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幽默家 h·阿蘭·史密斯曾經說過，在英語語言讓人討厭的詞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像一下，外科大夫看著你的 x 光片，緊鎖著眉頭說一聲“呃噢”，你會是什麽感覺？我想說的是，本章的題目“好……現在”也像“呃噢”一樣可怕，甚至更可怕，因為說這幾個字的時候，人們不會緊鎖眉頭，而是帶著一種弱智者般的笑容。這個表達方式，如果可以這樣評價它的話，是為我們的語法增添了一種詞類，一種無法連接任何東西的連詞，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開來。它已經成為當今美國公眾話語支離破碎的一種象征。
“好……現在”常被用於廣播和電視的新聞節目，目的在於指出我們剛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我們將要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毫無關係。這個表達方式讓我們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電子媒介勾畫出來的世界裏不存在秩序和意義，我們不必把它當回事。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隻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更不要說是引人入勝的球賽比分或預告自然災害的天氣預報了。通過說“好……現在”，新聞播音員的意思是我們對於前一個新聞的關注時間已經夠長了(大約 45 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說 90 分鍾)，你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其他的新聞或廣告。
“好……現在”這種世界觀不是電視首創的，它是電報和攝影術媾和的產物，但卻是通過電視才得到充分的滋養並逐漸成熟的。在電視上，幾乎每半個小時就是一檔獨立的節目，在內容、背景和情緒上都同前後的節目毫無關係。也許是因為電視節目的價碼是根據分秒計算的，也許是因為電視使用的是圖像而不是文字，也許是因為為了讓觀眾可以隨時開始或結束觀看，電視上的節目幾乎每八分鍾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單元。看電視的時候，觀眾很少需要把上一時間段的思想或情緒帶到下一個時間段。
當然，在電視的“今日新聞”中，我們可以看見“好……現在”這個話語模式以它最大膽也最讓人尷尬的方式出現。在這裏，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零散不全的新聞，而且是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任何嚴肅性的新聞，也就是說，新聞成了純粹的娛樂。
假設一下，如果你有機會為某個電視台製作一檔電視新聞節目並要吸引盡可能多的觀眾，你會怎樣著手呢？首先，你要選擇演播人員，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張“可愛”、“可靠”的臉。從那些應聘的人交來的特大光麵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適合每晚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人。這意味著不漂亮的女人或 50 歲以上的女人、禿頂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長、兩隻眼睛靠得太緊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換句話說，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會說話的時髦發型。至少，你不會選擇那些在雜誌封麵上不受歡迎的臉。
克裏斯廷·克拉夫特就有這樣一張符合要求的臉，所以她應聘了堪薩斯市 kmbc 電視台的聯合主持人職位。後來她以性別歧視的罪名把該電視台告上了法庭，據她的律師說，該電視台的管理層“喜歡克裏斯廷的相貌”。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於調查顯示她的相貌“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而被解聘。“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和新聞又有什麽關係？不論是對於電視新聞還是任何其他電視節目，“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樣的：觀眾不喜歡看節目中的表演者。這句話還意味著觀眾不信任表演者，該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們就更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演員的表演讓觀眾覺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聞節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著什麽呢？聯合主持人應該扮演什麽角色呢？我們又是憑什麽東西來判斷表演不夠逼真呢？觀眾會不會認為播音員在撒謊，或報道的事件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或他隱瞞了什麽重要的信息？
想到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報道的真實性要取決於新聞播音員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種風俗，帶來壞消息的人要被驅逐或殺死。難道電視新聞節目通過一種奇怪的方式又恢複了這樣的傳統嗎？如果我們不喜歡播報新聞的人，是否也要驅逐他呢？難道電視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嗎？
如果上麵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麽就值得認識論者注意了。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電視為真實性提供了一種新的定義：講述者的可信度決定了事件的真實性。這裏的“可信度”指的並不是講述者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它隻是指演員/報道者表現出來的真誠、真實或吸引力(需要具備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特點)。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不僅僅限於真理如何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得到體現。如果在電視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實而成為檢驗講述是否可信的決定性因素的話，那麽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就不必關心事實真相，而隻要努力讓自己的表演達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懷疑理查德·尼克鬆之所以蒙羞，不是因為他撒謊，而是因為他在電視上表現得像個撒謊者。如果這是真的，沒有人心裏會覺得踏實，連最痛恨尼克鬆的人恐怕也不會例外，因為這也意味著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謊，事實上說的卻是實話；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說實話，其實卻是在撒謊。
