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農曆五月廿五，清帝國發布《宣戰詔書》，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在《詔書》中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他在給盛宣懷的電報裏說：“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要盛告訴張之洞和劉坤一。在盛宣懷、張謇、餘聯沅等人串聯下，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朝廷而實行“東南互保”。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出於製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應在革命黨勢力範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奧妙，不願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孫中山、黃興等人聽說後大為震怒，黃興尤“怒不可遏”，他兩手插在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最後說：“政府決不為此委屈之手續，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說：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國初年，陳寶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師傅。一天，陳看見再無別人，就從懷裏拿出一字條，秘密地對溥儀說，“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辭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陳解釋說，這是說皇上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凶惡，不能危害於他，是個吉卦。陳師傅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他可以大大放心。陳寶琛擺頭擺腦地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於我乎？”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廣州非常國會在西南軍閥的收買操縱之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製，改為七總裁製。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在廣州無法主事，便向非常國會提出辭去大元帥職，並發通電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有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係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隻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麽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他們經常夜裏到某同誌家去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們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裏，陳獨秀一麵走，一麵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人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獨秀才不再談牌經。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餘，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台灣同胞感念孫中山，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跡，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合作，遭張拒絕。張作霖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何必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記者報道說：“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李大釗靈柩停放六年，無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趙紉蘭帶著女兒來到北平，請北大代辦。蔣夢麟校長答應了。當其時，國民黨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裏也到處捕共產黨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願發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魯迅捐50元。公葬時有兩副挽聯廣為流傳，其一，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王樹聲是知識分子出身，在紅軍隊伍裏打了很多遊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麵的知識。有一次，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被派去“打浮財”，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王想起他自己的家鄉，有一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常去，一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等到天黑，蒙麵從後麵溜進去，掏出手槍，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王樹聲來，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老太太跟兒子商量，拿出五十元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侄孫子拿走。王不忍，隻拿了現洋，說一聲“謝謝您家”就趕緊跑了。
許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麵軍。張國燾來鄂豫皖之後，曾中生（曾希聖之兄）、許繼慎等人（曾、許二人後來被張國燾殺害）對張的許多做法都很不滿，他們召集過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些人開會，議論張國燾，許世友不發言，後來一定讓他說，他就說：“張是中央的代表，反對他不是反對中央嗎？中央不比我們高明？”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案書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報道說，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兩華裏多，至刑場，係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
1935年，在國民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號至21號，有一萬餘人自發地前往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在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麵由上海民眾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人輕輕地覆蓋在楠木靈樞上。
西安事變中，宋美齡不顧凶險，去西安營救丈夫。她走進蔣介石被軟禁的房間，蔣見其如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麽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介石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涉及“意境”問題，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一天夜裏，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裏守著沒有意義了。”馮友蘭頓覺幻滅，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著，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了。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複吟詠，備覺沉痛。到長沙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蠟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39年11月，日軍出動飛機轟炸浙江奉化縣偏僻的小鎮溪口，蔣介石的前妻毛福梅被炸死。蔣經國聞生母遇難，星夜兼程趕回溪口。一見母屍，立即昏迷過去，醒後號啕大哭，幾天寢食不安。在其母遇難處豎碑一座，蔣經國親筆寫下“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此後，蔣經國還寫過《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的文章，以示複仇之誌。
為了抓住楊靖宇，圍追楊的日軍晚上點起了篝火，以守代圍，白天再繼續一步一步地縮小包圍圈，還反複查看雪地裏的腳印，終於找到了楊靖宇的蹤影。麵對滿山遍野的敵人，楊終於打完了所有的子彈。短暫的寂靜過後，突然有個穿黃大衣的鬼子大聲喊話說，楊靖宇你還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國話讓楊靖宇吃驚不小，他馬上發現原來又是個漢奸，他說：“這些天遇上的怎麽都是這號中國人？！”
汪精衛貌美，徐誌摩跟胡適曾一起去見汪，胡適感慨：“我見猶憐。”汪偽政權出台後，浙江報紙刊出一幅有關汪精衛的漫畫，題“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立刻引起讀者的指責，有的說汪有糖尿病，活該！為什麽要可憐？有的說所謂“可恨”，實際上是讚美，是吹捧漢奸，破壞抗戰。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兩千多人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與蕭軍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眾人，越辯越激烈，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找到機會發言說：“蕭軍同誌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誌發這麽大的火！”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丁玲緊接表態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係！”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盡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
抗戰期間，宋美齡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引用中國諺語“看人挑擔不吃力”。宋美齡說：“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麵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淫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並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本身，且為全人類建設一合理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簽字後，陳儀向全世界廣播：“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極為有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此日便成為“台灣光複日”。
近代以來調停或幹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他在1945年12月22日飛抵重慶的時候，宋子文、王寵惠、吳鼎昌，以及我黨方麵的周恩來、王若飛、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馬寅初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的一篇社論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曆，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令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1949年，李宗仁代總統宣布釋放政治犯，特別下令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兩人。當重慶《中央日報》刊出消息後，負責看押楊虎城的龔因彥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絕執行。李宗仁見命令沒有兌現，便催問重慶市長楊森，要他釋放楊虎城。楊推說毛人鳳不在重慶，不知楊虎城關在什麽地方。當時重慶報紙便刊出大字標題新聞：“毛人鳳在哪裏？”最終楊虎城全家與其秘書宋綺雲全家被特務殺害。其小女兒各僅八九歲，在凶手們用刀殺宋氏夫婦時，她們哭了起來。“不準哭！”特務們殺死宋氏夫婦，就走向孩子，兩個小女孩不約而同地跪了下去，合著小手，連連向凶手作揖，而終不免慘死。
