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頗自負，他說：“古今大文章隻有二十餘篇，以李斯《諫逐客書》為第一，賈誼《過秦論》第二，其次則司馬相如、劉向、劉歆、穀永、楊雄、匡衡諸家敦厚典雅，皆含經義。”他給弟子講文往往離題萬裏，如講韓文公《馬說》：“吾讀《馬說》則生無限感慨。昔戊戌變法，勸德宗辟新疆全省為牧馬場，養馬八百萬匹，為擴充騎兵之用。日本島國不足慮。若馳驅歐亞，稱霸天下，舍騎兵莫屬。蒙古入歐，全憑馬力。餘願輔德宗為成吉思汗也。”一直到下課，文公的《馬說》一字未談。
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朗笑三聲，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縣身份晉見湖廣總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見。行禮後，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嗬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後，裕泰對其他官員說：你們看見李瀚章了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一定不亞於我。李果然做到總督，外號李大架子。
郭嵩燾曾在日記裏記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經向馮桂芬提過娶妻的條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當新婦過門後，他立即發現，此婦“多言狂躁，終日叫呶，有類瘋癲，貌更凶戾，眉目皆豎”。一連幾頓吵鬧過後，不由得使郭嵩燾大喊倒黴，埋怨說：“馮景老（馮桂芬安景亭）誤我。”
1897年4月，熊希齡與蔣德鈞一道，專程趕往湖北，麵見張之洞，請準湖南省內河通航。蔣申述來意後，張談湖南情況特殊，不得援蘇、浙、贛行輪之例，要慎重行事，從長計議，宜緩不宜速，熊希齡忍不住反問：湖南人不能辦輪船的特殊性在哪裏？眼看外國商輪可直抵湖南內河，而不準本國人置輪開航，怎樣向國人解釋這種慎重？張之洞答不出話，悖然變色，即端茶送客。由於激動，茶碗蓋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場禮儀，氣焰才有收斂。
清末大臣剛毅極受重用。他不學無術，推薦人才時竟說和黃天霸的水平相當。錯別字脫口而出，民不聊生念成“邪”生，把禹稱做王，皋陶的“皋”讀本字。當時流行七律一首，諷刺其低能：“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爾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黃金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張繼是同盟會員中的一個好打手，在日本保皇黨開會時，常由張一馬當先，跳上台去把保皇黨說話的人拉下台來。國民黨老人說，張繼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對孫中山說，袁世凱早晚必叛民國；如果他做了國會議長，就有資格容易見到袁，必要時可以對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為國除害。孫中山見其誌可嘉，乃叫黨人投張繼的票，做了參議院議長。
王湘綺的夫人去世後，王想把女傭周媽正位中官，但兩個兒子不答應。好在當時周媽名氣很大，王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上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上周媽。王到北京，坐著馬車拜客，也有周媽陪同，周的名片上寫著：“王氏侍傭周媽。”
清末民初，吳虞以“打倒孔家店”口號名動一時，其本人專製作風之烈亦可一歎。吳在日本時，寫回四川的家信，從吃飯，用錢，到讀書，都有一套規矩。他根據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為例，從日本對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遙控。吳虞規定說：“今我既不在家，則香祖（吳妻）日用半斤，餘人或牙祭日與肉稍豐，平時則諸人每日共肉四兩足矣，不能過此數也。”又加注說：“若半斤肉已足，則四兩肉之錢可以歸入牙祭內，而牙祭可節省也。”
民國時期，政客徐光弼與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將賽金花介紹給後者，魏倒也湊趣，說“甘蔗老頭甜，越老越新鮮”。他與賽金花十分投緣，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勸魏，好端端的別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屬於我，有何不可？！”
民國初，民國政府與遜位大清帝國之間往來較多，遺老們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貴者，孫寶琦曾為大清山東巡撫，搖身變為民國政府裏的國務員，貴為外交總長。一次，孫與趙秉鈞等國務員到大清小朝廷來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發現了老朋友，他直奔這位穿大禮服隻鞠躬的國務員麵前，指著鼻子問：“你是誰？你是哪國人？”孫給老友問怔了，梁提高嗓門：“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這身衣服，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有廉恥嗎？你是一個什麽東西”！“問得好，你是個什麽東西？！”勞乃宣跟了過來，他們倆一唱一幫，引過來一大群人，把這三人圍在中心。孫麵無人色，低下頭連忙說：“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民國期間，曹錕唆使張紹曾內閣全體總辭職、軍人索薪等手段驅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將總統大印秘藏，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率軍警上火車索要總統印信。黎問：“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麽樣？”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想想。”
溥傑十幾歲時，很想買一個照相機，就問服侍他的太監需用多少錢。太監現出了鄙夷的神情對他說：“您是一位當爺的，打聽這個幹什麽？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們還怎能托福？！”溥傑聽了不但深覺失言，而且是失了“當爺”的體統。
閻錫山曾被袁世凱召見三次，有人問他袁是什麽樣子，閻說：“我……我沒有看見，我隻看見他的靴子。”表現得極其懦弱馴服，連袁世凱都被感動了，於是他這個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來。
陳家鼐兄弟都愛吹牛皮、出風頭，他們頭上都長著癩子，尤以家鼐的為最，一些人都叫他陳癩子。1912年他毛遂自薦，冒充上海某報的駐漢通訊員。他第一次給報社寫專電說：“陳家鼐某日抵漢，與黃克強同車出遊，沿途觀者數萬人。”報社的編輯照原文把它披露在報上，隻在括弧中加一注：“看你的癩子。”閱者大笑。
黎、段交惡，黎大感恥辱，曾說：“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於段。總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婦。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婦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樹錚等毫不把黎放在眼裏，韓玉辰為政學係幹事，此時兼任黎府秘書，常與黎左右爭論府院關係，孫武、哈漢章拍案罵段徐，韓說：“曹操不是罵得死的。”