作為電視新聞節目的製片人，你必須意識到這些問題，你必須按照大衛·梅裏克和其他成功製片人的標準慎重選擇演播人員。和他們一樣，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節目的娛樂價值上。例如，你要為節目選擇一個音樂主題。所有的電視新聞節目的開始、結束或中間都要插入一段音樂。我發現很少有美國人會覺得這樣的做法奇怪，這足以證明嚴肅的公眾話語和娛樂之間存在的分界線已經蕩然無存。音樂和新聞有什麽關係？為什麽要播放音樂？我想，這可能是和在戲劇和電影中使用音樂的道理是一樣的——製造一種情緒，為娛樂提供一個主題。如果沒有音樂——就像有時電視節目中會插播新聞字幕一樣——觀眾會猜想一定是什麽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例如死人之類的，但隻要有音樂在，觀眾就知道沒什麽了不得。事實上，報道的事件和事實的關係充其量就像劇情和戲劇的關係一樣。
其他的幾個特點也驗證了新聞節目是一種為了娛樂觀眾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條新聞占用的時間平均為 45 秒。雖然簡短並不總是意味著缺乏重要性，對於新聞來說卻就是這麽回事，因為要在不到1分鍾的時間裏報道一個具有相當嚴肅性的事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電視新聞並不想提醒觀眾某條新聞有嚴肅的內涵，否則觀眾在新聞播完後還必定要繼續思考，這樣就會妨礙他們觀看下一條新聞。其實，觀眾並沒有什麽機會分出幾秒鍾進行一些思考，因為電視屏幕上的圖像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圖像的力量足以壓倒文字並使人的思考短路。作為一個電視製片人，你要通過圖像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被帶進警察局的殺人嫌犯，受騙上當的顧客怒氣衝衝的臉，從尼亞加拉大瀑布上滾下來的桶(裏麵據說有一個人)，從直升機上下來踏上白宮草坪的總統——這些都是足夠精彩的畫麵，完全符合娛樂節目的要求。當然，這些畫麵並不一定要說明新聞的要點，也不需要解釋為什麽選擇這些畫麵。鏡頭本身就是理由，這是每個電視製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樣重要的還有一點，那就是，播音員在為電視節目配上開場白或收場白的時候，不要停下來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發抖，否則就無法達到一種高度的不真實感。確實，很多播音員似乎並不明白他們所說內容的意義，他們播報地震、大屠殺和其他災難新聞的時候往往保持一種固定不變的、得體的熱情。如果播音員流露出任何恐懼或憂慮，觀眾一定會寢食不安。在“好……現在”這種文化中，觀眾其實是播音員的合作夥伴，他們希望播音員在扮演其角色時要表現出說得過去的嚴肅性，但同時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義。在電視觀眾這方麵，就像看戲的觀眾不會因為舞台上的角色說有個殺人犯在附近居民區流竄就慌忙打電話回家一樣，他們絕不會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當真。
觀眾還知道，不管有的新聞看上去有多嚴重(例如，在我寫作本文的這天，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將軍宣稱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戰爭無法避免)，它後麵緊跟著播放的一係列廣告就會在瞬間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讓它顯得稀鬆平常。這是新聞節目結構的一個關鍵，它有力地反駁了電視新聞是一種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的言論。如果我寫到這裏停下來，告訴你我過一會兒再繼續我的討論，然後開始以聯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名義寫幾句話，你會怎麽看待我，怎麽看待我的這本書？你肯定會認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這本書。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設在每一章中重複幾次，你一定會認為這整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們為什麽沒有覺得電視節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們希望書和其他一些媒介(如電影)應保持口氣上的一致以及內容上的連貫，而對電視節目就沒有這樣的要求，尤其是對電視新聞。我們已經習慣了電視的不連貫性，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有關核戰爭無法避免的新聞之後說“巨無霸廣告後我們再見”而厥倒。我們幾乎無法想像這樣的情況會對我們的世界觀產生怎樣的危害，尤其是對那些過於依賴電視了解這個世界的年輕觀眾。在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他們比任何其他觀眾群體都更願意相信，所有關於殘暴行為和死亡的報道都是誇大其詞的，都不必當真或做出理智的反應。
我必須指出，掩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棄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在美學中，這種理論被稱為“達達主義”；在哲學中，它被稱為“虛無主義”；在精神病學中，它被稱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術語來說，它可以被稱為“雜耍”。
對於那些認為我在這裏誇大其詞的人，我可以引用羅伯特·麥克尼爾對於電視新聞的描述來證明我的觀點，他是《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的執行編輯兼聯合主持人。他說，好的電視新聞要“一切以簡短為宜，不要讓觀眾有精神緊張之感，反之，要以富於變化和新奇的動作不斷刺激觀眾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個問題上多停留幾秒”。[1]他還說，製作新聞節目的奧義是：“越短越好；避免複雜；無需精妙含義；以視覺刺激代替思想；準確的文字已經過時落伍。”
讓羅伯特·麥克尼爾來證明電視新聞節目類似雜耍，是再合適不過了。《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試圖把印刷術的話語因素帶入電視，並做出了可貴的努力。這個節目舍棄了視覺刺激，由對事件的詳細報道和深度訪談構成(也隻有 5 到 10 分鍾)。該節目每次隻報道少數幾個事件，強調背景資料和完整性。但麥克尼爾因為拒絕娛樂業的模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按照電視節目的標準，他的觀眾少得可憐，節目隻能在幾個公立電視台播放，麥克尼爾和萊勒兩人的工資總和估計也不過是丹·拉瑟或湯姆·布羅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業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製片人，那麽，你根本無法忽視電視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為最大的觀眾群奮鬥，也許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結果你還是可能製作出像麥克尼爾所描述的那種節目。而且，你可能會比麥克尼爾描述的走得更遠，你會想盡辦法把你的新聞播音員捧成名人，你會在報紙和電視上為節目大做廣告，你會製作“簡明新聞”來吸引觀眾，你會讓天氣預報播音員成為喜劇性調味劑，你還會讓體育播音員故意用上粗魯的語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認可)。簡單地說，你會像娛樂業中的任何一個製片人一樣包裝整個節目。
