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金堂北畫樓東
換骨神方上藥通
露氣暗連青桂苑
風聲偏獵紫蘭叢
長籌未必輸孫皓
香棗何勞問石崇
憶事懷人兼得句
翠衾歸臥繡簾中
李商隱這首《藥轉》詩，和他集子中不少兩字為題的詩一樣，雖有題而實無題，詩意也同樣撲朔迷離，隱藏在華麗的字麵之下。據說朱彝尊解釋為上廁所，但其孫“力辯其誣”，不願這樣不登大雅之堂的解釋出於其祖。而為李商隱詩集作注的清人馮浩，則猜測為婦女因懷上私生子而墮胎的故事。所謂“換骨神方”，可以理解為墮胎藥——李商隱《碧城三首》之三“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中的“神方”也是同樣藥物。
古人很早就需要避孕
現代人往往有這樣的觀念：避孕和墮胎在古代被視為罪惡，無論東西方都是如此。雖然大體上可能差不多是如此，但實際上從文明在早期開始，人類就沒有停止過對避孕和墮胎手段的探索，因為社會畢竟會有這樣的需求——盡管這種需求不會像今天這樣大，也不會像今天這樣不受非議。
古人確實重視子嗣，但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如此，也有很多時候需要避孕或墮胎。比如缺乏養育孩子的食物或財力、為了保持美貌（像新喀裏多尼亞、薩摩亞、爪哇等地的原始居民中，女性因擔心乳房失去彈性而墮胎）、為了消除私生子帶來的麻煩，等等，都會需要避孕或墮胎。
古代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之一是“體外排精法”或“中斷性交法”，即男性在射精開始前將陰莖抽出，使精液在女體之外排出。這種方法曾被使用了很長的年代，直到現代仍有人使用。這種方法在西文中稱為onanism，這一詞匯來自《聖經》中的故事，見《創始紀》第38章：
猶大對俄南（onan）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盡你為弟的本分，為你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南所作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
俄南“遺在地”就是體外排精，他不肯將精液射到嫂嫂子宮裏為哥哥育種。但他的這次避孕措施被耶和華視為惡行，付出了死的代價，也真可以算是曆史上代價最昂貴的避孕措施了。
避孕的巫術
知道體外排精已經相當進步。更早的時候，人們甚至還沒有弄明白男性精液與女性懷孕之間的關係。
文化人類學家已經收集了許多早期文明中有關避孕和墮胎的材料，堪稱五花八門，匪夷所思。比如古人相信女性隻要手執柳枝就可以不懷孕（據說是因為柳樹是不會結果實的），希臘人因此相信飲用柳枝或柳葉的湯可以避孕，以致女神proserpina廟的樹林中常有想避孕的女子爭著去折柳枝和楊樹葉。
許多象征性的巫術被用來避孕，比如將鎖具鎖上，反複念誦“關住鎖時不孕身”的咒語，被認為可以避孕，因為門被用來象征子宮，所以鎖住門就可以防止胎兒跑到子宮裏去。又如新西蘭的毛利人相信，若在女性生產時取一點嬰兒胎盤的血，念著咒語投入火中，則這女子此後就不會再懷孕了——這倒有點像如今我們這裏的結紮手術。再如加利西亞的山民相信，可以預測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女性一生的懷孕次數，方法是在少女月經初潮時覓小雞初產的蛋，在蛋上鑽一個小孔，注入初潮之血數滴，而後將此蛋埋在床底下的土中，過九晝夜後取出，蛋中將湧出黑頭的蛆蟲，蛆蟲的數目即此女一生將生育的子女數目——若將蛆蟲全部投入火中燒死，則可終生不育。此外還有在天花板縫隙中藏小刀、赴婚禮路上將手指插入臀下、與新郎麵對麵時在新郎腰帶上打結，等等，都被認為可以達到避孕的目的。
從巫術走向唯物主義
然而僅靠巫術當然不管用。走出巫術，就要尋求更“唯物”的手段來避孕或墮胎。古埃及人很早就有相當正確的避孕觀念，他們嚐試過許多方法來阻止精液進入子宮，比如在一份紙草書中記載著也許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避孕藥方：將鱷魚糞和糊狀的auyt（到底是何物迄今尚未弄明白）混合，做成條狀置入陰道內。這個避孕藥方有效與否不得而知。按照現代的知識，鱷魚糞是堿性的，反而會有利於精子的生存。倒是呈微酸性的象糞，可以有殺死精子的作用——事實上，在公元13世紀以前，象糞一直是中東地區所采用的外用避孕藥之一。
