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前，梁啟超過武昌投謁。張之洞命開中門及暖閣迎接，而且問巡捕官：“可鳴炮否？”巡捕以恐駭聽聞回答，張才作罷。朝廷定製，欽差及敵體官往見督撫者，才能鳴炮開中門相迎。梁啟超當時隻是一舉人耳，何以有是禮節？皆因其時已有康、梁柄國的消息，張之洞特預為媚之耳。
左宗棠奉命去鎮壓新疆叛亂時，恰好哥老會頭目（人稱大龍頭）犯法逃到漢口。左正準備從漢口開往西安，忽見隊伍自動集中，排成十幾裏的長隊，說是去歡迎大龍頭，非常詫異。不久接兩江總督文書，謂有巨匪自漢口逃往西安，著地查辦。左摸不到要領，無計可施時，幕僚說：“軍中士兵上至將官都是哥老會中人，所謂‘匪首’就是他們的大頭目。”並建議：“大帥最好加入哥老會，做大龍頭。不然，我們無法到新疆。”左聽後便去開山，做起大龍頭來，收留會黨，這才平安到新疆。新疆因此有哥老會。
康有為在京師創立強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又赴上海設分會，請張之洞列名，張發電報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
袁世凱曾說過：“共和為最良好政體，治平之極軌，本大總統受國民付托之重，就職宣誓，永不使帝製再見中國，皇天後土，實聞此言。”
辛亥革命後，作為革命對象的皖撫朱家寶(他鎮壓了熊成基起義)，不但沒有被動“一根頭發”，反而搖身一變，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寶座。孤雲說這些人是：“清廷而在，則搖尾為奴；虜社既顛，則塗麵革命。”
民國初，“交通係”實力強大。袁世凱曾向梁士詒說：“財政窘迫如此，交通部總要幫忙才好。”梁回答說：“隻須大總統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稱：“每月須有四五十萬才好。”梁立即爽快答應：“就是五十萬可也。”
章太炎看到孫中山在廣州護法的事“難就”，就想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招西行。孫派人勸說：“今人心不固，君舊同誌也，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回答說：“此如弈棋，內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仆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仆可也。”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裏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民初，馮玉祥驅逐溥儀小朝廷，遺老舊臣們多方求援。載濤之子溥佳對羅振玉等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羅矢口不談什麽借助外力（暗地裏與日人聯係），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來京時，總說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當時溥儀以及王公們對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讚許，他“慷慨激昂”地說：“君辱臣死，我隻有鞠躬盡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羅看成一個“忠貞可嘉”的人物。
張宗昌有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托洋學堂出身的郭鬆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鬆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鬆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以處事圓滑、八麵玲瓏著稱，人們稱其為“藥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宋子文等不同意蔣介石追求其妹宋美齡，譚受托勸他說：“兒女婚事當不應多管，何況長妹，徒傷感，且落口實。”宋子文隻好歸順蔣介石。
1928年，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提出“成立五院實行法治”的主張，以便再度與蔣介石合作。當時曾有人力勸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隻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下治天下。漢高祖還要有個叔孫通幫他定朝儀。現在隻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來約束住槍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會有人去受他利用。”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他的口頭禪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他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喜怒無常，他毫無怨色，還對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
1942年係《南京條約》一百周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蔣的看法。一個與孫科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介石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廷黻的文章。
1944年，哈裏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國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為什麽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複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為什麽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
戴季陶終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清末時他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後來改名良弼。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在他的書房裏，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於責備他，蔣介石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建國後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唉！不是那麽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麵。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嶽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隻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麽菜，我做什麽菜。”
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裏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
左宗棠奉命去鎮壓新疆叛亂時，恰好哥老會頭目（人稱大龍頭）犯法逃到漢口。左正準備從漢口開往西安，忽見隊伍自動集中，排成十幾裏的長隊，說是去歡迎大龍頭，非常詫異。不久接兩江總督文書，謂有巨匪自漢口逃往西安，著地查辦。左摸不到要領，無計可施時，幕僚說：“軍中士兵上至將官都是哥老會中人，所謂‘匪首’就是他們的大頭目。”並建議：“大帥最好加入哥老會，做大龍頭。不然，我們無法到新疆。”左聽後便去開山，做起大龍頭來，收留會黨，這才平安到新疆。新疆因此有哥老會。
康有為在京師創立強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又赴上海設分會，請張之洞列名，張發電報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
袁世凱曾說過：“共和為最良好政體，治平之極軌，本大總統受國民付托之重，就職宣誓，永不使帝製再見中國，皇天後土，實聞此言。”
辛亥革命後，作為革命對象的皖撫朱家寶(他鎮壓了熊成基起義)，不但沒有被動“一根頭發”，反而搖身一變，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寶座。孤雲說這些人是：“清廷而在，則搖尾為奴；虜社既顛，則塗麵革命。”
民國初，“交通係”實力強大。袁世凱曾向梁士詒說：“財政窘迫如此，交通部總要幫忙才好。”梁回答說：“隻須大總統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稱：“每月須有四五十萬才好。”梁立即爽快答應：“就是五十萬可也。”
章太炎看到孫中山在廣州護法的事“難就”，就想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招西行。孫派人勸說：“今人心不固，君舊同誌也，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回答說：“此如弈棋，內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仆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仆可也。”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裏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民初，馮玉祥驅逐溥儀小朝廷，遺老舊臣們多方求援。載濤之子溥佳對羅振玉等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羅矢口不談什麽借助外力（暗地裏與日人聯係），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來京時，總說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當時溥儀以及王公們對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讚許，他“慷慨激昂”地說：“君辱臣死，我隻有鞠躬盡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羅看成一個“忠貞可嘉”的人物。
張宗昌有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托洋學堂出身的郭鬆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鬆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鬆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以處事圓滑、八麵玲瓏著稱，人們稱其為“藥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宋子文等不同意蔣介石追求其妹宋美齡，譚受托勸他說：“兒女婚事當不應多管，何況長妹，徒傷感，且落口實。”宋子文隻好歸順蔣介石。
1928年，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提出“成立五院實行法治”的主張，以便再度與蔣介石合作。當時曾有人力勸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隻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下治天下。漢高祖還要有個叔孫通幫他定朝儀。現在隻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來約束住槍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會有人去受他利用。”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他的口頭禪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他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喜怒無常，他毫無怨色，還對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
1942年係《南京條約》一百周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蔣的看法。一個與孫科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介石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廷黻的文章。
1944年，哈裏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國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為什麽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複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為什麽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
戴季陶終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清末時他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後來改名良弼。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在他的書房裏，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於責備他，蔣介石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建國後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唉！不是那麽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麵。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嶽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隻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麽菜，我做什麽菜。”
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裏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