俄國派激烈反奧的官員出任駐貝爾格萊德大使，然後俄國沙皇赴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以及俄意同意就巴爾幹半島日後的任何變動商議），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國得趁其諸多敵人尚未聯合起來反奧之時將它們各個擊破。施裏芬（與康拉德）作戰計劃所依據的那些樂觀的前提，正一個個瓦解。法國出資建造的鐵路將使俄國在幾星期內，而非幾個月內，就陳兵於奧地利邊界。由於奧地利農民黨成員和實業家為與塞爾維亞締結通商條約之事意見不合，最後雖然取得一致意見，卻隻是使奧地利與貝爾格萊德的貿易關係陷入兩敗俱傷的亂局。二十世紀初期，奧匈帝國政府受議會阻撓，不得不以提高豬、牛、李子、小麥、大麥、玉米的關稅來平息奧匈地主的不滿，“豬戰爭”一場接一場爆發，而提高這方麵的關稅，實質上切斷了奧匈政府與塞爾維亞國最有可為的聯結。[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奧地利的進口額，通常占貝爾格萊德總進口額的六成，一戰前夕降到兩成四。美國駐維也納大使很驚訝奧地利人竟錯過“分化塞爾維亞的保守商界人士與激進好戰團體”的機會。英國大使館同樣覺得不可思議：奧地利人未“透過互蒙其利的貿易拔除塞爾維亞對其的危害”，反倒“使塞爾維亞人對其心生敵意，同時未想辦法解決他們潛在的分歧”。[50]
事實上，維也納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貝爾格萊德商界和好戰團體，反倒使他們關係更緊密。一九〇八年，奧匈帝國農民黨成員成功將自塞爾維亞進口的糧食，限製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點六（且即使對如此稀少的進口量，關稅都提高了三倍），塞爾維亞人則回敬以對奧地利製造品課以毀滅性關稅：對紡織品是百分之七十，對刀具是百分之百，諸如此類。大為不妙的，塞爾維亞人還取消向奧地利skoda廠訂購火炮的一筆大訂單，轉向法國的creusot廠下訂，從而使貝爾格萊德與三國協約的軍事關係更為緊密。[51]維也納每年加諸的這項羞辱，使塞爾維亞政府幾度更迭，埃倫塔爾嚴正表示，“隻要塞爾維亞懂得走該走的路，隨時可望得到我們的善意對待”。[52]
兩國關係冰封，因為奧地利人不隻要求讓其（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進入塞爾維亞市場，還堅持要貝爾格萊德廢除其與保加利亞等鄰邦的通商條約[53]。在塞爾維亞，仇恨馬紮爾人與奧地利施瓦比亞人（schwabas）的心態升高，塞爾維亞商人悄悄改赴別地貿易：德國、英國、希臘。康拉德沒把這些惡兆放在心上。他不斷促請埃倫塔爾和皇帝先發製人打擊塞爾維亞人或（把遭奧地利拒買的塞爾維亞豬全買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屬利比亞後變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顧埃倫塔爾的反對，要求開戰，誓言他寧可“斷臂”也不願退縮。奧匈帝國一九一二年秋季軍事演習，排定於匈牙利大平原（alf?ld）舉行，因為那裏的地形“類似北意大利”。[54]
皇帝展現其難得一見（且短暫）的果斷，於一九一一年將康拉德解職，堅持要奧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後康拉德即複職）。對康拉德的好戰已忍無可忍者，不隻弗朗茨·約瑟夫。三年前偷偷答應讓意大利取得利比亞，以換取羅馬接受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之後，埃倫塔爾即對康拉德的愛說大話很不以為然。就連康拉德的恩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認為這位將軍做得太過火，同意將他解職。康拉德失去他應有的分寸，認為他的“職責大於外長（的職責）”，要埃倫塔爾絕勿讓“外交考慮”淩駕於“軍事準備”之上。時任陸軍部長的奧芬貝格，如此概括地說明其對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國必須以行動證明其會出手痛擊，否則會被拖入戰爭。”換句話說，成功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但這一理論上要奧地利向意大利開戰以表明自身立場的主張，現實上不可行；簡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為奧地利盟邦之後，這一主張無論何時都行不通。奧地利人不可能為利比亞問題向意大利開戰，因為誠如奧芬貝格所說，奧地利入侵意大利，幾乎肯定會“引發一場全歐的戰爭”，使奧地利成為眾矢之的。[55]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為十足的絆腳石，於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將他解職，換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將軍。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職後的康拉德，讓他出任高薪的陸軍督察（奧地利陸軍設了許多高薪督察）。康拉德於申布倫宮晉見皇帝時遭皇帝解職，事後他抱怨道，“這”就是“使我們大敗於柯尼希格雷茨”的那個政策。[56]
挑在這時撤換康拉德實在不是時候，因為康拉德下台，舍穆瓦接任時，巴爾幹半島的情勢正處於爆炸邊緣。“舍穆瓦將軍是個什麽樣的人，我到現在還在了解，”法國武官在從維也納發出的報告中說道，“似乎大家對他都所知不多。他個性內向，從未在軍官俱樂部露麵；他在波斯住過一段時間，信了他們宗教的某些東西……軍事情報首長說，舍穆瓦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得花幾個月時間搞懂這個複雜的新職。”[57]事實上，舍穆瓦一八七八年曾以軍事代表團一員的身份奉派前往波斯。這一代表團的任務是向卡紮爾（qajar）王朝國王推銷奧匈帝國的顧問和軍火，但未能如願；波斯國王選擇采用德國顧問和軍火，舍穆瓦落得清閑，跟著幾名伊斯蘭教托缽僧學道，然後，在返回奧地利後，加入秘密的反猶組織“新聖殿騎士會”（new temr oder）。這個組織由耶爾格·蘭茨·馮·利本菲爾斯（j?rgnz von liebenfels）創立，在多瑙河邊某城堡裏舉行神秘儀式聚會，城堡上飄揚著卐旗。[58]
