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留法哲學博士到北大教授
在20世紀初期，張競生算得上中國學術界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
張競生1888年出生於廣東饒平。19歲考入黃埔陸軍小學，在那裏選修了法文，伏下了他後來留學法國的因緣。在那裏他還認識了孫中山。後來他去上海震旦學校就讀，旋又考入法文高等學校及京師大學堂。據說他在京師大學堂的藏書樓裏發現了德國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體》一書，這是通過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體照片和資料，來確定不同人種、不同民族女性人體特征的人類學著作。他反複閱讀此書，這又伏下了他日後研究性學的因緣——最終他卻為此而弄得身敗名裂。人世間的禍福，實在是倚伏無定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張競生23歲。南北和議時，他曾是孫中山指派的民國代表團的秘書。有人認為他可以算“國民黨元老、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之一”，可能稍有誇張，但他確實認識不少國民黨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衛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據說為汪精衛探監報信的就是張競生。
不過張競生對於政治沒有什麽興趣，和議後他表示要出洋求學，得到孫中山嘉許。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雋等人以官費生出洋。張競生到法國，先入巴黎大學哲學係，1916年獲學士學位；又入裏昂大學哲學係，1919年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通過論文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法期間，他也熱心於社會活動，曾與汪精衛、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發起組織“法華教育會”，對其後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過積極作用。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西方學術和思想，腦子裏放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心中則是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宏願。1920年他自法歸來，先是受聘為在潮州的廣東省立金山中學校長，在任上他推行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遊泳之類。如果說這些改革是那時新潮人物行事中應有的風格，那麽他上任伊始就向軍閥陳炯明上書建議推行“節製生育”——當然不被理睬，就未免顯得太不合時宜，太書生氣十足了。他後來的不幸遭遇，似乎也可以從這件事上看出一點端倪。
張競生任金山中學校長不到一年，就出了風波：一個學生在他所提倡的遊泳中不慎溺死，再說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改革也被認為“不合國情”，於是去職。那時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學推行“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遂聘任他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競生來到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是一片新的廣闊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負。
二、在北京大學
當時的北京大學無疑是中國最活躍的學術中心，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張競生一到北大，就和胡適一同接待了當時歐美生育節製運動及性教育運動的領袖人物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之訪華。此事似乎兆示著張競生在北大的學術活動自始至終仍是與性學結著不解之緣。不久又曾積極組織邀請愛因斯坦來北大訪問，但愛因斯坦中途變卦，未能成行。
張競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大力倡導節製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計劃生育，堪稱先知先覺，但因“不合國情”而大受抨擊。不過他在北大講授西方現代愛情、生育、性育以及有關的社會學說，倒是頗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稱讚。張競生將這些學說統稱之為“美的學說”。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兩書，提倡“性格剛毅、誌願宏大、智慧靈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觀”；主張學習美國的經濟組織法和日本的軍國民組織法，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臻於富裕之境”，“進為強盛之邦”。《美的人生觀》出版後，周作人在文章中稱讚作者極有“天才”。張競生還組建了“審美學社”，提倡美育。接著又組建了“性育社”，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組織。
張競生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他的“愛情的四項定則”：
一、愛情是有條件的。
二、愛情是可比較的。
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
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