這樣的電視節目使得美國人成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娛樂卻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膽地這樣說，盡管很多人都吹噓電視作為世界的窗口已經使美國人成為消息最靈通的人，當然這要取決於“消息靈通”的定義。對於那些向我們透露 70%的美國公民不知道國務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誰的民意測驗，我不想多費筆墨，但我們可以拿“伊朗人質危機”作為例子。我想近年來沒有哪個事件比它更受電視關注了，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假定，美國人對於這個不愉快事件應該有足夠的了解。那麽現在，我問你：如果我說在100 個美國人中找不到一個人知道伊朗人說什麽語言，或知道“阿亞托拉”[2]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說出他們政治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3]是何人來自何方，那麽你會不會覺得我是在故弄玄虛？
當然，每個人對於這個事件確實都有一些看法，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進行民意測驗的時候這些看法往往特別有用。但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紀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許稱它們為“情緒”可能更合適些，這就是為什麽每個星期這些看法都會改變的緣故，這一點從民意測驗的結果中不難看出。電視通過創造出一種可以被稱為“假信息”的種類改變了“得到消息”的含義。我這裏所說的“假信息”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克格勃的特工們所說的“假情報”，意思幾乎完全一樣。假信息並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麵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我並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蒙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麵說過，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麽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麽做呢？
從下麵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樣被迷惑的。1983 年 2 月 15 日《紐約時報》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 <blockquote>
裏根誤述無人關注 </blockquote>
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blockquote>
裏根總統的助手們過去常常因為總統先生對於其政策及時事做出錯誤甚至誤導的評述而感到驚恐萬分。現在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了。其實，總統先生還是照舊發表值得爭議的觀點，但報界對此不再像過去那樣窮追不舍。據白宮官員分析，報紙減少報道反映了公眾興趣的減退。 </blockquote>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新聞報道，還不如說是關於新聞的報道，最近發生的事情也證明了這篇文章想要傳遞的不是羅納德·裏根的魅力。它告訴了我們新聞是怎樣被定義的，我相信，不論是自由論者還是早些時候的獨裁者看到這篇文章都會感到震驚。沃爾特·李普曼在 1920 年寫過：“無法察覺謊言的社會是沒有自由的。”盡管他對恢複 18 和 19 世紀的那種公眾話語持悲觀態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馬斯·傑弗遜都同意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報界訓練有素並可以充當測謊儀，那麽公眾對於總統的誤述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認為，如果有了測謊的方法，公眾就不可能對謊言的結果無動於衷。
但他的假設不適用我們上述的例子。報道白宮動態的記者們很願意也能夠發現謊言，他們的報道足以讓公眾了解真相並激起義憤，但現在的問題很明顯是公眾拒絕表示興趣。對於那些有關白宮謊言的新聞報道，公眾會用維多利亞女王著名的一句話作答：“我們不覺得好笑。”但是在這裏，這句話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並不一樣，這裏的意思是“不好笑的東西不值得他們關注”。也許，如果總統的謊言能夠用圖片展示出來並伴以音樂，公眾就可能驚訝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對政府政策的錯誤解釋被拍成一部像《驚天大陰謀》那樣的電影，如果電影裏再出現幾個洗錢的惡棍，觀眾的興趣就一定會大增。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尼克鬆總統在自己的謊言被“水門事件”聽證會上的磁帶徹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現得非常鎮定。但我們這裏沒有這樣具有戲劇性的東西，裏根總統隻是說了不完全屬實的東西，這裏麵沒有什麽特別有趣的。
但這裏我們還是應該指出其中的微妙之處。總統的很多“誤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語境中，兩種不同的解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同一語境”是個關鍵詞，囚為隻有通過語境我們才能判斷出一個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這樣一個人，他一會兒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橘子，一會兒又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蘋果。如果一句話是在選擇牆紙圖案時說的，另一句話是在選擇做甜點的水果時說的，我們就會說這兩種意見是相反的，它們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這兩句話是在同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說的，那麽它們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時成立。簡單地說，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備一些條件，隻有在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觀點和事件彼此相關，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語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麽自相矛盾也會隨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輕學生們關於他們寫作的對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幫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觀點。我說：“你看，在這一段裏你這樣說，在那一段裏你又說了相反的話，到底應該是什麽？”