舍穆瓦新接的任務，似乎和他的波斯之行或他的新聖殿騎士團一樣無望成功，情勢不容許他花幾個月時間慢慢進入狀態。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波斯尼亞並吞危機、巴爾幹諸國日益強勢申明自身立場這三件事，全與俄國、法國的安全有某種利害關係。這三者的急速合流，意味著在如何保留土耳其轄下歐洲地區上，國際仍未有共識。羅伯特·蘭辛從美國國務院寫道：“巴爾幹半島是諸民族的戰場，是村子熊熊燃燒的地方，是猝然失去性命的地方……‘和平’是遭人遺忘的字眼。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土耳其人爭奪這塊土地，為此，用他們的血淹沒它，使它覆滿灰燼。”[59]俾斯麥曾著名地宣稱，說這地區“不值得讓波美拉尼亞精銳部隊付出性命”，但這一宣示這時看來愈來愈站不住腳。奧匈帝國和其他強權不久後終將躲不掉這場殺伐。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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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在這一戰略轉向中選擇塞爾維亞作為其重要盟友，對奧匈帝國來說大為不妙。塞爾維亞易受擺布且親奧地利的奧布廉諾維奇（obrenovic）王朝，一九〇三年遭親俄且走強勢民族主義路線的彼得·卡拉喬爾傑維奇（peter karageorgevic）推翻。國王彼得和其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 pasic），看出歐洲兩大病夫（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都積弱不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在舊政策（扶持奧斯曼帝國）和新政策（承認從該帝國的巴爾幹半島諸省脫離自立的新國家，如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之間達成痛苦的妥協，由於會議本身沒有一以貫之的原則，從而為各種改變打開了大門。塞爾維亞覺得可以放手蠶食周邊仍屬奧斯曼帝國領土的省份，包括馬其頓、新帕紮爾區（sanjak of novipazar）、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甚至覺得可以放手將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匈牙利、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境內受奧地利統治的兩百一十萬塞爾維亞人納入管轄。[2]塞爾維亞人決意借與俄羅斯結盟之勢往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境內擴張，開辟一條穿越新帕紮爾區抵達黑山和海濱的走廊，並開始摧毀哈布斯堡君主國，即塞爾維亞人所戲稱為“由借來之羽毛製成的華麗俗氣之鳥”。[3]
那些借來的羽毛，有許多拔自塞爾維亞的舊版圖。一八六七年奮力脫離土耳其統治獨立建國，以貝爾格萊德為首都的塞爾維亞，領土涵蓋了十四世紀時遭土耳其人消滅的舊塞爾維亞帝國將近一半之版圖。塞爾維亞人決意於二十世紀重建該帝國，為此，他們要收複馬其頓（塞爾維亞古都史高比耶的所在地區）、科索沃（黑鳥平原的所在，十四世紀時塞爾維亞在黑鳥平原輸掉一場大戰役，從此淪為亡國之民，受土耳其統治），還要竭盡所能奪取奧匈帝國領土。[4]這時塞爾維亞自稱“巴爾幹的普魯士”，打算一統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一更大的塞爾維亞王國，一如俾斯麥一統德意誌人。一九〇三年巴爾幹半島上有一千萬南斯拉夫人，但其中隻有三百五十萬居住在塞爾維亞或黑山境內，其他南斯拉夫人住在奧斯曼帝國或奧匈帝國境內。塞爾維亞想把他們全納入自己轄下，且準備為此一戰。[5]
弗朗茨·約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察覺到這危險：如果塞爾維亞人真的一統所有南斯拉夫人，他們會建立一個由塞爾維亞主導的“南斯拉夫”，進而把奧匈帝國擠出巴爾幹半島。這一由貝爾格萊德治理的“南斯拉夫”，會把奧地利的軍事占領區和土耳其即將不保的諸省，全納入一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勢力底下[6]，情況就和一八六〇年代皮埃蒙特人把奧地利人趕出意大利、普魯士人把奧地利人趕出德國類似。這時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開始把塞爾維亞人稱作多瑙河的皮埃蒙特，並於一九〇六年說服皇帝任命阿洛伊斯·列克薩·馮·埃倫塔爾伯爵為外長，冀望借此讓在前兩任平庸外長領導下死氣沉沉的哈布斯堡外交部展現衝勁。[7]前兩任外長有氣無力地推動奧、俄兩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友好協議，新外長埃倫塔爾則想打掉既有的協議，從頭開始。奧匈帝國無力重組巴爾幹半島，但他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誠如妙語如珠的維也納人卡爾·克勞斯所寫的，“政策是用來隱藏你真正實力的東西”。[8]奧地利是個弱國，但會擺出強國的樣子。
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駐聖彼得堡大使後，埃倫塔爾即認定俄羅斯人無力反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實行的新侵略性政策。他從未想到情況可能與其認定的背道而馳：在東亞吃了敗仗後，俄羅斯人禁不起在歐洲也吃敗仗。埃倫塔爾的認定完全未考慮到奧匈帝國軍力的薄弱，卻洋洋自得於自己的真知灼見，於是放手在巴爾幹半島施行強硬政策，決意擊退俄羅斯人，把哈布斯堡王朝的諸民族團結起來支持重振雄風的王朝，威嚇塞爾維亞人，提醒德國人奧匈帝國仍有能力管理其（縮水的）勢力範圍。埃倫塔爾主張，已該是時候把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三十年猶疑不決的占領轉變為大膽的吞並。吞並波斯尼亞將讓奧地利有機會拿下其更大的標的：薩洛尼卡。薩洛尼卡曾是馬其頓王國的最大城市，後來成為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的富裕港口，二十世紀時仍是巴爾幹半島上最有戰略價值的要地。埃倫塔爾打算拿下該城，借由一條貫穿馬其頓地區與新帕紮爾區的走廊將其與哈布斯堡帝國連接，控製這個愛琴海港口通往中東與亞洲的貿易路線，利用這港口來打開的裏雅斯特、阜姆（fiume，克羅地亞語稱裏耶卡/rijeka）這兩個位於亞得裏亞海濱的奧地利“落後地區”。
埃倫塔爾和其恩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打算用這些新吞並的土地（從波斯尼亞往南直到薩洛尼卡），使哈布斯堡君主國改頭換麵。對外部形勢來說，阻止興建從維也納至薩洛尼卡之東部鐵路的土耳其人、塞爾維亞人，將被冷落到一旁。誠如弗朗茨·斐迪南的代言人所說，奧地利將成為“歐洲銜接黎凡特地區與中東的橋梁”。[9]對內，匈牙利將被拿走克羅地亞一地，然後用新征服的巴爾幹地區強化克羅地亞的國力，並在奧地利與克羅地亞聯手下，打造新體製，使有著狼子野心的匈牙利不再那麽猖狂。極無效率的二元君主國將成為較有效率的三元君主國，分別以維也納、布達佩斯、薩格勒布為首都。如果匈牙利人繼續阻撓，將會被奧地利人和克羅地亞人以二比一的投票否決。[10]
