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說：“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可歎可歎！”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征，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孫家鼐所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
1907年，陝西留學生黨鬆年等人在東京創辦《秦隴》雜誌，請張鳳翽寫稿。張說：“你們這些醋桶子用筆杆子革命，我們軍人革命，要用槍杆子。”一笑了之。
袁世凱自挽：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1916年11月8日，蔡鍔溘然長逝，年僅35歲，去世前口授蔣百裏代寫遺電：“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於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在川陣亡將士及出力人員，懇飭羅、戴兩君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
孫中山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魯迅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林紓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國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李大釗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最艱難的時候改造國運。”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陳光甫說：“天地間事物有重於金錢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遠勝於得一人之金錢。”“上天不負苦心人，為社會服務，利在其中矣。”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麽，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隻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製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出命，“我出命”。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
魯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施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顧維鈞曾反複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隻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做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蔣百裏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時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鬱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曆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曆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跡，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曆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1937年，傅雷為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下獻詞：“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首先要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隻消你能不斷地自拔與更新。”
張自忠給馮治安留下臨陣遺囑說：“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誌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抗戰時期，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麵，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羅振玉挽自己說：畢世寢饋書叢，得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醜扈蹕，壬申於役，丁醜乞身，補天浴日竟何成。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隻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複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唯忽略事實，也不明複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複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一紙遺書，隻有兩行字：“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仆人一樣困難。”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樣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張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有人說，舉目四望，當世已無教育家。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麵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裏，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裏，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製度，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必須有了理論上的根據，那一種政治社會組織，才能“名正言順”……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都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黃仁宇以“大曆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係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係，而按照種姓製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將社會習俗與宗教融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於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唯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殷海光說：“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
周作人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50年來的心願，識者自當知之。”並在遺囑前說：“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聶紺駑有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殷海光在病中遺言裏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15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顧準說：“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製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製主義而奮鬥到底！”
餘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楊振寧說：“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穆旦詩：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麽要說，他回答道：“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麽好說的。”
路遙常說：“靠寫小說掙稿費賺錢，就和靠賣血賺錢一樣。”
陳映真說：“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況……我始終認為，隻要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沒有解決，隻要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最後的答案，人類就留下了對於社會主義選擇的可能性。”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幹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裏，這，才叫活著。”
王小波說：“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錢鍾書曾對李慎之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李澤厚給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寫序，開首句為：“82歲高齡的宗白華老先生的美學結集由我來作序，實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讚一言？”
馮友蘭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征，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孫家鼐所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
1907年，陝西留學生黨鬆年等人在東京創辦《秦隴》雜誌，請張鳳翽寫稿。張說：“你們這些醋桶子用筆杆子革命，我們軍人革命，要用槍杆子。”一笑了之。
袁世凱自挽：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1916年11月8日，蔡鍔溘然長逝，年僅35歲，去世前口授蔣百裏代寫遺電：“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於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在川陣亡將士及出力人員，懇飭羅、戴兩君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
孫中山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魯迅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林紓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國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李大釗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最艱難的時候改造國運。”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陳光甫說：“天地間事物有重於金錢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遠勝於得一人之金錢。”“上天不負苦心人，為社會服務，利在其中矣。”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麽，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隻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製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出命，“我出命”。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
魯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施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顧維鈞曾反複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隻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做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蔣百裏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時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鬱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曆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曆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跡，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曆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1937年，傅雷為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下獻詞：“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首先要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隻消你能不斷地自拔與更新。”
張自忠給馮治安留下臨陣遺囑說：“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誌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抗戰時期，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麵，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羅振玉挽自己說：畢世寢饋書叢，得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醜扈蹕，壬申於役，丁醜乞身，補天浴日竟何成。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隻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複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唯忽略事實，也不明複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複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一紙遺書，隻有兩行字：“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仆人一樣困難。”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樣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張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有人說，舉目四望，當世已無教育家。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麵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裏，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裏，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製度，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必須有了理論上的根據，那一種政治社會組織，才能“名正言順”……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都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黃仁宇以“大曆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係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係，而按照種姓製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將社會習俗與宗教融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於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唯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殷海光說：“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
周作人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50年來的心願，識者自當知之。”並在遺囑前說：“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聶紺駑有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殷海光在病中遺言裏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15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顧準說：“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製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製主義而奮鬥到底！”
餘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楊振寧說：“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穆旦詩：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麽要說，他回答道：“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麽好說的。”
路遙常說：“靠寫小說掙稿費賺錢，就和靠賣血賺錢一樣。”
陳映真說：“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況……我始終認為，隻要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沒有解決，隻要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最後的答案，人類就留下了對於社會主義選擇的可能性。”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幹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裏，這，才叫活著。”
王小波說：“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錢鍾書曾對李慎之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李澤厚給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寫序，開首句為：“82歲高齡的宗白華老先生的美學結集由我來作序，實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讚一言？”
馮友蘭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