他們很有禮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們被我提出的問題弄糊塗了，而我緊接著也被他們的回答弄糊塗了。他們說：“我知道，但一個是在那裏，一個是在這裏。”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認為“這裏”和“那裏”，“此時”和“彼時”，一個段落和另一個段落，都應該是彼此相連、前後貫通的，都屬於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這是印刷術話語的方式，印刷術是我“來自”的世界，他們都這麽說。而他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話語世界：電視中“好……現茌”的世界。在他們的世界裏，一切都是沒有連貫性的。存這樣一個被割裂的世界裏，我們無法通過識別自相矛盾來檢驗正誤，因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們已經徹底地適應了電視中“好……現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存在的，被剝奪了與過去、未來或其他任何事件的關聯——連貫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條件也隨之消失了。在沒有語境的語境中，它隻能消失。沒有了自相矛盾，公眾怎麽可能對總統這會兒說什麽、那會兒說什麽感興趣呢？任何新聞都隻是舊新聞的改寫，沒有什麽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記者們麵對公眾的漠然所表現出來的迷惑不解。這整個事情極富諷刺意義，那些把世界分解開來的人們現在正想方設法想把它拚合回去，但他們驚訝地發現，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麵對這樣的局麵，像喬治·奧威爾這樣思想敏銳的人可能也會不知所措了。這根本不是“奧威爾式”的情況。新聞界沒有成為總統的掌中之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沒有變成《真理報》，美聯社沒有變成塔斯社，而且這裏也沒有“新話”。[4]謊言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真正發生的是公眾已經適應了沒有連貫性的世界，並且已經被娛樂得麻木不仁了。奧爾德斯·赫胥黎對這樣的情況不會感到吃驚，他早就預見了它的到來。他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這一點，而奧威爾則沒有。公眾沉醉於現代科技帶來的種種娛樂消遣中，對於自相矛盾這種東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為了這樣的公眾，處心積慮掩蓋事實顯然是多此一舉。雖然赫胥黎沒有明確指出電視在這當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會很讚成羅伯特·麥克尼爾的話：電視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解憂丸”。[5]控製人們的不是“老大哥”，而是電視上的“好迪都迪”。[6]
我並不是說公眾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電視之過。我的意思是，電視是我們了解公眾信息的樣板。和早些時候的印刷機一樣，電視已經獲得了定義新聞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還決定了我們如何對新聞做出反應。在把新聞包裝成雜耍的同時，電視也引誘其他媒介這樣做，於是整個信息環境都變成了電視的一麵鏡子。
例如，美國非常成功的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就是完全按照電視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擺在類似電視機的東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麵設計大量使用照片、圖表和其他圖像，有的還是彩色的。它上麵的天氣預報圖簡直稱得上是一種視覺享受；它的體育版上無聊的數據多得可以讓電腦發瘋。結果，創刊於 1982 年 9 月的《今日美國》已經一躍而成為美國第三大日報(這是發行審計局截止到 1984 年 7 月公布的結果)，遠遠超過了《每日新聞》和《華爾街日報》。偏好傳統的記者們批評它膚淺誇張，但該報的編輯們對印刷術時代的標準繼續不管不顧。該報的總編約翰·奎恩說：“我們並不想得大獎，何況他們也不會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這是他們為電視認識論產生的共鳴而獻上的禮讚：在電視時代，段落已經成為報紙上新聞的基本單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為不能得獎過於煩惱，隨著其他報紙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給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的日子估計也不會太遠了。
我們這裏還應該注意到，一些新出現的成功雜誌，如《人物》和《美國》，不僅僅是電視型印刷媒介的典範，而且它們對於電視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電視告訴雜誌“新聞是一種娛樂”，雜誌轉而告訴電視“隻有娛樂才是新聞”。有些電視節目，如《今夜娛樂》，把關於藝人和名人的信息轉換成“嚴肅”的文化內容，這就使新聞的娛樂性更完整了：新聞的形式和內容都成了娛樂。
在赫胥黎筆下充滿現代技術麻醉劑的世界中，廣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類。廣播本身的特點使它非常適合傳播理性而複雜的語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廣播已經完全被音樂俘虜外，我們還發現了一個讓人心寒的事實：廣播給予我們的語言日漸顯得原始淩亂，很多時候隻是為了引起本能的反應，也就是說，無所不在的搖滾音樂代替了語言而成為廣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現在流行的、觀眾來電點播節目中，觀眾的語言不過是一種類人的咕噥聲。這樣的節目沒有內容，但也許還有一點考古意義，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知道尼安德特人[7]之間的對話大概是什麽樣的。而且，在電視的影響下，廣播新聞的語言也越來越脫離語境，變得斷斷續續，所以人們了解這個世界的途徑被有效地截斷了。在紐約市，wins 廣播電台請求聽眾：“給我們 22 分鍾，我們將給你整個世界。”他們說這句話時是誠懇的，聽眾們也不會把這個口號看作是癡人說夢。
於是，我們將快速地進入到一個真正可以被稱為“歡樂問答”的信息環境。這個被稱為“歡樂問答”的遊戲使瑣碎的事實作為娛樂的源泉，我們的新聞也一樣。曆史已經證明，一個文化不會因為假信息和錯誤觀點而滅亡，但曆史從來沒有證明過，一個自認為可以在 22 分鍾內評價整個世界的文化還會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聞的價值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
[1] 麥克尼爾，《電視是否縮短了我們的注意廣度》，《紐約大學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 2 頁。
[2] 阿亞托拉(ayatoh)，對伊朗等國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尊稱。
[3] 沙(shah)：伊朗國王的稱號。
[4] “新話”(newspeak)：指以模棱兩可和自相矛盾為特點的宣傳語言，源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
[5] 原文為“soma”，是奧爾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為了解除煩憂服用的一種藥丸。
