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節
國家陰謀5：火焰王子（PRINCE OF FIRE） 作者：丹尼爾·席爾瓦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伊萊會幫你找到他，而且你已經給了伊萊很多線索。你的偵探工作做得很好。不過你本來就有這個天分。”
“事實上，線索是費拉提供的，”加百列說，“她告訴了我她的故事。”
“巴勒斯坦人向來如此。他們沉浸在自己的損失和放逐裏不能自拔，永遠也逃不出來。”沙姆龍向前探了探身，手肘撐著膝頭，“你確定想親手讓哈立德殉葬嗎？我們可以找別人做這事。”
“我知道，”他說，“但我必須自己幹。”
沙姆龍重重地歎了口氣。“如果你堅持的話。但這一次隻能私了，沒有人幫你，沒有人盯梢。哈立德再沒什麽可以利用的了，隻有你和他兩個人。”
“這樣很好。”
接下來是良久的沉默。他們看著一艘漁船緩慢地駛向太巴列。
“我有件事想問你。”加百列說。
“你想問d計劃的事。”沙姆龍說，“貝特賽義德和撒梅裏亞。”
“你怎麽知道？”
“你已經在巴勒斯坦的痛苦裏徘徊了太久，是時候了。”
他問了一周前在美吉多問伊萊·拉馮的問題：我們真的把他們趕走了嗎？
“當然，”沙姆龍說，然後馬上加了一句，“有幾個地方，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但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們趕走的還不夠。這是我們不明智的地方。”
“你是認真的嗎，阿裏？”
“聽我解釋。”他說，“曆史讓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聯合國決定給我們一小塊地方來建立國家。你要記住，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已經建立了外約旦。百分之八十！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聯合國給了我們一半——也就相當於托管地的百分之十，海濱平原和內格夫。但阿拉伯人依然不同意。想象一下如果他們同意的話事情會怎樣？如果他們在1937年皮爾委員會建議劃分的時候點了頭，事情會怎麽樣？我們可以救幾百萬人。你的祖父母可能還活著，我的父母姐妹可能也還活著。但阿拉伯人是怎麽做的呢？他們說不。他們和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歡慶我們的滅絕。”
“所以我們就應該驅逐他們？”
“不，這不是我們驅逐他們的原因。他們被驅逐是戰爭的結果，是他們發動的戰爭的結果。聯合國給我們的土地上有五十萬猶太人和四十萬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是我們的敵對力量，會毀掉我們。從獨立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泛阿拉伯軍隊會把我們作為侵略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準備好開戰，而且，我們沒法兩頭同時應戰。我們不能一邊跟埃及人和約旦人打仗，另一邊又要應付貝特賽義德和撒梅裏亞的阿拉伯人。所以他們必須離開。”
沙姆龍看得出，加百列並沒有被說服。
“告訴我，加百列。在你看來，如果阿拉伯人贏了，他們會僅僅讓猶太人流亡國外嗎？想想希伯倫吧。他們把猶太人帶到市中心，砍了他們的頭。他們襲擊前往斯科普山的護送隊醫生和護士，把他們全殺了。為了保證沒人能活下來，他們把車都用汽油燒了。這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的目標是把我們趕盡殺絕，讓我們再也無力還擊。現在他們的目標依然沒有改變，他們想殺光我們。”
加百列把費拉在去巴黎的路上說的話告訴了沙姆龍。我們的大屠殺和你們的一樣真實，可是你們否認我們的痛苦，否認你們的責任。你們認為我們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確實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沙姆龍說。
“但當時真的執行了地毯式驅逐令嗎？確實製定了種族清洗政策嗎？”
“沒有，”沙姆龍說，“到處都是證據。你在阿布·高什那邊吃過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驅逐令，為什麽那間餐廳還在那兒？在西加利利，為什麽撒梅裏亞沒有了，但阿勒馬克還在？因為阿布·高什和阿勒馬克的村民沒想把我們殺光。但或許我們錯了，或許我們應該把他們都趕走，不讓阿拉伯人留下來，成為我們的少數族群。”
“那樣難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們失去了回來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約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為政治鬥爭的武器，把我們視為妖魔，視為不合法的那一群。為什麽費拉·阿勒-塔馬裏的父親這麽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韋？為什麽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國家——那些和他有著同樣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國家——不接受他？因為他們希望把他當作工具，質疑我們存在的權利。我就在這裏，我活著，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許我存在，當然，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去。”他看著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這一切，我的眼神已經沒以前那麽銳利了。”