小小的塞爾維亞卡住這些宏圖大計。過去，塞爾維亞人臣服於奧地利，但現在，有了俄羅斯這個堅實的靠山，他們能強勢申明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不大需要擔心遭奧匈帝國勢不可擋的入侵。過去受共和法國和帝製英國束縛的俄羅斯人，一九〇七年時已和這兩個大國結成三國協約。這一革命性的外交轉變，使塞爾維亞信心大增，使奧匈帝國不得不投靠維也納眼中唯一可靠的盟邦德國。但德國並不可靠。柏林已實行名叫“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新戰略，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開始打造遠洋艦隊，以挑戰法國、英國的海外帝國。德國有龐大人口（六千八百萬）、強大陸軍（平時有八十萬兵力，戰時有三百萬兵力）、強大工業（歐洲最強大工業），但即便如此，其國力大概還是無法既擊敗英法且騰出足夠力量來助奧地利對抗俄國。除非奧匈帝國打造一支足以嚇阻塞爾維亞人、俄羅斯人的強大陸軍，否則德國可能得在東部戰線和巴爾幹戰線上獨自對抗龐大敵軍。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軍事上投注巨資，既是二十世紀的時代需求，也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但維也納無意思考此事。一八六六年起，作戰方式和科技突飛猛進，歐洲每個國家的軍隊都得妥為因應，否則就等著敗亡。第一項長足的進展——所有男性均得服兵役的製度——幾乎造成財政破產，因為過去從未超過三十萬人的軍隊，這時膨脹到平時的將近百萬和戰時的數百萬。不管是實行在狹窄戰線上集結大量兵力以突破敵方防線的法國原則，還是實行將兵力分散在廣闊戰線上以從側翼包抄的德國原則，都需要龐大兵力來攻打靠征兵組成的敵人大軍和現代的大規模防禦工事。但奧地利人欠缺經費和政治意誌來征召平民並予以武裝；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受訓練的奧地利人仍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二九，相較之下在法國是百分之零點七五，在德國是百分之零點四七，在意大利是百分之零點三七，在俄國是百分之零點三五。照理光根據這點，維也納就該有自知之明，絕勿與別的大國開戰。若動員所有後備兵力來打一場大戰，奧地利受過訓練的兵力不到兩百三十萬，而光是俄國一國的兵力就會是這些的三或四倍之多，國民人數比奧匈帝國少一千萬的法國，兵力也會是這些的兩倍之多。[11]
即使是屈居末座的奧地利兵力，若要為其配備武器，也得花上龐大資金。在競爭非常激烈的歐洲軍事領域，火炮已大幅升級。新的鋼材澆鑄技術、鑿刻來複線技術，使加農炮和榴彈炮能把炮彈投得更遠更準。美國內戰期間火炮的最大射程是兩千碼，這時，標準火炮（例如英國的十八磅炮）能把炮彈射到七千碼外。由於有彈簧和液壓製退複進係統來吸收炮的後坐力，使炮於射擊後固定在原位以供下次發射，所以這些火炮的射速也變快。法國著名的七十五毫米加農炮每分鍾能發射十五至三十發瞄準目標的炮彈或榴霰彈。化學高爆炸藥，例如三硝基甲苯（tnt），取代一八六〇年代的舊黑色火藥炮彈，且殺傷力驚人。這些炮彈配上較好的引信，以炮彈碎片、彈丸、震波殺死大量人員。
較輕型武器在此前幾十年裏也得到大幅改良。用彈盒供彈的連發槍，每分鍾發射十二發子彈，使戰場變成槍林彈雨，迫使所有步槍手都成為奧地利陸軍手冊所說的“走動的軍火庫”，時時吃力背著裝有兩百顆子彈的粗帆布背包。然後，一八八〇年代出現靠氣壓裝置自動裝填子彈的機槍，每分鍾能射出六百發子彈，它們使軍隊火力倍增。單單一支六人機槍隊，就能發出等於一個師的步槍火力，每個營配兩挺機槍，每個師十二個營，火力驚人。
對這些新式急射武器（步槍、機槍、野戰炮）投資的同時，也需要在補給勤務上投入前所未見的龐大資金。一八一三年萊比錫的普魯士滑膛槍兵，打一場仗平均發射二十發子彈；日俄戰爭時，步兵通常發射兩百發或更多發。士兵最多隻能隨身攜帶兩百發子彈，而在激戰時兩百發子彈十五分鍾內就會打完，因此陸軍需要擴大補給勤務。可為每名士兵補給三百發子彈的營、連彈藥車，得推進到射擊前線的部隊，以維持殺敵火力。[12]每個步兵師都得帶著一百二十輛這些彈藥車投入戰場，以便有額外的六十萬發步槍彈和五萬發機槍彈可供使用。
射速和步槍一樣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帶來同樣的成本負擔和後勤難題。十九世紀的戰時，軍隊一周所產炮彈隻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隊每天的炮彈產量則得達到那一數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難理解：一八一三年時萊比錫的一門普魯士加農炮，每天平均發射六十一發炮彈，但一九〇五年時，沈陽的一門俄國加農炮每天發射五百零四發炮彈，促使法國人於一九一四年時配予每門火炮六百發炮彈。若把這些炮彈全運到前線，火炮會被層層堆棧的板條箱淹沒，因此，每個炮兵連（製式的野戰炮兵團編製有十四個炮兵連，每個連配六門火炮），需要十二輛彈藥車，其中六輛密集布設在火炮周邊，另外六輛則跟在部隊後麵，廁身於越拉越長、儼然要將二十世紀陸軍吞沒的輜重隊裏。[13]彈藥車也不是現代軍隊唯一的新式隨行裝備；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師級部隊添備更多車輛來運載反製器物，包括沙包（每個師七千袋）、木頭、梯子、鏟。[14]
要與這些令人膽寒的新武器抗衡，向來沒有遠慮的奧匈帝國得淘汰、更換其已過時的裝備（來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藥步槍和青銅炮），得耗費巨資買進更多一切必要的裝備。維也納還得更新其鐵路、公路，以便將部隊更快運到前線。在奧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場大戰中（一八六六），動員規模相對較小的陸軍，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而針對下一場戰爭，德國打算以僅僅四十二天時間，完成從動員、部署軍隊到消滅英法軍隊，再將其陸軍全部移到東邊以擊敗俄國這整個計劃。德國人希望奧地利的行動和其一樣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龐然、所費不貲的東西，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都敬而遠之。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將軍雀躍於所有新發明的東西（“拿破侖絕認不出這個有著鐵路、公路、電報、電話、汽車、熱氣球、罐頭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約瑟夫卻對這些東西厭惡至極。一九〇六年軍事演習時，有輛還在試驗階段的裝甲車轟轟駛過弗朗茨·約瑟夫的住所旁，惹得這位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皇帝老大不高興，嚴正表示“這種東西絕不會有軍事用處”。