古羅馬貴族社會淫風熾烈，避孕就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羅馬人在文化上大量繼承古希臘的遺產，所幸博學的亞裏士多德在避孕問題上竟也不是無所作為——他推薦了“橄欖油避孕法”，曾被羅馬婦女采用。而另一位著名的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也在他的哲學長詩《物性論》——我記得革命導師曾提到過此人此書——中談到當時妓女們的避孕措施：
妻子們也絕對不需要使勁扭動自己；
因為這樣女方就阻礙並拒絕自己懷孕，
如果過度狂悅地來對待男人的情欲；
扭動她的腰和臀部，整個胸脯
像大海的浪濤那樣起落不停——
她使犁溝偏離了犁頭的筆直路徑
使種子的噴射錯過適當的地方。
娼妓為了自己的目的就慣於這樣做，
——為了避免懷孕，避免臥床生育，
同時又可以使性交帶給男人更多快樂，
看來這對於我們的妻子絕對無必要。
盧克萊修的上述說法得不到現代性學知識的支持——詩畢竟隻是詩啊。
與盧克萊修的詩句相比，羅馬醫生索拉努斯的一係列辦法要實在不少。他建議用羊毛做成栓柱，或再加上某種糊狀物，來堵塞子宮口。而當男性射精時，他建議女子屏住呼吸，將身體向後抽退，然後立即起身，彎膝蹲著，設法打個噴嚏。但是這一係列動作當然很難順利完成，而且頗煞風景，所以他最後還有讓女子在性交後徹底衝洗陰道這一招。
古代中國人也同樣需要避孕和墮胎
在中國古代，子嗣問題的重要性，無疑是在頭等位置，“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千百年來深入人心。但是與此同時，古代中國人還是積累了不少有關避孕和墮胎的知識。比如《山海經·西山經》上有雲：
曰嶓塚之山，……其上……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
這看來可以算中國最古老的避孕藥方了。
到了唐代，許多中國學術流傳到日本，得以保存下來，墮胎藥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保存於《醫心方》中的墮胎藥方——《醫心方》是日本人丹波康賴依據大量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國醫學古籍，於公元984年寫成的著名醫書，但直到870年之後（公元1854年）才被刊行於世，所以有許多珍貴曆史文獻保存在此書中，中國人很長時間內還不知道，以為已經失傳了。《醫心方》卷二十二中有七個墮胎藥方，姑舉第一方為例：
《產經》雲治妊身胎二三月欲去胎方：
大麥麵五升，以清酒一鬥合煮，令三沸，去滓，分五服。當宿不食服之，其子即糜腹中，令母不疾。千金不易。
還有“千金不易”這樣的廣告語附在方中，聽起來這方子是好得不得了。《醫心方》所依據的中醫典籍，絕大部分都是在唐代流傳的，聯係到其中記載的七個墮胎方，前人將李商隱“檢與神方教駐景”、“換骨神方上藥通”等詩句中的“神方”理解為墮胎藥方，至少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了。
也有使用激烈手段強行墮胎的曆史記錄。比如金廢帝完顏亮（海陵王），在曆史上以淫亂著稱，登上帝位後，自命“才兼文武”、“豐富偉岸”皆為天下第一，對於女人來說，應該是天底下最有魅力的男子，因此宮闈之中，淫亂無度。《金史·海陵諸嬖傳》中，通篇都是記載他的淫亂故事——後來《醒世恒言》中著名的、經常被刪節的那卷（卷二十三“金海陵縱欲亡身”），其實就是據此改寫的。其中有一處提到了墮胎的方法：
女使辟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辟懶乞哀欲全性命……海陵不顧，竟墮其胎。
這裏說麝香水可以墮胎。這位金朝皇帝親自“揉拉其腹”來實施墮胎，也可算墮胎史上罕見的事例了。
安全期避孕法和一個兩千年的謬誤
古代中國人也知道“安全期避孕法”——此法同樣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盡管安全係數很低。比如在元朝人孔齊所撰的筆記《至正直記》中，就記載著這樣的避孕法，其“墮胎當謹”條雲：
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
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安全期避孕法”。想法是完全對的，但是“安全期”究竟是月經周期中的哪幾天，古代中國人卻一直沒有搞清楚——醫學家和房中家都將一個謬誤的觀念堅持了幾乎兩千年。