這樣的觀點，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不能不說是相當激進的。當時有許多人士參與了對此“四項定則”的討論，其中包括魯迅、許廣平等人。觀點當然不盡一致。但是能夠公開討論愛情是何物，在當時也不失為非常解放之舉了。
那時的北京大學，彌漫著濃厚的自由化氣氛，學術研究很少禁區。比如說民間的色情歌謠，就在學者們的研究之列，並且向社會各界廣泛征集，1922年又開始發行《歌謠》周刊，其征集條例中說：“歌謠性質並無限製，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周作人等人對此事非常熱心。而張競生擔任“北京大學風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受此自由研究氛圍之影響，認為性以及與性有關的風俗等，當然也在應該研究之列，於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義出版了《性史》（性育叢書第一集）。卻沒料到小小一冊書，竟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了中國20世紀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為此付出了身敗名裂的慘重代價。
三、《性史》風波
《勝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冊。書中收集的是張競生通過在北京報紙上刊登廣告征集來的稿件中的幾篇，如小江平（金滿成）《初次的性交》、一軻女士（即張競生當時的夫人褚問鵑）《我的性經曆》等文。前麵有張競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還有張競生所加的按語。張競生在按語中發表了不少直白坦蕩的議論，諸如每月夫妻之間性交幾次才合適、妻子麵對丈夫的調情求愛應該如何既羞澀又大膽之類。這些議論多是從他本人的道德標準、審美情趣和生活經驗出發的，略舉一段為例：
譬如有夫對妻說：我看今夜你怎樣對付我呢，女子此時不免臉一紅，但此時女子應當向其夫熱熱濕濕地親一深吻，並應說：恐怕你連戰皆敗啦！此時情況何等美麗，周圍空氣又何等熱烈；若女子麵一紅就走避了，則變成何等寂寞無聊了。故隻知羞澀而不敢大膽，與隻知大膽毫無羞澀的女子同樣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1926》
《性史》出版後僅四個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致函警察廳，稱南開附近的書店出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於是警察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渾如篇》《性史》等書”。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發表了投書，並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周作人說他已經看過《性史》等書，“覺得並沒有什麽……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
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麽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幹涉，不過我隻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
與周作人當時這樣的持平之論相比，其他一些人後來的態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這場風波之後十二年，阿英在抨擊鴛鴦蝴蝶派小說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說中不時有些準色情內容——等人的小說時，就說：“簡言之，可稱為《新性史》，實由於其對於性行為的無掩蔽的寫述。”《性史》被視為色情作品的同義語。再過三年，潘光旦在靄理士《性心理學》譯序中，將張競生斥為“一位以‘性學家’自居的人，一麵發揮他自己的‘性的學說’，一麵卻利用靄氏做幌子，一麵口口聲聲宣傳要翻譯靄氏的六七大本《研究錄》，一麵卻在編印不知從何處張羅來的若幹個人的性經驗，究屬是否真實，誰也不得而知”。還說“和這種跡近庸醫的‘學者’原是犯不著爭辯的”，但是終究“忍無可忍”雲雲。
《性史》如何使張競生大背惡名，還可以看張競生後來的自述，他在自傳性質的作品《十年情場》中說：“近來有些人以為我是巴黎長期的學生；習染了法國的淫風。看《性史》如豬狗的苟且，盡情地任它發泄出來。又有人疑我是一個‘大淫蟲’，荒誕淫逸，《性史》就是現身的說法！”
張競生背此惡名，實在是很大的冤枉。
他在報紙上登廣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風俗調查委員會的教授們事先討論過的。當《性史》第一集出版時，他已經征集到二百餘篇，原準備繼續出版若幹續集。但他一看社會反應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計劃，並且通知書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他已經落入一個百口莫辯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書商發現《性史》第一集非常暢銷，先是大量翻印，接著又盜用張競生之名，連續出版所謂的“《性史》續集”，據說達十集之多。張競生不得已，訴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書商罰款五百元並不準再盜用張競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況下是無法查出出版者，隻能徒喚奈何。張競生又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希望澄清事實，結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為《性史》連同所有的續集都是張競生編印的。
據張競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費二百元，他都分發給了各個作者，自己未拿一文。書店預支給他的第二集稿費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計劃時也全數退還了。那時北大的教授收入甚豐，經濟非常寬裕，並不會把這點錢看得多重。然而攻擊他的人卻傳說他編印《性史》賺了幾十萬大洋。
