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南中極大地增加了諸葛亮的個人威望,那些曾經懷疑過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諸葛亮的才能,不僅有文韜,而且有武略。諸葛亮也一直牢記先帝臨終前的囑托,南征歸來後不敢停歇,立即著手加強軍事準備,等待時機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在諸葛亮早年為劉備製定的戰略規劃中,時機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如何北伐曹魏,隆中對策共講了三個要點:一是率益州方麵的主力由漢中出關中;二是率荊州方麵主力北上直搗宛縣、洛陽;三是等待曹魏內部出現問題。諸葛亮認為,相對弱小的蜀漢要想戰勝曹魏必須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條件,隻有這樣霸業才能成就、漢室才能複興。本來形勢一片大好,三個條件逐漸成熟,但荊州丟失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已經難以實現了。


    但這並不意味著統一大業不能成功,隻是成功的難度更大了,而時機的作用也格外重要了,所謂“天下有變”,可以是曹魏統治區內發生了大規模叛亂,也可以是曹魏發生了宮廷政變,到那時就可趁亂出擊,事半功倍。


    現在曹丕死了,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新人上位,是不是一次時機呢?這也許還算不上“天下有變”,但已經是難得的機遇了,諸葛亮決心抓住。南中之戰消耗了蜀漢一定的軍力,本應再多等一陣,好好恢複一下國力,但諸葛亮覺得不能坐等,必須抓緊北伐的進程,所以曹丕死後隻過了半年左右他就決定行動了。


    蜀漢建興五年(227)3月,諸葛亮上表請求出兵伐魏。


    這份奏表就是著名的《出師表》,也稱《前出師表》,在這份奏表裏,諸葛亮首先闡述了北伐的動機和意義,他提出北伐是先帝的遺誌,是先帝未竟的事業,作為繼承者和後來者必須堅決完成,蜀漢上下,無論文臣武將大家也有這個決心和意誌。接著諸葛亮針對後主年輕、主政經驗可能不足提出了一些勸諫,對自己率軍離開成都後的一些具體事項進行了必要的安排,諸葛亮特意談到了“宮中”和“府中”,這是一個敏感問題,涉及“皇權”和“相權”,諸葛亮沒有回避,作為托孤大臣他沒有因為別人的議論而縮手縮腳、遮遮掩掩,而是正麵提出了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係。


    作為自己離開成都後的重要安排,諸葛亮特別向後主推薦了幾個人,包括政務方麵的郭攸之、費禕、董允,軍務方麵的向寵,諸葛亮告訴後主遇到問題可以多向他們征詢意見。諸葛亮請後主要親賢遠佞,他說郭攸之、費禕以及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等人都堅貞可靠,是可以信賴的人。最後諸葛亮還表明了自己的心跡,說自己誓將先主遺誌完成到底。出師北伐不是平定南中那麽簡單,無疑將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諸葛亮不顧這些堅持勞師遠征,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為支撐是無法辦到的。


    諸葛亮的精神力量來自對先帝遺誌的繼承,為完成劉備臨終前的囑托,諸葛亮不計個人得失,不辭辛勞、一往無前,作為托孤大臣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擔,除了立誌北伐、完成興複漢室的大業外他還不避閑言,用了大量篇幅對後主進行勸諫,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沒有矯飾、沒有虛偽,忠心可鑒。


    雖然隻是一篇公文,篇幅也不到700字,但裏麵的內容卻很豐富,寫得深沉、誠摯、親切而流暢,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優秀文章,也是諸葛亮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集中表達,深為後世所推崇。在有限的篇幅裏諸葛亮先後十三次提到“先帝”,七次提到“陛下”,“報先帝”“忠陛下”貫穿全文,處處不忘先帝“遺德”“遺詔”,處處為後主著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大業,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深奧的典故,所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長輩的口吻,平實中見忠貞,平淡中見真情。


    孫策死時把年僅18歲的孫權當麵托付給張昭,張昭相當於孫吳的“托孤大臣”;劉備死時把劉禪托付給諸葛亮,劉禪那一年也17歲了。論接班時的年齡,劉禪與孫權差不多,但結果就差得太遠了。


    孫權接班後迅速控製了局麵,不僅外部把事業越搞越大,在內部也很快站住了腳,大權獨攬、說一不二,張昭“托孤大臣”的作用反倒被淡化了,甚至有被孫權排擠出核心權力之外的趨向。劉禪接班後卻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傀儡皇帝”,成為諸葛亮的影子,諸葛亮掌握了蜀漢軍政大權,丞相府遠重於皇宮,“府中”的實際影響力遠高於“宮中”。


    有人說張昭比諸葛亮老實,人家讓他輔佐他就老老實實去輔佐,沒有別的想法;有人說諸葛亮的野心比張昭大,他利用劉禪的軟弱和無能不斷培植自己的勢力,逐漸把劉禪架空了。


    有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不了解當時的具體情況,在當時情況下,弱國蜀漢需要的是一位強勢領導人,隻有在強人的帶領下才能自保和發展,這一點與孫策死時的情況也相同,不同的是劉禪不是強人也無法很快培養成強人而孫權可以,所以兩次托孤才有不同的結果。


    諸葛亮用權、集權是事實,但用權不等於篡權、奪權,集權也不等於霸權,權力本身無所謂正當與否,關鍵要看用權力來做什麽。


    如果諸葛亮的著眼點隻是權力本身,他就不會拿權力來冒險,征南中也就用不著親自去,更不必著急北伐,他甚至在接到曹魏的“勸降”後可以考慮跟他們談談條件,像孫權受領曹魏吳王那樣去領一頂“蜀王”的王冠,既避免勞師遠征的艱辛,又不必擔心失敗帶給個人的風險。諸葛亮沒有這麽做,因為他集權的目的是完成先帝的遺願。