[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約瑟夫在精力過人的埃倫塔爾敦促下，往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之路搖搖擺擺前進，心裏對能否成功沒什麽把握。即使有埃倫塔爾支配巴爾幹、地中海的新戰略護體，這項任務看來仍會是一場空；這時那裏有六十七萬四千塞爾維亞人、五十四萬八千穆斯林、三十三萬四千克羅地亞人，隻靠令人瞠目結舌的九千五百名奧地利官員來治理（當年土耳其人隻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員來治理）。這些居民絕大部分認為在奧地利統治下沒什麽好處，因為匈牙利人堅持奧匈帝國的共同經費不得撥用於這些落後省份的發展。這一地區的維持費用，一律得在當地籌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貧窮的當地人負擔，從而等於使他們必然敵視維也納。奧地利人在這些新省份推動土地改革的腳步也很緩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將基督徒農奴（kmet）囚禁在他們的大莊園裏，但奧地利人遲遲不願改革這一製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奧地利人所認定會投向貝爾格萊德而非維也納懷抱的塞爾維亞籍農奴獲得權力。而維也納不願助農奴脫離苦海一事，使農奴必然隻會投向貝爾格萊德的懷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使奧匈帝國不得不有所回應。麵對一個帶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權，而非過去那個懶散的蘇丹國，維也納知道它對占領區的掌控和日後奪取馬其頓、薩洛尼卡的任何舉動，都會遭到青年土耳其黨的質疑。這個改革黨由兩位二十九歲的土耳其陸軍軍官領導，即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和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凱末爾（日後的“阿塔圖爾克”）生於薩洛尼卡；恩維爾的父親在馬其頓謀生，母親是阿爾巴尼亞人。這兩位軍官都認為薩洛尼卡百分之百屬於土耳其，兩人都矢誌統一土耳其，不願見土耳其衰亡。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蘭辛（robertnsing）論道，這個新土耳其“重生於世，帶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會要求立即歸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該地五十萬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黨體製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歐洲的其他省份，不願讓它們落入奧地利之類的基督教國家手裏。[18]在埃倫塔爾看來，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似乎不隻是緩解土耳其的威脅，也是緩解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在薩拉熱窩等地之統治正當性日益尖銳的抨擊，最有效的手段。[19]但這一擬議中的緩解手段，危害奧匈帝國與英國的關係，因為英國不希望削弱大有可為的青年土耳其黨政權。這一手段也可能使奧匈帝國與俄國兵戎相向，因為俄國這時堅定支持彼得·卡拉喬爾傑維奇國王的“大塞爾維亞”計劃。[20]
奧匈帝國領導階層思索並吞之舉時，也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自己欲振乏力的軍隊。若爆發大戰，奧匈帝國將隻能集結出四十八個步兵師，來對抗俄國的九十三個師、法國的八十八個師、意大利的四十六個師、塞爾維亞的十一個師。有位法國軍官於一九一三年拉長調子說道，哈布斯堡陸軍的四十萬兵力，“對一個有五千萬人口的帝國來說，實在不多”。有位德國軍官持同樣見解：“夠打一場對付塞爾維亞的戰役，但不夠打一場歐洲大戰。”[21]
奧匈帝國的火炮數量更為不足，每個師隻配四十二門炮，相較之下，俄國一個師有四十八門炮，德國一個師有八十門炮。莫裏茨·馮·奧芬貝格將軍於一九一一年出任陸軍部長時，發現在火炮對步兵的比例上，奧地利在諸大國裏敬陪末座。奧芬貝格稱火炮是奧匈帝國陸軍的“罩門”，由於這一弱點和其他弱點，他不願介入隱隱即將爆發的巴爾幹戰爭。[22]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確鑿無疑證明鋼炮優於青銅炮，但一九一四年時奧地利人仍購買青銅炮，因為青銅炮較耐用，而較耐用正合匈牙利會計人員的意，但不合奧地利將領的意。
建設新炮兵團得花二十五萬美元購買十六門新野戰炮，財政拮據的奧匈帝國於是繼續使用舊炮兵團，也就是說他們的炮兵連混用四十五種不同的炮，需要用到數十種不同的炮彈。這使炮彈較難以大量生產，在打長期戰爭時則幾乎必然免不了“炮彈危機”。[23]就重炮來說，整個哈布斯堡陸軍隻有五十六門重型榴彈炮。英國武官於一九一三年從維也納寫道：“這支陸軍火炮不足，但火炮昂貴。”這時候，大家都很清楚奧地利財政拮據，為何有此現象也就無須多作解釋。在最近幾場奧地利軍事演習中，這位英國武官驚訝於“火炮比例之低”，推斷“如果他們想在真格的戰爭中做他們在這些演習裏所常想做的事，肯定會受到重創”。奧芬貝格評估過所有層麵後論道，“你絕不會用有利這個字眼來形容我們的狀況”。[24]
奧地利人也未善加利用他們本身的實力。康拉德口頭上認同新的火力戰術——“現代戰爭靠火力拚搏”——但他的戰法仍固守火力時代之前的戰法。康拉德在所有事物上都是半吊子，在這領域亦然。他分析了一九〇三年的英國布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持急射武器的布爾戰士從壕溝裏殲滅來犯的大量英軍），斷定這類現代戰術乃是總動員時奧匈帝國陸軍所可能征募的“男學生、農民、店老板、工廠與辦公室工作者、工匠”所無法學會的。康拉德偏愛較老式的戰術，也就是將使奧匈帝國陸軍在大戰開打僅僅四個月就全軍覆滅的那些戰術。他明知這些戰術大概不管用，卻不以為意。他要找到辦法來使火炮、訓練都越來越不足的奧匈帝國陸軍，在外人眼中仍是支健全的軍隊。外國武官開始談論這支陸軍如何的不堪一擊。
與一八六六年消滅哈布斯堡陸軍的那些戰術相近的突擊戰術，似乎提供了某種並不甚理想的解決之道。[25]康拉德主張，得逼奧地利士兵進攻。取代藍色舊軍服的藍灰色新偽裝服，將能在某種程度上防止遭到敵軍射擊，但要真正免遭敵人火力攻擊，部隊得迅速變換位置（盡管有大批車輛和其他累贅），得在緊要時刻取得數量優勢（盡管敵人有防禦火力），得從側翼包抄敵人（盡管麵對百萬敵軍，連要找到其側翼都很難）。就這麽簡單，或者說康拉德似乎這麽認為。外國武官則沒這麽篤定。卡爾·施瓦岑貝格（karl schwarzenberg）親王在參加了一九〇五年奧匈帝國軍事演習後（在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慘烈殺戮後），目睹組成密集隊形的奧地利“紅”軍進攻站在地麵上的奧地利“藍”軍，兩方都未用鏟子挖戰壕，他大為驚訝。紅軍上刺刀衝鋒；藍軍則排成整齊橫隊，直挺挺站著。施瓦岑貝格轉向身旁打過不久前之日俄戰爭的日本武官，問：“你怎麽看？”日本武官思索片刻，然後說：“不挖壕固守的，死路一條。”[26]