20世紀40年代末，國共和談時，張治中說：我們中國這個大家庭原來是哥哥當家，可是沒有當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幹，能把家管好，當然哥哥就該把鑰匙交給弟弟。但不管怎樣，兄弟總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當成罪犯……周恩來責問張治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嗎？！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你們一小撮反動派挑起了全麵內戰，這些難道僅僅是沒有管好家嗎？！
金嶽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麽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回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裏，汪篯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按照老師的要求，汪篯記錄下陳的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複”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1958年春，“除四害”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驚人的成效。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中國沒有蒼蠅。一位加拿大人記述他在中國的一條鐵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麵：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地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摔打著地麵。“原來她正在追趕著一隻蒼蠅，以便打死它。”他說：“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隻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隻蒼蠅隻有15次。想想看，那隻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裏，廟被征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隻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裏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寫詩說：“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持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念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夥子，立即表了態：“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製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於“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張元勳見林昭時，看見她的臉色蒼白而瘦削，長發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發！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麵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發分理給張元勳看：在那半是白發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發揪掉後的光禿頭皮。林昭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裏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發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裏麵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兩時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聽到樓下有人叫媽媽“許憲民”的名字，她急忙開門。麵對她的驚懼神態，來人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20世紀70年代，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美代表團。當時什麽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去聯合國得用美元。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中國的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共找出38000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工作人員給不起小費”。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後，毛澤東因身體衰弱一時無法站立。周恩來急中生智，向大會宣布，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三十年後，有人為該照片文字配上標題《周恩來的機智》。
1976年，有人把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張國燾，張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燾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78年12月，在小崗村嚴立華家，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等20個農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寫下包產到戶的保證書，保證書說：“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陳禹山采寫張誌新事跡的稿件，《一份血寫的報告》，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準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麽意思。陳禹山無法搪塞，隻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裏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麽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麽寫？”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出於製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應在革命黨勢力範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奧妙，不願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孫中山、黃興等人聽說後大為震怒，黃興尤“怒不可遏”，他兩手插在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最後說：“政府決不為此委屈之手續，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說：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國初年，陳寶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師傅。一天，陳看見再無別人，就從懷裏拿出一字條，秘密地對溥儀說，“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辭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陳解釋說，這是說皇上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凶惡，不能危害於他，是個吉卦。陳師傅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他可以大大放心。陳寶琛擺頭擺腦地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於我乎？”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廣州非常國會在西南軍閥的收買操縱之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製，改為七總裁製。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在廣州無法主事，便向非常國會提出辭去大元帥職，並發通電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有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係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隻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麽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他們經常夜裏到某同誌家去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們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裏，陳獨秀一麵走，一麵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人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獨秀才不再談牌經。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餘，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台灣同胞感念孫中山，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跡，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合作，遭張拒絕。張作霖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何必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記者報道說：“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李大釗靈柩停放六年，無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趙紉蘭帶著女兒來到北平，請北大代辦。蔣夢麟校長答應了。當其時，國民黨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裏也到處捕共產黨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願發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魯迅捐50元。公葬時有兩副挽聯廣為流傳，其一，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王樹聲是知識分子出身，在紅軍隊伍裏打了很多遊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麵的知識。有一次，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被派去“打浮財”，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王想起他自己的家鄉，有一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常去，一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等到天黑，蒙麵從後麵溜進去，掏出手槍，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王樹聲來，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老太太跟兒子商量，拿出五十元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侄孫子拿走。王不忍，隻拿了現洋，說一聲“謝謝您家”就趕緊跑了。
許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麵軍。張國燾來鄂豫皖之後，曾中生（曾希聖之兄）、許繼慎等人（曾、許二人後來被張國燾殺害）對張的許多做法都很不滿，他們召集過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些人開會，議論張國燾，許世友不發言，後來一定讓他說，他就說：“張是中央的代表，反對他不是反對中央嗎？中央不比我們高明？”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案書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報道說，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兩華裏多，至刑場，係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