    無論征南中還是北伐,都需要傾盡蜀漢全部國力才行,必須上下一心,思想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必須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權力核心,在權力結構上不可能既強化丞相府又保證皇宮的傳統權力,那樣勢必導致兩個核心的出現。


    所以“宮中”“府中”必須成為一體,尤其在諸葛亮離開成都後,也必須保證這種格局的穩定,這是北伐成功的最大前提。


    蜀漢建興五年(227)3月,諸葛亮率蜀軍主力到達漢中。


    這是諸葛亮第一次來到秦嶺與巴山之間的這塊平原,這裏曾是漢高祖劉邦發跡的地方,是漢朝的“龍興之地”,蜀漢以“漢”為國號,這裏也是蜀漢的聖地。當時漢中雖然稱為漢中都督區,但武都郡此時還在曹魏控製之下,都督區所轄主要是漢中一郡,魏延以鎮北將軍、漢中都督兼漢中郡太守的身份在此已駐守了七年。


    這些年來,蜀漢的戰事主要集中在東線和南線,北線倒相安無事,這也得益於魏延駐守有功。當年魏延向劉備誇下海口,敵人大軍如果來攻漢中,他不僅“能拒”而且“能吞”,實際上他也做到了,他的做法就是在漢中盆地外圍大量修築堅固的軍事堡壘,派遣重兵分別把守,把敵人拒之門外。


    這些堡壘稱為“圍”,漢中被群山所環繞,缺點是沒有戰略縱深,敵人來攻時無法做大範圍的穿插和機動,但優點是利於修築工事以防禦,本地又多土木石料,修築這些堡壘也不太費事。


    魏延鎮守漢中以來修建了大量的“圍”,重要的至少有三處。一是陽平關,這是漢中西邊的門戶,自古以來都是叩開漢中大門的鎖鑰,曹操和劉備取漢中都經過此處,張魯在時陽平關已有相當規模,但經過幾場大戰,關隘遭到破壞,魏延對陽平關進行了重新修築和加固。


    另一處是黃金戍,此地在漢中盆地的最東邊,與陽平關左右對稱,是漢中東邊的門戶,控製著漢水上的黃金峽。漢中向東就是孟達駐守的新城郡,此時是曹魏的控製區,守住黃金峽可防魏軍溯漢水逆攻漢中。


    還有一處是興勢圍,依興勢山而築,位於黃金戍以西,既可作為黃金戍的第二道防線,又可控製秦嶺三大棧道之一的儻駱道,防備敵軍突然從棧道中殺出偷襲,此處要塞最早為魏延所修,後來果然在防備魏軍出擊儻駱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曾發生過著名的興勢之戰。


    除了這些大的堡壘,遍布漢中盆地四周還有許多較小的“圍”,利用這些“圍”所構築的防守體係,魏延實現了他當初的承諾。


    魏延當時駐守在南鄭,即今陝西省南鄭縣,這裏是漢中的中心。


    諸葛亮到達漢中後卻沒有入駐南鄭,而是將主力屯紮在陽平關、石馬山一帶,讓大軍在此集結休整。


    推測起來,諸葛亮帶到漢中來的有十萬人左右,這是戰鬥部隊,除了他們還得調動大批人員負責軍糧等物資的供應運輸。漢中與成都之間隔著巴山,道路崎嶇難行,運輸更是個大問題,為此次北伐諸葛亮組建了龐大的運輸隊伍,除了征調百姓參與外,還要求官員子弟帶頭參加,其中就包括諸葛亮的養子諸葛喬。


    此次北伐前,諸葛亮再派費禕出訪孫吳,除增進雙方友好之外不排除協商雙方聯合軍事行動的可能。諸葛亮進駐漢中後,孫權又繼續派兵襲擾曹魏南線、東線兩個戰場,孫權手下的將領周魴在一次行動中還生擒了曹魏的將領彭綺,這些都讓曹魏不能抽調出太多的兵馬到西線戰場來,孫權的行動確實支援了諸葛亮北伐。


    諸葛亮下一步的進攻目標雖然是關中,但位於側翼的涼州地位顯然很重要,所以諸葛亮在漢中做出了一項重要人事安排,任命魏延為涼州刺史,同時兼任丞相司馬。丞相府司馬相當於丞相府裏的長史,它們都類似於秘書長,隻是一個掌武、一個掌文。表麵上看這是一個奇怪的任命,因為魏延已官至鎮北將軍,品秩介於三公與九卿之間,是大軍區司令,相當於上將軍銜,而丞相司馬的品秩隻有千石,又是屬吏,算是個大校吧。上將幹了大校的活,所以有人認為諸葛亮把魏延降級了。


    其實這是誤解,司馬一職雖然品秩不高但職責很重要,負責協調丞相府裏與軍事有關的所有事務,也可以說是丞相府內所有武職的總牽頭人,是諸葛亮在軍事方麵的第一助手,諸葛亮覺得這個崗位隻有魏延擔任最合適,這是對魏延的器重和信任。


    而且也不存在貶降問題,因為任命魏延為丞相司馬後並沒有免除他鎮北將軍職務的記載,兼任涼州刺史後也沒有免除他原任的漢中郡太守一職,魏延的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是兼職(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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