有位奧地利將領把這些弊病歸因於奧地利缺乏實戰經驗。這個君主國自一八六六年起未打過真格的戰爭，基本上已與現實脫節。哈布斯堡王朝的軍事演習，從未測試軍官結合步、騎、炮兵以火力和運動奪取陣地的能力，反倒要他們在地圖上找出重要地點（高地、樹林、村子），然後要他們著手先拿下它們，而這一要求始終意味著要他們以一身花俏裝飾的騎兵中隊和衝刺的步兵縱隊，不顧種種障礙，一徑往前猛衝，完全不停下來偵察敵人和開火。[27]一九一二年，英國武官證實奧匈帝國的軍演的確十足背離“戰爭情況”。小規模戰鬥經事先安排好，然後派士兵到每個排定的“場景”裏。奧地利騎兵隊在一場“突擊”中——排成橫隊的騎兵揮舞著馬刀，好似時為一八一二年，而非一九一二年——拿下一橋頭堡。奧地利步兵以密集連縱隊形攻擊，上刺刀往一百五十米外的敵人衝，真要打起仗來，跑不到一半距離，就遭全殲。
“奧地利陸軍的根本原則，似乎是在完全不開火的情況下盡可能逼近敵人，”這位英國武官驚奇地說道。奧地利炮兵的做法與此背道而馳，但用在炮兵身上又是錯得離譜，“不等敵人進入射程，乃至不等目標出現，就狂轟猛炸把炮彈打完”，無法與步兵友軍合作，且還可能誤殺友軍。步兵、炮兵各打各的，主要是因為奧匈帝國陸軍的火炮不夠多，若要先從遠距離炮轟敵軍，再從更近距離炮擊敵軍以支持步兵衝鋒，就如這位英國軍官所說的，“有可能使步兵在火炮移動的過程中失去支持”。軍事演習也未模擬戰鬥的消耗和為此所必須權衡的得失。在真正的戰爭中，軍官得在多個目標中擇一，在不濫用兵力下達成目標。[28]
一九〇八年秋，在本國軍力仍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奧匈帝國還是並吞了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奧匈帝國用一千一百萬美元和歸還新帕紮爾區打發掉土耳其人，但接下來，俄羅斯不滿自己和塞爾維亞未得到補償，引發一場差點引爆戰爭的危機。[29]埃倫塔爾原承諾協助俄國海軍取得進入達達尼爾海峽（自克裏米亞戰爭起俄羅斯人一直不得進入的海域）的權利，以換取俄國同意上述吞並，但後來食言，使俄羅斯人受到粗暴的外交欺騙和挫敗。埃倫塔爾也讓塞爾維亞人受到類似的挫敗。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隨著希臘並吞克裏特島和保加利亞宣布獨立，違反了一八七八年《柏林條約》，該條約已形同廢文，那麽奧地利也就無須再遵守該條約要它隻能占領而不能吞並波斯尼亞的規定。埃倫塔爾主張，這時，欲“敉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的政治動蕩”必須將其並吞。[30]奧地利要達成其“崇高的文化、政治目標”，就得逼貝爾格萊德解散其位於波斯尼亞境內作戰動員的正規軍和遊擊隊，以及（令塞爾維亞人更覺侮辱的）得逼貝爾格萊德公開表示，願“在不要求賠償或無條件的情況下”與維也納保持“友好關係”。[31]布加勒斯特引爆危機之後，有位美國外交官稱它是“一場引人注目的政治遊戲”。塞爾維亞人原以為，哈布斯堡的吞並行動，違反一八七八年條約，會激起國際眾怒，使奧地利如這位美國人所說的“徹底失去列強的支持”，乃至與一個亟欲捍衛“力弱但勇敢之塞爾維亞”之權利的諸國同盟交戰。[32]
埃倫塔爾奮力逃出困境，但並非毫發無傷。英國外長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爵士痛心於埃倫塔爾的“搗亂行徑”，美國駐維也納大使館憂心忡忡指出，埃倫塔爾個人追求“偉大”之舉，乃是在“玩火，差點使歐洲陷入一場最終會蔓延多廣卻無人能預料的戰爭”。[33]塞爾維亞就希望戰爭擴大，因此曾求援於俄國。但俄國敗於日俄戰爭之後國力仍未恢複，俄國的主要盟邦法國則無意為巴爾幹半島打一場大戰。[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國發給俄國一份照會，即化解了這場危機。德國於照會中要聖彼得堡務必放手讓維也納對付塞爾維亞，不得幹預，“否則情況會一發不可收拾”。[35]俄國身為大國，且是泛斯拉夫主義的旗手，卻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與德意誌族兩強國的意誌較量中敗下陣來。康拉德愚蠢地以為是他的局部動員，而非德國的介入，扭轉了局勢。丘吉爾拉長調子說：“他代表了那個最危險的結合體，即專注於外交政策的參謀總長。”[36]在薩拉熱窩，和康拉德一樣狂熱的戰爭販子邁克爾·阿佩爾（michael appel）主張，出兵懲罰塞爾維亞和黑山將帶來雙重好處，既除去奧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脅，又使奧地利得以振奮人心地壓製內部威脅：“一旦擊敗位於貝爾格萊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夥並將他們解除武裝，我們將往布達佩斯和布拉格進兵，使他們也乖乖聽話。”[37]但阿佩爾，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氣魄而無資源，成不了事，奧芬貝格認為奧匈帝國陸軍在每個方麵都太弱，打不了戰爭。政府會計人員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動員的開銷，就驚得目瞪口呆：一億八千萬克朗（三千六百萬美元），相當於該年軍事預算的一半，等於建造四艘新無畏級戰艦的成本。
就康拉德來說，他隻是驚訝於德國既然已發出最後通牒，奧地利就無須擔心得分兵對付俄羅斯，但埃倫塔爾卻未利用這機會入侵、瓜分塞爾維亞。但因此次大膽行動有功而獲皇帝贈予伯爵之位的埃倫塔爾，沒被表麵的勝利衝昏頭，他清楚理解到這場危機所暴露的一個重要事實：俄羅斯人退縮，完全是因為德國的威脅，而非奧地利的威脅。俄羅斯人會（在德國脅迫下）接受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但不會允許奧地利入侵塞爾維亞。誠如某美國外交官所說的，埃倫塔爾“能得手，主要歸因於虛張聲勢和德國的支持與影響力”。但德國人不會開出空白支票，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的冒險行徑照單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準備。德皇和弗朗茨·約瑟夫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會麵，以強化同盟關係。一九〇九年，奧匈帝國與德國兩國軍方舉行自一八九六年以來的首場參謀會談。上一次兩國參謀碰麵議事時，主要談俄羅斯問題，而在這場新的參謀會談上，毛奇告訴康拉德，他很遺憾一九〇八年未爆發戰爭，“那時的情勢會比幾年後的情勢更有利於奧地利與德國”。[39]新情勢——和德國人所製訂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勢的計劃——的確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參謀會談後，德國人的打算，原隻是在西邊擋住法國，在東邊與奧地利人聯手對俄國發動壓倒性攻勢。一九〇五年，在施裏芬計劃——因德國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響下，一切改觀。德國人的攻守計劃徹底翻轉，改成要以本身少許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奧地利陸軍擋住動員緩慢的俄國人，把德國九成兵力集中對付法國人。照計劃想定，德國人於不到六星期擊敗法國人後，會移師東部戰線解決俄國人。[40]
