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再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外條約</h2>
在鴉片戰爭之後20年，中國沒有善待五口通商帶來的機遇，沒有下功夫引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轉型，將農業文明轉軌到工業文明；也沒有利用五口通商機會去耐心引導消費，培育市場，培育中國人新的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中國在經曆了戰爭短暫的痛苦後，很快重回寧靜與安逸，重新享受農業文明的好處。
根據《江寧條約》、《虎門條約》，所謂“治外法權”，就是在五口或中國內地外國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國法律進行約束和製裁，而是交給英國法庭，運用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個規定後來被中國人和中國曆史教科書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律體係，是中國司法主權的喪失。
這些憤怒從後世觀點看當然可以理解，但實在說來，這種憤怒隻是後來者的憤怒，並不代表當時人的心情。
相反，在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中國人雖然見過不少外國人，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遠鄉村，外國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並不少見，西洋人與中國人也並不總是處在衝突狀態。但是，怎樣管理這些在中國的西洋人，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想好，他們不是願意讓渡自己的司法權，而是不知道怎樣運用這項權力。他們能想到的簡單辦法就是古代中國的“以夷製夷”，讓洋人自己管理自己，總比讓中國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於那個一直被後世中國人視為不平等的“協議關稅”，其實與“治外法權”同等性質，同一個原因。都是因為要省心，所以就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力。
參與《江寧條約》、《虎門條約》談判的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並非等閑之輩，他們不僅有著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曆，而且深知中國體製之弊與體製之優。他們還深知鴉片戰爭之前廣東地方政府與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發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他們真誠希望英國人同意用一個具有包幹性質的固定稅率去反製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的胡作非為。
他們想到了協議關稅，因為這種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無誤地寫在條約裏，中外雙方因此減少了衝突和爭執，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論怎樣強勢，也沒有辦法額外加稅。這既是一個關稅包幹、財政包幹的笨辦法，但在這些製度設計者看來，一舉數得，清廷的財政收入不會因此減少，新稅則的“值百抽五”在事實上比先前的稅率略有提高。又因為有了這個數額、比例的製度約束，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無計可施，不能稅上加稅。
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屈辱或吃虧，但在當年，不論談判者，還是朝廷，都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他們不願徹底打開國門，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但他們也不願意英國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占盡便宜。當然，按照現代國際關係和國際貿易理論，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績是虛假的，是不足信的，犧牲了國家主權，貽害不少。他們爭來了不當爭不必爭的東西，恰恰又放棄、犧牲了不應該放棄的權力和利益。如果曆史主義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國外交，那時的中國畢竟剛剛開始被動地與近代國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敗之後不得已而打交道。經驗、智慧、眼光，當然沒有辦法與一個成熟的國家去比較，甚至沒有辦法與幾十年之後的中國相比。直至1882年，當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進行修好通商條約談判時，方才有機會仔細檢討40年前有關“協議關稅”、“治外法權”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國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與朝鮮“朝美通商修好條約”談判代表金允植交換意見時，勸說朝鮮在與美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通商條約的公平合理原則，既不能像《朝日江華條約》那樣不定稅則，喪失利益，且為各國所竊笑，也不能像中國幾十年前那樣用一個固定稅則一勞永逸。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議立公平章程，如有未盡，就參照他國式樣，約定修約時間。5年一改，或10年一改，總不至於將關稅主權永久喪失。這就是關稅自主原則。中國在經曆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方才弄明白，後人當然不應該因此去指責伊裏布等人的失誤或不察。這是時代的原因。
《江寧條約》、《虎門條約》簽字後，中國贏得了一個和平時期，隻是中國沒有利用這個時間去發展自己，中國依然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而且，還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向是，由於中英戰爭是以條約談判的方式結束的，因而戰爭結束不久，美國、法國等相繼要求與清政府簽訂類似條約。由於此時朝廷並不認為“關稅協定”、“治外法權”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商業利益，反而認為是“天朝上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羈縻政策”的勝利，因而盡管也有人反對這樣不戰就將優惠的商業利益轉讓給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鳴得意。
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中英訂約通商了，戰爭遠去了，“值百抽五”的稅率讓中國不費勁坐地收獲，中國有什麽理由拒絕美、法呢，為什麽一定要訴諸戰爭然後才同意議和呢？更何況，我們不將給英國人的貿易優惠讓渡給美國人和法國人，我們有什麽把握防止美國人、法國人冒充英國人來與中國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國人、法國人都靠著英國人做生意，他們勢必團結一致對付中國，那樣的話，中國必將麵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對手，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分而治之，以夷製夷。中國將貿易好處分賞給各國，各國必將感激中國。中國就有機會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自己的利益。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製、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話，那也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原載於《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轉載，改題為《鴉片戰爭後的中外合約》。） <h2>大清終結的朝鮮因素</h2>
2013年初，朝鮮不顧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驗，激起中國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對，六十多年來由中國領導人小心翼翼維護的中朝友誼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聲音獲得釋放，甚至有放棄朝鮮，任其自生自滅的呼聲出現。
作為中國近鄰，和意識形態、政治體製大致相似的國家，假如朝鮮有一天結束了，比如被韓國統一了，或者被美國，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聯合國軍”侵入了，終結了，究竟會對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當然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在曆史上，正是因為朝鮮被吞並，方才引發中國政治的多米諾骨牌。大清王朝的終結，即便不能說是朝鮮亡國的直接刺激，但朝鮮亡國和大清終結之間所蘊含的因果關聯，還是清晰可見。
在慈禧太後晚年，中國終於在經曆了甲午戰爭、義和團戰爭、日俄戰爭十年風風雨雨之後，踏上政治變革不歸路。日俄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追隨俄國開放政治，實行變革，改良開始與革命賽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麵對世界大變局也開始新的覺醒，放棄山頭，放棄門戶，匯集在日俄戰爭戰勝國日本，朝聖般那樣虔誠向日本取經，集思廣益，團結一致，共舉孫中山為總理，共創中國同盟會，加快了中國革命進程。
也是在這一年，清廷決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較欣然接受憲政改革的建議，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二年，慈禧太後、光緒帝主導的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在中華大地全麵鋪開。積貧積弱的中國終於找到了政治上的辦法，也終於迎來了新的機會與希望，中國民眾自發慶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據記載，在預備立憲之前還不曾有過。
短短兩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迅猛，九年立憲清單不僅發布，而且逐年落實，逐年檢查，如果不發生意外，中國再有幾年時間，最多也就是後來民國五年前後，一個類似於日本、英國的君主立憲體製必將誕生，古老的中國必將邁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1908年，當《欽定憲法大綱》發布不久，光緒帝、慈禧太後兩位當家人在不到一天時間裏相繼死亡，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底讓位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組合——年輕的攝政王與光緒帝的遺孀隆裕太後。
弱勢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決斷和執行力，在隨後兩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表麵上還在進行，其實已經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攝政王—隆裕太後的“新政”隻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漸漸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漸漸成為熱心中國政治變革那些人的共同認識。
僵硬的體製很難從內部打破，日子還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統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樣燦爛；被統治者，尤其是那些憂心憂國的知識人則熱切渴望不論內外都應該或者說為什麽不鬧出點大事？他們堅信，不論內外，隻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機會，有機會就會有變革。
隻是誰也想不到的是，機會來自東鄰朝鮮。
1910年8月22日，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並條約》，規定大韓帝國將朝鮮半島的主權永久讓渡給了日本，朝鮮半島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條約生效。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朝鮮不複存在。
朝鮮曾經是中國番邦，而且時間可以追溯很遠。隻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沒有適時調整好與西方的關係，沒有弄明白西方勢力東來的真實意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及時主動轉變，不存在引領各番邦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團結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勢力。中國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將近兩百年，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至兩年後被打敗，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依然沒有弄明白西方東來的意義，也就不知道怎樣指導這些屬國麵對西方。
又過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被再次打敗，痛定思痛，睜眼看世界，突然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中國從此有了焦灼感、緊迫感，在對周邊各番邦的關係上也就漸漸轉變，由先前的王道主義、天下主義演變成孤立主義，對於各番邦的事務也就不再熱心，任其在西方勢力麵前自生自滅。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國南部邊陲各個番邦漸漸成為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中國盡管在1884年為越南前途不惜與法國一戰，但不論是越南，還是法國，都清楚中國戰爭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樣適應西方，而是中國的宗主權。
中國這種心態當然深刻影響了朝鮮，朝鮮在隨後幾十年與中國的關係時好時壞，尤其是袁世凱常駐朝鮮強勢管理，既沒有收撫人心，也沒有真正引領朝鮮走向世界，建設一個與東西方一致的現代國家。當然，中國自身此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陶醉在“中體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僅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而且在外交上也無可稱說，中日宣戰，朝鮮政府率先發布公告，請求日本政府出兵驅逐清軍，中國在道義上徹底被動。等到《馬關條約》成立，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對於中國來說，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戰爭，原本是為了朝鮮的前途而戰，結果卻讓中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發展與驕傲一夜之間化為一股青煙，中國由此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戰爭雖說還不是大清王朝曆史的終結點，但十幾年後的曆史節點在這裏不難找到某些因果關聯。
朝鮮在戰後名義上走向獨立，其實隻是與日本更親近，這也是後來日韓合邦的原因。而中國在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後並沒有一蹶不振，知恥而後勇，中國很快丟掉洋務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維新，再經義和團戰爭、辛醜條約、日俄戰爭，中國在變革道路上雖說波折不斷，但大方向似乎並不太錯。隻是到了兩宮大行，朝廷弱勢，中國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滯狀態，而恰當此時，日韓合邦劇烈刺激，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隨時受不了，以為亡國滅種，於是引發巨大的政治衝擊。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將日韓合邦理解為朝鮮亡國，這部分中國人借著這個由頭大力推動停滯已久的改革。一個月後（9月22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奏請朝廷將東三省向列強開放，強調除日俄兩國外，大力引進歐美列強向東三省投資辦廠，以此抵製日本。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相繼建議朝廷重啟政治改革，加大變革力度。9月30日，廣西巡撫張鳴岐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以為籌備憲政，一定要從本源入手，加快落實責任內閣，加快籌備和召集國會，加快司法改革，盡快讓司法獨立。建議修改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麵改革，以改革重建一個新國家，防止朝鮮教訓在中國重演。
10月20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報告了日俄兩國對東三省的威逼，建議清政府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五天後（10月25日），錫良又與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朝廷，要求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開設國會。理由就是“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將皆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各位重臣請求朝廷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於明年開設國會。朝鮮亡國直接刺激清廷重啟政治改革。
利用朝鮮亡國機會推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的，不僅有朝廷內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種勢力。原本鑒於東北亞政治危機而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加緊進行。10月9日，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至資政院遞交速開國會請願書，理由也是“日本遂吞並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今中國不迅速實行憲政，決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聲日高，在這種情形下，朝廷廣納善言，於1910年11月4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並先組織責任內閣。
誰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實際上啟動了大清王朝終結的多米諾骨牌。半年後，責任內閣出台，引發政治動蕩；再半年，湖北新軍發難；再過幾個月，延續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進入曆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終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鮮亡國，再到大清終結，總覺得其間有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線。 <h2>回望甲午：經驗與教訓</h2>
甲午戰爭的失敗是中國曆史的重大轉折，後世中國在檢討這一事件時總是歸因於日本人在東學黨起義爆發後對中國的誘導，以為中國政府沒有看清日本人的陰謀，輕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議向朝鮮派兵。這個檢討其實還有很大的再檢討空間，因為中日雙方的政策走向並不因對方的一個建議而發生根本逆轉。
1894年6月6日，直隸提督葉誌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兩千淮軍精銳登陸朝鮮，準備參與鎮壓東學黨。
中國軍隊的動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興趣，或許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結果。日本政府獲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進行戰爭動員，成立戰時大本營，日皇睦仁親任統帥，日軍參謀總長有棲川熾仁親王為幕僚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陸軍參謀，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參謀。日本立即進入戰爭狀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視情況許可施行“適當的臨機處分”，顯然是讓大鳥圭介尋釁鬧事，尋找戰爭的理由。
日本的動向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麵高度關切。6月7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務省，表示中國政府依據朝鮮政府書麵請求出兵，依據十年前天津專條約定，派兵應先行文照知。汪鳳藻在照會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接受了這份照會，但對照會中“屬邦”之說很不以為然。汪鳳藻與陸奧“大費辯論”。稍後收到李鴻章的電報指示，以為“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曆曆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人之認否”。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於日本是執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決雌雄，因而對中國方麵的任何解釋都不願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鮮派遣七百名軍事人員。中國駐朝鮮最高負責人袁世凱即設法查詢，日本方麵解釋說此舉隻是為了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中國政府對此答複日本政府說，日本此舉隻為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和商民，暫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適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內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夠準備，當然不會聽從中國政府的勸告。6月10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統兵抵達仁川，不顧朝鮮方麵反對，強行進入首都漢城。