四、來到上海——“美的書店”與“第三種水”
《性史》風波，正是在1926、1927年之際。那時北大教授每任教四五年後照例可請假出洋遊學一兩年（薪水照發），張競生已符此例，遂請假南下。到上海時，恰逢張作霖攻入北京，派劉哲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去職，蔡元培在北大的舊製多被更張。據張競生自述，他為此決定脫離北大，就在上海與友人合資開辦了“美的書店”。也有人認為他是因為《性史》風波鬧得聲名狼藉，在北大存身不住才去上海的。
當時的書店往往編輯、出版、銷售集於一身，“美的書店”也是如此。張競生與友人集資兩千元，在上海福州路500號開張。出資最多的友人謝蘊如就任總經理，張競生自任總編輯，另外請了幾位臨時編輯。開張之後，生意興隆，張競生他們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
“美的書店”編印的書籍主要有三類：
一是《性育小叢書》。這是從藹理士著作中所論各種性問題編譯而成，通常每個專題約一兩萬字。叢書采用平裝本，封麵上都印有從巴黎公開出版物上取來的藝術裸體女像——這在當時是非常新鮮大膽的。又因叢書定價低廉，因而購者踴躍，非常暢銷。
二是普通文藝類書籍，包括美學、宗教、藝術等。
三是浪漫派文藝和文藝叢書，如《盧梭懺悔錄》《茶花女》之類。
在此期間，張競生又創辦《新文化》月刊社，社址在今上海淡水路複興中路口豐裕裏94號。《新文化》創刊於1927年1月1日，封麵上標舉“中國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內有“社會建設”、“性育”、“美育”、“文藝雜記”、“批評辯論”、“雜纂”等欄目。創刊宣言中稱：
到如今，我國尚脫不了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尤可惜是連這一半文明尚是舊的、不適用的！故今要以新文化為標準，對於個人一切事情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樣驚世駭俗，我們當盡量地介紹，並作一些有係統的研究。
創刊號上就展開了“婦女承繼權”問題的討論，當時的知名人士吳稚暉、蔡元培、張繼等人都在《讚成婦女承繼權者簽名書》上簽名。《新文化》月刊的“批評辯論”欄也非常吸引讀者。月刊的印數曾高達兩萬份，成為當時少見的暢銷雜誌。
“美的書店”之興旺一時，或許還與另一個經營特色有關。那時上海的商店裏都還沒有女店員，“學生意”還一直是男性的職業，但是“美的書店”卻大膽雇用年輕漂亮的女店員。不難設想，這樣一家以編印銷售“性書”為特色的書店，再加上獨樹一幟的年輕漂亮的女店員，當然是非常轟動的。張競生自己對此也非常得意，他後來回憶說：
這間小小的書店……左近那些大書店如中華、商務等，若是與我們這間“美的書店”的門市一比，還是輸卻一籌。
“美的書店”所編印各書中，在當時最引起爭議的，或許就是張競生那本《第三種水》。
所謂“第三種水”，是指在性交過程中女性達到快感高潮時，從陰道中所射出的一種液體。此事中國古代的房中家早已發現，也已經被現代的醫學觀察所證實。張競生特別標舉“第三種水”，本是強調性交中不僅要讓男子感到快樂，更要讓女子也達到快感高潮。他還相信，出現“第三種水”時受孕而育的孩子可以更加健康。為了達到這種理想境界，張競生又主張采用某些氣功來輔助，如丹田運氣之類。在今天來看，其說當然不無猜測臆想之處，但總體上並非謬誤。
“第三種水”之說當時遭到周作人、潘光旦等人的抨擊。他們認為此說是“不科學”的；又說丹田運氣之類是企圖複興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論，到了今天，我們早已不難發現，這些抨擊當然不全正確——有的是因所見不廣，有的有點“上綱上線”。當時張競生自然不服，也寫文反駁，大打了一場筆墨官司。
以前那些將張競生說成“墮落文人”、“無恥文人”的作品和傳說中，經常向人們描繪如下一幕戲劇化的場景：“流氓無賴來到‘美的書店’，向年輕的女店員要‘第三種水’。”似乎“美的書店”成了一個藏汙納垢的“下三爛”場所。其實這種傳說本身就是偏見的產物——認定去買“性書”的人必然就是流氓無賴。
“美的書店”雖然一度非常興旺，卻是好景不長，隻兩年光景就關門歇業了。據張競生自述，是因為書店業同行嫉妒、惡意傾軋的結果。內情究竟如何，尚待進一步考證。
五、婚姻與戀愛觀
張競生17歲時，曾由父母做主，在家鄉與一比他小兩歲的女子結婚。幾年後張競生在上海念書時這位女子即去世，兩人未有子女。
35歲那年張競生與褚問鵑在北京結婚。一年後生一男孩，取名真兒。但是到上海之後，兩人之間的感情發生裂痕，中間雖曾一度重修舊好，但最終褚問鵑離張出走。於是張競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們離婚的廣告，其中說他們離婚的原因是：“（褚問鵑）受一二cp所包圍與其cp化的情人所引誘，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p化耳。”張競生又在《新文化》上發表了題為《恨》之文，斥褚離他出走。然而褚問鵑的友人則在《語絲》124期上發表文章反駁張競生，說是因為“張競生熱衷於跟國家主義派與西山會議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問鵑的不滿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對於張競生的《恨》一文，則有周作人大加攻擊。張競生認為周文完全是“惡罵”，難以容忍，就與周作人大打起筆墨官司，後來發展到意氣用事，張競生甚至攻擊周作人個人的私德，說他娶日本老婆，為“諂媚倭奴”起見，他在北京住家門前不升中國旗而升日本旗雲雲——而事實上周作人出任偽職還是好些年之後的事。張競生後來表示：“我往後極知自己那時的錯誤，可說是為情感燃燒到失卻全部理性的。”至於周作人，與張交惡之後，也就在文集重版時將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張競生在法國留學，深受浪漫主義愛情觀念之影響。他在這方麵的言行，確實與當時乃至今天的中國國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場》一書中，他記述了多次他在歐洲時與外國女郎的戀愛情事。這隻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隻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編印《性史》的三種動機之一，就是“即主張情人製與性交自由製”。下麵這段關於“美的書店”期間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這方麵的思想傾向：