[6] 原文為“howdy doody”，是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最受兒童歡迎的電視節目。
[7]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類化石，在人類發展史上屬早期智人階段。
“好……現在”常被用於廣播和電視的新聞節目，目的在於指出我們剛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我們將要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毫無關係。這個表達方式讓我們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電子媒介勾畫出來的世界裏不存在秩序和意義，我們不必把它當回事。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隻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更不要說是引人入勝的球賽比分或預告自然災害的天氣預報了。通過說“好……現在”，新聞播音員的意思是我們對於前一個新聞的關注時間已經夠長了(大約 45 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說 90 分鍾)，你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其他的新聞或廣告。
“好……現在”這種世界觀不是電視首創的，它是電報和攝影術媾和的產物，但卻是通過電視才得到充分的滋養並逐漸成熟的。在電視上，幾乎每半個小時就是一檔獨立的節目，在內容、背景和情緒上都同前後的節目毫無關係。也許是因為電視節目的價碼是根據分秒計算的，也許是因為電視使用的是圖像而不是文字，也許是因為為了讓觀眾可以隨時開始或結束觀看，電視上的節目幾乎每八分鍾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單元。看電視的時候，觀眾很少需要把上一時間段的思想或情緒帶到下一個時間段。
當然，在電視的“今日新聞”中，我們可以看見“好……現在”這個話語模式以它最大膽也最讓人尷尬的方式出現。在這裏，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零散不全的新聞，而且是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任何嚴肅性的新聞，也就是說，新聞成了純粹的娛樂。
假設一下，如果你有機會為某個電視台製作一檔電視新聞節目並要吸引盡可能多的觀眾，你會怎樣著手呢？首先，你要選擇演播人員，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張“可愛”、“可靠”的臉。從那些應聘的人交來的特大光麵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適合每晚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人。這意味著不漂亮的女人或 50 歲以上的女人、禿頂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長、兩隻眼睛靠得太緊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換句話說，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會說話的時髦發型。至少，你不會選擇那些在雜誌封麵上不受歡迎的臉。
克裏斯廷·克拉夫特就有這樣一張符合要求的臉，所以她應聘了堪薩斯市 kmbc 電視台的聯合主持人職位。後來她以性別歧視的罪名把該電視台告上了法庭，據她的律師說，該電視台的管理層“喜歡克裏斯廷的相貌”。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於調查顯示她的相貌“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而被解聘。“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和新聞又有什麽關係？不論是對於電視新聞還是任何其他電視節目，“妨礙了觀眾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樣的：觀眾不喜歡看節目中的表演者。這句話還意味著觀眾不信任表演者，該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們就更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演員的表演讓觀眾覺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聞節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著什麽呢？聯合主持人應該扮演什麽角色呢？我們又是憑什麽東西來判斷表演不夠逼真呢？觀眾會不會認為播音員在撒謊，或報道的事件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或他隱瞞了什麽重要的信息？
想到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報道的真實性要取決於新聞播音員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種風俗，帶來壞消息的人要被驅逐或殺死。難道電視新聞節目通過一種奇怪的方式又恢複了這樣的傳統嗎？如果我們不喜歡播報新聞的人，是否也要驅逐他呢？難道電視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嗎？
如果上麵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麽就值得認識論者注意了。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電視為真實性提供了一種新的定義：講述者的可信度決定了事件的真實性。這裏的“可信度”指的並不是講述者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它隻是指演員/報道者表現出來的真誠、真實或吸引力(需要具備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特點)。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不僅僅限於真理如何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得到體現。如果在電視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實而成為檢驗講述是否可信的決定性因素的話，那麽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就不必關心事實真相，而隻要努力讓自己的表演達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懷疑理查德·尼克鬆之所以蒙羞，不是因為他撒謊，而是因為他在電視上表現得像個撒謊者。如果這是真的，沒有人心裏會覺得踏實，連最痛恨尼克鬆的人恐怕也不會例外，因為這也意味著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謊，事實上說的卻是實話；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說實話，其實卻是在撒謊。