幾乎所有傳世的中國房中術著作中，都有“求子”、“種子”之類的專門章節。這方麵的內容在各種中醫書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愛技巧的醫書）中也經常可見。多子方術在房中術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麵的細節略見一斑：在傳世房中術文獻最經典、最完備的作品《醫心方·房內》（即《醫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三十節內容，其篇幅最長的一節就是“求子第二十一”，超出各節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術最重要的方麵，就是關於適宜受孕的日期以及這些日期與胎兒性別的關係。但這恰恰是一個持續兩千年的大謬誤——對於將子嗣看得極端重要的古代中國人來說，在這一問題上犯這樣長久的大謬誤，實在是驚人的諷刺。早在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胎產書》中就有：
禹問幼頻曰：我欲殖人產子，何如而有？幼頻答曰：月朔（指月經）已去汁口，三日中從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認為隻有在婦女月經結束後的三五日內才能受孕，是中國古代房中術理論家和醫學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麵是《醫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
以婦人月經後三日，夜半之後，雞鳴之前，嬉戲令女感動，乃往從之，……有子賢良而老壽也。（引素女）
婦人月事斷絕潔淨三五日而交，有子，則男聰明才智老壽高貴，生女清賢配貴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經斷後則交接之，一日三日為男，四日五日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術理論家和醫家的上述堅定看法，恰恰與現代科學的常識相反——因為婦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經周期的中段，在這段日子裏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認為宜於受孕懷胎的“月經後三（五）日”，正是現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認為沒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雖然上麵所說的謬誤持久而普遍，但中華民族照樣人丁興旺，多子多孫，那是因為性交畢竟還有別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會在別的日子裏性交，結果倒懷上了孩子。而誰要是嚴格地“遵醫囑”，平日節製情欲，隻為“種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明末顧炎武五十九歲尚無子嗣，他晚年納妾求子而失敗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例子：顧炎武此舉的“醫學顧問”是名醫傅山，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傳世至今，其中同樣是月經後三五日而交則有子的傳統謬誤；顧炎武納妾是為求子，非寵嬖其女色也，故不難猜想顧老先生平時定然情欲幾無，隻為“種子”才行性交，結果卻是“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孩子卻終於未能懷上。最後顧炎武十分後悔，乃立侄為嗣，將妾嫁掉了事。
反對避孕與墮胎的文化傳統
關於避孕和墮胎的曆史，若談技術手段，自然主要著眼於如何讓避孕與墮胎措施有效；而談思想觀念，則主要就是對避孕與墮胎的反對與譴責了。
古代印度著名的《愛經》（<i>kama-shastra</i>，又名《欲經》、《性典》等），非常全麵地討論了與性愛有關的各種問題，包括調情、做愛、春藥，甚至談到了降低性欲的藥方，但是唯獨沒有談到避孕和墮胎。因為此書反映的是古代印度比較正統的信仰，在這種信仰體係中，一個孩子的出生是輪回轉世、因果報應的表現，而避孕和墮胎會對輪回轉世、因果報應造成致命的幹擾，是很難被容忍的，更不用說提倡了。
中國人重子嗣，當然譴責避孕和墮胎更為堅決。古時大街上也會看到關於墮胎藥方的廣告（比如《妙一齋醫學正印種子編》序中所述），但這一定會被“正派”的醫生斥為“其術之不仁一至是”。
清代紀昀有不少非正統的觀點和思考，他往往借談神鬼怪異故事來表達，《閱微草堂筆記》中這樣的篇什比比皆是。卷九中一則故事，反映在墮胎問題上正統觀念與現實情勢之間的衝突，最為典型。故事當然也是托諸傳聞：