針對日本人的挑釁，袁世凱強硬以對。立即請求駐紮在仁川海麵的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率部進入漢城與日本人對抗。
對於袁世凱的決定，李鴻章似乎並不太滿意，他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袁世凱：漢城平安無事而日本人不聽勸阻執意妄為，各國公使當有公論，我宜處以鎮靜，若各調兵作聲勢，徒自擾也。
李鴻章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與日本發生衝突，但日本人並沒有善意理解中國的立場。日本在隨後不斷向朝鮮調兵遣將，各國使節似乎也對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鳥圭介找袁世凱麵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豈有惹是生非的動機？他表示將阻止日本政府繼續向朝鮮派兵，同時希望袁世凱也能阻止中國繼續用兵。
大鳥的態度影響了袁世凱和李鴻章，李鴻章指示袁世凱，既然大鳥願意將已到漢城的日軍暫駐即撤，那麽我們也就不必加派軍隊，葉誌超、聶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鮮節外生枝，假如東學黨人已經被驅散，我軍當陸續回撤，以免朝鮮疑怨，日本借口，繼續向朝鮮用兵。
李鴻章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已命葉誌超部緩進暫紮，整理歸裝；並命袁世凱與大鳥協商，中日兩國同時撤兵。
總理衙門不這樣認為。總理衙門在複電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與我同時撤兵，那麽我兵宜仍前常駐，葉誌超、聶士成部仍以進剿東學黨為是。
日本政府當然不會輕易撤兵，當東學黨起義平息之後，日本政府仍在尋找繼續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議兩國攜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且共同平定朝鮮內亂。很顯然，日本的理由就是為了不撤兵，他們也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答應這樣的請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擺脫在國際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鮮內政”獲取國際社會的認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約見中國公使汪鳳藻，表達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達。
對於日本政府的建議，李鴻章非常敏感，他當即指示汪鳳藻對日本人“共改韓政”的建議給予嚴厲駁斥，不要留有絲毫實施希望。李鴻章說，朝鮮內亂大致平定了，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十年前伊藤與我訂約，明確規定“事定撤回”。且日韓《江華條約》也規定朝鮮內政自主，外部勢力不應該利用朝鮮的內亂危機過多幹預。所以中日之間並不存在“共改韓政”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日本來說，“共改韓政”的動議或許是一張好牌，中日交涉確實由此進入一個複雜階段。日本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加大在朝鮮的軍事存在，他們期望以軍事上的優勢和先發製人，掌握朝鮮事務的主導權。
日本軍隊並沒有像大鳥告訴袁世凱的那樣逐步回撤，相反在隨後的日子裏不斷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國官員的神經。袁世凱、汪鳳藻等將這些情形隨時報告朝廷和李鴻章，但李鴻章依然不為所動，勸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適啟其狡逞之謀，殊非伐謀上計。
在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中，李鴻章以為日本政府的用意現在還很難準確預測，我方隻能冷靜觀察，謹慎出手，如果我沒有向漢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踞漢城？
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中國在此後一段時間，一方麵竭力駁斥日本政府“共改韓政”說，指責日本無權幹涉朝鮮內政，要求日本與中國同時撤回在朝鮮的軍隊，尊重朝鮮主權。另一方麵，李鴻章利用國際關係，請求利害攸關的俄國等友邦出麵協調，勸說日本。
不過，日本“共改韓政”的動議畢竟是在道義上略高一籌。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擔心國際社會壓力，更不擔心中國政府。6月22日，陸奧宗光總汪鳳藻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對中國政府拒絕“共改韓政”深表遺憾，表示日本斷不會撤退駐紮在朝鮮的軍隊。這份外交照會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對華絕交書”。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各行其是，衝突的幾率越來越高。
既然對華絕交了，日本政府當然不再顧及中國的態度，日本開始向朝鮮大規模用兵，並著手單方麵製定“朝鮮內政改革方案”。朝鮮事務的主導權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麵。
日本的挑釁激起中國內部相當不滿。一些力主向日本強硬的人不斷向朝廷施加壓力，請求強硬以對。6月25日，朝廷告訴李鴻章，根據現在的情形，口舌之爭已無濟於事。日本政府大規模向朝鮮用兵，使半島形勢日趨危機。究竟應該如何處置，還望盡早拿出辦法。
根據朝廷指示，李鴻章有一詳細稟報，他仔細分析中日軍事實力，以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上亦非大舉不辦。即便大舉用兵可以扭轉局麵，但李鴻章依然認為不應輕啟釁端。李鴻章詳細列舉了北洋海軍裝備，強調堪備海戰的戰艦隻有八艘，其餘的船艦隻能供運輸、練習而已。最近數年，部議停購船械，未能續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鋒北洋絕對處於劣勢，很難勝算。
至於陸路，李鴻章說，沿海各軍將領久經戰陣，器械精利，操演純熟。然合計不過兩萬人，分布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為厚。如果讓他們出境援韓抗倭，事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慮為敵所乘，有妨大局。
李鴻章建議從兩個方麵準備，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鮮問題上懲處日本，那麽就應該認真準備，假以時日，籌集足夠的經費，添置必備的裝備，大規模擴充軍力，戰則必勝，不打無把握之仗。二是建議朝廷還是謹慎考慮，不要輕啟邊釁，否則後患無窮。
李鴻章避免衝突的想法應該說是理性的，隻是不管是朝廷內部，還是前線的軍人，似乎都還死守傳統宗藩理論，依然將朝鮮想象為中國的藩邦，以為日本對朝鮮的幹預就是對大清的蔑視，他們不知道時移勢易，大清不再是過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過去的倭寇，朝鮮也不再是過去的藩國。然而他們保護藩國的呼籲非常誘人。7月12日，禦史張仲炘等聯名上疏，從檢討中法戰爭失誤開始，歸結為必須與日本在朝鮮一決勝負，因為朝鮮與東三省壤地相接，為我國家必爭之地，日本窺伺，俄國垂涎，英國虎視。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東北亞亂局勢必給我大清帶來無窮後患。
愛國主義、國家利益是最好的說辭，日本大規模用兵也給中國留下了這樣的機會，其實日本本來就期待中國同樣向朝鮮用兵，隻有這樣才能為日本找到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
日本大規模軍事行動嚴重刺激了中國，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鴻章改變原來的思路，積極籌備，向朝鮮發兵。李鴻章根據這些指示，調整布局，開始抽調精兵開赴朝鮮。
7月21日下午，滿載清軍和武器彈藥的“愛仁”號從天津大沽開行。第二天傍晚，“飛瓊”號離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號從大沽起程。北洋海軍副將方伯謙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濟遠、廣乙，悍然擊沉高升號運兵船，一千多名清軍官兵命喪大海。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兩國同時發布宣戰詔書，相互指責，影響遠東格局特別是近代中國曆史走勢的甲午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h2>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缺陷</h2>
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林則徐、魏源，還有徐繼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通過與西方人直接交往，認識了西方，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這是中國對西方認識的根本轉折。在他們之前，中國人麵對周邊族群始終有一種文明上的自大，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實都是中原文明優越感不自覺的外露。
麵對西方，中國文明在明末徐光啟時代有過一個短暫的理性平和時期。那時的明朝盡管麵臨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機，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啟那一代中國人那裏沒有多大問題。中國文明原本就是從黃河中下遊一隅不斷吸收周邊族群文明而不斷重構和發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啟那代中國人麵對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麵對滿腹經綸的利瑪竇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會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國知識人遵照聖人“一事不知以為恥”的教誨，麵對不知道的西方知識，采取“拿來主義”立場，如饑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規劃，他們準備用20年時間將傳教士帶來的幾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譯成中文。假如這個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在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會與世界處於一種同步狀態，中國文明也一定會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斷吸納外來文明重構自己的文明體製。
然而，徐光啟那代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沒有持續下去，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後麵臨最大的問題不是西方化，而是漢化。所以盡管在清朝早期很長時間並沒有禁止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但中國主流文化實際上已不把西方化當回事，不再像徐光啟時代那樣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漢學畸形繁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例證。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對於統治者來說確實是一種恥辱，但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這場戰爭讓中國國門再度打開，睜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國與世界的真實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彌補這個差距。這個邏輯一點兒都不意外。魏源在鴉片戰爭後明確提出中國要想避免這樣的戰爭結局重演，第一必須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須確立向西方學習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非我族類”而拒絕人家好的東西；第三，退一萬步說，假如中國還準備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話，那麽也必須臥薪嚐膽十年生聚。用魏源的曆史名句表述，就是“師夷長技以製夷”。隻有“師夷長技”，方能“製夷”。換言之，要想“製夷”，必須“師夷長技”。
魏源那個時代，中國剛剛從自以為輝煌的盛世中驚醒，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階層用自己的雙手蒙住了自己的雙眼，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像我們今天這樣體會向西方學習的道理。為了說服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時許多聰明人一方麵用“西學中源說”自我安慰，強調西方那點家底雖說比中國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這些東西都能從古典中國找到依據。直截了當地說，這些西學都是對古典中國智慧的再發明再創造。
另一方麵，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禮失求諸野”原理，倡導“善師四夷者，能製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製之”。以為中國學習西方，就像古典中國向周邊族群學習某些東西一樣很正常，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那些“胡化”的東西，不是慢慢都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了嗎？
根據這樣的認識，魏源建議在虎門創設造船廠、火器局；建議像晚明那樣邀請外國技師來華主持新式工廠的創設、新式機器的建造；建議聘請外國人培訓中國人，進而慢慢發展中國自己的基礎工業。應該說，魏源的這些規劃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識到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隻有學習西方，才能改變自己，才能讓中國在與西方的交往中不至於再犯鴉片戰爭這樣的錯誤。這些認識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中國此時不是在一種常態情形下學習西方，而是鴉片戰爭失敗後的不得已。因而這次向西方學習，不僅始終籠罩在失敗後的陰影中，有一種報仇雪恥的急切衝動，而且呈現出中國文明很少有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特征。那時中國人不願從基礎科學開始全麵接受西方科學技術體係，而是急功近利從最實用最易見效的領域開始。中國學西方的目的越說越直白，就是為了“製夷”，就是為了雪恥。反過來說，如果不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中國還將像過去一樣沉睡、昏睡，根本不會去學什麽西方。
極端功利主義立場不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國人無法從容地學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國人始終無法忘懷中國中心主義，始終認為中國落後和鴉片戰爭失敗都是一個偶然事件，根本沒有從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這種層麵去思考。由於中國失敗隻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體落後；由於不清楚時代差異，所以中國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階層津津樂道。
“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將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變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義使中國在此後數十年無視最基礎功夫，忽視從文明最細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始終帶有一種莫名的情緒，不是心悅誠服，不是發自內在需要，所以在經曆上百年所謂向西方學習曆程後，中國依然無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強，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樣躋身於“列強”，何以總在“世界之外”徘徊。 <h2>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h2>
在過往幾十年，我們已經習慣於蔑視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曆史書和領袖們一再告訴我們，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麵，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生產賺取利潤方麵，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曆史話語。
其實，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走過的全部道路，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每每引領中國社會往上走，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逐步從社會的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重心，引領社會、穩定社會，並為社會指明發展方向，方才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減少了震動。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傳統中國的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構成中，“士農工商”，商人成為社會四大階級中的最後一個階級。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中國的商人傳統太強大了，中國商人的能力太無敵了。如果我們熟悉中國的商業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有非凡的本領，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機會就發財，讀《史記》的《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成為那時社會的中心，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商人似乎自古以來就有“大商人”的氣質，並不斤斤於小生意，不斤斤於蠅頭小利，他們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類似於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幹預太強大了，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後，真正威脅中國集權體製的並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經商，中央集權必將瓦解，中國社會必將解體，這對於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當然是一件比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後，看到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政治體製之後，在經濟體製上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基本經濟，或者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製商業資本的增長，遏製商人勢力。這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西方產能高度過剩，需要外部市場，“發現東方”，其實就是要進入東方，開辟這個巨大的市場。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與西方接頭，不得不開放市場的時候，中國的商人終於從“士農工商”傳統社會構成中脫穎而出，並漸漸地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對未來對政治的判斷力，擁有知識。自然，紳商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
許多研究者後來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後，其實這個認識可能並不準確。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近代中國商人就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麽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或相關聯。
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中國盡管在政治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新政之後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中國隻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不意味著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那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不要這樣，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並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製、文化作為依托。在這批我們過去稱之為“洋務思想家”中，王韜、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曆，或與商人有著密切關聯，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鄭觀應就是紅頂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們在全社會近乎一致擁護“中體西用”、中國特色的時候，大膽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聲音，指引中國社會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最值得誇耀的東西，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重新認識的東西。