作戰計劃如此變動，令奧匈帝國大覺不妙，畢竟奧匈帝國戰時動員全部兵力，也將隻有俄國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這一改變，態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參謀總長之前，康拉德寫了一本戰術性著作《論戰術和步兵的戰鬥教育》（<i>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i>），一舉成名。在這本書中，他主張戰鬥成敗取決於心理素質更甚於身體素質。他說，“不怕苦且勇敢”，一往無前且不惜犧牲性命的部隊，即使麵對人數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會打贏。[41]大部分奧地利軍官同意他這看法；布爾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已證明刺刀衝鋒戰術已過時，但在奧地利陸軍，一如在歐洲其他陸軍裏，相信這一戰術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奧地利軍官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寫道：“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奮士氣的作用，絕不容輕描淡寫帶過；刺刀是進攻精神的最佳體現，它將士兵的信心與其欲擊敗敵人的念頭綁在一塊。”[42]
對政局不滿的奧匈帝國士兵，恐怕會是歐洲最不可能為國犧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為意。更糟的，他從未催促德國人告知其作戰計劃細節，他也從未把自己的作戰計劃詳情告訴德國人。兩國陸軍隻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戰略目標（擊敗法、英、俄和征服巴爾幹半島），卻未在如何達成那些目標上達成一致見解。雙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動上的獨立自主，因而隻達成以下共識：奧地利人會在俄羅斯完全動員之前猛攻俄國，德國人會將數量未定的兵力部署於東邊，以為奧地利人將兵力調到東部戰線爭取時間。
康拉德知道屆時他需要時間，因為他打算於進兵俄國途中滅掉塞爾維亞，一個他未告知德國人的計劃。康拉德推斷，從波斯尼亞與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個奧匈帝國師，就足以擊潰塞爾維亞人。他一味認定，直到他攻破貝爾格萊德，把目光轉向東邊為止，剩下的奧匈帝國陸軍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國陸軍，都會在波蘭、加利西亞守住戰線。這一刻意的含糊，將帶給奧地利人災難。即使在平時，俄國陸軍都擁兵一百五十萬，那麽在戰時動員後，會壯大到六百萬或更多。奧地利平時有四十萬現役軍人，戰時最多擴增為兩百萬，且都裝備不良，若碰上俄羅斯大軍如洪水般襲來，隻會滅頂。[43]
埃倫塔爾始終認定，若奧地利在巴爾幹采取強勢政策，將嚇阻俄羅斯，鎮住貝爾格萊德，使奧匈帝國的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洛文尼亞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國。結果情勢發展與此背道而馳：塞爾維亞報界激憤於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遭吞並，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爾維亞政府則鼓勵組織愛國會社，例如在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有二百二十個分部的民族自衛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倫塔爾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羅地亞人提出訴訟，指控他們與貝爾格萊德往來，陰謀叛國。訴訟案的主要證人是奧地利曆史學家海因裏希·弗裏德永（heinrich friedjung），這一轟動一時的審判因此被稱作“弗裏德永審判”（friedjung trial）。弗裏德永、埃倫塔爾和後來的康拉德三人，在這場審判中被確證為叛國證據的那些文件，後來查明是埃倫塔爾的外交部所偽造。這一令人難堪的大挫敗，讓人窺見已開始席卷這個多瑙河君主國的恐慌。卡爾·克勞斯的諷刺性報紙《火炬》（<i>die fackel</i>），以懷疑口吻憤憤說道：“一言以蔽之，奧地利曆史就是如此，發生了那麽多事，卻其實什麽都沒發生。”這場審判是個“地震，但沒有葉子從樹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錯與愚蠢之間的搏鬥”。埃倫塔爾的所作所為“不是製定政策，而是破壞政策”。弗裏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著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劇院（譯按：奧地利國家劇院）式的德語，圓潤洪亮，抑揚有致；他講話的口吻像是奧托卡爾（ottokar）——‘這個奧地利是個好地方’。”克勞斯提到在維也納葡萄酒館裏演奏的歡樂音樂，推斷“葡萄酒館音樂騙不了世人，世人還是會了解這場審判的真正含義”。[45]
埃倫塔爾有一更大策略來強化其在巴爾幹的前進政策，“弗裏德永審判”則是這一更大策略的一環，但塞爾維亞人不接受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爾維亞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亞省長開槍，未擊中。一群塞爾維亞陸軍軍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裏耶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c）為核心，組織了名叫“不統一毋寧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會社，以更利於實現他們的目標。這個以“黑手會”（crna ruka）更為人所知的秘密會社，呼籲巴爾幹半島上的所有塞爾維亞人，包括生活在奧匈帝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集合起來。[46]阿皮斯於一九〇三年時主導殺害塞爾維亞奧布廉諾維奇王朝的末代國王，這時則鼓吹對奧地利人展開“革命性行動，而非文化性行動”。事實表明，他是維也納不能等閑視之的威脅。
