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中國和日本在朝鮮進行較量。中國作為朝鮮的宗主國，在保護方麵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進尺。清軍從朝鮮退到遼東，屢戰屢敗，屢敗屢退。當時有歌謠諷刺說：“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
徐大椿作《道情詩》說：“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建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隻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維新變法失敗，袁世凱以兩麵派手段得到慈禧賞識，升官發財。當時社會上曾有民諺，語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清末，京城流傳順口溜說：“太醫院的藥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祿寺的茶湯，鑾儀衛的刀槍，金魚池的婆娘。”譏諷它們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來，中國人被騙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無數，這些人被稱為“豬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樣。當時閩粵人的孩子，到了16歲，為父兄的便特別戒嚴地吩咐說：“行路時須警惕著，提防別人拐你去賣豬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時失蹤，第一個判斷必定是說：“哼！又被人拐去賣豬仔了！”
晚清時候，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為最具實力的封疆大吏，陳夔龍說：“時論南皮屠財，項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傳幾遍中外。又謂南皮有學無術，項城有術無學，西林不學無術。”
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雲：“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曆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為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日宣三德，曆算三統。”解雲：“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絕。
民國代替了王朝，似乎翻開了中國曆史新的一頁，但社會混亂，政治腐敗不見減少，且更形嚴重。其間尤以袁世凱篡權竊國“八十三天皇帝夢”最為醜惡，其時有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複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誌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辛亥革命後，漢人剪除辮子成為去舊圖新的標誌。張勳頑固，清帝退位後仍表示忠於清室，所部禁止剪辮，被稱為“辮帥”。1917年6月14日，張帶領數千“辮子軍”開進北京；7月1日，張勳擁溥儀複辟。這一下，京城很多剪辮子者都慌了，有歌謠雲：“不剪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勳。”一時間，有假辮子風行北京城。誰知，真假辮子風行僅十二天，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便攻入北京，宣統皇帝溥儀再次宣布退位，一場鬧劇很快收場。又有歌謠雲：“宣統回了朝，禿頭要開瓢。宣統跑了，禿頭好了。”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後，全國各地各界函電交馳，施行救援。其安徽鄉人也不甘人後，識與不識，皆為之說話。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鹹係同鄉，知之最稔”，懇請準予保釋。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裏後進，保全省釋。”六年後，胡適跟陳獨秀提及時還念念不忘：“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裏，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1938年，隨著日軍的迫近，廣州的淪陷迫在眉睫。當時主持廣東省市軍政大計的餘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要員完全束手無策，以致小報上曾出現了這樣的笑話：“餘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
抗戰結束，劫收開始。當時淪陷區流傳不少關於劫收的民謠：“河裏漂來的（乘輪船前往的）不如地裏滾來的（附近坐汽車去的）；地裏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原來就在那裏與漢奸打成一片的特務），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麽都快）。”
1946年，台灣省所征稅款提高了58倍。據說有一位老人向稅務官質問：“你們把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的稅金都一起向我們要嗎？”當時人形容為“狗去肥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貪官則是肥豬，又說：“前門剛趕走了狼，後門又躥進了豬。”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組織妓女學習勞動技藝，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妓女們自編自演話報劇，唱道：“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柳亞子在故鄉有稻田千畝，建國後政府征糧觸動其財產。其鄉間戚友為無法交納征糧款，紛紛致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亞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寶後》一文中，就正在進行的土改所觸及自身的利害發出了“有代價補償”的感慨：“餘雖土改後喪其田戶，以濫竽充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故月得大米若幹，猶不虞凍餒。”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四人幫”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夏衍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紀90年代以後，高陽、唐浩明的曆史小說流行起來，市井謠傳：經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國藩》。
徐大椿作《道情詩》說：“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建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隻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維新變法失敗，袁世凱以兩麵派手段得到慈禧賞識，升官發財。當時社會上曾有民諺，語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清末，京城流傳順口溜說：“太醫院的藥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祿寺的茶湯，鑾儀衛的刀槍，金魚池的婆娘。”譏諷它們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來，中國人被騙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無數，這些人被稱為“豬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樣。當時閩粵人的孩子，到了16歲，為父兄的便特別戒嚴地吩咐說：“行路時須警惕著，提防別人拐你去賣豬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時失蹤，第一個判斷必定是說：“哼！又被人拐去賣豬仔了！”
晚清時候，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為最具實力的封疆大吏，陳夔龍說：“時論南皮屠財，項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傳幾遍中外。又謂南皮有學無術，項城有術無學，西林不學無術。”
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雲：“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曆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為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日宣三德，曆算三統。”解雲：“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絕。
民國代替了王朝，似乎翻開了中國曆史新的一頁，但社會混亂，政治腐敗不見減少，且更形嚴重。其間尤以袁世凱篡權竊國“八十三天皇帝夢”最為醜惡，其時有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複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誌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辛亥革命後，漢人剪除辮子成為去舊圖新的標誌。張勳頑固，清帝退位後仍表示忠於清室，所部禁止剪辮，被稱為“辮帥”。1917年6月14日，張帶領數千“辮子軍”開進北京；7月1日，張勳擁溥儀複辟。這一下，京城很多剪辮子者都慌了，有歌謠雲：“不剪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勳。”一時間，有假辮子風行北京城。誰知，真假辮子風行僅十二天，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便攻入北京，宣統皇帝溥儀再次宣布退位，一場鬧劇很快收場。又有歌謠雲：“宣統回了朝，禿頭要開瓢。宣統跑了，禿頭好了。”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後，全國各地各界函電交馳，施行救援。其安徽鄉人也不甘人後，識與不識，皆為之說話。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鹹係同鄉，知之最稔”，懇請準予保釋。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裏後進，保全省釋。”六年後，胡適跟陳獨秀提及時還念念不忘：“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裏，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1938年，隨著日軍的迫近，廣州的淪陷迫在眉睫。當時主持廣東省市軍政大計的餘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要員完全束手無策，以致小報上曾出現了這樣的笑話：“餘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
抗戰結束，劫收開始。當時淪陷區流傳不少關於劫收的民謠：“河裏漂來的（乘輪船前往的）不如地裏滾來的（附近坐汽車去的）；地裏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原來就在那裏與漢奸打成一片的特務），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麽都快）。”
1946年，台灣省所征稅款提高了58倍。據說有一位老人向稅務官質問：“你們把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的稅金都一起向我們要嗎？”當時人形容為“狗去肥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貪官則是肥豬，又說：“前門剛趕走了狼，後門又躥進了豬。”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組織妓女學習勞動技藝，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妓女們自編自演話報劇，唱道：“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柳亞子在故鄉有稻田千畝，建國後政府征糧觸動其財產。其鄉間戚友為無法交納征糧款，紛紛致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亞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寶後》一文中，就正在進行的土改所觸及自身的利害發出了“有代價補償”的感慨：“餘雖土改後喪其田戶，以濫竽充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故月得大米若幹，猶不虞凍餒。”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四人幫”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夏衍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紀90年代以後，高陽、唐浩明的曆史小說流行起來，市井謠傳：經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