有一醫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向他買墮胎藥，他“大駭，峻拒之”，第二天晚上，老嫗又加上兩枝珠花，再向他買藥，他仍堅決拒絕。過了半年，他夢中被拘到陰曹地府，說有人指控他殺人，見一女子披頭散發，脖子上勒著紅巾（表明她是自縊而死），哭訴向他買藥遭到拒絕的情節。這醫生辯解說：藥是用來救人的，豈能用來殺人（墮胎）以謀利？你自己通奸事情敗露，怎能怪我？但那女子反問他：我派人向你買藥時，剛剛懷孕，胎兒尚未成形，如果墮胎，我就可以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但你堅決不賣藥給我，我隻好將孩子生下來，結果孩子被扼死，我也被逼迫自縊而死，“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聽了她的辯詞，冥官喟然歎息道：你所說的，是從實際情勢考慮；而他（醫生）所執的卻是“理”！冥官雖然同情女子，最後卻隻能判醫生無罪，他對那女子說：
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
這裏紀昀的態度是明顯的：他反對道學家的“以理殺人”。當年戴震以《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向道學家的“以理殺人”發起正麵攻擊，紀昀作為他的哲學同盟軍，則以《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神鬼故事，出偏師以呼應之。
不要誤以為隻有古代才有道學家，也不要誤以為隻有古代才會“以理殺人”。其實這個傳統是非常強大的。比如就在今天，麵對許多青少年的婚前性行為，有些思想極為保守的人士，仍一再反對向青少年介紹避孕方法，並進而反對向青少年進行性教育——他們將此斥為“避孕套教育”。他們說：讓青少年掌握了性知識，掌握了避孕方法，發生婚前性行為不就更大膽了嗎？而他們主張的所謂“道德教育”，則是要讓青少年承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未婚先孕的嚴重後果，以此來形成對婚前性行為的恐懼。不惜以青少年身心受害為代價，來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理”（亦即禮教之“禮”），這種想法是何等的不文明，與當年戴震、紀昀等人所痛斥的“以理殺人”又有什麽兩樣呢？
原載《百花洲》2001年第5期
換骨神方上藥通
露氣暗連青桂苑
風聲偏獵紫蘭叢
長籌未必輸孫皓
香棗何勞問石崇
憶事懷人兼得句
翠衾歸臥繡簾中
李商隱這首《藥轉》詩，和他集子中不少兩字為題的詩一樣，雖有題而實無題，詩意也同樣撲朔迷離，隱藏在華麗的字麵之下。據說朱彝尊解釋為上廁所，但其孫“力辯其誣”，不願這樣不登大雅之堂的解釋出於其祖。而為李商隱詩集作注的清人馮浩，則猜測為婦女因懷上私生子而墮胎的故事。所謂“換骨神方”，可以理解為墮胎藥——李商隱《碧城三首》之三“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中的“神方”也是同樣藥物。
古人很早就需要避孕
現代人往往有這樣的觀念：避孕和墮胎在古代被視為罪惡，無論東西方都是如此。雖然大體上可能差不多是如此，但實際上從文明在早期開始，人類就沒有停止過對避孕和墮胎手段的探索，因為社會畢竟會有這樣的需求——盡管這種需求不會像今天這樣大，也不會像今天這樣不受非議。
古人確實重視子嗣，但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如此，也有很多時候需要避孕或墮胎。比如缺乏養育孩子的食物或財力、為了保持美貌（像新喀裏多尼亞、薩摩亞、爪哇等地的原始居民中，女性因擔心乳房失去彈性而墮胎）、為了消除私生子帶來的麻煩，等等，都會需要避孕或墮胎。
古代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之一是“體外排精法”或“中斷性交法”，即男性在射精開始前將陰莖抽出，使精液在女體之外排出。這種方法曾被使用了很長的年代，直到現代仍有人使用。這種方法在西文中稱為onanism，這一詞匯來自《聖經》中的故事，見《創始紀》第38章：
猶大對俄南（onan）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盡你為弟的本分，為你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南所作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
俄南“遺在地”就是體外排精，他不肯將精液射到嫂嫂子宮裏為哥哥育種。但他的這次避孕措施被耶和華視為惡行，付出了死的代價，也真可以算是曆史上代價最昂貴的避孕措施了。
避孕的巫術