鄭觀應的名著是《盛世危言》，這部書的最初構成就是鄭觀應在工作之餘寫作的一篇一篇小論文，談教育，談學校，談商務，談商戰，談海防，都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但都具有西方知識背景，都是中國傳統知識所沒有的。這些東西最初在19世紀80年代就發表了，在知識界和官場中的開明者那裏獲得了回應，但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高層的重視，所以等到甲午戰敗，當人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時，真是極端後悔，人們都在想，假如當年注意到這些問題，注意按照鄭觀應的這些建議去做，還會有甲午之戰嗎？如果有，中國還會戰敗嗎？這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麵的引領作用。
至於說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還可以舉出張謇的例子。張謇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他是堅守改革不到絕望時候絕不輕言放棄改革，但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也絕不螳臂當車為舊製度殉葬。
張謇是晚清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製，就期待將這個體製引進中國。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後，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憲，重構中國政治架構。為此，張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動晚清的政治變動，促使清廷從君主專製向君主立憲轉變。直至武昌起義，張謇依然相信君主立憲是中國的正確道路，依然運動各方盡量達成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隻是到了後來，滿洲貴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妥協，共和不得不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時，張謇毅然放棄先前的理想，毅然勸說清廷接受妥協，放棄權力，達成共和。從張謇身上，我們看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最完美的結合，正是這樣的結合促使近代中國不斷向上，逐步拉近與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中國終於在二戰結束後重回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主流社會的重要力量。
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就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就是要為未來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的曆史啟示、思想資源。 <h2>重新認識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h2>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曆史時，一直借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是資本輸出，就是用資本對後發展國家進行瘋狂掠奪。於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批判性最強的題目，隻要探討這個問題，無不將注意力放在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剝削和超額剩餘價值榨取上。一部豐富多彩的近代中國變革史被簡約為侵略與反侵略的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學者在進行這些探討時，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國有朝一日也會被指責為“中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這是曆史的進步。表明中國在經曆了三十年超常規發展後，至少在經濟上已具備了資本輸出、用資本說話的能力。
中國在非洲或其他較中國更落後國家的資本輸出，按照我們一般理解，當然有利潤的衝動，有資本本身的運行規律，但中國資本絕對沒有去控製該國政治，或者壟斷該國經濟等“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投資，純粹是商業性的，有資源的因素，有利潤的衝動，但絕對沒有政治訴求，其效果追求是雙贏，是有助於該國經濟自主發展的。
如果熟悉我們的近代中國曆史表達，不難發現這些對今天中國的指責，其實就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曆史教材中。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確實有必要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這樣的問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為中國資本在全球經濟中健康增長提供一個合乎情理的理由。
資本確實像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具有榨取超額利潤的衝突，這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也確實具有列寧所分析的那些特點，一旦在國內經濟增長中過剩，必須向外輸出時，總是與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相關聯。隻是資本輸出給被輸出國所帶來的後果，列寧的分析和我們過去幾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層化，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資本輸出的經曆，沒有對資本輸出需要保護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曾敏感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鄭觀應就呼籲朝野注意這些國家的“商戰”謀略，這些國家非常注意從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等層麵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對外國資本開放，中國雖說在那個時代引進了一些外國技術、人才，但外國資本對中國並不構成巨大壓力，也不是中國增長的動力。過去很多年，我們在解讀鐵路為什麽在《馬關條約》前不能在中國獲得發展時，總是以為鐵路理念與中國人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相背離，總是說鐵路所經地方破壞了中國的風水，因而被抵製被拒絕。其實，這個說法是不真實的。鐵路在《馬關條約》前無法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而那時中國之所以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是因為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而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主要的也不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而是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開發資本，中國憑借自己的資本去開發礦產資源，去修築鐵路，那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困難。
《馬關條約》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這個條約同意“日本臣民”有權在中國投資辦廠，享受進出口政策優惠。根據條約體製，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人獲得的這個權利一體共享。於是，在1895年之後短短幾年時間，外國資本像錢塘江大潮一樣湧進中國，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無法夢想的增長迅即實現，貫通南北的兩條鐵路幹線迅速分段動工，開平煤礦、漢冶萍公司等礦產資源很快獲得開發。至1903年，鐵路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巨大贏利空間的新興產業，以致中國民間資本強烈要求政府將這些產業向他們開放。如果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之後獲得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不可能在那個時刻發生。
外國資本對中國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就像今天的中國資本在非洲一樣，迅速帶動了那兒的產業升級和資源開發。我們不能說這就是經濟侵略，這隻是資本憑著本性尋找利潤空間和價格窪地。
對於資本來說，不僅需要利潤，更需要安全，因此東西方各國在向中國投入巨大資本的同時，也在想辦法為其資本營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國加強與中國的聯係，相繼調整和擴大了駐華外交官。在軍事上，各國都向中國沿海派遣了海軍艦隊，他們除了沿途擔負各國遠洋貨運及人員來往安全，其實還對在中國境內的各國資產、人員負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動時，在1900年京津地區政治動蕩時，各國海軍陸戰隊能夠迅速向北京調兵遣將，拯救外交官和僑民，其實都是這些軍事存在發揮的作用。
用軍事手段保護資本安全，是各國“商戰”一個重要經驗。連帶著，還有軍事或商業基地構建。在近代早期中國開發過程中，由於外國資本分量巨大，外國資本總是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尋找一個比較優良的港口碼頭，建設一個基地。一方麵用來外國遠洋巨輪抵達後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麵具有海軍基地性質。對於這些基地，清政府當時遵從商業原則去處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決，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種“永久割讓”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著這些國家隻是擁有一定年份（一般為九十九年）使用權。在這個期限內，租借者有權投資有權維護，到期歸還。這種純商業租借方式並不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盡管當年有不少反對聲音，但清政府並沒有因此而卻步。
事實上，當中國資本已成為全球資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在全球租借港口碼頭，保護中國資本和人員順理成章。從現實反觀曆史，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應該以一種理性精神重新檢討近代中國發展史，公平看待各國資本在中國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問題。 <h2>重看巴黎和會上簽字</h2>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開會，討論善後問題。作為戰勝國，中國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闊步踏上世界舞台。
然而，由於東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爆發後搶先對德宣戰，毫不猶豫登陸中國山東，將德國人在那裏經營多年的鐵路、礦山等全部權益一律納入荷包。
更厲害的是，為了“確權”，日本政府於1915年初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山東權益已在日本人手裏。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當然應該回歸中國，隻是日本畢竟是通過戰爭而獲得，中國對此也沒有太多辦法。中國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損失減至最低，但凡與山東權益無關的，都被中國政府拒絕。
“二十一條”發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中國如果此時光明磊落宣布對德絕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對德奧為首的同盟國作戰，中國應該還有機會在協約國內部通過協商或通過中日之間對決解決山東問題。然而，由於中國內部此時陷入非常嚴重的政治紛爭，不僅有南北政治衝突，而且在政府內部也有“府院之爭”。“府院之爭”焦點之一，就是中國要不要參戰。
持久內耗使中國錯過了最佳參戰時機，也使中國錯過了收回山東權益的最好機會。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趨向已定，將要結束，中國內部也沒有達成參戰共識，還是政治強人段祺瑞竭力推動，促成參眾兩院分別於1917年3月10日、11日通過對德絕交案。
對德絕交案掃清了外交障礙。15日，湖北督軍王占元根據中國政府訓令派軍警接管了漢口德國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國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東權益被日本人搶占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均被中國政府依法收複。
對德絕交隻是第一步，在參戰問題上，中國內部依然鬥爭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勢力繼續反對中國參戰，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無關，中國應該袖手旁觀，靜以待變，奉行孤立主義。而在政府內部，盡管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反對中國參戰的力量依然龐大。直至張勳複辟失敗，黎元洪下台，馮國璋繼任大總統，“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國務總理身份獨掌朝政，方才有機會於1917年8月4日在國務會議上通過對德宣戰案。此時，距第一次大戰開戰已經三年整，距戰爭結束一年多一點。
中國在關鍵時刻走對了路，最後時刻宣布參戰為中國贏得了機會。中國成為戰勝國一員，與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戰壕。那麽山東本來就是中國的，日本理所當然應該將山東權益交還給中國。對此，中國人民有權期待，中國也應該獲得這樣的回報。
然而，日本政府並不這樣認為。日本宣稱山東問題在“二十一條”中已經解決，1915年5月25日中日達成的《民四條約》已確認了日本全麵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因此，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讓，而和會也大致接納了日本的建議，盡管一些國家的代表對中國的要求表示關切與同情，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並沒有立即見效。
中國沒有在巴黎和會索要回來山東權益，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引發了五四大遊行，“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山東”，成為那時最激勵人心的口號。全國各界在這種愛國情緒激蕩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國政府代表團不要在巴黎和會最後文件上簽字，一定要堅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6月27日，在巴黎的華工和留學生數萬人舉行聲勢浩大抗議活動，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約上簽字，宣稱“誰簽字，打死誰”。數十名青年以“敢死隊”自詡，誓死捍衛中國尊嚴，誓死爭奪中國權益。
民眾的心聲深刻影響了中國代表團，中國代表最終放棄了在和約上簽字。中國第一次昂首闊步踏上國際舞台，卻以這樣灰溜溜的形態結束。
中國政府不簽字的消息傳入國內，激起陣陣漣漪。國人大致上都能認同這個決定，隻有嚴複等少數人不以為然。7月10日，嚴複給他的鐵杆“粉絲”熊純如發了一封“私信”，以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蔡元培等知識界領袖煽動民粹反對簽字是不對的。嚴複說，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對世界大勢和國內政治，往往像莊子所說的那樣，“知其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據嚴複分析，中國政府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拒簽後，中國在山東問題上除了排斥日貨，並沒有其他辦法。簽約，可以使中國重回國際大家庭，可以將山東問題放在國際框架內解決。現在中國拒簽，好像義正詞嚴，其實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義。
至於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嚴複說得更沉痛。他以為這件事來龍去脈和利害得失，專使陸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們終不肯犧牲一己之清譽，擔心被罵為漢奸、賣國賊，不肯為國家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這其實就是不負責任，是南宋以來中國士大夫鑒於秦檜教訓，寧願將國家打碎砸爛，也不願言和，不願妥協。他們個人避免了漢奸、賣國賊的惡名，但國家卻因此付出昂貴代價。
（原載於《深圳特區報》2012年9月4日） <h2>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h2>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曆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曆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麽…… 攝政底氣不足
晚清最後走到那個份上，君主立憲走不下去，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你對辛亥那段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較特別，比如你對載灃等人是抱著一種同情，甚至是欣賞的眼光看的。
馬勇：陳寅恪先生在談到曆史人物研究時，反複強調“同情的理解”，認為對曆史人物應該從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貢獻和作為。我們過去把攝政王描寫成優柔寡斷，隆裕皇太後則是軟弱無知的家庭婦女。其實，真實的曆史不是這樣的。就攝政王來說，他是晚清王爺中比較具有國際視野的，在家天下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親生子，大約沒有誰比他更關心這個國與家的未來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後一直兢兢業業處理國務。至於眼見著成功的君主立憲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讓位於革命了，說實在的，那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都：高幹子弟？
馬勇：就是所謂的“皇族內閣”那些人。君主立憲的要義是約束君主的權力，君主不再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線，不再當權力要衝。這一點君憲體製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並沒有多大障礙。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親王奕出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之後，為清廷皇族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後介入實際政治。他們在那之前享受著朝廷俸祿，但交換過來的條件是不得從政；恭親王之後就不一樣了，皇族子弟紛紛走出家門去從政，這就使君主立憲的實現無形中增加了極大難度。所以，要想實現君主立憲，就必須重申皇族成員不得從政不得經商兩條鐵的紀律。這對於已經從權力中嚐到無限好處的皇族來說，顯然是很難的。
南都：就是說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從政的？
馬勇：因為皇族當官，一定有弊政，會導致不公平。鴉片戰爭之後，恭親王弈從1860年起以總理衙門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國幾十年，導致一個最壞的後果，就是皇族子弟個個爭著當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憲沒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攝政王的原因，就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許多人不願意中國就這樣走上君主立憲，就這樣剝奪了他們的特殊權力。這個利益集團中的許多頑固分子後來就演化為宗社黨。
南都：宗社黨主要有哪些人？
馬勇：他們這撥人都是很強硬的，包括當時民政部的尚書善耆(他的一個女兒就是後來的川島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積極的，但到了最後關鍵時刻，他發現不讓皇族繼續從政，他就不幹了。還有一個載澤，鎮國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憲運動中，就是載澤最早給慈禧太後和光緒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說，中國唯一的機會就是要改革，隻要能夠讓愛新覺羅萬世一係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憲最後關頭，他發現自己的權力將被削弱，就不幹了。
南都：所以總體而言，你認為載灃在辛亥前後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馬勇：過去對載灃的描寫都是無能、短視與自私。但隻要仔細研究載灃的相關資料，你會發現這是一種妖魔化的結果。這種妖魔化是辛亥後的必然，因為要為曆史找出責任的承擔者。如果不是載灃對立憲呼聲給予善意回應和良性互動，那麽後來的事情還真的很難說。載灃在最重要時刻還是有擔當的，包括他的辭職。武昌起義後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憲已經不被接受了。袁世凱當時是內閣總理大臣，他找載灃談共和。載灃說不能接受，就辭掉了監國攝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當時才二十八九歲，而且他很有契約精神。
南都：契約精神？