漁船的燈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龍突然倦了。“這裏永遠不可能太平，從來也沒有太平過。自從我們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來到這裏，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亞述人、腓力斯人、羅馬人、亞瑪力人。我們總想讓自己相信，我們的敵人最終會放棄摧毀我們的美夢。現在我們為這些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付出了代價。沒有公平的和平，沒有和解的寬容。”
加百列站起身，準備離開。
“我怎麽回複總理？”
“告訴他我會考慮的。”
“行動隊隻是一個台階，加百列。有一天你會掌管整個情報處，成為‘大天使’。”
“你才是唯一的‘大天使’，阿裏。你永遠都是。”
沙姆龍開心地笑了：“我怎麽跟他說，加百列？”
“告訴他，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朱利安·伊舍伍德的電話給了加百列清除掉基婭拉在公寓裏留下的最後一絲痕跡的理由。他聯係了一個俄羅斯移民慈善組織，說有東西要捐贈。第二天早晨，兩個瘦瘦的莫斯科男孩來到他家，搬走了客廳所有的家具：沙發、椅子、茶幾、燈、餐桌，甚至還有基婭拉精心挑選的銅水壺和陶瓷餐具。他沒有捐掉臥房的東西，隻是換了床單和床墊——那上麵還留著基婭拉頭發的香氣。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送貨車一直在光臨納齊斯大街。首先是一張白色的檢查桌，接下來是白色鹵素燈和可調節支架。倫敦羅塞爾大街的著名藝術創作工具店運來了刷子、顏料、溶解劑和清漆。一家利茲的化學用品公司送來幾箱危險的化學溶劑，甚至引起了以色列郵政機構的關注。從德國運來了昂貴的帶伸縮架的顯微鏡，還有從威尼斯的工作坊運來的兩個大橡木畫架。
第二天，伊拉斯謨·蓋利尼斯的《獅穴中的丹尼爾》到了。幾乎整個下午的時間，加百列都在拆板條箱，又和沙姆龍一起把那幅巨大的作品放到架子上。被野獸包圍著的丹尼爾吸引了沙姆龍，他一直留在那裏，看著加百列用棉花棒和一盆兌了氨水的蒸餾水擦拭作品表麵積了一個多世紀的塵土和汙垢。
他盡可能地延續他在威尼斯的工作習慣，天還沒亮就起床，盡量不開收音機，因為不想讓血腥和警報打破繪畫給他帶來的安寧。整個上午的時間，他都會留在工作室，下午很可能會繼續工作，一直到夜晚。他盡量避免在掃羅王大道多待，不過有一次在開車去赫茨爾山看莉亞的時候，他聽到廣播裏提到了勒夫辭職的消息。現在見到莉亞時，她對維也納的回憶已經沒有以前那樣頻繁了，而且每次沉浸的時間也縮短了。她會問他一些關於過去的問題。
“我們是在哪裏相遇的，加百列？”
“在貝紮雷藝術學院。你是一個畫家，莉亞。”
“我們在哪兒結的婚？”
“在太巴列。在沙姆龍對著加利利海的露台上。”
“你現在是修畫師？”
“我在威尼斯給翁貝托·孔蒂做學徒。你每過幾個月都會來看我一次。你曾經扮成不萊梅的德國女孩給我當模特，你記得嗎，莉亞？”
六月的一個下午，加百列和巴茨維醫生在員工餐廳喝咖啡。
“她還能離開這裏嗎？”
“不可能。”
“短期呢？”
“那倒沒什麽不可以，”醫生說，“事實上，我覺得那樣對她有好處。”
一開始，會有護士陪她出去。後來，她漸漸地習慣了離開醫院，加百列開始親自接她回家。她坐在他工作室的椅子上，看著他工作。有時候，她的存在會給他帶來平靜，可有時候又讓他痛苦得難以忍受。他真希望能像修複一幅畫一樣，把眼前在那個雪夜被他送進車子的女人修複一新。
“你這裏有我的畫嗎？”
“事實上，線索是費拉提供的，”加百列說，“她告訴了我她的故事。”
“巴勒斯坦人向來如此。他們沉浸在自己的損失和放逐裏不能自拔，永遠也逃不出來。”沙姆龍向前探了探身，手肘撐著膝頭，“你確定想親手讓哈立德殉葬嗎？我們可以找別人做這事。”
“我知道，”他說，“但我必須自己幹。”
沙姆龍重重地歎了口氣。“如果你堅持的話。但這一次隻能私了，沒有人幫你，沒有人盯梢。哈立德再沒什麽可以利用的了，隻有你和他兩個人。”
“這樣很好。”
接下來是良久的沉默。他們看著一艘漁船緩慢地駛向太巴列。
“我有件事想問你。”加百列說。
“你想問d計劃的事。”沙姆龍說，“貝特賽義德和撒梅裏亞。”
“你怎麽知道？”
“你已經在巴勒斯坦的痛苦裏徘徊了太久，是時候了。”
他問了一周前在美吉多問伊萊·拉馮的問題：我們真的把他們趕走了嗎？
“當然，”沙姆龍說，然後馬上加了一句，“有幾個地方，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但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們趕走的還不夠。這是我們不明智的地方。”
“你是認真的嗎，阿裏？”
“聽我解釋。”他說，“曆史讓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聯合國決定給我們一小塊地方來建立國家。你要記住，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已經建立了外約旦。百分之八十！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聯合國給了我們一半——也就相當於托管地的百分之十，海濱平原和內格夫。但阿拉伯人依然不同意。想象一下如果他們同意的話事情會怎樣？如果他們在1937年皮爾委員會建議劃分的時候點了頭，事情會怎麽樣？我們可以救幾百萬人。你的祖父母可能還活著，我的父母姐妹可能也還活著。但阿拉伯人是怎麽做的呢？他們說不。他們和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歡慶我們的滅絕。”
“所以我們就應該驅逐他們？”