民初，北大人才濟濟，名教授有二馬三沈之號，馬裕藻及弟馬衡為二馬，三沈指吳興沈氏三兄弟士遠、尹默、兼士。沈士遠在北大預科講授“中國國學概況”，其第一篇是《莊子·天下篇》，因兼總務科長，經常請假，一年未能講完這一篇，年年如此，故學生戲稱為“沈天下”。
民國初，陳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講中國哲學，每周九小時，講了一學期，才到周公，學生問何時可以講完，他說：“說完就完，說不完就不完。”
馬敘倫請願被打傷，送到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母說：“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麽道理？”要員回答說：“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隻管放心就是。至於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孫中山與陳炯明交惡後，汪精衛、鄒魯請托吳稚暉向孫進言，寬恕陳炯明的罪過，允許他帶兵打仗，立功自新。孫中山憤怒地說：“陳炯明謀叛，要殺我；什麽人都可寬恕，獨有陳炯明不恕。”吳稚暉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應，我就不起來。”孫中山隻好說：“快些起來，我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寫一張悔過書，則百事可了。”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張競生發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裏，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牆紙的白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將軍”張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錢有多少，軍隊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東時，適逢天旱，百姓籲請求雨。張宗昌不得不去他不相信的龍王廟，他去後既不拈香，亦不禱告，直奔龍王廟前，手批神像之頰，厲聲罵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罵完就走，但一天過去，仍沒有下雨，張就命炮兵團在濟南千佛山列過山炮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結果傾盆大雨，驟然而降。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吳佩孚失勢後，曾到甘肅一帶活動，當地人多有捧場者，是以吳等受盡優待。當其過天水時，受到馬廷賢的歡迎。在天水期間，馬的部下、各縣士紳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謁甚眾。吳對來賓隻談論詩文和四書五經，不談政治。有人問他：“聽說蔣委員長要請大帥到南京去，大帥去嗎？”吳隻回答說：“鳥獸不可與同群。”
1929年夏，山東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東二師，二師當時演出《子見南子》話劇，孔氏族人以為二師校長宋還吾違反行政院通過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嚴辦。在其背後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對人說：“侮辱我們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員去調查時，一縣府職員問：“宋校長會不會殺頭？”
成舍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麵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麽特點，人家有什麽占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開明書店常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刁難，宋雲彬回憶，有兩件事開明應付得相當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譯的高爾基的《母親》被禁售，他們把“孫充瑞”改為“沈瑞先”，《母親》改為《母》，仍然繼續印行。一是郭沫若的《離騷今譯》，裏麵有“黨人之偷樂”一句，審查官認為是暗罵國民黨，不給通過。章錫琛就質問他們：“是不是戰國時代已經有了國民黨？”問得他們啞口無言，隻好通過。
高長虹到延安後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係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後，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褚民誼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要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葉翔之和沈醉到褚的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神秘地說，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髒。因孫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髒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如何落到褚民誼手中。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髒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王世傑英語極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歡表達。一到說不出來時，總是把兩手交叉起來使勁地轉動。在《中美商約》簽定時，對手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簽約前，雙方照例有幾句“今天天氣”一類的寒暄客氣話，可是王世傑的客氣話就是始終說不出來，隻見他兩手交叉著，像車輪一樣地轉來轉去。一個記者悄悄地說：“王部長原來在練太極拳。”惹得在場觀禮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抗戰勝利後，梁鴻誌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誌，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到安徽的茅嶺農場發配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麽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誌看人神似。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後，剛走下發言台，隻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腦溢血，一昏不醒。“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布：傅先生棄世了。李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消息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淩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