馬勇：辛亥之後，清廷和民國政府達成協議，就是在中國廢除帝製，但對清廷並不再像過去所說的那樣要驅逐韃虜，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嚴，紫禁城歸他們。這對清朝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協議。1914年出現帝製複辟的思潮，載灃就表示反對，他跟宗社黨的人也鬧翻了。1917年張勳推著他兒子溥儀來搞複辟，載灃是非常惱火的。載灃說你不能這麽搞，你這樣就把民國達成的協議給毀了。曆史證明，載灃的判斷是對的。因為後來馮玉祥把溥儀趕出宮，理由就是你搞過幾次複辟。
南都：一種觀點是載灃太年輕了，怎麽會找這麽年輕的一個人來攝政呢？
馬勇：慈禧皇太後臨死前安排這個接班架構是有她的道理的。載灃接班時26歲，跟慈禧太後當年接班時一樣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後和載灃搭班，相當於1860年慈禧太後和恭親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後當年接班的時候還大了十幾歲。這個叔嫂結構是一個良性的結構。隆裕皇太後的作用，在《清實錄》裏講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問題上擁有否決權。攝政王載灃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還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說弱，可能載灃的班底比較弱。慈禧接班時特別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時候，都處在上升的狀態。1908年是另外一種格局，攝政王上台的時候，張之洞死了，袁世凱退下來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幾個權臣都下來了，朝廷上來一撥年輕的大臣。如果載灃接班後，不把袁世凱開缺回籍養屙，不把岑春煊和端方開了，可能不會發生後來的失誤。不是攝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內閣出台之後，強一點的就隻一個慶親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隻是幕僚出身，和一個理想的內閣班底差距太遠。這就和載灃底氣不足有關了。
南都：載灃開掉這些能臣是因為他底氣不足？
馬勇：對。因為載灃沒有打過仗，沒有豐功偉績。隻是因為血緣的關係和自己兒子的關係做了攝政王，底氣太不足了。如果這些有本事有實權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沒辦法。開掉端方時他找了一個借口，端方在慈禧的喪禮上拿著照相機到處去照相(那個時候照相機剛剛傳到中國不久)。開他的理由就是他在喪禮上不莊重、不嚴肅。端方那個時候已經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以這種理由把他開了。上來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皇族，怎麽能和端方比呢？開岑春煊的理由是懷疑他和康有為、梁啟超有關係，其實是一個造假的照片。革命黨合成了一個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結果朝廷就信了。
南都：開袁世凱又是以什麽理由？
馬勇：1908年清廷為什麽把袁世凱以腳疾的名義開除了？我們過去的解讀都是說攝政王要報仇，因為袁世凱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變法失敗光緒被軟禁。載灃是光緒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後要向袁世凱報複。那都是康有為的瞎扯。載灃就是沒有底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開禦前會議，一個權柄在握的重臣在旁邊，攝政王怎麽施展呢？袁世凱確實有腳病，在慈禧和光緒活著的時候，袁世凱就因為腳疾請過好幾次病假，這個材料我是從許寶蘅日記裏麵看出來的。另外一個理由，當時袁世凱在外交上有一個失敗，這個後來很少被披露出來。
南都：是什麽樣的失敗？
馬勇：1908年，在中國東北開仗的日本和俄國談妥了，又把英國和法國拉進來，利益均沾，共同開發東北。這樣一來，中國國土上的權力都歸人家了。德國找到中國，建議和美國搞一個三國聯盟，對抗四國。這時袁世凱是外務部尚書，他請示了慈禧和光緒，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牽製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撫、袁世凱的老搭檔唐紹儀出使美國。當時走海路，去美國必須經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著唐紹儀不讓走，拖了一個多月才走掉。結果等他到美國，日本和美國已經達成協議，美國被拉到東北利益團體中了。唐紹儀隻好灰溜溜地回來。這次外交失敗袁世凱吃了一個啞巴虧，隻能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承擔這個責任，有點引咎辭職的味道。
南都：你認為隆裕也不是沒有見識之輩？
馬勇：隆裕皇太後或許沒有慈禧太後那樣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後將大清王朝交給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據。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隆裕皇太後的全部資料，就不難看出她並不是傳統理解中的婦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夠從一個武裝暴動轉化為一場和平的權力交接，沒有發生大的流血衝突，應歸於暴動發生後各方的妥協和讓步。隆裕並沒有在最後時刻魚死網破摧毀國家，而是接受現實坦然讓步。我認為這表現了中國人一個很重要的智慧。
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後關頭的讓步是一種明智的表現？
馬勇：如果不是她的態度與決斷，南北之間不可能走上談判桌。魚死網破孤注一擲，是概率比較高的可能。根據袁世凱的建議，隆裕皇太後召開了三天禦前會議，像鐵良、良弼這些強硬派都是掌握軍隊的，他們說我們有槍，不接受南方的條件。隆裕問擔任過軍谘大臣的載濤，那你能打下來嗎？載濤說，我沒打過仗，不知道。這個時候隆裕皇太後的姿態就非常重要了，她覺得慶親王、袁世凱是真誠地護著王室。當曆史潮流往這兒走的時候，你要順勢發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詔》，大意是說，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曆史潮流而動，我接受這個結果了。這就是明智。 立憲欲速不達
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個立憲的體製。
南都：清廷一直被質疑是假立憲，沒有誠意，但你認為它是有誠意的。
馬勇：說假立憲，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黨人說的。我有本書的開篇就叫《革命與改良賽跑》，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主張從1901年開始有很多跟隨者，因為清廷那幾年確實不給力，有很多問題。但是當1905年五大臣考察憲政回來，清廷踏上了立憲之路後，一大批原來支持革命的人就回歸了。朝廷已經說了通過和平的改良走上立憲道路，幹嗎一定要砸碎，一定要製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內閣出台，清廷到最後時刻確實沒有處理好，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你不能因為最後他沒有處理好，就回過頭來說它不真誠。立憲黨人都是什麽人呢？湯化龍、湯壽潛、張謇、趙鳳昌，這都是當時中國最厲害的人，他們的地位和智商遠遠高出革命黨。當然也不能低估革命黨的功能，如果沒有革命黨在外部的壓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
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員出洋考察憲政，最初目的並不是真的想立憲。
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動。1904年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時，美國人召集日俄等國開會，處理東三省善後問題，卻沒有讓中國參加。美國人的理由是，這是立憲國家之間的事，而中國還不是。況且雖然日俄兩國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與此無關。
早在1904年3月，盛宣懷等官員就曾建議清廷，為了防止日本戰後霸占東三省，應該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義出訪歐美國家，真實目的是與各國進行外交斡旋，爭取各國在東三省問題上的支持和同情。當時清廷沒接受。但到了戰後會議把中國排除在外，從各省督撫到各部大員開始紛紛請求變法立憲。清廷才回頭采納盛宣懷的意見。因為考察憲政是西洋各國普遍歡迎的事情。名義上說是去考察立憲，實際上是去主談外交問題。當然在五大臣出發之前，在日俄戰爭刺激下，關於立憲的呼聲在清廷高層內部也已經成為主流了。
南都：外交方麵有效果嗎？
馬勇：外交沒談出什麽名堂來，但是這幾個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腦了，回來之後就認為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之路。深受慈禧太後欣賞的大臣戴鴻慈講了立憲的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皇權鞏固，有利於消弭革命黨，有利於百姓監督官員。最不利的隻是中下層官員，因為把權力釋放之後，人民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就說服了慈禧，開始真的準備立憲。
南都：五大臣出洋時，還遇到革命黨的襲擊？
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黨人吳樾在五大臣的專列上搞爆炸，載澤等人隻是受輕傷。後來吳樾被譽為革命英雄，其實在當時他是引起國內外輿論的普遍譴責，被認為是置國家前途於不顧，用恐怖手段遏製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革命黨之所以要阻止立憲，是因為清廷發起立憲運動之後，獲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嚴重邊緣化。所以當時革命黨人一方麵批評清廷是假立憲，是欺騙人民，另一方麵就是阻止立憲，打擊那些骨幹和領袖人物。但吳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改革迫在眉睫，堅定了政府的決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報界的一份電報中所說，這個炸彈表明，從速實行憲政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所以我講吳樾是臨門一腳，把清政府立憲的球踢進去了。隨後，進展很快，到1908年就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
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憲，那為什麽定預備立憲期是九年那麽長？
馬勇：當時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幾年、二十年。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1890年開始實施，僅製定憲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時間，至於建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立憲體製，可能時間還要長。後來清廷公布的時間是九年，有形勢逼迫、立憲派人強烈要求的因素。
1908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稍後又提出一份《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清單》，根據這份清單的規劃，九年當中會逐步舉辦各省谘議局，進行谘議局選舉，辦地方自治，辦教育提高識字率，設置律法等等。如果我們不帶政治偏見的話，應該承認這個立憲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規劃了詳細方案、責任目標、每年應該辦的事項。比如當時格外重視提高識字率的要求，規定到第九年識字人口要達到二十分之一。但後來有立憲派三次國會請願事件，攝政王載灃不得不將年限縮短了。
南都：立憲派為什麽要求提前開國會？
馬勇：與外交危機有關。九年立憲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推進的過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谘議局選舉，谘議局的成員基本都是當時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學回來，或者畢業於國內新式學堂。他們確實做了許多參政議政的實事，在地方政治經濟改革方麵提出很多好的議案。但1909年9月，中日兩國達成《中韓界務條款》，相當於日本擴張了在東北的勢力。這一危機導致當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等立憲黨人聯合江蘇、浙江巡撫，要求清政府改變九年規劃，提前召開國會，以救國難。各省谘議局組織請願代表，三次到北京請願。
1910年7月，日俄兩國又簽訂第二次《日俄協定》，背著中國瓜分東三省。之後日本又正式吞並了朝鮮。這些來自外界的危機很大地刺激了國內的國民情緒，要求盡快立憲的聲音更加強烈。8月，各省谘議局在北京成立各省谘議局聯合會，湯化龍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兩年內召開國會。東三省總督錫良也向中央發電報，表達請願民眾的訴求。他還聯合了十幾個省的督撫聯名致電清政府，要求立即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
南都：清政府對此態度如何？
馬勇：前兩次請願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從攝政王的立場看，九年預備立憲是各方認定的日程計劃，不能說改就改。他反複強調，朝廷從來都希望憲政早日達成，隻是考慮到國家至重，憲政至繁，必須慎思而後動，不能貿然行動。但這些解釋沒能說服請願代表，反而被認為是缺乏誠意，敷衍拖延的表現。到第三次請願的時候，攝政王終於讓步了。各省督撫的聯名電報應該給了他比較大的壓力，他召集政府要員王公大臣討論，最後宣布將九年縮短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憲。但這一讓步，反而不可收拾了。
南都：請願仍沒有結束嗎？
馬勇：有很多人認為既然可以讓步，為什麽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開國會呢？代表們接著發動了第四次請願，要求第二年立即召開國會。清政府采用強力壓製的手段把第四次請願壓下了。所以這一個讓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諾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個接一個。這也是為什麽後來皇族內閣出來之後，攝政王不願意退讓，就和這次國會請願運動有關。國會請願運動之後，你讓了，並不能平息下去。 共和大勢所趨
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麽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麽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
南都：我們都知道，最後終結清王朝的，袁世凱是關鍵人物。他早期是傾向立憲的，後來的態度是怎麽轉到民主共和的呢？
馬勇：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再向南方聲明，民主共和並不是中國最需要的，應該君主立憲——保留皇上有什麽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國民的向心力。袁世凱身邊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簡單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體當中，都是研究多軌策略的。武昌起義爆發的第二天，袁世凱還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種意見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推翻清廷，這幾套都有。都不會單邊下注，都是多邊下注。
南都：他會有好多個方案？
馬勇：袁世凱派去談判的人當中，就有主張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談判總代表唐紹儀。他一定是多元選擇，順勢發力的。武昌起義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說，我們要把袁世凱從清廷當中拉出來，怎麽拉呢？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給他誘餌，我們請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話成立新政府，讓你當總統，這是第二個誘餌。另外他們就散布謠言，說你看朝廷對你不信任。這一點確實讓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當了。袁世凱在這個時候，對朝廷沒有二心。但武昌打下來之後，袁世凱在那兒按兵不動。後人多以為袁世凱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勢壓清廷，又用清廷的變革壓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這不能代表袁世凱當時的想法。袁世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保持軍事高壓，但最終還是要用談判解決問題。但是皇族的強硬派就不幹了。
南都：他們認為袁世凱有異心嗎？
馬勇：強硬派認為，袁世凱已經打下了一個有利的地形，為什麽不繼續往前打呢？袁世凱講，我可以踏平武漢三鎮，我可以踏平兩湖，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幹掉張謇、趙鳳昌、湯壽潛，因為他們在人民中間。袁世凱講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終一定是要政治解決，因為嘩變的新軍不是要求加餉，他們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幾個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但是明顯可以從這個爭論當中看出來，南方瓦解的戰術在袁世凱那裏也有一點影響。
南都：包括楊度這些堅決的立憲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為什麽也轉向支持共和了呢？
馬勇：1912年楊度在北京發起成立“共和促進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他與袁世凱關係密切，所以他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袁世凱態度的轉變。楊度當時強調，之前大家主張君主立憲是以救國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為唯一目的。現在中國已經錯過了君主立憲的良機，武昌起義之後，就意味著君主立憲走到了絕境。現在麵臨南北分裂，國將不國。要保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條件，走向共和。
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谘議局，其實也是為自己埋下了強勁的對手。
馬勇：那是培養了一大批職業政治家。各省的谘議局都是光緒時代培養出來的。這撥人都是經濟上的中產階級。按照憲法大綱規定，谘議局的議員要選舉。競爭非常厲害，賄選、拉選票、造假都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緒確實被調動起來了，對政治介入的熱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憲法頒布前後，各省的谘議局已經成為行政首長很頭疼的一件事。總督和巡撫動不動就被谘議局叫來問詢，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和那個問題。
南都：這些人都是什麽背景的人？
馬勇：一個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沒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谘議局議員選舉的時候，就有一項財產申報。比如你要想競選上海選區谘議局的議員，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納稅證明，才有資格參加選舉。而且你的財產也要登記出來。這種狀況下，他就成為一個職業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後到日本留學的。比如李大釗、楊度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學的法政，回來隻有當官一條路。最初的起步必須從議會起步，所以這一撥留學生都在各省的谘議局裏麵混事。這撥職業政客一直到民國時代，民國時代的民主思潮，都和這些人有關。
南都：所以當時的民主試驗其實是有一定效果的了？
馬勇：孫中山多次講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質，要教人民怎麽開會，怎麽投票，怎麽選舉。這是因為孫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後，清廷不讓他回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幾年的發展。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麽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麽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但是這個孫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國外沒有回來，另外他戴了一個有色眼鏡，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認為是假的、騙人的。
南都：但立憲派也是少數人？
馬勇：晚清十幾年的立憲運動發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線，隻是給人民一張選票，給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權力，並不是讓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孫中山和後來的革命者都是動員人民。政治不能這麽玩，政治永遠都應該是職業政治家手裏麵的東西，但是職業政治家的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種很合乎中國國情的一個立憲道路，後來孫中山走的另外一條路，怎麽訓政，怎麽民主。
南都：就是說要相信民眾的判斷力。
馬勇：應該相信人民的判斷。就是選上了一個壞人，人民仍然有辦法把他選下來。而且中國當時走的精英政治路線，人民選的就是谘議局議員，並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選大總統。我們當時走的代議製，和美國的製度有很多的相似性。隻要是真誠的代議製，真正的代議製，在基層放開權力就行了。
南都：所以你說，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馬勇：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我認為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原載於《南方都市報》2011年6月2日）