書店雇員有許多女性，又相當漂亮的，而在社會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麽，我對於女子必有許多浪漫的故事了。實則，說起來真奇怪，連我自己在後想起來也覺奇怪，在這個時間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與女性發生肉體關係。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實是如此，我為寫出自己的真實傳記，有就說有，無的不能捏造為有呢。
在他看來，這一兩年內“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也難怪有人會將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現身說法了。
六、身後是非誰管得
“美的書店”歇業之後，張競生於1929年去杭州講學，結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謂“性宣傳罪”驅逐出境。幸得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原是他在黃埔陸軍小學時的同學——的資助，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並擬定了一個頗為宏大的譯著計劃。張競生抵法後，在巴黎郊外租了一處房屋作為工作室。卻不料陳銘樞去職，資助不再能夠獲得，譯著計劃無法實施。陳銘樞愧對老友，乃以私款1.5萬元贈張競生，使他仍得以在國外過了幾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國內，那時主持廣東省政府的陳濟棠也是他的同學，陳濟棠給他一個“實業督辦”的頭銜，委他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並兼廣州《群聲報》編輯。
不過張競生此時似乎已經壯誌消歇，逐漸下降為家鄉一個地區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饒平，做了一些組織修築公路、開辦苗圃之類的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張競生出任饒平縣民眾抗日委員會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創辦饒平縣農業職校，推廣農業新技術，還寫了《新食經》《饑餓的潮州》《山的麵麵觀》之類的作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競生曾任饒平縣生產備荒委員會主任、廣東省林業廳技正、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等職。這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張競生回首往事，董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夜燈報》社出版（中國大陸有1988年昆侖出版社的印本，但書名是《情場十年》），《浮生漫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據說他在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係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他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張競生一生的社會活動，除編印《性史》一事因過於超越國情，在當時產生了消極的社會影響之外，其餘皆為有益於社會、有功於文化之舉。而對於編印《性史》一事，他事後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場》一書中，更是對此深自懺悔！且看下麵這段獨白：
我在當時已知性史所犯的錯誤了。但因社會上的責罵與禁止，使我無法去糾正我的錯誤。在後我到上海開“美的書店”時盡是介紹靄理士的學說，至於該書所附的性史與我國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紹。但可恨太晚了，性學淫書被人們混視為一途了，我雖努力改正我的錯誤，但已來不及了。“性學博士”的花名與“大淫蟲”的咒罵，是無法避免了。時至今日，尚有許多人不諒解。我的自責，我的懺悔，也極少得到人的寬恕了。朋友們，聽它吧！聽它命運的安排吧！我是習哲學的，哲學家應有他的態度：就是對不應得的名譽與毀謗，都不必去關心。但痛自改過與竭力向上，這些是應該的。
張競生幾十年的大惡名，就是因為一冊小小的《性史》而起。此事的動機本來完全是好的，不妥隻是在於施行的方式和時機考慮欠周，使得不法書商有了可乘之機，張競生自己成了他們的犧牲品。
然而社會總是在進步的，人們的觀念也是在不斷開放的，“談性色變”的年代畢竟已經過去。張競生的鄉親們沒有忘記他。1984年，當地政府為他正式恢複了政治名譽。1988年，為了紀念他的100歲誕辰，特意召開了“張競生博士學術思想討論會”，頌揚他是一位愛國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先驅。出版他的文集之事，也已經不止一次被提到一些出版社的議事日程上了。 <h4>附記：</h4>
一、本文作於1995年。現在看來，本文的信息已經不怎麽罕見，觀點更是毫不激進。如今兩卷本的《張競生文集》已經由廣州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其中包括了《十年情場》和《性史》第一集。
二、2005年，台灣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性史1926》，內容包括張競生當年的《性史》第一集和未及刊行的第二集部分文章。張競生哲嗣張超先生提出，要求將本文作為該書導言，原因是他認為本文是他所見關於其父最全麵、最客觀的評述。大辣方麵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同意了。
原載江曉原：《東邊日出西邊雨》，青島出版社，2000；
又見張競生：《性史1926》，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2005。