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刹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裏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麵樹敵嗎”？胡風隻好放棄齋名。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麵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裏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麵。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匯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文革”期間，人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做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願”時還要祝願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文革”期間，戴乃迭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枝鉛筆，一個筆記本。她了解到，在美國監獄裏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裏是……”戴說：“那麽，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要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嗎？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裏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麽吃這麽多？”馮答：“我……我吃得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隻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麽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麵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
梁效班子分寫作組、研究組，馮友蘭等老教授在研究組（後改名注釋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在1976年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指鄧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說：“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
1983年，孫大雨與陳巨來相逢於朋友婚宴。孫個子高大，不言不語，陳巨來個子矮小，且極瘦，以尖而細的聲音跟人頻頻交談。他一見孫大雨就說：“大雨兄，長久勿見了，你好哦？你吃了這麽多苦頭，怎麽身體還是這麽好？我是吃勿消，批鬥的時候被他們打呀，我現在隻有七十幾斤了。”孫隻是默默頷首。陳巨來又問：“我們上次是在哪裏碰頭的？”孫說不清楚，陳突然大叫：“我想起來了，是徐誌摩請客吃飯。”滿座為之愕然，蓋因徐死於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朗笑三聲，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縣身份晉見湖廣總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見。行禮後，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嗬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後，裕泰對其他官員說：你們看見李瀚章了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一定不亞於我。李果然做到總督，外號李大架子。
郭嵩燾曾在日記裏記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經向馮桂芬提過娶妻的條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當新婦過門後，他立即發現，此婦“多言狂躁，終日叫呶，有類瘋癲，貌更凶戾，眉目皆豎”。一連幾頓吵鬧過後，不由得使郭嵩燾大喊倒黴，埋怨說：“馮景老（馮桂芬安景亭）誤我。”
1897年4月，熊希齡與蔣德鈞一道，專程趕往湖北，麵見張之洞，請準湖南省內河通航。蔣申述來意後，張談湖南情況特殊，不得援蘇、浙、贛行輪之例，要慎重行事，從長計議，宜緩不宜速，熊希齡忍不住反問：湖南人不能辦輪船的特殊性在哪裏？眼看外國商輪可直抵湖南內河，而不準本國人置輪開航，怎樣向國人解釋這種慎重？張之洞答不出話，悖然變色，即端茶送客。由於激動，茶碗蓋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場禮儀，氣焰才有收斂。
清末大臣剛毅極受重用。他不學無術，推薦人才時竟說和黃天霸的水平相當。錯別字脫口而出，民不聊生念成“邪”生，把禹稱做王，皋陶的“皋”讀本字。當時流行七律一首，諷刺其低能：“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爾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黃金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張繼是同盟會員中的一個好打手，在日本保皇黨開會時，常由張一馬當先，跳上台去把保皇黨說話的人拉下台來。國民黨老人說，張繼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對孫中山說，袁世凱早晚必叛民國；如果他做了國會議長，就有資格容易見到袁，必要時可以對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為國除害。孫中山見其誌可嘉，乃叫黨人投張繼的票，做了參議院議長。
王湘綺的夫人去世後，王想把女傭周媽正位中官，但兩個兒子不答應。好在當時周媽名氣很大，王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上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上周媽。王到北京，坐著馬車拜客，也有周媽陪同，周的名片上寫著：“王氏侍傭周媽。”
清末民初，吳虞以“打倒孔家店”口號名動一時，其本人專製作風之烈亦可一歎。吳在日本時，寫回四川的家信，從吃飯，用錢，到讀書，都有一套規矩。他根據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為例，從日本對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遙控。吳虞規定說：“今我既不在家，則香祖（吳妻）日用半斤，餘人或牙祭日與肉稍豐，平時則諸人每日共肉四兩足矣，不能過此數也。”又加注說：“若半斤肉已足，則四兩肉之錢可以歸入牙祭內，而牙祭可節省也。”