在鴉片戰爭之後20年，中國沒有善待五口通商帶來的機遇，沒有下功夫引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轉型，將農業文明轉軌到工業文明；也沒有利用五口通商機會去耐心引導消費，培育市場，培育中國人新的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中國在經曆了戰爭短暫的痛苦後，很快重回寧靜與安逸，重新享受農業文明的好處。
根據《江寧條約》、《虎門條約》，所謂“治外法權”，就是在五口或中國內地外國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國法律進行約束和製裁，而是交給英國法庭，運用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個規定後來被中國人和中國曆史教科書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律體係，是中國司法主權的喪失。
這些憤怒從後世觀點看當然可以理解，但實在說來，這種憤怒隻是後來者的憤怒，並不代表當時人的心情。
相反，在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中國人雖然見過不少外國人，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遠鄉村，外國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並不少見，西洋人與中國人也並不總是處在衝突狀態。但是，怎樣管理這些在中國的西洋人，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想好，他們不是願意讓渡自己的司法權，而是不知道怎樣運用這項權力。他們能想到的簡單辦法就是古代中國的“以夷製夷”，讓洋人自己管理自己，總比讓中國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於那個一直被後世中國人視為不平等的“協議關稅”，其實與“治外法權”同等性質，同一個原因。都是因為要省心，所以就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力。
參與《江寧條約》、《虎門條約》談判的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並非等閑之輩，他們不僅有著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曆，而且深知中國體製之弊與體製之優。他們還深知鴉片戰爭之前廣東地方政府與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發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他們真誠希望英國人同意用一個具有包幹性質的固定稅率去反製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的胡作非為。
他們想到了協議關稅，因為這種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無誤地寫在條約裏，中外雙方因此減少了衝突和爭執，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論怎樣強勢，也沒有辦法額外加稅。這既是一個關稅包幹、財政包幹的笨辦法，但在這些製度設計者看來，一舉數得，清廷的財政收入不會因此減少，新稅則的“值百抽五”在事實上比先前的稅率略有提高。又因為有了這個數額、比例的製度約束，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無計可施，不能稅上加稅。
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屈辱或吃虧，但在當年，不論談判者，還是朝廷，都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他們不願徹底打開國門，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但他們也不願意英國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占盡便宜。當然，按照現代國際關係和國際貿易理論，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績是虛假的，是不足信的，犧牲了國家主權，貽害不少。他們爭來了不當爭不必爭的東西，恰恰又放棄、犧牲了不應該放棄的權力和利益。如果曆史主義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國外交，那時的中國畢竟剛剛開始被動地與近代國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敗之後不得已而打交道。經驗、智慧、眼光，當然沒有辦法與一個成熟的國家去比較，甚至沒有辦法與幾十年之後的中國相比。直至1882年，當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進行修好通商條約談判時，方才有機會仔細檢討40年前有關“協議關稅”、“治外法權”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國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與朝鮮“朝美通商修好條約”談判代表金允植交換意見時，勸說朝鮮在與美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通商條約的公平合理原則，既不能像《朝日江華條約》那樣不定稅則，喪失利益，且為各國所竊笑，也不能像中國幾十年前那樣用一個固定稅則一勞永逸。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議立公平章程，如有未盡，就參照他國式樣，約定修約時間。5年一改，或10年一改，總不至於將關稅主權永久喪失。這就是關稅自主原則。中國在經曆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方才弄明白，後人當然不應該因此去指責伊裏布等人的失誤或不察。這是時代的原因。
《江寧條約》、《虎門條約》簽字後，中國贏得了一個和平時期，隻是中國沒有利用這個時間去發展自己，中國依然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而且，還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向是，由於中英戰爭是以條約談判的方式結束的，因而戰爭結束不久，美國、法國等相繼要求與清政府簽訂類似條約。由於此時朝廷並不認為“關稅協定”、“治外法權”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商業利益，反而認為是“天朝上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羈縻政策”的勝利，因而盡管也有人反對這樣不戰就將優惠的商業利益轉讓給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鳴得意。
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中英訂約通商了，戰爭遠去了，“值百抽五”的稅率讓中國不費勁坐地收獲，中國有什麽理由拒絕美、法呢，為什麽一定要訴諸戰爭然後才同意議和呢？更何況，我們不將給英國人的貿易優惠讓渡給美國人和法國人，我們有什麽把握防止美國人、法國人冒充英國人來與中國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國人、法國人都靠著英國人做生意，他們勢必團結一致對付中國，那樣的話，中國必將麵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對手，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分而治之，以夷製夷。中國將貿易好處分賞給各國，各國必將感激中國。中國就有機會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自己的利益。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製、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話，那也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原載於《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轉載，改題為《鴉片戰爭後的中外合約》。） <h2>大清終結的朝鮮因素</h2>
2013年初，朝鮮不顧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驗，激起中國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對，六十多年來由中國領導人小心翼翼維護的中朝友誼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聲音獲得釋放，甚至有放棄朝鮮，任其自生自滅的呼聲出現。
作為中國近鄰，和意識形態、政治體製大致相似的國家，假如朝鮮有一天結束了，比如被韓國統一了，或者被美國，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聯合國軍”侵入了，終結了，究竟會對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當然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在曆史上，正是因為朝鮮被吞並，方才引發中國政治的多米諾骨牌。大清王朝的終結，即便不能說是朝鮮亡國的直接刺激，但朝鮮亡國和大清終結之間所蘊含的因果關聯，還是清晰可見。
在慈禧太後晚年，中國終於在經曆了甲午戰爭、義和團戰爭、日俄戰爭十年風風雨雨之後，踏上政治變革不歸路。日俄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追隨俄國開放政治，實行變革，改良開始與革命賽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麵對世界大變局也開始新的覺醒，放棄山頭，放棄門戶，匯集在日俄戰爭戰勝國日本，朝聖般那樣虔誠向日本取經，集思廣益，團結一致，共舉孫中山為總理，共創中國同盟會，加快了中國革命進程。
也是在這一年，清廷決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較欣然接受憲政改革的建議，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二年，慈禧太後、光緒帝主導的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在中華大地全麵鋪開。積貧積弱的中國終於找到了政治上的辦法，也終於迎來了新的機會與希望，中國民眾自發慶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據記載，在預備立憲之前還不曾有過。
短短兩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迅猛，九年立憲清單不僅發布，而且逐年落實，逐年檢查，如果不發生意外，中國再有幾年時間，最多也就是後來民國五年前後，一個類似於日本、英國的君主立憲體製必將誕生，古老的中國必將邁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1908年，當《欽定憲法大綱》發布不久，光緒帝、慈禧太後兩位當家人在不到一天時間裏相繼死亡，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底讓位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組合——年輕的攝政王與光緒帝的遺孀隆裕太後。
弱勢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決斷和執行力，在隨後兩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表麵上還在進行，其實已經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攝政王—隆裕太後的“新政”隻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漸漸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漸漸成為熱心中國政治變革那些人的共同認識。
僵硬的體製很難從內部打破，日子還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統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樣燦爛；被統治者，尤其是那些憂心憂國的知識人則熱切渴望不論內外都應該或者說為什麽不鬧出點大事？他們堅信，不論內外，隻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機會，有機會就會有變革。
隻是誰也想不到的是，機會來自東鄰朝鮮。
1910年8月22日，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並條約》，規定大韓帝國將朝鮮半島的主權永久讓渡給了日本，朝鮮半島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條約生效。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朝鮮不複存在。
朝鮮曾經是中國番邦，而且時間可以追溯很遠。隻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沒有適時調整好與西方的關係，沒有弄明白西方勢力東來的真實意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及時主動轉變，不存在引領各番邦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團結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勢力。中國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將近兩百年，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至兩年後被打敗，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依然沒有弄明白西方東來的意義，也就不知道怎樣指導這些屬國麵對西方。
又過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被再次打敗，痛定思痛，睜眼看世界，突然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中國從此有了焦灼感、緊迫感，在對周邊各番邦的關係上也就漸漸轉變，由先前的王道主義、天下主義演變成孤立主義，對於各番邦的事務也就不再熱心，任其在西方勢力麵前自生自滅。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國南部邊陲各個番邦漸漸成為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中國盡管在1884年為越南前途不惜與法國一戰，但不論是越南，還是法國，都清楚中國戰爭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樣適應西方，而是中國的宗主權。
中國這種心態當然深刻影響了朝鮮，朝鮮在隨後幾十年與中國的關係時好時壞，尤其是袁世凱常駐朝鮮強勢管理，既沒有收撫人心，也沒有真正引領朝鮮走向世界，建設一個與東西方一致的現代國家。當然，中國自身此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陶醉在“中體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僅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而且在外交上也無可稱說，中日宣戰，朝鮮政府率先發布公告，請求日本政府出兵驅逐清軍，中國在道義上徹底被動。等到《馬關條約》成立，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對於中國來說，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戰爭，原本是為了朝鮮的前途而戰，結果卻讓中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發展與驕傲一夜之間化為一股青煙，中國由此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戰爭雖說還不是大清王朝曆史的終結點，但十幾年後的曆史節點在這裏不難找到某些因果關聯。
朝鮮在戰後名義上走向獨立，其實隻是與日本更親近，這也是後來日韓合邦的原因。而中國在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後並沒有一蹶不振，知恥而後勇，中國很快丟掉洋務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維新，再經義和團戰爭、辛醜條約、日俄戰爭，中國在變革道路上雖說波折不斷，但大方向似乎並不太錯。隻是到了兩宮大行，朝廷弱勢，中國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滯狀態，而恰當此時，日韓合邦劇烈刺激，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隨時受不了，以為亡國滅種，於是引發巨大的政治衝擊。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將日韓合邦理解為朝鮮亡國，這部分中國人借著這個由頭大力推動停滯已久的改革。一個月後（9月22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奏請朝廷將東三省向列強開放，強調除日俄兩國外，大力引進歐美列強向東三省投資辦廠，以此抵製日本。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相繼建議朝廷重啟政治改革，加大變革力度。9月30日，廣西巡撫張鳴岐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以為籌備憲政，一定要從本源入手，加快落實責任內閣，加快籌備和召集國會，加快司法改革，盡快讓司法獨立。建議修改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麵改革，以改革重建一個新國家，防止朝鮮教訓在中國重演。
10月20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報告了日俄兩國對東三省的威逼，建議清政府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五天後（10月25日），錫良又與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朝廷，要求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開設國會。理由就是“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將皆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各位重臣請求朝廷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於明年開設國會。朝鮮亡國直接刺激清廷重啟政治改革。
利用朝鮮亡國機會推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的，不僅有朝廷內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種勢力。原本鑒於東北亞政治危機而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加緊進行。10月9日，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至資政院遞交速開國會請願書，理由也是“日本遂吞並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今中國不迅速實行憲政，決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聲日高，在這種情形下，朝廷廣納善言，於1910年11月4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並先組織責任內閣。
誰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實際上啟動了大清王朝終結的多米諾骨牌。半年後，責任內閣出台，引發政治動蕩；再半年，湖北新軍發難；再過幾個月，延續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進入曆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終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鮮亡國，再到大清終結，總覺得其間有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線。 <h2>回望甲午：經驗與教訓</h2>
甲午戰爭的失敗是中國曆史的重大轉折，後世中國在檢討這一事件時總是歸因於日本人在東學黨起義爆發後對中國的誘導，以為中國政府沒有看清日本人的陰謀，輕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議向朝鮮派兵。這個檢討其實還有很大的再檢討空間，因為中日雙方的政策走向並不因對方的一個建議而發生根本逆轉。
1894年6月6日，直隸提督葉誌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兩千淮軍精銳登陸朝鮮，準備參與鎮壓東學黨。
中國軍隊的動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興趣，或許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結果。日本政府獲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進行戰爭動員，成立戰時大本營，日皇睦仁親任統帥，日軍參謀總長有棲川熾仁親王為幕僚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陸軍參謀，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參謀。日本立即進入戰爭狀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視情況許可施行“適當的臨機處分”，顯然是讓大鳥圭介尋釁鬧事，尋找戰爭的理由。
日本的動向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麵高度關切。6月7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務省，表示中國政府依據朝鮮政府書麵請求出兵，依據十年前天津專條約定，派兵應先行文照知。汪鳳藻在照會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接受了這份照會，但對照會中“屬邦”之說很不以為然。汪鳳藻與陸奧“大費辯論”。稍後收到李鴻章的電報指示，以為“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曆曆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人之認否”。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於日本是執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決雌雄，因而對中國方麵的任何解釋都不願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鮮派遣七百名軍事人員。中國駐朝鮮最高負責人袁世凱即設法查詢，日本方麵解釋說此舉隻是為了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中國政府對此答複日本政府說，日本此舉隻為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和商民，暫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適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內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夠準備，當然不會聽從中國政府的勸告。6月10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統兵抵達仁川，不顧朝鮮方麵反對，強行進入首都漢城。