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前景更為黯淡。皇帝已同意讓被並吞的居民成立議會，東正教塞爾維亞人、穆斯林波斯尼亞人、天主教克羅地亞人，均得根據本身族群在各省裏的相對數量，選出代表參與。皇帝承諾議會將是實際人口組成（四成三塞爾維亞人、三成五波斯尼亞人、兩成二克羅地亞人）的“真實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為奇地，這議會轉而與奧地利作對，塞爾維亞人的民心轉向塞爾維亞，波斯尼亞人轉向青年土耳其黨，於是維也納搬出不公正的選區重劃辦法（以使塞爾維亞籍選民無法左右選舉結果），並有計劃地廣建教堂以拉攏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隻有一座羅馬天主教堂，三十年後有一百七十九座，還有數十座新隱修院、女隱修院、學校。波赫境內諸省的塞爾維亞族青年與穆斯林青年，被調去哈布斯堡君主國偏遠地區的陸軍部隊服役，比例超乎他們所屬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這稱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將民族主義連根拔除，否則奧地利人無法使它俯首稱臣。奧斯卡·波蒂奧雷克將軍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在薩拉熱窩執掌第十五軍並接任波斯尼亞軍事行政長官時，也抱著和康拉德一樣的看法，即認為隻有向塞爾維亞開戰並將它擊敗，才能減緩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在奧匈帝國境內的擴張。[48]
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國，但奧地利在巴爾幹的地位還是每下愈況，這令康拉德大為沮喪。埃倫塔爾的“大膽出招”，隨著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內部崩潰，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場徒勞。在這同時，塞爾維亞和其諸盟友聲勢日壯。一九〇九年俄國派激烈反奧的官員出任駐貝爾格萊德大使，然後俄國沙皇赴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以及俄意同意就巴爾幹半島日後的任何變動商議），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國得趁其諸多敵人尚未聯合起來反奧之時將它們各個擊破。施裏芬（與康拉德）作戰計劃所依據的那些樂觀的前提，正一個個瓦解。法國出資建造的鐵路將使俄國在幾星期內，而非幾個月內，就陳兵於奧地利邊界。由於奧地利農民黨成員和實業家為與塞爾維亞締結通商條約之事意見不合，最後雖然取得一致意見，卻隻是使奧地利與貝爾格萊德的貿易關係陷入兩敗俱傷的亂局。二十世紀初期，奧匈帝國政府受議會阻撓，不得不以提高豬、牛、李子、小麥、大麥、玉米的關稅來平息奧匈地主的不滿，“豬戰爭”一場接一場爆發，而提高這方麵的關稅，實質上切斷了奧匈政府與塞爾維亞國最有可為的聯結。[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奧地利的進口額，通常占貝爾格萊德總進口額的六成，一戰前夕降到兩成四。美國駐維也納大使很驚訝奧地利人竟錯過“分化塞爾維亞的保守商界人士與激進好戰團體”的機會。英國大使館同樣覺得不可思議：奧地利人未“透過互蒙其利的貿易拔除塞爾維亞對其的危害”，反倒“使塞爾維亞人對其心生敵意，同時未想辦法解決他們潛在的分歧”。[50]
事實上，維也納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貝爾格萊德商界和好戰團體，反倒使他們關係更緊密。一九〇八年，奧匈帝國農民黨成員成功將自塞爾維亞進口的糧食，限製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點六（且即使對如此稀少的進口量，關稅都提高了三倍），塞爾維亞人則回敬以對奧地利製造品課以毀滅性關稅：對紡織品是百分之七十，對刀具是百分之百，諸如此類。大為不妙的，塞爾維亞人還取消向奧地利skoda廠訂購火炮的一筆大訂單，轉向法國的creusot廠下訂，從而使貝爾格萊德與三國協約的軍事關係更為緊密。[51]維也納每年加諸的這項羞辱，使塞爾維亞政府幾度更迭，埃倫塔爾嚴正表示，“隻要塞爾維亞懂得走該走的路，隨時可望得到我們的善意對待”。[52]
兩國關係冰封，因為奧地利人不隻要求讓其（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進入塞爾維亞市場，還堅持要貝爾格萊德廢除其與保加利亞等鄰邦的通商條約[53]。在塞爾維亞，仇恨馬紮爾人與奧地利施瓦比亞人（schwabas）的心態升高，塞爾維亞商人悄悄改赴別地貿易：德國、英國、希臘。康拉德沒把這些惡兆放在心上。他不斷促請埃倫塔爾和皇帝先發製人打擊塞爾維亞人或（把遭奧地利拒買的塞爾維亞豬全買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屬利比亞後變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顧埃倫塔爾的反對，要求開戰，誓言他寧可“斷臂”也不願退縮。奧匈帝國一九一二年秋季軍事演習，排定於匈牙利大平原（alf?ld）舉行，因為那裏的地形“類似北意大利”。[54]