作為電視新聞節目的製片人，你必須意識到這些問題，你必須按照大衛·梅裏克和其他成功製片人的標準慎重選擇演播人員。和他們一樣，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節目的娛樂價值上。例如，你要為節目選擇一個音樂主題。所有的電視新聞節目的開始、結束或中間都要插入一段音樂。我發現很少有美國人會覺得這樣的做法奇怪，這足以證明嚴肅的公眾話語和娛樂之間存在的分界線已經蕩然無存。音樂和新聞有什麽關係？為什麽要播放音樂？我想，這可能是和在戲劇和電影中使用音樂的道理是一樣的——製造一種情緒，為娛樂提供一個主題。如果沒有音樂——就像有時電視節目中會插播新聞字幕一樣——觀眾會猜想一定是什麽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例如死人之類的，但隻要有音樂在，觀眾就知道沒什麽了不得。事實上，報道的事件和事實的關係充其量就像劇情和戲劇的關係一樣。
其他的幾個特點也驗證了新聞節目是一種為了娛樂觀眾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條新聞占用的時間平均為 45 秒。雖然簡短並不總是意味著缺乏重要性，對於新聞來說卻就是這麽回事，因為要在不到1分鍾的時間裏報道一個具有相當嚴肅性的事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電視新聞並不想提醒觀眾某條新聞有嚴肅的內涵，否則觀眾在新聞播完後還必定要繼續思考，這樣就會妨礙他們觀看下一條新聞。其實，觀眾並沒有什麽機會分出幾秒鍾進行一些思考，因為電視屏幕上的圖像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圖像的力量足以壓倒文字並使人的思考短路。作為一個電視製片人，你要通過圖像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被帶進警察局的殺人嫌犯，受騙上當的顧客怒氣衝衝的臉，從尼亞加拉大瀑布上滾下來的桶(裏麵據說有一個人)，從直升機上下來踏上白宮草坪的總統——這些都是足夠精彩的畫麵，完全符合娛樂節目的要求。當然，這些畫麵並不一定要說明新聞的要點，也不需要解釋為什麽選擇這些畫麵。鏡頭本身就是理由，這是每個電視製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樣重要的還有一點，那就是，播音員在為電視節目配上開場白或收場白的時候，不要停下來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發抖，否則就無法達到一種高度的不真實感。確實，很多播音員似乎並不明白他們所說內容的意義，他們播報地震、大屠殺和其他災難新聞的時候往往保持一種固定不變的、得體的熱情。如果播音員流露出任何恐懼或憂慮，觀眾一定會寢食不安。在“好……現在”這種文化中，觀眾其實是播音員的合作夥伴，他們希望播音員在扮演其角色時要表現出說得過去的嚴肅性，但同時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義。在電視觀眾這方麵，就像看戲的觀眾不會因為舞台上的角色說有個殺人犯在附近居民區流竄就慌忙打電話回家一樣，他們絕不會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當真。
觀眾還知道，不管有的新聞看上去有多嚴重(例如，在我寫作本文的這天，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將軍宣稱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戰爭無法避免)，它後麵緊跟著播放的一係列廣告就會在瞬間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讓它顯得稀鬆平常。這是新聞節目結構的一個關鍵，它有力地反駁了電視新聞是一種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的言論。如果我寫到這裏停下來，告訴你我過一會兒再繼續我的討論，然後開始以聯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名義寫幾句話，你會怎麽看待我，怎麽看待我的這本書？你肯定會認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這本書。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設在每一章中重複幾次，你一定會認為這整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們為什麽沒有覺得電視節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們希望書和其他一些媒介(如電影)應保持口氣上的一致以及內容上的連貫，而對電視節目就沒有這樣的要求，尤其是對電視新聞。我們已經習慣了電視的不連貫性，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有關核戰爭無法避免的新聞之後說“巨無霸廣告後我們再見”而厥倒。我們幾乎無法想像這樣的情況會對我們的世界觀產生怎樣的危害，尤其是對那些過於依賴電視了解這個世界的年輕觀眾。在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他們比任何其他觀眾群體都更願意相信，所有關於殘暴行為和死亡的報道都是誇大其詞的，都不必當真或做出理智的反應。
我必須指出，掩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棄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在美學中，這種理論被稱為“達達主義”；在哲學中，它被稱為“虛無主義”；在精神病學中，它被稱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術語來說，它可以被稱為“雜耍”。
對於那些認為我在這裏誇大其詞的人，我可以引用羅伯特·麥克尼爾對於電視新聞的描述來證明我的觀點，他是《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的執行編輯兼聯合主持人。他說，好的電視新聞要“一切以簡短為宜，不要讓觀眾有精神緊張之感，反之，要以富於變化和新奇的動作不斷刺激觀眾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個問題上多停留幾秒”。[1]他還說，製作新聞節目的奧義是：“越短越好；避免複雜；無需精妙含義；以視覺刺激代替思想；準確的文字已經過時落伍。”
讓羅伯特·麥克尼爾來證明電視新聞節目類似雜耍，是再合適不過了。《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試圖把印刷術的話語因素帶入電視，並做出了可貴的努力。這個節目舍棄了視覺刺激，由對事件的詳細報道和深度訪談構成(也隻有 5 到 10 分鍾)。該節目每次隻報道少數幾個事件，強調背景資料和完整性。但麥克尼爾因為拒絕娛樂業的模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按照電視節目的標準，他的觀眾少得可憐，節目隻能在幾個公立電視台播放，麥克尼爾和萊勒兩人的工資總和估計也不過是丹·拉瑟或湯姆·布羅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業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製片人，那麽，你根本無法忽視電視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為最大的觀眾群奮鬥，也許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結果你還是可能製作出像麥克尼爾所描述的那種節目。而且，你可能會比麥克尼爾描述的走得更遠，你會想盡辦法把你的新聞播音員捧成名人，你會在報紙和電視上為節目大做廣告，你會製作“簡明新聞”來吸引觀眾，你會讓天氣預報播音員成為喜劇性調味劑，你還會讓體育播音員故意用上粗魯的語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認可)。簡單地說，你會像娛樂業中的任何一個製片人一樣包裝整個節目。