針對日本人的挑釁，袁世凱強硬以對。立即請求駐紮在仁川海麵的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率部進入漢城與日本人對抗。
對於袁世凱的決定，李鴻章似乎並不太滿意，他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袁世凱：漢城平安無事而日本人不聽勸阻執意妄為，各國公使當有公論，我宜處以鎮靜，若各調兵作聲勢，徒自擾也。
李鴻章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與日本發生衝突，但日本人並沒有善意理解中國的立場。日本在隨後不斷向朝鮮調兵遣將，各國使節似乎也對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鳥圭介找袁世凱麵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豈有惹是生非的動機？他表示將阻止日本政府繼續向朝鮮派兵，同時希望袁世凱也能阻止中國繼續用兵。
大鳥的態度影響了袁世凱和李鴻章，李鴻章指示袁世凱，既然大鳥願意將已到漢城的日軍暫駐即撤，那麽我們也就不必加派軍隊，葉誌超、聶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鮮節外生枝，假如東學黨人已經被驅散，我軍當陸續回撤，以免朝鮮疑怨，日本借口，繼續向朝鮮用兵。
李鴻章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已命葉誌超部緩進暫紮，整理歸裝；並命袁世凱與大鳥協商，中日兩國同時撤兵。
總理衙門不這樣認為。總理衙門在複電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與我同時撤兵，那麽我兵宜仍前常駐，葉誌超、聶士成部仍以進剿東學黨為是。
日本政府當然不會輕易撤兵，當東學黨起義平息之後，日本政府仍在尋找繼續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議兩國攜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且共同平定朝鮮內亂。很顯然，日本的理由就是為了不撤兵，他們也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答應這樣的請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擺脫在國際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鮮內政”獲取國際社會的認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約見中國公使汪鳳藻，表達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達。
對於日本政府的建議，李鴻章非常敏感，他當即指示汪鳳藻對日本人“共改韓政”的建議給予嚴厲駁斥，不要留有絲毫實施希望。李鴻章說，朝鮮內亂大致平定了，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十年前伊藤與我訂約，明確規定“事定撤回”。且日韓《江華條約》也規定朝鮮內政自主，外部勢力不應該利用朝鮮的內亂危機過多幹預。所以中日之間並不存在“共改韓政”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日本來說，“共改韓政”的動議或許是一張好牌，中日交涉確實由此進入一個複雜階段。日本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加大在朝鮮的軍事存在，他們期望以軍事上的優勢和先發製人，掌握朝鮮事務的主導權。
日本軍隊並沒有像大鳥告訴袁世凱的那樣逐步回撤，相反在隨後的日子裏不斷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國官員的神經。袁世凱、汪鳳藻等將這些情形隨時報告朝廷和李鴻章，但李鴻章依然不為所動，勸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適啟其狡逞之謀，殊非伐謀上計。
在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中，李鴻章以為日本政府的用意現在還很難準確預測，我方隻能冷靜觀察，謹慎出手，如果我沒有向漢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踞漢城？
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中國在此後一段時間，一方麵竭力駁斥日本政府“共改韓政”說，指責日本無權幹涉朝鮮內政，要求日本與中國同時撤回在朝鮮的軍隊，尊重朝鮮主權。另一方麵，李鴻章利用國際關係，請求利害攸關的俄國等友邦出麵協調，勸說日本。
不過，日本“共改韓政”的動議畢竟是在道義上略高一籌。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擔心國際社會壓力，更不擔心中國政府。6月22日，陸奧宗光總汪鳳藻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對中國政府拒絕“共改韓政”深表遺憾，表示日本斷不會撤退駐紮在朝鮮的軍隊。這份外交照會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對華絕交書”。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各行其是，衝突的幾率越來越高。
既然對華絕交了，日本政府當然不再顧及中國的態度，日本開始向朝鮮大規模用兵，並著手單方麵製定“朝鮮內政改革方案”。朝鮮事務的主導權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麵。
日本的挑釁激起中國內部相當不滿。一些力主向日本強硬的人不斷向朝廷施加壓力，請求強硬以對。6月25日，朝廷告訴李鴻章，根據現在的情形，口舌之爭已無濟於事。日本政府大規模向朝鮮用兵，使半島形勢日趨危機。究竟應該如何處置，還望盡早拿出辦法。
根據朝廷指示，李鴻章有一詳細稟報，他仔細分析中日軍事實力，以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上亦非大舉不辦。即便大舉用兵可以扭轉局麵，但李鴻章依然認為不應輕啟釁端。李鴻章詳細列舉了北洋海軍裝備，強調堪備海戰的戰艦隻有八艘，其餘的船艦隻能供運輸、練習而已。最近數年，部議停購船械，未能續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鋒北洋絕對處於劣勢，很難勝算。
至於陸路，李鴻章說，沿海各軍將領久經戰陣，器械精利，操演純熟。然合計不過兩萬人，分布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為厚。如果讓他們出境援韓抗倭，事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慮為敵所乘，有妨大局。
李鴻章建議從兩個方麵準備，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鮮問題上懲處日本，那麽就應該認真準備，假以時日，籌集足夠的經費，添置必備的裝備，大規模擴充軍力，戰則必勝，不打無把握之仗。二是建議朝廷還是謹慎考慮，不要輕啟邊釁，否則後患無窮。
李鴻章避免衝突的想法應該說是理性的，隻是不管是朝廷內部，還是前線的軍人，似乎都還死守傳統宗藩理論，依然將朝鮮想象為中國的藩邦，以為日本對朝鮮的幹預就是對大清的蔑視，他們不知道時移勢易，大清不再是過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過去的倭寇，朝鮮也不再是過去的藩國。然而他們保護藩國的呼籲非常誘人。7月12日，禦史張仲炘等聯名上疏，從檢討中法戰爭失誤開始，歸結為必須與日本在朝鮮一決勝負，因為朝鮮與東三省壤地相接，為我國家必爭之地，日本窺伺，俄國垂涎，英國虎視。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東北亞亂局勢必給我大清帶來無窮後患。
愛國主義、國家利益是最好的說辭，日本大規模用兵也給中國留下了這樣的機會，其實日本本來就期待中國同樣向朝鮮用兵，隻有這樣才能為日本找到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
日本大規模軍事行動嚴重刺激了中國，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鴻章改變原來的思路，積極籌備，向朝鮮發兵。李鴻章根據這些指示，調整布局，開始抽調精兵開赴朝鮮。
7月21日下午，滿載清軍和武器彈藥的“愛仁”號從天津大沽開行。第二天傍晚，“飛瓊”號離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號從大沽起程。北洋海軍副將方伯謙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濟遠、廣乙，悍然擊沉高升號運兵船，一千多名清軍官兵命喪大海。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兩國同時發布宣戰詔書，相互指責，影響遠東格局特別是近代中國曆史走勢的甲午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h2>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缺陷</h2>
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林則徐、魏源，還有徐繼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通過與西方人直接交往，認識了西方，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這是中國對西方認識的根本轉折。在他們之前，中國人麵對周邊族群始終有一種文明上的自大，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實都是中原文明優越感不自覺的外露。
麵對西方，中國文明在明末徐光啟時代有過一個短暫的理性平和時期。那時的明朝盡管麵臨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機，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啟那一代中國人那裏沒有多大問題。中國文明原本就是從黃河中下遊一隅不斷吸收周邊族群文明而不斷重構和發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啟那代中國人麵對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麵對滿腹經綸的利瑪竇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會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國知識人遵照聖人“一事不知以為恥”的教誨，麵對不知道的西方知識，采取“拿來主義”立場，如饑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規劃，他們準備用20年時間將傳教士帶來的幾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譯成中文。假如這個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在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會與世界處於一種同步狀態，中國文明也一定會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斷吸納外來文明重構自己的文明體製。
然而，徐光啟那代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沒有持續下去，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後麵臨最大的問題不是西方化，而是漢化。所以盡管在清朝早期很長時間並沒有禁止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但中國主流文化實際上已不把西方化當回事，不再像徐光啟時代那樣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漢學畸形繁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例證。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對於統治者來說確實是一種恥辱，但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這場戰爭讓中國國門再度打開，睜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國與世界的真實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彌補這個差距。這個邏輯一點兒都不意外。魏源在鴉片戰爭後明確提出中國要想避免這樣的戰爭結局重演，第一必須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須確立向西方學習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非我族類”而拒絕人家好的東西；第三，退一萬步說，假如中國還準備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話，那麽也必須臥薪嚐膽十年生聚。用魏源的曆史名句表述，就是“師夷長技以製夷”。隻有“師夷長技”，方能“製夷”。換言之，要想“製夷”，必須“師夷長技”。
魏源那個時代，中國剛剛從自以為輝煌的盛世中驚醒，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階層用自己的雙手蒙住了自己的雙眼，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像我們今天這樣體會向西方學習的道理。為了說服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時許多聰明人一方麵用“西學中源說”自我安慰，強調西方那點家底雖說比中國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這些東西都能從古典中國找到依據。直截了當地說，這些西學都是對古典中國智慧的再發明再創造。
另一方麵，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禮失求諸野”原理，倡導“善師四夷者，能製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製之”。以為中國學習西方，就像古典中國向周邊族群學習某些東西一樣很正常，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那些“胡化”的東西，不是慢慢都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了嗎？
根據這樣的認識，魏源建議在虎門創設造船廠、火器局；建議像晚明那樣邀請外國技師來華主持新式工廠的創設、新式機器的建造；建議聘請外國人培訓中國人，進而慢慢發展中國自己的基礎工業。應該說，魏源的這些規劃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識到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隻有學習西方，才能改變自己，才能讓中國在與西方的交往中不至於再犯鴉片戰爭這樣的錯誤。這些認識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中國此時不是在一種常態情形下學習西方，而是鴉片戰爭失敗後的不得已。因而這次向西方學習，不僅始終籠罩在失敗後的陰影中，有一種報仇雪恥的急切衝動，而且呈現出中國文明很少有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特征。那時中國人不願從基礎科學開始全麵接受西方科學技術體係，而是急功近利從最實用最易見效的領域開始。中國學西方的目的越說越直白，就是為了“製夷”，就是為了雪恥。反過來說，如果不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中國還將像過去一樣沉睡、昏睡，根本不會去學什麽西方。
極端功利主義立場不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國人無法從容地學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國人始終無法忘懷中國中心主義，始終認為中國落後和鴉片戰爭失敗都是一個偶然事件，根本沒有從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這種層麵去思考。由於中國失敗隻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體落後；由於不清楚時代差異，所以中國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階層津津樂道。
“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將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變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義使中國在此後數十年無視最基礎功夫，忽視從文明最細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始終帶有一種莫名的情緒，不是心悅誠服，不是發自內在需要，所以在經曆上百年所謂向西方學習曆程後，中國依然無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強，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樣躋身於“列強”，何以總在“世界之外”徘徊。 <h2>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h2>
在過往幾十年，我們已經習慣於蔑視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曆史書和領袖們一再告訴我們，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麵，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生產賺取利潤方麵，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曆史話語。
其實，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走過的全部道路，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每每引領中國社會往上走，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逐步從社會的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重心，引領社會、穩定社會，並為社會指明發展方向，方才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減少了震動。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傳統中國的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構成中，“士農工商”，商人成為社會四大階級中的最後一個階級。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中國的商人傳統太強大了，中國商人的能力太無敵了。如果我們熟悉中國的商業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有非凡的本領，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機會就發財，讀《史記》的《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成為那時社會的中心，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商人似乎自古以來就有“大商人”的氣質，並不斤斤於小生意，不斤斤於蠅頭小利，他們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類似於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幹預太強大了，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後，真正威脅中國集權體製的並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經商，中央集權必將瓦解，中國社會必將解體，這對於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當然是一件比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後，看到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政治體製之後，在經濟體製上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基本經濟，或者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製商業資本的增長，遏製商人勢力。這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西方產能高度過剩，需要外部市場，“發現東方”，其實就是要進入東方，開辟這個巨大的市場。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與西方接頭，不得不開放市場的時候，中國的商人終於從“士農工商”傳統社會構成中脫穎而出，並漸漸地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對未來對政治的判斷力，擁有知識。自然，紳商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
許多研究者後來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後，其實這個認識可能並不準確。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近代中國商人就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麽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或相關聯。
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中國盡管在政治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新政之後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中國隻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不意味著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那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不要這樣，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並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製、文化作為依托。在這批我們過去稱之為“洋務思想家”中，王韜、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曆，或與商人有著密切關聯，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鄭觀應就是紅頂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們在全社會近乎一致擁護“中體西用”、中國特色的時候，大膽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聲音，指引中國社會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最值得誇耀的東西，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重新認識的東西。