知道體外排精已經相當進步。更早的時候，人們甚至還沒有弄明白男性精液與女性懷孕之間的關係。
文化人類學家已經收集了許多早期文明中有關避孕和墮胎的材料，堪稱五花八門，匪夷所思。比如古人相信女性隻要手執柳枝就可以不懷孕（據說是因為柳樹是不會結果實的），希臘人因此相信飲用柳枝或柳葉的湯可以避孕，以致女神proserpina廟的樹林中常有想避孕的女子爭著去折柳枝和楊樹葉。
許多象征性的巫術被用來避孕，比如將鎖具鎖上，反複念誦“關住鎖時不孕身”的咒語，被認為可以避孕，因為門被用來象征子宮，所以鎖住門就可以防止胎兒跑到子宮裏去。又如新西蘭的毛利人相信，若在女性生產時取一點嬰兒胎盤的血，念著咒語投入火中，則這女子此後就不會再懷孕了——這倒有點像如今我們這裏的結紮手術。再如加利西亞的山民相信，可以預測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女性一生的懷孕次數，方法是在少女月經初潮時覓小雞初產的蛋，在蛋上鑽一個小孔，注入初潮之血數滴，而後將此蛋埋在床底下的土中，過九晝夜後取出，蛋中將湧出黑頭的蛆蟲，蛆蟲的數目即此女一生將生育的子女數目——若將蛆蟲全部投入火中燒死，則可終生不育。此外還有在天花板縫隙中藏小刀、赴婚禮路上將手指插入臀下、與新郎麵對麵時在新郎腰帶上打結，等等，都被認為可以達到避孕的目的。
從巫術走向唯物主義
然而僅靠巫術當然不管用。走出巫術，就要尋求更“唯物”的手段來避孕或墮胎。古埃及人很早就有相當正確的避孕觀念，他們嚐試過許多方法來阻止精液進入子宮，比如在一份紙草書中記載著也許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避孕藥方：將鱷魚糞和糊狀的auyt（到底是何物迄今尚未弄明白）混合，做成條狀置入陰道內。這個避孕藥方有效與否不得而知。按照現代的知識，鱷魚糞是堿性的，反而會有利於精子的生存。倒是呈微酸性的象糞，可以有殺死精子的作用——事實上，在公元13世紀以前，象糞一直是中東地區所采用的外用避孕藥之一。
古羅馬貴族社會淫風熾烈，避孕就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羅馬人在文化上大量繼承古希臘的遺產，所幸博學的亞裏士多德在避孕問題上竟也不是無所作為——他推薦了“橄欖油避孕法”，曾被羅馬婦女采用。而另一位著名的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也在他的哲學長詩《物性論》——我記得革命導師曾提到過此人此書——中談到當時妓女們的避孕措施：
妻子們也絕對不需要使勁扭動自己；
因為這樣女方就阻礙並拒絕自己懷孕，
如果過度狂悅地來對待男人的情欲；
扭動她的腰和臀部，整個胸脯
像大海的浪濤那樣起落不停——
她使犁溝偏離了犁頭的筆直路徑
使種子的噴射錯過適當的地方。
娼妓為了自己的目的就慣於這樣做，
——為了避免懷孕，避免臥床生育，
同時又可以使性交帶給男人更多快樂，
看來這對於我們的妻子絕對無必要。
盧克萊修的上述說法得不到現代性學知識的支持——詩畢竟隻是詩啊。
與盧克萊修的詩句相比，羅馬醫生索拉努斯的一係列辦法要實在不少。他建議用羊毛做成栓柱，或再加上某種糊狀物，來堵塞子宮口。而當男性射精時，他建議女子屏住呼吸，將身體向後抽退，然後立即起身，彎膝蹲著，設法打個噴嚏。但是這一係列動作當然很難順利完成，而且頗煞風景，所以他最後還有讓女子在性交後徹底衝洗陰道這一招。
古代中國人也同樣需要避孕和墮胎
在中國古代，子嗣問題的重要性，無疑是在頭等位置，“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千百年來深入人心。但是與此同時，古代中國人還是積累了不少有關避孕和墮胎的知識。比如《山海經·西山經》上有雲：
曰嶓塚之山，……其上……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
這看來可以算中國最古老的避孕藥方了。
到了唐代，許多中國學術流傳到日本，得以保存下來，墮胎藥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保存於《醫心方》中的墮胎藥方——《醫心方》是日本人丹波康賴依據大量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國醫學古籍，於公元984年寫成的著名醫書，但直到870年之後（公元1854年）才被刊行於世，所以有許多珍貴曆史文獻保存在此書中，中國人很長時間內還不知道，以為已經失傳了。《醫心方》卷二十二中有七個墮胎藥方，姑舉第一方為例：
《產經》雲治妊身胎二三月欲去胎方：
大麥麵五升，以清酒一鬥合煮，令三沸，去滓，分五服。當宿不食服之，其子即糜腹中，令母不疾。千金不易。