民國時期，政客徐光弼與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將賽金花介紹給後者，魏倒也湊趣，說“甘蔗老頭甜，越老越新鮮”。他與賽金花十分投緣，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勸魏，好端端的別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屬於我，有何不可？！”
民國初，民國政府與遜位大清帝國之間往來較多，遺老們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貴者，孫寶琦曾為大清山東巡撫，搖身變為民國政府裏的國務員，貴為外交總長。一次，孫與趙秉鈞等國務員到大清小朝廷來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發現了老朋友，他直奔這位穿大禮服隻鞠躬的國務員麵前，指著鼻子問：“你是誰？你是哪國人？”孫給老友問怔了，梁提高嗓門：“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這身衣服，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有廉恥嗎？你是一個什麽東西”！“問得好，你是個什麽東西？！”勞乃宣跟了過來，他們倆一唱一幫，引過來一大群人，把這三人圍在中心。孫麵無人色，低下頭連忙說：“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民國期間，曹錕唆使張紹曾內閣全體總辭職、軍人索薪等手段驅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將總統大印秘藏，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率軍警上火車索要總統印信。黎問：“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麽樣？”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想想。”
溥傑十幾歲時，很想買一個照相機，就問服侍他的太監需用多少錢。太監現出了鄙夷的神情對他說：“您是一位當爺的，打聽這個幹什麽？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們還怎能托福？！”溥傑聽了不但深覺失言，而且是失了“當爺”的體統。
閻錫山曾被袁世凱召見三次，有人問他袁是什麽樣子，閻說：“我……我沒有看見，我隻看見他的靴子。”表現得極其懦弱馴服，連袁世凱都被感動了，於是他這個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來。
陳家鼐兄弟都愛吹牛皮、出風頭，他們頭上都長著癩子，尤以家鼐的為最，一些人都叫他陳癩子。1912年他毛遂自薦，冒充上海某報的駐漢通訊員。他第一次給報社寫專電說：“陳家鼐某日抵漢，與黃克強同車出遊，沿途觀者數萬人。”報社的編輯照原文把它披露在報上，隻在括弧中加一注：“看你的癩子。”閱者大笑。
黎、段交惡，黎大感恥辱，曾說：“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於段。總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婦。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婦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樹錚等毫不把黎放在眼裏，韓玉辰為政學係幹事，此時兼任黎府秘書，常與黎左右爭論府院關係，孫武、哈漢章拍案罵段徐，韓說：“曹操不是罵得死的。”
民初，北大人才濟濟，名教授有二馬三沈之號，馬裕藻及弟馬衡為二馬，三沈指吳興沈氏三兄弟士遠、尹默、兼士。沈士遠在北大預科講授“中國國學概況”，其第一篇是《莊子·天下篇》，因兼總務科長，經常請假，一年未能講完這一篇，年年如此，故學生戲稱為“沈天下”。
民國初，陳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講中國哲學，每周九小時，講了一學期，才到周公，學生問何時可以講完，他說：“說完就完，說不完就不完。”
馬敘倫請願被打傷，送到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母說：“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麽道理？”要員回答說：“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隻管放心就是。至於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孫中山與陳炯明交惡後，汪精衛、鄒魯請托吳稚暉向孫進言，寬恕陳炯明的罪過，允許他帶兵打仗，立功自新。孫中山憤怒地說：“陳炯明謀叛，要殺我；什麽人都可寬恕，獨有陳炯明不恕。”吳稚暉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應，我就不起來。”孫中山隻好說：“快些起來，我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寫一張悔過書，則百事可了。”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張競生發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裏，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牆紙的白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將軍”張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錢有多少，軍隊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東時，適逢天旱，百姓籲請求雨。張宗昌不得不去他不相信的龍王廟，他去後既不拈香，亦不禱告，直奔龍王廟前，手批神像之頰，厲聲罵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罵完就走，但一天過去，仍沒有下雨，張就命炮兵團在濟南千佛山列過山炮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結果傾盆大雨，驟然而降。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吳佩孚失勢後，曾到甘肅一帶活動，當地人多有捧場者，是以吳等受盡優待。當其過天水時，受到馬廷賢的歡迎。在天水期間，馬的部下、各縣士紳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謁甚眾。吳對來賓隻談論詩文和四書五經，不談政治。有人問他：“聽說蔣委員長要請大帥到南京去，大帥去嗎？”吳隻回答說：“鳥獸不可與同群。”
1929年夏，山東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東二師，二師當時演出《子見南子》話劇，孔氏族人以為二師校長宋還吾違反行政院通過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嚴辦。在其背後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對人說：“侮辱我們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員去調查時，一縣府職員問：“宋校長會不會殺頭？”