鄭觀應的名著是《盛世危言》，這部書的最初構成就是鄭觀應在工作之餘寫作的一篇一篇小論文，談教育，談學校，談商務，談商戰，談海防，都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但都具有西方知識背景，都是中國傳統知識所沒有的。這些東西最初在19世紀80年代就發表了，在知識界和官場中的開明者那裏獲得了回應，但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高層的重視，所以等到甲午戰敗，當人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時，真是極端後悔，人們都在想，假如當年注意到這些問題，注意按照鄭觀應的這些建議去做，還會有甲午之戰嗎？如果有，中國還會戰敗嗎？這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麵的引領作用。
至於說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還可以舉出張謇的例子。張謇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他是堅守改革不到絕望時候絕不輕言放棄改革，但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也絕不螳臂當車為舊製度殉葬。
張謇是晚清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製，就期待將這個體製引進中國。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後，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憲，重構中國政治架構。為此，張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動晚清的政治變動，促使清廷從君主專製向君主立憲轉變。直至武昌起義，張謇依然相信君主立憲是中國的正確道路，依然運動各方盡量達成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隻是到了後來，滿洲貴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妥協，共和不得不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時，張謇毅然放棄先前的理想，毅然勸說清廷接受妥協，放棄權力，達成共和。從張謇身上，我們看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最完美的結合，正是這樣的結合促使近代中國不斷向上，逐步拉近與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中國終於在二戰結束後重回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主流社會的重要力量。
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就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就是要為未來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的曆史啟示、思想資源。 <h2>重新認識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h2>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曆史時，一直借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是資本輸出，就是用資本對後發展國家進行瘋狂掠奪。於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批判性最強的題目，隻要探討這個問題，無不將注意力放在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剝削和超額剩餘價值榨取上。一部豐富多彩的近代中國變革史被簡約為侵略與反侵略的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學者在進行這些探討時，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國有朝一日也會被指責為“中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這是曆史的進步。表明中國在經曆了三十年超常規發展後，至少在經濟上已具備了資本輸出、用資本說話的能力。
中國在非洲或其他較中國更落後國家的資本輸出，按照我們一般理解，當然有利潤的衝動，有資本本身的運行規律，但中國資本絕對沒有去控製該國政治，或者壟斷該國經濟等“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投資，純粹是商業性的，有資源的因素，有利潤的衝動，但絕對沒有政治訴求，其效果追求是雙贏，是有助於該國經濟自主發展的。
如果熟悉我們的近代中國曆史表達，不難發現這些對今天中國的指責，其實就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曆史教材中。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確實有必要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這樣的問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為中國資本在全球經濟中健康增長提供一個合乎情理的理由。
資本確實像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具有榨取超額利潤的衝突，這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也確實具有列寧所分析的那些特點，一旦在國內經濟增長中過剩，必須向外輸出時，總是與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相關聯。隻是資本輸出給被輸出國所帶來的後果，列寧的分析和我們過去幾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層化，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資本輸出的經曆，沒有對資本輸出需要保護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曾敏感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鄭觀應就呼籲朝野注意這些國家的“商戰”謀略，這些國家非常注意從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等層麵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對外國資本開放，中國雖說在那個時代引進了一些外國技術、人才，但外國資本對中國並不構成巨大壓力，也不是中國增長的動力。過去很多年，我們在解讀鐵路為什麽在《馬關條約》前不能在中國獲得發展時，總是以為鐵路理念與中國人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相背離，總是說鐵路所經地方破壞了中國的風水，因而被抵製被拒絕。其實，這個說法是不真實的。鐵路在《馬關條約》前無法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而那時中國之所以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是因為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而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主要的也不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而是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開發資本，中國憑借自己的資本去開發礦產資源，去修築鐵路，那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困難。
《馬關條約》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這個條約同意“日本臣民”有權在中國投資辦廠，享受進出口政策優惠。根據條約體製，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人獲得的這個權利一體共享。於是，在1895年之後短短幾年時間，外國資本像錢塘江大潮一樣湧進中國，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無法夢想的增長迅即實現，貫通南北的兩條鐵路幹線迅速分段動工，開平煤礦、漢冶萍公司等礦產資源很快獲得開發。至1903年，鐵路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巨大贏利空間的新興產業，以致中國民間資本強烈要求政府將這些產業向他們開放。如果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之後獲得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不可能在那個時刻發生。
外國資本對中國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就像今天的中國資本在非洲一樣，迅速帶動了那兒的產業升級和資源開發。我們不能說這就是經濟侵略，這隻是資本憑著本性尋找利潤空間和價格窪地。
對於資本來說，不僅需要利潤，更需要安全，因此東西方各國在向中國投入巨大資本的同時，也在想辦法為其資本營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國加強與中國的聯係，相繼調整和擴大了駐華外交官。在軍事上，各國都向中國沿海派遣了海軍艦隊，他們除了沿途擔負各國遠洋貨運及人員來往安全，其實還對在中國境內的各國資產、人員負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動時，在1900年京津地區政治動蕩時，各國海軍陸戰隊能夠迅速向北京調兵遣將，拯救外交官和僑民，其實都是這些軍事存在發揮的作用。
用軍事手段保護資本安全，是各國“商戰”一個重要經驗。連帶著，還有軍事或商業基地構建。在近代早期中國開發過程中，由於外國資本分量巨大，外國資本總是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尋找一個比較優良的港口碼頭，建設一個基地。一方麵用來外國遠洋巨輪抵達後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麵具有海軍基地性質。對於這些基地，清政府當時遵從商業原則去處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決，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種“永久割讓”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著這些國家隻是擁有一定年份（一般為九十九年）使用權。在這個期限內，租借者有權投資有權維護，到期歸還。這種純商業租借方式並不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盡管當年有不少反對聲音，但清政府並沒有因此而卻步。
事實上，當中國資本已成為全球資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在全球租借港口碼頭，保護中國資本和人員順理成章。從現實反觀曆史，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應該以一種理性精神重新檢討近代中國發展史，公平看待各國資本在中國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問題。 <h2>重看巴黎和會上簽字</h2>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開會，討論善後問題。作為戰勝國，中國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闊步踏上世界舞台。
然而，由於東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爆發後搶先對德宣戰，毫不猶豫登陸中國山東，將德國人在那裏經營多年的鐵路、礦山等全部權益一律納入荷包。
更厲害的是，為了“確權”，日本政府於1915年初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山東權益已在日本人手裏。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當然應該回歸中國，隻是日本畢竟是通過戰爭而獲得，中國對此也沒有太多辦法。中國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損失減至最低，但凡與山東權益無關的，都被中國政府拒絕。
“二十一條”發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中國如果此時光明磊落宣布對德絕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對德奧為首的同盟國作戰，中國應該還有機會在協約國內部通過協商或通過中日之間對決解決山東問題。然而，由於中國內部此時陷入非常嚴重的政治紛爭，不僅有南北政治衝突，而且在政府內部也有“府院之爭”。“府院之爭”焦點之一，就是中國要不要參戰。
持久內耗使中國錯過了最佳參戰時機，也使中國錯過了收回山東權益的最好機會。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趨向已定，將要結束，中國內部也沒有達成參戰共識，還是政治強人段祺瑞竭力推動，促成參眾兩院分別於1917年3月10日、11日通過對德絕交案。
對德絕交案掃清了外交障礙。15日，湖北督軍王占元根據中國政府訓令派軍警接管了漢口德國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國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東權益被日本人搶占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均被中國政府依法收複。
對德絕交隻是第一步，在參戰問題上，中國內部依然鬥爭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勢力繼續反對中國參戰，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無關，中國應該袖手旁觀，靜以待變，奉行孤立主義。而在政府內部，盡管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反對中國參戰的力量依然龐大。直至張勳複辟失敗，黎元洪下台，馮國璋繼任大總統，“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國務總理身份獨掌朝政，方才有機會於1917年8月4日在國務會議上通過對德宣戰案。此時，距第一次大戰開戰已經三年整，距戰爭結束一年多一點。
中國在關鍵時刻走對了路，最後時刻宣布參戰為中國贏得了機會。中國成為戰勝國一員，與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戰壕。那麽山東本來就是中國的，日本理所當然應該將山東權益交還給中國。對此，中國人民有權期待，中國也應該獲得這樣的回報。
然而，日本政府並不這樣認為。日本宣稱山東問題在“二十一條”中已經解決，1915年5月25日中日達成的《民四條約》已確認了日本全麵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因此，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讓，而和會也大致接納了日本的建議，盡管一些國家的代表對中國的要求表示關切與同情，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並沒有立即見效。
中國沒有在巴黎和會索要回來山東權益，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引發了五四大遊行，“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山東”，成為那時最激勵人心的口號。全國各界在這種愛國情緒激蕩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國政府代表團不要在巴黎和會最後文件上簽字，一定要堅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6月27日，在巴黎的華工和留學生數萬人舉行聲勢浩大抗議活動，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約上簽字，宣稱“誰簽字，打死誰”。數十名青年以“敢死隊”自詡，誓死捍衛中國尊嚴，誓死爭奪中國權益。
民眾的心聲深刻影響了中國代表團，中國代表最終放棄了在和約上簽字。中國第一次昂首闊步踏上國際舞台，卻以這樣灰溜溜的形態結束。
中國政府不簽字的消息傳入國內，激起陣陣漣漪。國人大致上都能認同這個決定，隻有嚴複等少數人不以為然。7月10日，嚴複給他的鐵杆“粉絲”熊純如發了一封“私信”，以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蔡元培等知識界領袖煽動民粹反對簽字是不對的。嚴複說，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對世界大勢和國內政治，往往像莊子所說的那樣，“知其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據嚴複分析，中國政府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拒簽後，中國在山東問題上除了排斥日貨，並沒有其他辦法。簽約，可以使中國重回國際大家庭，可以將山東問題放在國際框架內解決。現在中國拒簽，好像義正詞嚴，其實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義。
至於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嚴複說得更沉痛。他以為這件事來龍去脈和利害得失，專使陸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們終不肯犧牲一己之清譽，擔心被罵為漢奸、賣國賊，不肯為國家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這其實就是不負責任，是南宋以來中國士大夫鑒於秦檜教訓，寧願將國家打碎砸爛，也不願言和，不願妥協。他們個人避免了漢奸、賣國賊的惡名，但國家卻因此付出昂貴代價。
（原載於《深圳特區報》2012年9月4日） <h2>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h2>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曆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曆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麽…… 攝政底氣不足
晚清最後走到那個份上，君主立憲走不下去，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你對辛亥那段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較特別，比如你對載灃等人是抱著一種同情，甚至是欣賞的眼光看的。
馬勇：陳寅恪先生在談到曆史人物研究時，反複強調“同情的理解”，認為對曆史人物應該從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貢獻和作為。我們過去把攝政王描寫成優柔寡斷，隆裕皇太後則是軟弱無知的家庭婦女。其實，真實的曆史不是這樣的。就攝政王來說，他是晚清王爺中比較具有國際視野的，在家天下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親生子，大約沒有誰比他更關心這個國與家的未來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後一直兢兢業業處理國務。至於眼見著成功的君主立憲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讓位於革命了，說實在的，那不是攝政王和皇族核心層的問題，是皇族之外的高幹子弟的問題。
南都：高幹子弟？
馬勇：就是所謂的“皇族內閣”那些人。君主立憲的要義是約束君主的權力，君主不再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線，不再當權力要衝。這一點君憲體製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並沒有多大障礙。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親王奕出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之後，為清廷皇族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後介入實際政治。他們在那之前享受著朝廷俸祿，但交換過來的條件是不得從政；恭親王之後就不一樣了，皇族子弟紛紛走出家門去從政，這就使君主立憲的實現無形中增加了極大難度。所以，要想實現君主立憲，就必須重申皇族成員不得從政不得經商兩條鐵的紀律。這對於已經從權力中嚐到無限好處的皇族來說，顯然是很難的。
南都：就是說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從政的？
馬勇：因為皇族當官，一定有弊政，會導致不公平。鴉片戰爭之後，恭親王弈從1860年起以總理衙門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國幾十年，導致一個最壞的後果，就是皇族子弟個個爭著當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憲沒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攝政王的原因，就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許多人不願意中國就這樣走上君主立憲，就這樣剝奪了他們的特殊權力。這個利益集團中的許多頑固分子後來就演化為宗社黨。
南都：宗社黨主要有哪些人？
馬勇：他們這撥人都是很強硬的，包括當時民政部的尚書善耆(他的一個女兒就是後來的川島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積極的，但到了最後關鍵時刻，他發現不讓皇族繼續從政，他就不幹了。還有一個載澤，鎮國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憲運動中，就是載澤最早給慈禧太後和光緒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說，中國唯一的機會就是要改革，隻要能夠讓愛新覺羅萬世一係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憲最後關頭，他發現自己的權力將被削弱，就不幹了。
南都：所以總體而言，你認為載灃在辛亥前後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馬勇：過去對載灃的描寫都是無能、短視與自私。但隻要仔細研究載灃的相關資料，你會發現這是一種妖魔化的結果。這種妖魔化是辛亥後的必然，因為要為曆史找出責任的承擔者。如果不是載灃對立憲呼聲給予善意回應和良性互動，那麽後來的事情還真的很難說。載灃在最重要時刻還是有擔當的，包括他的辭職。武昌起義後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憲已經不被接受了。袁世凱當時是內閣總理大臣，他找載灃談共和。載灃說不能接受，就辭掉了監國攝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當時才二十八九歲，而且他很有契約精神。
南都：契約精神？
馬勇：辛亥之後，清廷和民國政府達成協議，就是在中國廢除帝製，但對清廷並不再像過去所說的那樣要驅逐韃虜，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嚴，紫禁城歸他們。這對清朝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協議。1914年出現帝製複辟的思潮，載灃就表示反對，他跟宗社黨的人也鬧翻了。1917年張勳推著他兒子溥儀來搞複辟，載灃是非常惱火的。載灃說你不能這麽搞，你這樣就把民國達成的協議給毀了。曆史證明，載灃的判斷是對的。因為後來馮玉祥把溥儀趕出宮，理由就是你搞過幾次複辟。