還有“千金不易”這樣的廣告語附在方中，聽起來這方子是好得不得了。《醫心方》所依據的中醫典籍，絕大部分都是在唐代流傳的，聯係到其中記載的七個墮胎方，前人將李商隱“檢與神方教駐景”、“換骨神方上藥通”等詩句中的“神方”理解為墮胎藥方，至少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了。
也有使用激烈手段強行墮胎的曆史記錄。比如金廢帝完顏亮（海陵王），在曆史上以淫亂著稱，登上帝位後，自命“才兼文武”、“豐富偉岸”皆為天下第一，對於女人來說，應該是天底下最有魅力的男子，因此宮闈之中，淫亂無度。《金史·海陵諸嬖傳》中，通篇都是記載他的淫亂故事——後來《醒世恒言》中著名的、經常被刪節的那卷（卷二十三“金海陵縱欲亡身”），其實就是據此改寫的。其中有一處提到了墮胎的方法：
女使辟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辟懶乞哀欲全性命……海陵不顧，竟墮其胎。
這裏說麝香水可以墮胎。這位金朝皇帝親自“揉拉其腹”來實施墮胎，也可算墮胎史上罕見的事例了。
安全期避孕法和一個兩千年的謬誤
古代中國人也知道“安全期避孕法”——此法同樣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盡管安全係數很低。比如在元朝人孔齊所撰的筆記《至正直記》中，就記載著這樣的避孕法，其“墮胎當謹”條雲：
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
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安全期避孕法”。想法是完全對的，但是“安全期”究竟是月經周期中的哪幾天，古代中國人卻一直沒有搞清楚——醫學家和房中家都將一個謬誤的觀念堅持了幾乎兩千年。
幾乎所有傳世的中國房中術著作中，都有“求子”、“種子”之類的專門章節。這方麵的內容在各種中醫書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愛技巧的醫書）中也經常可見。多子方術在房中術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麵的細節略見一斑：在傳世房中術文獻最經典、最完備的作品《醫心方·房內》（即《醫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三十節內容，其篇幅最長的一節就是“求子第二十一”，超出各節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術最重要的方麵，就是關於適宜受孕的日期以及這些日期與胎兒性別的關係。但這恰恰是一個持續兩千年的大謬誤——對於將子嗣看得極端重要的古代中國人來說，在這一問題上犯這樣長久的大謬誤，實在是驚人的諷刺。早在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胎產書》中就有：
禹問幼頻曰：我欲殖人產子，何如而有？幼頻答曰：月朔（指月經）已去汁口，三日中從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認為隻有在婦女月經結束後的三五日內才能受孕，是中國古代房中術理論家和醫學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麵是《醫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
以婦人月經後三日，夜半之後，雞鳴之前，嬉戲令女感動，乃往從之，……有子賢良而老壽也。（引素女）
婦人月事斷絕潔淨三五日而交，有子，則男聰明才智老壽高貴，生女清賢配貴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經斷後則交接之，一日三日為男，四日五日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術理論家和醫家的上述堅定看法，恰恰與現代科學的常識相反——因為婦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經周期的中段，在這段日子裏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認為宜於受孕懷胎的“月經後三（五）日”，正是現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認為沒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雖然上麵所說的謬誤持久而普遍，但中華民族照樣人丁興旺，多子多孫，那是因為性交畢竟還有別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會在別的日子裏性交，結果倒懷上了孩子。