成舍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麵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麽特點，人家有什麽占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開明書店常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刁難，宋雲彬回憶，有兩件事開明應付得相當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譯的高爾基的《母親》被禁售，他們把“孫充瑞”改為“沈瑞先”，《母親》改為《母》，仍然繼續印行。一是郭沫若的《離騷今譯》，裏麵有“黨人之偷樂”一句，審查官認為是暗罵國民黨，不給通過。章錫琛就質問他們：“是不是戰國時代已經有了國民黨？”問得他們啞口無言，隻好通過。
高長虹到延安後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係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後，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褚民誼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要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葉翔之和沈醉到褚的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神秘地說，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髒。因孫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髒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如何落到褚民誼手中。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髒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王世傑英語極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歡表達。一到說不出來時，總是把兩手交叉起來使勁地轉動。在《中美商約》簽定時，對手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簽約前，雙方照例有幾句“今天天氣”一類的寒暄客氣話，可是王世傑的客氣話就是始終說不出來，隻見他兩手交叉著，像車輪一樣地轉來轉去。一個記者悄悄地說：“王部長原來在練太極拳。”惹得在場觀禮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抗戰勝利後，梁鴻誌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誌，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到安徽的茅嶺農場發配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麽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誌看人神似。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後，剛走下發言台，隻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腦溢血，一昏不醒。“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布：傅先生棄世了。李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消息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淩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
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刹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裏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麵樹敵嗎”？胡風隻好放棄齋名。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麵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裏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麵。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匯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文革”期間，人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做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願”時還要祝願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文革”期間，戴乃迭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枝鉛筆，一個筆記本。她了解到，在美國監獄裏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裏是……”戴說：“那麽，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要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嗎？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裏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麽吃這麽多？”馮答：“我……我吃得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隻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麽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麵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
梁效班子分寫作組、研究組，馮友蘭等老教授在研究組（後改名注釋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在1976年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指鄧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說：“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
1983年，孫大雨與陳巨來相逢於朋友婚宴。孫個子高大，不言不語，陳巨來個子矮小，且極瘦，以尖而細的聲音跟人頻頻交談。他一見孫大雨就說：“大雨兄，長久勿見了，你好哦？你吃了這麽多苦頭，怎麽身體還是這麽好？我是吃勿消，批鬥的時候被他們打呀，我現在隻有七十幾斤了。”孫隻是默默頷首。陳巨來又問：“我們上次是在哪裏碰頭的？”孫說不清楚，陳突然大叫：“我想起來了，是徐誌摩請客吃飯。”滿座為之愕然，蓋因徐死於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