皇帝展現其難得一見（且短暫）的果斷，於一九一一年將康拉德解職，堅持要奧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後康拉德即複職）。對康拉德的好戰已忍無可忍者，不隻弗朗茨·約瑟夫。三年前偷偷答應讓意大利取得利比亞，以換取羅馬接受奧地利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之後，埃倫塔爾即對康拉德的愛說大話很不以為然。就連康拉德的恩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認為這位將軍做得太過火，同意將他解職。康拉德失去他應有的分寸，認為他的“職責大於外長（的職責）”，要埃倫塔爾絕勿讓“外交考慮”淩駕於“軍事準備”之上。時任陸軍部長的奧芬貝格，如此概括地說明其對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國必須以行動證明其會出手痛擊，否則會被拖入戰爭。”換句話說，成功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但這一理論上要奧地利向意大利開戰以表明自身立場的主張，現實上不可行；簡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為奧地利盟邦之後，這一主張無論何時都行不通。奧地利人不可能為利比亞問題向意大利開戰，因為誠如奧芬貝格所說，奧地利入侵意大利，幾乎肯定會“引發一場全歐的戰爭”，使奧地利成為眾矢之的。[55]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為十足的絆腳石，於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將他解職，換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將軍。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職後的康拉德，讓他出任高薪的陸軍督察（奧地利陸軍設了許多高薪督察）。康拉德於申布倫宮晉見皇帝時遭皇帝解職，事後他抱怨道，“這”就是“使我們大敗於柯尼希格雷茨”的那個政策。[56]
挑在這時撤換康拉德實在不是時候，因為康拉德下台，舍穆瓦接任時，巴爾幹半島的情勢正處於爆炸邊緣。“舍穆瓦將軍是個什麽樣的人，我到現在還在了解，”法國武官在從維也納發出的報告中說道，“似乎大家對他都所知不多。他個性內向，從未在軍官俱樂部露麵；他在波斯住過一段時間，信了他們宗教的某些東西……軍事情報首長說，舍穆瓦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得花幾個月時間搞懂這個複雜的新職。”[57]事實上，舍穆瓦一八七八年曾以軍事代表團一員的身份奉派前往波斯。這一代表團的任務是向卡紮爾（qajar）王朝國王推銷奧匈帝國的顧問和軍火，但未能如願；波斯國王選擇采用德國顧問和軍火，舍穆瓦落得清閑，跟著幾名伊斯蘭教托缽僧學道，然後，在返回奧地利後，加入秘密的反猶組織“新聖殿騎士會”（new temr oder）。這個組織由耶爾格·蘭茨·馮·利本菲爾斯（j?rgnz von liebenfels）創立，在多瑙河邊某城堡裏舉行神秘儀式聚會，城堡上飄揚著卐旗。[58]
舍穆瓦新接的任務，似乎和他的波斯之行或他的新聖殿騎士團一樣無望成功，情勢不容許他花幾個月時間慢慢進入狀態。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波斯尼亞並吞危機、巴爾幹諸國日益強勢申明自身立場這三件事，全與俄國、法國的安全有某種利害關係。這三者的急速合流，意味著在如何保留土耳其轄下歐洲地區上，國際仍未有共識。羅伯特·蘭辛從美國國務院寫道：“巴爾幹半島是諸民族的戰場，是村子熊熊燃燒的地方，是猝然失去性命的地方……‘和平’是遭人遺忘的字眼。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土耳其人爭奪這塊土地，為此，用他們的血淹沒它，使它覆滿灰燼。”[59]俾斯麥曾著名地宣稱，說這地區“不值得讓波美拉尼亞精銳部隊付出性命”，但這一宣示這時看來愈來愈站不住腳。奧匈帝國和其他強權不久後終將躲不掉這場殺伐。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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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ara，m 862，roll 940，budapest，oct.5，1908，trans. of letter from franz joseph to burian；nara，m 862，roll 940，mar.1909，robert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
[48] 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73-74，105.
[49]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57-58.
[50] nara，m862，roll 940，vienna，feb.27，1909，francis to bacon；bna，fo 120/906，vienna，jan，1，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sir fairfax cartwright.
[51]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52]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53] <i>die industrie</i>，apr.30，1910，“quo vadis，austria？”；nara，m 862，roll 933，vienna，sept.2，1908，rives to root.
[54]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7，1908，rives to root；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78-79</i>；<i>reichspost</i>，jan. 9 and 23，1913；bna，fo 120/906，vienna，jan. 16，1913，cartwright to grey；churchill，<i>world crisis</i>，49-53.
[55]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 h?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i>（munich：drei masken veg，1921），170-174；rothenberg，<i>army of francis joseph</i>，145，152.
[56] sondhaus，<i>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i>，107.
[57] shat，7n 1131，vienna，jan. 16，1912，“le general schemua，” and vienna，apr. 25，1912，“notes sur politique balkanique austro-hongroise”；sondhaus，<i>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i>，104-107.
[58] sondhaus，<i>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i>，117.
[59]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