而誰要是嚴格地“遵醫囑”，平日節製情欲，隻為“種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明末顧炎武五十九歲尚無子嗣，他晚年納妾求子而失敗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例子：顧炎武此舉的“醫學顧問”是名醫傅山，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傳世至今，其中同樣是月經後三五日而交則有子的傳統謬誤；顧炎武納妾是為求子，非寵嬖其女色也，故不難猜想顧老先生平時定然情欲幾無，隻為“種子”才行性交，結果卻是“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孩子卻終於未能懷上。最後顧炎武十分後悔，乃立侄為嗣，將妾嫁掉了事。
反對避孕與墮胎的文化傳統
關於避孕和墮胎的曆史，若談技術手段，自然主要著眼於如何讓避孕與墮胎措施有效；而談思想觀念，則主要就是對避孕與墮胎的反對與譴責了。
古代印度著名的《愛經》（<i>kama-shastra</i>，又名《欲經》、《性典》等），非常全麵地討論了與性愛有關的各種問題，包括調情、做愛、春藥，甚至談到了降低性欲的藥方，但是唯獨沒有談到避孕和墮胎。因為此書反映的是古代印度比較正統的信仰，在這種信仰體係中，一個孩子的出生是輪回轉世、因果報應的表現，而避孕和墮胎會對輪回轉世、因果報應造成致命的幹擾，是很難被容忍的，更不用說提倡了。
中國人重子嗣，當然譴責避孕和墮胎更為堅決。古時大街上也會看到關於墮胎藥方的廣告（比如《妙一齋醫學正印種子編》序中所述），但這一定會被“正派”的醫生斥為“其術之不仁一至是”。
清代紀昀有不少非正統的觀點和思考，他往往借談神鬼怪異故事來表達，《閱微草堂筆記》中這樣的篇什比比皆是。卷九中一則故事，反映在墮胎問題上正統觀念與現實情勢之間的衝突，最為典型。故事當然也是托諸傳聞：
有一醫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向他買墮胎藥，他“大駭，峻拒之”，第二天晚上，老嫗又加上兩枝珠花，再向他買藥，他仍堅決拒絕。過了半年，他夢中被拘到陰曹地府，說有人指控他殺人，見一女子披頭散發，脖子上勒著紅巾（表明她是自縊而死），哭訴向他買藥遭到拒絕的情節。這醫生辯解說：藥是用來救人的，豈能用來殺人（墮胎）以謀利？你自己通奸事情敗露，怎能怪我？但那女子反問他：我派人向你買藥時，剛剛懷孕，胎兒尚未成形，如果墮胎，我就可以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但你堅決不賣藥給我，我隻好將孩子生下來，結果孩子被扼死，我也被逼迫自縊而死，“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聽了她的辯詞，冥官喟然歎息道：你所說的，是從實際情勢考慮；而他（醫生）所執的卻是“理”！冥官雖然同情女子，最後卻隻能判醫生無罪，他對那女子說：
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
這裏紀昀的態度是明顯的：他反對道學家的“以理殺人”。當年戴震以《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向道學家的“以理殺人”發起正麵攻擊，紀昀作為他的哲學同盟軍，則以《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神鬼故事，出偏師以呼應之。
不要誤以為隻有古代才有道學家，也不要誤以為隻有古代才會“以理殺人”。其實這個傳統是非常強大的。比如就在今天，麵對許多青少年的婚前性行為，有些思想極為保守的人士，仍一再反對向青少年介紹避孕方法，並進而反對向青少年進行性教育——他們將此斥為“避孕套教育”。他們說：讓青少年掌握了性知識，掌握了避孕方法，發生婚前性行為不就更大膽了嗎？而他們主張的所謂“道德教育”，則是要讓青少年承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未婚先孕的嚴重後果，以此來形成對婚前性行為的恐懼。不惜以青少年身心受害為代價，來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理”（亦即禮教之“禮”），這種想法是何等的不文明，與當年戴震、紀昀等人所痛斥的“以理殺人”又有什麽兩樣呢？
原載《百花洲》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