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麵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裏歎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誌。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複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倫敦，勸說嚴複支持革命。嚴複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1894年6月，孫文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鴻章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聞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打點行裝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借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
1902年5月，陳範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隻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製。”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曆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誌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麽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麽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1905年《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作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醜，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隻能經過開明專製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隻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隻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盛稱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製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複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誌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後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了汪精衛的三篇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深惡痛絕，故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精衛等人，以安撫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勝利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正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舉袁世凱自代，未獲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凱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問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說：“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誌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做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後，專製複辟勢力對於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與民主製度，並不那麽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他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麽強有力改變國家的曆史和人民的命運。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麵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汪精衛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隻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曆得太多了，隻是被稱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適對革命懷有同情，他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曆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製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麵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隻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隻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至於大失望。”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他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麽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戌的改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並和割劇。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顧準在反思“革命”時認為：“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做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他的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誌。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複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倫敦，勸說嚴複支持革命。嚴複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1894年6月，孫文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鴻章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聞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打點行裝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借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
1902年5月，陳範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隻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製。”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曆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誌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麽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麽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1905年《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作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醜，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隻能經過開明專製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隻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隻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盛稱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製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複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誌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後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了汪精衛的三篇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深惡痛絕，故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精衛等人，以安撫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勝利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正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舉袁世凱自代，未獲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凱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問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說：“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誌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做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後，專製複辟勢力對於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與民主製度，並不那麽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他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麽強有力改變國家的曆史和人民的命運。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麵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汪精衛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隻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曆得太多了，隻是被稱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適對革命懷有同情，他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曆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製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麵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隻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隻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至於大失望。”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他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麽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戌的改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並和割劇。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顧準在反思“革命”時認為：“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做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他的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