在20世紀初期，張競生算得上中國學術界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
張競生1888年出生於廣東饒平。19歲考入黃埔陸軍小學，在那裏選修了法文，伏下了他後來留學法國的因緣。在那裏他還認識了孫中山。後來他去上海震旦學校就讀，旋又考入法文高等學校及京師大學堂。據說他在京師大學堂的藏書樓裏發現了德國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體》一書，這是通過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體照片和資料，來確定不同人種、不同民族女性人體特征的人類學著作。他反複閱讀此書，這又伏下了他日後研究性學的因緣——最終他卻為此而弄得身敗名裂。人世間的禍福，實在是倚伏無定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張競生23歲。南北和議時，他曾是孫中山指派的民國代表團的秘書。有人認為他可以算“國民黨元老、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之一”，可能稍有誇張，但他確實認識不少國民黨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衛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據說為汪精衛探監報信的就是張競生。
不過張競生對於政治沒有什麽興趣，和議後他表示要出洋求學，得到孫中山嘉許。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雋等人以官費生出洋。張競生到法國，先入巴黎大學哲學係，1916年獲學士學位；又入裏昂大學哲學係，1919年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通過論文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法期間，他也熱心於社會活動，曾與汪精衛、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發起組織“法華教育會”，對其後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過積極作用。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西方學術和思想，腦子裏放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心中則是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宏願。1920年他自法歸來，先是受聘為在潮州的廣東省立金山中學校長，在任上他推行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遊泳之類。如果說這些改革是那時新潮人物行事中應有的風格，那麽他上任伊始就向軍閥陳炯明上書建議推行“節製生育”——當然不被理睬，就未免顯得太不合時宜，太書生氣十足了。他後來的不幸遭遇，似乎也可以從這件事上看出一點端倪。
張競生任金山中學校長不到一年，就出了風波：一個學生在他所提倡的遊泳中不慎溺死，再說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改革也被認為“不合國情”，於是去職。那時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學推行“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遂聘任他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競生來到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是一片新的廣闊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負。
二、在北京大學
當時的北京大學無疑是中國最活躍的學術中心，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張競生一到北大，就和胡適一同接待了當時歐美生育節製運動及性教育運動的領袖人物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之訪華。此事似乎兆示著張競生在北大的學術活動自始至終仍是與性學結著不解之緣。不久又曾積極組織邀請愛因斯坦來北大訪問，但愛因斯坦中途變卦，未能成行。
張競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大力倡導節製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計劃生育，堪稱先知先覺，但因“不合國情”而大受抨擊。不過他在北大講授西方現代愛情、生育、性育以及有關的社會學說，倒是頗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稱讚。張競生將這些學說統稱之為“美的學說”。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兩書，提倡“性格剛毅、誌願宏大、智慧靈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觀”；主張學習美國的經濟組織法和日本的軍國民組織法，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臻於富裕之境”，“進為強盛之邦”。《美的人生觀》出版後，周作人在文章中稱讚作者極有“天才”。張競生還組建了“審美學社”，提倡美育。接著又組建了“性育社”，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組織。
張競生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他的“愛情的四項定則”：
一、愛情是有條件的。
二、愛情是可比較的。
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
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