1935年，在國民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號至21號，有一萬餘人自發地前往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在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麵由上海民眾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人輕輕地覆蓋在楠木靈樞上。
西安事變中，宋美齡不顧凶險，去西安營救丈夫。她走進蔣介石被軟禁的房間，蔣見其如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麽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介石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涉及“意境”問題，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一天夜裏，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裏守著沒有意義了。”馮友蘭頓覺幻滅，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著，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了。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複吟詠，備覺沉痛。到長沙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蠟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39年11月，日軍出動飛機轟炸浙江奉化縣偏僻的小鎮溪口，蔣介石的前妻毛福梅被炸死。蔣經國聞生母遇難，星夜兼程趕回溪口。一見母屍，立即昏迷過去，醒後號啕大哭，幾天寢食不安。在其母遇難處豎碑一座，蔣經國親筆寫下“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此後，蔣經國還寫過《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的文章，以示複仇之誌。
為了抓住楊靖宇，圍追楊的日軍晚上點起了篝火，以守代圍，白天再繼續一步一步地縮小包圍圈，還反複查看雪地裏的腳印，終於找到了楊靖宇的蹤影。麵對滿山遍野的敵人，楊終於打完了所有的子彈。短暫的寂靜過後，突然有個穿黃大衣的鬼子大聲喊話說，楊靖宇你還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國話讓楊靖宇吃驚不小，他馬上發現原來又是個漢奸，他說：“這些天遇上的怎麽都是這號中國人？！”
汪精衛貌美，徐誌摩跟胡適曾一起去見汪，胡適感慨：“我見猶憐。”汪偽政權出台後，浙江報紙刊出一幅有關汪精衛的漫畫，題“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立刻引起讀者的指責，有的說汪有糖尿病，活該！為什麽要可憐？有的說所謂“可恨”，實際上是讚美，是吹捧漢奸，破壞抗戰。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兩千多人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與蕭軍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眾人，越辯越激烈，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找到機會發言說：“蕭軍同誌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誌發這麽大的火！”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丁玲緊接表態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係！”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盡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
抗戰期間，宋美齡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引用中國諺語“看人挑擔不吃力”。宋美齡說：“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麵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淫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並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本身，且為全人類建設一合理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簽字後，陳儀向全世界廣播：“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極為有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此日便成為“台灣光複日”。
近代以來調停或幹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他在1945年12月22日飛抵重慶的時候，宋子文、王寵惠、吳鼎昌，以及我黨方麵的周恩來、王若飛、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馬寅初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的一篇社論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曆，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令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1949年，李宗仁代總統宣布釋放政治犯，特別下令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兩人。當重慶《中央日報》刊出消息後，負責看押楊虎城的龔因彥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絕執行。李宗仁見命令沒有兌現，便催問重慶市長楊森，要他釋放楊虎城。楊推說毛人鳳不在重慶，不知楊虎城關在什麽地方。當時重慶報紙便刊出大字標題新聞：“毛人鳳在哪裏？”最終楊虎城全家與其秘書宋綺雲全家被特務殺害。其小女兒各僅八九歲，在凶手們用刀殺宋氏夫婦時，她們哭了起來。“不準哭！”特務們殺死宋氏夫婦，就走向孩子，兩個小女孩不約而同地跪了下去，合著小手，連連向凶手作揖，而終不免慘死。
20世紀40年代末，國共和談時，張治中說：我們中國這個大家庭原來是哥哥當家，可是沒有當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幹，能把家管好，當然哥哥就該把鑰匙交給弟弟。但不管怎樣，兄弟總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當成罪犯……周恩來責問張治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嗎？！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你們一小撮反動派挑起了全麵內戰，這些難道僅僅是沒有管好家嗎？！
金嶽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麽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回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裏，汪篯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按照老師的要求，汪篯記錄下陳的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複”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1958年春，“除四害”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驚人的成效。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中國沒有蒼蠅。一位加拿大人記述他在中國的一條鐵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麵：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地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摔打著地麵。“原來她正在追趕著一隻蒼蠅，以便打死它。”他說：“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隻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隻蒼蠅隻有15次。想想看，那隻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裏，廟被征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隻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裏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寫詩說：“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持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念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夥子，立即表了態：“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製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於“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張元勳見林昭時，看見她的臉色蒼白而瘦削，長發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發！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麵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發分理給張元勳看：在那半是白發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發揪掉後的光禿頭皮。林昭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裏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發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裏麵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兩時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聽到樓下有人叫媽媽“許憲民”的名字，她急忙開門。麵對她的驚懼神態，來人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20世紀70年代，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美代表團。當時什麽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去聯合國得用美元。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中國的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共找出38000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工作人員給不起小費”。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後，毛澤東因身體衰弱一時無法站立。周恩來急中生智，向大會宣布，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三十年後，有人為該照片文字配上標題《周恩來的機智》。
1976年，有人把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張國燾，張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燾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78年12月，在小崗村嚴立華家，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等20個農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寫下包產到戶的保證書，保證書說：“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陳禹山采寫張誌新事跡的稿件，《一份血寫的報告》，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準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麽意思。陳禹山無法搪塞，隻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裏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麽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麽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