南都：一種觀點是載灃太年輕了，怎麽會找這麽年輕的一個人來攝政呢？
馬勇：慈禧皇太後臨死前安排這個接班架構是有她的道理的。載灃接班時26歲，跟慈禧太後當年接班時一樣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後和載灃搭班，相當於1860年慈禧太後和恭親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後當年接班的時候還大了十幾歲。這個叔嫂結構是一個良性的結構。隆裕皇太後的作用，在《清實錄》裏講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問題上擁有否決權。攝政王載灃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還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說弱，可能載灃的班底比較弱。慈禧接班時特別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時候，都處在上升的狀態。1908年是另外一種格局，攝政王上台的時候，張之洞死了，袁世凱退下來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幾個權臣都下來了，朝廷上來一撥年輕的大臣。如果載灃接班後，不把袁世凱開缺回籍養屙，不把岑春煊和端方開了，可能不會發生後來的失誤。不是攝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內閣出台之後，強一點的就隻一個慶親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隻是幕僚出身，和一個理想的內閣班底差距太遠。這就和載灃底氣不足有關了。
南都：載灃開掉這些能臣是因為他底氣不足？
馬勇：對。因為載灃沒有打過仗，沒有豐功偉績。隻是因為血緣的關係和自己兒子的關係做了攝政王，底氣太不足了。如果這些有本事有實權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沒辦法。開掉端方時他找了一個借口，端方在慈禧的喪禮上拿著照相機到處去照相(那個時候照相機剛剛傳到中國不久)。開他的理由就是他在喪禮上不莊重、不嚴肅。端方那個時候已經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以這種理由把他開了。上來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皇族，怎麽能和端方比呢？開岑春煊的理由是懷疑他和康有為、梁啟超有關係，其實是一個造假的照片。革命黨合成了一個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結果朝廷就信了。
南都：開袁世凱又是以什麽理由？
馬勇：1908年清廷為什麽把袁世凱以腳疾的名義開除了？我們過去的解讀都是說攝政王要報仇，因為袁世凱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變法失敗光緒被軟禁。載灃是光緒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後要向袁世凱報複。那都是康有為的瞎扯。載灃就是沒有底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開禦前會議，一個權柄在握的重臣在旁邊，攝政王怎麽施展呢？袁世凱確實有腳病，在慈禧和光緒活著的時候，袁世凱就因為腳疾請過好幾次病假，這個材料我是從許寶蘅日記裏麵看出來的。另外一個理由，當時袁世凱在外交上有一個失敗，這個後來很少被披露出來。
南都：是什麽樣的失敗？
馬勇：1908年，在中國東北開仗的日本和俄國談妥了，又把英國和法國拉進來，利益均沾，共同開發東北。這樣一來，中國國土上的權力都歸人家了。德國找到中國，建議和美國搞一個三國聯盟，對抗四國。這時袁世凱是外務部尚書，他請示了慈禧和光緒，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牽製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撫、袁世凱的老搭檔唐紹儀出使美國。當時走海路，去美國必須經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著唐紹儀不讓走，拖了一個多月才走掉。結果等他到美國，日本和美國已經達成協議，美國被拉到東北利益團體中了。唐紹儀隻好灰溜溜地回來。這次外交失敗袁世凱吃了一個啞巴虧，隻能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承擔這個責任，有點引咎辭職的味道。
南都：你認為隆裕也不是沒有見識之輩？
馬勇：隆裕皇太後或許沒有慈禧太後那樣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後將大清王朝交給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據。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隆裕皇太後的全部資料，就不難看出她並不是傳統理解中的婦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夠從一個武裝暴動轉化為一場和平的權力交接，沒有發生大的流血衝突，應歸於暴動發生後各方的妥協和讓步。隆裕並沒有在最後時刻魚死網破摧毀國家，而是接受現實坦然讓步。我認為這表現了中國人一個很重要的智慧。
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後關頭的讓步是一種明智的表現？
馬勇：如果不是她的態度與決斷，南北之間不可能走上談判桌。魚死網破孤注一擲，是概率比較高的可能。根據袁世凱的建議，隆裕皇太後召開了三天禦前會議，像鐵良、良弼這些強硬派都是掌握軍隊的，他們說我們有槍，不接受南方的條件。隆裕問擔任過軍谘大臣的載濤，那你能打下來嗎？載濤說，我沒打過仗，不知道。這個時候隆裕皇太後的姿態就非常重要了，她覺得慶親王、袁世凱是真誠地護著王室。當曆史潮流往這兒走的時候，你要順勢發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詔》，大意是說，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曆史潮流而動，我接受這個結果了。這就是明智。 立憲欲速不達
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個立憲的體製。
南都：清廷一直被質疑是假立憲，沒有誠意，但你認為它是有誠意的。
馬勇：說假立憲，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黨人說的。我有本書的開篇就叫《革命與改良賽跑》，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主張從1901年開始有很多跟隨者，因為清廷那幾年確實不給力，有很多問題。但是當1905年五大臣考察憲政回來，清廷踏上了立憲之路後，一大批原來支持革命的人就回歸了。朝廷已經說了通過和平的改良走上立憲道路，幹嗎一定要砸碎，一定要製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內閣出台，清廷到最後時刻確實沒有處理好，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你不能因為最後他沒有處理好，就回過頭來說它不真誠。立憲黨人都是什麽人呢？湯化龍、湯壽潛、張謇、趙鳳昌，這都是當時中國最厲害的人，他們的地位和智商遠遠高出革命黨。當然也不能低估革命黨的功能，如果沒有革命黨在外部的壓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
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員出洋考察憲政，最初目的並不是真的想立憲。
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動。1904年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時，美國人召集日俄等國開會，處理東三省善後問題，卻沒有讓中國參加。美國人的理由是，這是立憲國家之間的事，而中國還不是。況且雖然日俄兩國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與此無關。
早在1904年3月，盛宣懷等官員就曾建議清廷，為了防止日本戰後霸占東三省，應該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義出訪歐美國家，真實目的是與各國進行外交斡旋，爭取各國在東三省問題上的支持和同情。當時清廷沒接受。但到了戰後會議把中國排除在外，從各省督撫到各部大員開始紛紛請求變法立憲。清廷才回頭采納盛宣懷的意見。因為考察憲政是西洋各國普遍歡迎的事情。名義上說是去考察立憲，實際上是去主談外交問題。當然在五大臣出發之前，在日俄戰爭刺激下，關於立憲的呼聲在清廷高層內部也已經成為主流了。
南都：外交方麵有效果嗎？
馬勇：外交沒談出什麽名堂來，但是這幾個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腦了，回來之後就認為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之路。深受慈禧太後欣賞的大臣戴鴻慈講了立憲的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皇權鞏固，有利於消弭革命黨，有利於百姓監督官員。最不利的隻是中下層官員，因為把權力釋放之後，人民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就說服了慈禧，開始真的準備立憲。
南都：五大臣出洋時，還遇到革命黨的襲擊？
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黨人吳樾在五大臣的專列上搞爆炸，載澤等人隻是受輕傷。後來吳樾被譽為革命英雄，其實在當時他是引起國內外輿論的普遍譴責，被認為是置國家前途於不顧，用恐怖手段遏製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革命黨之所以要阻止立憲，是因為清廷發起立憲運動之後，獲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嚴重邊緣化。所以當時革命黨人一方麵批評清廷是假立憲，是欺騙人民，另一方麵就是阻止立憲，打擊那些骨幹和領袖人物。但吳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改革迫在眉睫，堅定了政府的決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報界的一份電報中所說，這個炸彈表明，從速實行憲政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所以我講吳樾是臨門一腳，把清政府立憲的球踢進去了。隨後，進展很快，到1908年就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
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憲，那為什麽定預備立憲期是九年那麽長？
馬勇：當時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來漸進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幾年、二十年。梁啟超講過，應該用三十年的時間準備。因為日本從1867年開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時候才宣布明治憲法，1890年開始實施，僅製定憲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時間，至於建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立憲體製，可能時間還要長。後來清廷公布的時間是九年，有形勢逼迫、立憲派人強烈要求的因素。
1908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稍後又提出一份《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清單》，根據這份清單的規劃，九年當中會逐步舉辦各省谘議局，進行谘議局選舉，辦地方自治，辦教育提高識字率，設置律法等等。如果我們不帶政治偏見的話，應該承認這個立憲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規劃了詳細方案、責任目標、每年應該辦的事項。比如當時格外重視提高識字率的要求，規定到第九年識字人口要達到二十分之一。但後來有立憲派三次國會請願事件，攝政王載灃不得不將年限縮短了。
南都：立憲派為什麽要求提前開國會？
馬勇：與外交危機有關。九年立憲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推進的過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谘議局選舉，谘議局的成員基本都是當時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學回來，或者畢業於國內新式學堂。他們確實做了許多參政議政的實事，在地方政治經濟改革方麵提出很多好的議案。但1909年9月，中日兩國達成《中韓界務條款》，相當於日本擴張了在東北的勢力。這一危機導致當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等立憲黨人聯合江蘇、浙江巡撫，要求清政府改變九年規劃，提前召開國會，以救國難。各省谘議局組織請願代表，三次到北京請願。
1910年7月，日俄兩國又簽訂第二次《日俄協定》，背著中國瓜分東三省。之後日本又正式吞並了朝鮮。這些來自外界的危機很大地刺激了國內的國民情緒，要求盡快立憲的聲音更加強烈。8月，各省谘議局在北京成立各省谘議局聯合會，湯化龍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兩年內召開國會。東三省總督錫良也向中央發電報，表達請願民眾的訴求。他還聯合了十幾個省的督撫聯名致電清政府，要求立即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
南都：清政府對此態度如何？
馬勇：前兩次請願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從攝政王的立場看，九年預備立憲是各方認定的日程計劃，不能說改就改。他反複強調，朝廷從來都希望憲政早日達成，隻是考慮到國家至重，憲政至繁，必須慎思而後動，不能貿然行動。但這些解釋沒能說服請願代表，反而被認為是缺乏誠意，敷衍拖延的表現。到第三次請願的時候，攝政王終於讓步了。各省督撫的聯名電報應該給了他比較大的壓力，他召集政府要員王公大臣討論，最後宣布將九年縮短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憲。但這一讓步，反而不可收拾了。
南都：請願仍沒有結束嗎？
馬勇：有很多人認為既然可以讓步，為什麽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開國會呢？代表們接著發動了第四次請願，要求第二年立即召開國會。清政府采用強力壓製的手段把第四次請願壓下了。所以這一個讓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諾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個接一個。這也是為什麽後來皇族內閣出來之後，攝政王不願意退讓，就和這次國會請願運動有關。國會請願運動之後，你讓了，並不能平息下去。 共和大勢所趨
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麽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麽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
南都：我們都知道，最後終結清王朝的，袁世凱是關鍵人物。他早期是傾向立憲的，後來的態度是怎麽轉到民主共和的呢？
馬勇：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再向南方聲明，民主共和並不是中國最需要的，應該君主立憲——保留皇上有什麽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國民的向心力。袁世凱身邊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簡單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體當中，都是研究多軌策略的。武昌起義爆發的第二天，袁世凱還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種意見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推翻清廷，這幾套都有。都不會單邊下注，都是多邊下注。
南都：他會有好多個方案？
馬勇：袁世凱派去談判的人當中，就有主張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談判總代表唐紹儀。他一定是多元選擇，順勢發力的。武昌起義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說，我們要把袁世凱從清廷當中拉出來，怎麽拉呢？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給他誘餌，我們請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話成立新政府，讓你當總統，這是第二個誘餌。另外他們就散布謠言，說你看朝廷對你不信任。這一點確實讓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當了。袁世凱在這個時候，對朝廷沒有二心。但武昌打下來之後，袁世凱在那兒按兵不動。後人多以為袁世凱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勢壓清廷，又用清廷的變革壓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這不能代表袁世凱當時的想法。袁世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保持軍事高壓，但最終還是要用談判解決問題。但是皇族的強硬派就不幹了。
南都：他們認為袁世凱有異心嗎？
馬勇：強硬派認為，袁世凱已經打下了一個有利的地形，為什麽不繼續往前打呢？袁世凱講，我可以踏平武漢三鎮，我可以踏平兩湖，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幹掉張謇、趙鳳昌、湯壽潛，因為他們在人民中間。袁世凱講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終一定是要政治解決，因為嘩變的新軍不是要求加餉，他們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幾個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但是明顯可以從這個爭論當中看出來，南方瓦解的戰術在袁世凱那裏也有一點影響。
南都：包括楊度這些堅決的立憲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為什麽也轉向支持共和了呢？
馬勇：1912年楊度在北京發起成立“共和促進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他與袁世凱關係密切，所以他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袁世凱態度的轉變。楊度當時強調，之前大家主張君主立憲是以救國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為唯一目的。現在中國已經錯過了君主立憲的良機，武昌起義之後，就意味著君主立憲走到了絕境。現在麵臨南北分裂，國將不國。要保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條件，走向共和。
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谘議局，其實也是為自己埋下了強勁的對手。
馬勇：那是培養了一大批職業政治家。各省的谘議局都是光緒時代培養出來的。這撥人都是經濟上的中產階級。按照憲法大綱規定，谘議局的議員要選舉。競爭非常厲害，賄選、拉選票、造假都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緒確實被調動起來了，對政治介入的熱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憲法頒布前後，各省的谘議局已經成為行政首長很頭疼的一件事。總督和巡撫動不動就被谘議局叫來問詢，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和那個問題。
南都：這些人都是什麽背景的人？
馬勇：一個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沒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谘議局議員選舉的時候，就有一項財產申報。比如你要想競選上海選區谘議局的議員，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納稅證明，才有資格參加選舉。而且你的財產也要登記出來。這種狀況下，他就成為一個職業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後到日本留學的。比如李大釗、楊度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學的法政，回來隻有當官一條路。最初的起步必須從議會起步，所以這一撥留學生都在各省的谘議局裏麵混事。這撥職業政客一直到民國時代，民國時代的民主思潮，都和這些人有關。
南都：所以當時的民主試驗其實是有一定效果的了？
馬勇：孫中山多次講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質，要教人民怎麽開會，怎麽投票，怎麽選舉。這是因為孫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後，清廷不讓他回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幾年的發展。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麽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人太知道怎麽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但是這個孫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國外沒有回來，另外他戴了一個有色眼鏡，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認為是假的、騙人的。
南都：但立憲派也是少數人？
馬勇：晚清十幾年的立憲運動發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線，隻是給人民一張選票，給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權力，並不是讓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孫中山和後來的革命者都是動員人民。政治不能這麽玩，政治永遠都應該是職業政治家手裏麵的東西，但是職業政治家的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種很合乎中國國情的一個立憲道路，後來孫中山走的另外一條路，怎麽訓政，怎麽民主。
南都：就是說要相信民眾的判斷力。
馬勇：應該相信人民的判斷。就是選上了一個壞人，人民仍然有辦法把他選下來。而且中國當時走的精英政治路線，人民選的就是谘議局議員，並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選大總統。我們當時走的代議製，和美國的製度有很多的相似性。隻要是真誠的代議製，真正的代議製，在基層放開權力就行了。
南都：所以你說，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馬勇：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我認為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原載於《南方都市報》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