這樣的觀點，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不能不說是相當激進的。當時有許多人士參與了對此“四項定則”的討論，其中包括魯迅、許廣平等人。觀點當然不盡一致。但是能夠公開討論愛情是何物，在當時也不失為非常解放之舉了。
那時的北京大學，彌漫著濃厚的自由化氣氛，學術研究很少禁區。比如說民間的色情歌謠，就在學者們的研究之列，並且向社會各界廣泛征集，1922年又開始發行《歌謠》周刊，其征集條例中說：“歌謠性質並無限製，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周作人等人對此事非常熱心。而張競生擔任“北京大學風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受此自由研究氛圍之影響，認為性以及與性有關的風俗等，當然也在應該研究之列，於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義出版了《性史》（性育叢書第一集）。卻沒料到小小一冊書，竟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了中國20世紀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為此付出了身敗名裂的慘重代價。
三、《性史》風波
《勝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冊。書中收集的是張競生通過在北京報紙上刊登廣告征集來的稿件中的幾篇，如小江平（金滿成）《初次的性交》、一軻女士（即張競生當時的夫人褚問鵑）《我的性經曆》等文。前麵有張競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還有張競生所加的按語。張競生在按語中發表了不少直白坦蕩的議論，諸如每月夫妻之間性交幾次才合適、妻子麵對丈夫的調情求愛應該如何既羞澀又大膽之類。這些議論多是從他本人的道德標準、審美情趣和生活經驗出發的，略舉一段為例：
譬如有夫對妻說：我看今夜你怎樣對付我呢，女子此時不免臉一紅，但此時女子應當向其夫熱熱濕濕地親一深吻，並應說：恐怕你連戰皆敗啦！此時情況何等美麗，周圍空氣又何等熱烈；若女子麵一紅就走避了，則變成何等寂寞無聊了。故隻知羞澀而不敢大膽，與隻知大膽毫無羞澀的女子同樣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1926》
《性史》出版後僅四個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致函警察廳，稱南開附近的書店出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於是警察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渾如篇》《性史》等書”。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發表了投書，並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周作人說他已經看過《性史》等書，“覺得並沒有什麽……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
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麽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幹涉，不過我隻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
與周作人當時這樣的持平之論相比，其他一些人後來的態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這場風波之後十二年，阿英在抨擊鴛鴦蝴蝶派小說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說中不時有些準色情內容——等人的小說時，就說：“簡言之，可稱為《新性史》，實由於其對於性行為的無掩蔽的寫述。”《性史》被視為色情作品的同義語。再過三年，潘光旦在靄理士《性心理學》譯序中，將張競生斥為“一位以‘性學家’自居的人，一麵發揮他自己的‘性的學說’，一麵卻利用靄氏做幌子，一麵口口聲聲宣傳要翻譯靄氏的六七大本《研究錄》，一麵卻在編印不知從何處張羅來的若幹個人的性經驗，究屬是否真實，誰也不得而知”。還說“和這種跡近庸醫的‘學者’原是犯不著爭辯的”，但是終究“忍無可忍”雲雲。
《性史》如何使張競生大背惡名，還可以看張競生後來的自述，他在自傳性質的作品《十年情場》中說：“近來有些人以為我是巴黎長期的學生；習染了法國的淫風。看《性史》如豬狗的苟且，盡情地任它發泄出來。又有人疑我是一個‘大淫蟲’，荒誕淫逸，《性史》就是現身的說法！”
張競生背此惡名，實在是很大的冤枉。
他在報紙上登廣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風俗調查委員會的教授們事先討論過的。當《性史》第一集出版時，他已經征集到二百餘篇，原準備繼續出版若幹續集。但他一看社會反應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計劃，並且通知書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他已經落入一個百口莫辯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書商發現《性史》第一集非常暢銷，先是大量翻印，接著又盜用張競生之名，連續出版所謂的“《性史》續集”，據說達十集之多。張競生不得已，訴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書商罰款五百元並不準再盜用張競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況下是無法查出出版者，隻能徒喚奈何。張競生又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希望澄清事實，結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為《性史》連同所有的續集都是張競生編印的。
據張競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費二百元，他都分發給了各個作者，自己未拿一文。書店預支給他的第二集稿費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計劃時也全數退還了。那時北大的教授收入甚豐，經濟非常寬裕，並不會把這點錢看得多重。然而攻擊他的人卻傳說他編印《性史》賺了幾十萬大洋。