這樣的電視節目使得美國人成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娛樂卻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膽地這樣說，盡管很多人都吹噓電視作為世界的窗口已經使美國人成為消息最靈通的人，當然這要取決於“消息靈通”的定義。對於那些向我們透露 70%的美國公民不知道國務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誰的民意測驗，我不想多費筆墨，但我們可以拿“伊朗人質危機”作為例子。我想近年來沒有哪個事件比它更受電視關注了，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假定，美國人對於這個不愉快事件應該有足夠的了解。那麽現在，我問你：如果我說在100 個美國人中找不到一個人知道伊朗人說什麽語言，或知道“阿亞托拉”[2]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說出他們政治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3]是何人來自何方，那麽你會不會覺得我是在故弄玄虛？
當然，每個人對於這個事件確實都有一些看法，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進行民意測驗的時候這些看法往往特別有用。但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紀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許稱它們為“情緒”可能更合適些，這就是為什麽每個星期這些看法都會改變的緣故，這一點從民意測驗的結果中不難看出。電視通過創造出一種可以被稱為“假信息”的種類改變了“得到消息”的含義。我這裏所說的“假信息”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克格勃的特工們所說的“假情報”，意思幾乎完全一樣。假信息並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麵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我並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蒙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麵說過，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麽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麽做呢？
從下麵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樣被迷惑的。1983 年 2 月 15 日《紐約時報》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 <blockquote>
裏根誤述無人關注 </blockquote>
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blockquote>
裏根總統的助手們過去常常因為總統先生對於其政策及時事做出錯誤甚至誤導的評述而感到驚恐萬分。現在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了。其實，總統先生還是照舊發表值得爭議的觀點，但報界對此不再像過去那樣窮追不舍。據白宮官員分析，報紙減少報道反映了公眾興趣的減退。 </blockquote>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新聞報道，還不如說是關於新聞的報道，最近發生的事情也證明了這篇文章想要傳遞的不是羅納德·裏根的魅力。它告訴了我們新聞是怎樣被定義的，我相信，不論是自由論者還是早些時候的獨裁者看到這篇文章都會感到震驚。沃爾特·李普曼在 1920 年寫過：“無法察覺謊言的社會是沒有自由的。”盡管他對恢複 18 和 19 世紀的那種公眾話語持悲觀態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馬斯·傑弗遜都同意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報界訓練有素並可以充當測謊儀，那麽公眾對於總統的誤述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認為，如果有了測謊的方法，公眾就不可能對謊言的結果無動於衷。
但他的假設不適用我們上述的例子。報道白宮動態的記者們很願意也能夠發現謊言，他們的報道足以讓公眾了解真相並激起義憤，但現在的問題很明顯是公眾拒絕表示興趣。對於那些有關白宮謊言的新聞報道，公眾會用維多利亞女王著名的一句話作答：“我們不覺得好笑。”但是在這裏，這句話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並不一樣，這裏的意思是“不好笑的東西不值得他們關注”。也許，如果總統的謊言能夠用圖片展示出來並伴以音樂，公眾就可能驚訝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對政府政策的錯誤解釋被拍成一部像《驚天大陰謀》那樣的電影，如果電影裏再出現幾個洗錢的惡棍，觀眾的興趣就一定會大增。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尼克鬆總統在自己的謊言被“水門事件”聽證會上的磁帶徹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現得非常鎮定。但我們這裏沒有這樣具有戲劇性的東西，裏根總統隻是說了不完全屬實的東西，這裏麵沒有什麽特別有趣的。
但這裏我們還是應該指出其中的微妙之處。總統的很多“誤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語境中，兩種不同的解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同一語境”是個關鍵詞，囚為隻有通過語境我們才能判斷出一個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這樣一個人，他一會兒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橘子，一會兒又說在橘子和蘋果中他更喜歡蘋果。如果一句話是在選擇牆紙圖案時說的，另一句話是在選擇做甜點的水果時說的，我們就會說這兩種意見是相反的，它們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這兩句話是在同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說的，那麽它們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時成立。簡單地說，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備一些條件，隻有在一個前後連貫的語境中，觀點和事件彼此相關，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語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麽自相矛盾也會隨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輕學生們關於他們寫作的對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幫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觀點。我說：“你看，在這一段裏你這樣說，在那一段裏你又說了相反的話，到底應該是什麽？”他們很有禮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們被我提出的問題弄糊塗了，而我緊接著也被他們的回答弄糊塗了。他們說：“我知道，但一個是在那裏，一個是在這裏。”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認為“這裏”和“那裏”，“此時”和“彼時”，一個段落和另一個段落，都應該是彼此相連、前後貫通的，都屬於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這是印刷術話語的方式，印刷術是我“來自”的世界，他們都這麽說。