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當時最有學問的大臣之一榮慶開始從明代抗倭的曆史中尋找良策。但榮慶最想要的是“清閑”：“養氣讀書，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願也。”他在阜成門外散步，“近臨河甸，綠樹蔥蘢，葭葦彌漫，令人動出世之想。”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數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麵前進讒說，皇帝知道太後病重，麵有喜色，此時光緒被囚多時。慈禧聽了大怒：“我不能先爾死！”後果然，光緒先於慈禧一日“龍馭上賓”。
1914年初，殺害宋教仁的應夔丞自上海越獄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凱實踐其“毀宋酬勳”的諾言。軍政執法處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鐵路火車上將應殺死。這件事使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他為應鳴不平，徑自發電通緝殺應凶犯，並抱怨袁世凱說：“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采用嚴密的特務網對其周圍的人進行監視，以防被人暗殺。周東郊說：“盛世才對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嶽父邱宗浚、姻襟汪鴻藻都不放心，都有專門特務跟蹤。”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麵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隻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地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了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閑散，不得已隻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麽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念念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著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地說：“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希聖拍案而起：“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於是，該領導隻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輕的朱學淵在北京“上訪”，天天在“八大學院”閑逛。有一天“清華井岡山”鬥王光美，他和幾個朋友去看熱鬧，見到她被紅衛兵拉成“噴氣式”，頸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聯成的“項鏈”；陪鬥的有羅瑞卿，是用籮兜抬出來的，他跳樓把腿跳斷了。在地質學院他還見過彭德懷，彭剛從四川被揪回來。30多年後，朱學淵在美國做物理學教授，回憶說，彭德懷那倔強的麵容，還留在他的記憶中。
1968年12月10日，在監獄般的301醫院病房內，田漢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鏡和其他幾件衣物擺在病房裏，沒有人來取，沒有親人和朋友來與他告別。當他離開人世之時，廣播裏正狂熱地播放著他的歌，歡送狂熱的青年學生們“上山下鄉”：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馬一浮已八十四歲，此後不久他即辭世了。
“文革”期間，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在共產黨統治下，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脖子上掛了五塊牌子，還要自己布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準，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想到這句話竟被兒子揭發，為此他又增加了一項罪名和懲罰：每天勞動前，他要向毛主席請罪。
洪秋聲是字畫裱褙專家，人稱古字畫的“神醫”。他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在“文革”中隻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數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麵前進讒說，皇帝知道太後病重，麵有喜色，此時光緒被囚多時。慈禧聽了大怒：“我不能先爾死！”後果然，光緒先於慈禧一日“龍馭上賓”。
1914年初，殺害宋教仁的應夔丞自上海越獄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凱實踐其“毀宋酬勳”的諾言。軍政執法處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鐵路火車上將應殺死。這件事使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他為應鳴不平，徑自發電通緝殺應凶犯，並抱怨袁世凱說：“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采用嚴密的特務網對其周圍的人進行監視，以防被人暗殺。周東郊說：“盛世才對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嶽父邱宗浚、姻襟汪鴻藻都不放心，都有專門特務跟蹤。”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麵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隻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地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了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閑散，不得已隻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麽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念念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著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地說：“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希聖拍案而起：“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於是，該領導隻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輕的朱學淵在北京“上訪”，天天在“八大學院”閑逛。有一天“清華井岡山”鬥王光美，他和幾個朋友去看熱鬧，見到她被紅衛兵拉成“噴氣式”，頸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聯成的“項鏈”；陪鬥的有羅瑞卿，是用籮兜抬出來的，他跳樓把腿跳斷了。在地質學院他還見過彭德懷，彭剛從四川被揪回來。30多年後，朱學淵在美國做物理學教授，回憶說，彭德懷那倔強的麵容，還留在他的記憶中。
1968年12月10日，在監獄般的301醫院病房內，田漢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鏡和其他幾件衣物擺在病房裏，沒有人來取，沒有親人和朋友來與他告別。當他離開人世之時，廣播裏正狂熱地播放著他的歌，歡送狂熱的青年學生們“上山下鄉”：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馬一浮已八十四歲，此後不久他即辭世了。
“文革”期間，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在共產黨統治下，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脖子上掛了五塊牌子，還要自己布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準，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想到這句話竟被兒子揭發，為此他又增加了一項罪名和懲罰：每天勞動前，他要向毛主席請罪。
洪秋聲是字畫裱褙專家，人稱古字畫的“神醫”。他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在“文革”中隻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