四、來到上海——“美的書店”與“第三種水”
《性史》風波，正是在1926、1927年之際。那時北大教授每任教四五年後照例可請假出洋遊學一兩年（薪水照發），張競生已符此例，遂請假南下。到上海時，恰逢張作霖攻入北京，派劉哲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去職，蔡元培在北大的舊製多被更張。據張競生自述，他為此決定脫離北大，就在上海與友人合資開辦了“美的書店”。也有人認為他是因為《性史》風波鬧得聲名狼藉，在北大存身不住才去上海的。
當時的書店往往編輯、出版、銷售集於一身，“美的書店”也是如此。張競生與友人集資兩千元，在上海福州路500號開張。出資最多的友人謝蘊如就任總經理，張競生自任總編輯，另外請了幾位臨時編輯。開張之後，生意興隆，張競生他們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
“美的書店”編印的書籍主要有三類：
一是《性育小叢書》。這是從藹理士著作中所論各種性問題編譯而成，通常每個專題約一兩萬字。叢書采用平裝本，封麵上都印有從巴黎公開出版物上取來的藝術裸體女像——這在當時是非常新鮮大膽的。又因叢書定價低廉，因而購者踴躍，非常暢銷。
二是普通文藝類書籍，包括美學、宗教、藝術等。
三是浪漫派文藝和文藝叢書，如《盧梭懺悔錄》《茶花女》之類。
在此期間，張競生又創辦《新文化》月刊社，社址在今上海淡水路複興中路口豐裕裏94號。《新文化》創刊於1927年1月1日，封麵上標舉“中國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內有“社會建設”、“性育”、“美育”、“文藝雜記”、“批評辯論”、“雜纂”等欄目。創刊宣言中稱：
到如今，我國尚脫不了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尤可惜是連這一半文明尚是舊的、不適用的！故今要以新文化為標準，對於個人一切事情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樣驚世駭俗，我們當盡量地介紹，並作一些有係統的研究。
創刊號上就展開了“婦女承繼權”問題的討論，當時的知名人士吳稚暉、蔡元培、張繼等人都在《讚成婦女承繼權者簽名書》上簽名。《新文化》月刊的“批評辯論”欄也非常吸引讀者。月刊的印數曾高達兩萬份，成為當時少見的暢銷雜誌。
“美的書店”之興旺一時，或許還與另一個經營特色有關。那時上海的商店裏都還沒有女店員，“學生意”還一直是男性的職業，但是“美的書店”卻大膽雇用年輕漂亮的女店員。不難設想，這樣一家以編印銷售“性書”為特色的書店，再加上獨樹一幟的年輕漂亮的女店員，當然是非常轟動的。張競生自己對此也非常得意，他後來回憶說：
這間小小的書店……左近那些大書店如中華、商務等，若是與我們這間“美的書店”的門市一比，還是輸卻一籌。
“美的書店”所編印各書中，在當時最引起爭議的，或許就是張競生那本《第三種水》。
所謂“第三種水”，是指在性交過程中女性達到快感高潮時，從陰道中所射出的一種液體。此事中國古代的房中家早已發現，也已經被現代的醫學觀察所證實。張競生特別標舉“第三種水”，本是強調性交中不僅要讓男子感到快樂，更要讓女子也達到快感高潮。他還相信，出現“第三種水”時受孕而育的孩子可以更加健康。為了達到這種理想境界，張競生又主張采用某些氣功來輔助，如丹田運氣之類。在今天來看，其說當然不無猜測臆想之處，但總體上並非謬誤。
“第三種水”之說當時遭到周作人、潘光旦等人的抨擊。他們認為此說是“不科學”的；又說丹田運氣之類是企圖複興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論，到了今天，我們早已不難發現，這些抨擊當然不全正確——有的是因所見不廣，有的有點“上綱上線”。當時張競生自然不服，也寫文反駁，大打了一場筆墨官司。
以前那些將張競生說成“墮落文人”、“無恥文人”的作品和傳說中，經常向人們描繪如下一幕戲劇化的場景：“流氓無賴來到‘美的書店’，向年輕的女店員要‘第三種水’。”似乎“美的書店”成了一個藏汙納垢的“下三爛”場所。其實這種傳說本身就是偏見的產物——認定去買“性書”的人必然就是流氓無賴。
“美的書店”雖然一度非常興旺，卻是好景不長，隻兩年光景就關門歇業了。據張競生自述，是因為書店業同行嫉妒、惡意傾軋的結果。內情究竟如何，尚待進一步考證。
五、婚姻與戀愛觀
張競生17歲時，曾由父母做主，在家鄉與一比他小兩歲的女子結婚。幾年後張競生在上海念書時這位女子即去世，兩人未有子女。
35歲那年張競生與褚問鵑在北京結婚。一年後生一男孩，取名真兒。但是到上海之後，兩人之間的感情發生裂痕，中間雖曾一度重修舊好，但最終褚問鵑離張出走。於是張競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們離婚的廣告，其中說他們離婚的原因是：“（褚問鵑）受一二cp所包圍與其cp化的情人所引誘，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p化耳。”張競生又在《新文化》上發表了題為《恨》之文，斥褚離他出走。然而褚問鵑的友人則在《語絲》124期上發表文章反駁張競生，說是因為“張競生熱衷於跟國家主義派與西山會議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問鵑的不滿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對於張競生的《恨》一文，則有周作人大加攻擊。張競生認為周文完全是“惡罵”，難以容忍，就與周作人大打起筆墨官司，後來發展到意氣用事，張競生甚至攻擊周作人個人的私德，說他娶日本老婆，為“諂媚倭奴”起見，他在北京住家門前不升中國旗而升日本旗雲雲——而事實上周作人出任偽職還是好些年之後的事。張競生後來表示：“我往後極知自己那時的錯誤，可說是為情感燃燒到失卻全部理性的。”至於周作人，與張交惡之後，也就在文集重版時將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張競生在法國留學，深受浪漫主義愛情觀念之影響。他在這方麵的言行，確實與當時乃至今天的中國國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場》一書中，他記述了多次他在歐洲時與外國女郎的戀愛情事。這隻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隻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編印《性史》的三種動機之一，就是“即主張情人製與性交自由製”。下麵這段關於“美的書店”期間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這方麵的思想傾向：