而他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話語世界：電視中“好……現茌”的世界。在他們的世界裏，一切都是沒有連貫性的。存這樣一個被割裂的世界裏，我們無法通過識別自相矛盾來檢驗正誤，因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們已經徹底地適應了電視中“好……現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存在的，被剝奪了與過去、未來或其他任何事件的關聯——連貫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條件也隨之消失了。在沒有語境的語境中，它隻能消失。沒有了自相矛盾，公眾怎麽可能對總統這會兒說什麽、那會兒說什麽感興趣呢？任何新聞都隻是舊新聞的改寫，沒有什麽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記者們麵對公眾的漠然所表現出來的迷惑不解。這整個事情極富諷刺意義，那些把世界分解開來的人們現在正想方設法想把它拚合回去，但他們驚訝地發現，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麵對這樣的局麵，像喬治·奧威爾這樣思想敏銳的人可能也會不知所措了。這根本不是“奧威爾式”的情況。新聞界沒有成為總統的掌中之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沒有變成《真理報》，美聯社沒有變成塔斯社，而且這裏也沒有“新話”。[4]謊言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真正發生的是公眾已經適應了沒有連貫性的世界，並且已經被娛樂得麻木不仁了。奧爾德斯·赫胥黎對這樣的情況不會感到吃驚，他早就預見了它的到來。他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這一點，而奧威爾則沒有。公眾沉醉於現代科技帶來的種種娛樂消遣中，對於自相矛盾這種東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為了這樣的公眾，處心積慮掩蓋事實顯然是多此一舉。雖然赫胥黎沒有明確指出電視在這當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會很讚成羅伯特·麥克尼爾的話：電視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解憂丸”。[5]控製人們的不是“老大哥”，而是電視上的“好迪都迪”。[6]
我並不是說公眾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電視之過。我的意思是，電視是我們了解公眾信息的樣板。和早些時候的印刷機一樣，電視已經獲得了定義新聞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還決定了我們如何對新聞做出反應。在把新聞包裝成雜耍的同時，電視也引誘其他媒介這樣做，於是整個信息環境都變成了電視的一麵鏡子。
例如，美國非常成功的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就是完全按照電視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擺在類似電視機的東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麵設計大量使用照片、圖表和其他圖像，有的還是彩色的。它上麵的天氣預報圖簡直稱得上是一種視覺享受；它的體育版上無聊的數據多得可以讓電腦發瘋。結果，創刊於 1982 年 9 月的《今日美國》已經一躍而成為美國第三大日報(這是發行審計局截止到 1984 年 7 月公布的結果)，遠遠超過了《每日新聞》和《華爾街日報》。偏好傳統的記者們批評它膚淺誇張，但該報的編輯們對印刷術時代的標準繼續不管不顧。該報的總編約翰·奎恩說：“我們並不想得大獎，何況他們也不會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這是他們為電視認識論產生的共鳴而獻上的禮讚：在電視時代，段落已經成為報紙上新聞的基本單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為不能得獎過於煩惱，隨著其他報紙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給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頒獎的日子估計也不會太遠了。
我們這裏還應該注意到，一些新出現的成功雜誌，如《人物》和《美國》，不僅僅是電視型印刷媒介的典範，而且它們對於電視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電視告訴雜誌“新聞是一種娛樂”，雜誌轉而告訴電視“隻有娛樂才是新聞”。有些電視節目，如《今夜娛樂》，把關於藝人和名人的信息轉換成“嚴肅”的文化內容，這就使新聞的娛樂性更完整了：新聞的形式和內容都成了娛樂。
在赫胥黎筆下充滿現代技術麻醉劑的世界中，廣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類。廣播本身的特點使它非常適合傳播理性而複雜的語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廣播已經完全被音樂俘虜外，我們還發現了一個讓人心寒的事實：廣播給予我們的語言日漸顯得原始淩亂，很多時候隻是為了引起本能的反應，也就是說，無所不在的搖滾音樂代替了語言而成為廣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現在流行的、觀眾來電點播節目中，觀眾的語言不過是一種類人的咕噥聲。這樣的節目沒有內容，但也許還有一點考古意義，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知道尼安德特人[7]之間的對話大概是什麽樣的。而且，在電視的影響下，廣播新聞的語言也越來越脫離語境，變得斷斷續續，所以人們了解這個世界的途徑被有效地截斷了。在紐約市，wins 廣播電台請求聽眾：“給我們 22 分鍾，我們將給你整個世界。”他們說這句話時是誠懇的，聽眾們也不會把這個口號看作是癡人說夢。
於是，我們將快速地進入到一個真正可以被稱為“歡樂問答”的信息環境。這個被稱為“歡樂問答”的遊戲使瑣碎的事實作為娛樂的源泉，我們的新聞也一樣。曆史已經證明，一個文化不會因為假信息和錯誤觀點而滅亡，但曆史從來沒有證明過，一個自認為可以在 22 分鍾內評價整個世界的文化還會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聞的價值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
[1] 麥克尼爾，《電視是否縮短了我們的注意廣度》，《紐約大學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 2 頁。
[2] 阿亞托拉(ayatoh)，對伊朗等國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尊稱。
[3] 沙(shah)：伊朗國王的稱號。
[4] “新話”(newspeak)：指以模棱兩可和自相矛盾為特點的宣傳語言，源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
[5] 原文為“soma”，是奧爾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為了解除煩憂服用的一種藥丸。
[6] 原文為“howdy doody”，是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最受兒童歡迎的電視節目。
[7]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類化石，在人類發展史上屬早期智人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