書店雇員有許多女性，又相當漂亮的，而在社會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麽，我對於女子必有許多浪漫的故事了。實則，說起來真奇怪，連我自己在後想起來也覺奇怪，在這個時間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與女性發生肉體關係。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實是如此，我為寫出自己的真實傳記，有就說有，無的不能捏造為有呢。
在他看來，這一兩年內“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也難怪有人會將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現身說法了。
六、身後是非誰管得
“美的書店”歇業之後，張競生於1929年去杭州講學，結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謂“性宣傳罪”驅逐出境。幸得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原是他在黃埔陸軍小學時的同學——的資助，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並擬定了一個頗為宏大的譯著計劃。張競生抵法後，在巴黎郊外租了一處房屋作為工作室。卻不料陳銘樞去職，資助不再能夠獲得，譯著計劃無法實施。陳銘樞愧對老友，乃以私款1.5萬元贈張競生，使他仍得以在國外過了幾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國內，那時主持廣東省政府的陳濟棠也是他的同學，陳濟棠給他一個“實業督辦”的頭銜，委他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並兼廣州《群聲報》編輯。
不過張競生此時似乎已經壯誌消歇，逐漸下降為家鄉一個地區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饒平，做了一些組織修築公路、開辦苗圃之類的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張競生出任饒平縣民眾抗日委員會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創辦饒平縣農業職校，推廣農業新技術，還寫了《新食經》《饑餓的潮州》《山的麵麵觀》之類的作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競生曾任饒平縣生產備荒委員會主任、廣東省林業廳技正、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等職。這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張競生回首往事，董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夜燈報》社出版（中國大陸有1988年昆侖出版社的印本，但書名是《情場十年》），《浮生漫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據說他在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係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他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張競生一生的社會活動，除編印《性史》一事因過於超越國情，在當時產生了消極的社會影響之外，其餘皆為有益於社會、有功於文化之舉。而對於編印《性史》一事，他事後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場》一書中，更是對此深自懺悔！且看下麵這段獨白：
我在當時已知性史所犯的錯誤了。但因社會上的責罵與禁止，使我無法去糾正我的錯誤。在後我到上海開“美的書店”時盡是介紹靄理士的學說，至於該書所附的性史與我國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紹。但可恨太晚了，性學淫書被人們混視為一途了，我雖努力改正我的錯誤，但已來不及了。“性學博士”的花名與“大淫蟲”的咒罵，是無法避免了。時至今日，尚有許多人不諒解。我的自責，我的懺悔，也極少得到人的寬恕了。朋友們，聽它吧！聽它命運的安排吧！我是習哲學的，哲學家應有他的態度：就是對不應得的名譽與毀謗，都不必去關心。但痛自改過與竭力向上，這些是應該的。
張競生幾十年的大惡名，就是因為一冊小小的《性史》而起。此事的動機本來完全是好的，不妥隻是在於施行的方式和時機考慮欠周，使得不法書商有了可乘之機，張競生自己成了他們的犧牲品。
然而社會總是在進步的，人們的觀念也是在不斷開放的，“談性色變”的年代畢竟已經過去。張競生的鄉親們沒有忘記他。1984年，當地政府為他正式恢複了政治名譽。1988年，為了紀念他的100歲誕辰，特意召開了“張競生博士學術思想討論會”，頌揚他是一位愛國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先驅。出版他的文集之事，也已經不止一次被提到一些出版社的議事日程上了。 <h4>附記：</h4>
一、本文作於1995年。現在看來，本文的信息已經不怎麽罕見，觀點更是毫不激進。如今兩卷本的《張競生文集》已經由廣州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其中包括了《十年情場》和《性史》第一集。
二、2005年，台灣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性史1926》，內容包括張競生當年的《性史》第一集和未及刊行的第二集部分文章。張競生哲嗣張超先生提出，要求將本文作為該書導言，原因是他認為本文是他所見關於其父最全麵、最客觀的評述。大辣方麵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同意了。
原載江曉原：《東邊日出西邊雨》，青島出版社，2000；
又見張競生：《性史1926》，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