“不，這不是我們驅逐他們的原因。他們被驅逐是戰爭的結果，是他們發動的戰爭的結果。聯合國給我們的土地上有五十萬猶太人和四十萬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是我們的敵對力量，會毀掉我們。從獨立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泛阿拉伯軍隊會把我們作為侵略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準備好開戰，而且，我們沒法兩頭同時應戰。我們不能一邊跟埃及人和約旦人打仗，另一邊又要應付貝特賽義德和撒梅裏亞的阿拉伯人。所以他們必須離開。”
沙姆龍看得出，加百列並沒有被說服。
“告訴我，加百列。在你看來，如果阿拉伯人贏了，他們會僅僅讓猶太人流亡國外嗎？想想希伯倫吧。他們把猶太人帶到市中心，砍了他們的頭。他們襲擊前往斯科普山的護送隊醫生和護士，把他們全殺了。為了保證沒人能活下來，他們把車都用汽油燒了。這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的目標是把我們趕盡殺絕，讓我們再也無力還擊。現在他們的目標依然沒有改變，他們想殺光我們。”
加百列把費拉在去巴黎的路上說的話告訴了沙姆龍。我們的大屠殺和你們的一樣真實，可是你們否認我們的痛苦，否認你們的責任。你們認為我們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確實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沙姆龍說。
“但當時真的執行了地毯式驅逐令嗎？確實製定了種族清洗政策嗎？”
“沒有，”沙姆龍說，“到處都是證據。你在阿布·高什那邊吃過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驅逐令，為什麽那間餐廳還在那兒？在西加利利，為什麽撒梅裏亞沒有了，但阿勒馬克還在？因為阿布·高什和阿勒馬克的村民沒想把我們殺光。但或許我們錯了，或許我們應該把他們都趕走，不讓阿拉伯人留下來，成為我們的少數族群。”
“那樣難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們失去了回來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約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為政治鬥爭的武器，把我們視為妖魔，視為不合法的那一群。為什麽費拉·阿勒-塔馬裏的父親這麽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韋？為什麽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國家——那些和他有著同樣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國家——不接受他？因為他們希望把他當作工具，質疑我們存在的權利。我就在這裏，我活著，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許我存在，當然，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去。”他看著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這一切，我的眼神已經沒以前那麽銳利了。”
漁船的燈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龍突然倦了。“這裏永遠不可能太平，從來也沒有太平過。自從我們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來到這裏，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亞述人、腓力斯人、羅馬人、亞瑪力人。我們總想讓自己相信，我們的敵人最終會放棄摧毀我們的美夢。現在我們為這些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付出了代價。沒有公平的和平，沒有和解的寬容。”
加百列站起身，準備離開。
“我怎麽回複總理？”
“告訴他我會考慮的。”
“行動隊隻是一個台階，加百列。有一天你會掌管整個情報處，成為‘大天使’。”
“你才是唯一的‘大天使’，阿裏。你永遠都是。”
沙姆龍開心地笑了：“我怎麽跟他說，加百列？”
“告訴他，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朱利安·伊舍伍德的電話給了加百列清除掉基婭拉在公寓裏留下的最後一絲痕跡的理由。他聯係了一個俄羅斯移民慈善組織，說有東西要捐贈。第二天早晨，兩個瘦瘦的莫斯科男孩來到他家，搬走了客廳所有的家具：沙發、椅子、茶幾、燈、餐桌，甚至還有基婭拉精心挑選的銅水壺和陶瓷餐具。他沒有捐掉臥房的東西，隻是換了床單和床墊——那上麵還留著基婭拉頭發的香氣。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送貨車一直在光臨納齊斯大街。首先是一張白色的檢查桌，接下來是白色鹵素燈和可調節支架。倫敦羅塞爾大街的著名藝術創作工具店運來了刷子、顏料、溶解劑和清漆。一家利茲的化學用品公司送來幾箱危險的化學溶劑，甚至引起了以色列郵政機構的關注。從德國運來了昂貴的帶伸縮架的顯微鏡，還有從威尼斯的工作坊運來的兩個大橡木畫架。
第二天，伊拉斯謨·蓋利尼斯的《獅穴中的丹尼爾》到了。幾乎整個下午的時間，加百列都在拆板條箱，又和沙姆龍一起把那幅巨大的作品放到架子上。被野獸包圍著的丹尼爾吸引了沙姆龍，他一直留在那裏，看著加百列用棉花棒和一盆兌了氨水的蒸餾水擦拭作品表麵積了一個多世紀的塵土和汙垢。
他盡可能地延續他在威尼斯的工作習慣，天還沒亮就起床，盡量不開收音機，因為不想讓血腥和警報打破繪畫給他帶來的安寧。整個上午的時間，他都會留在工作室，下午很可能會繼續工作，一直到夜晚。他盡量避免在掃羅王大道多待，不過有一次在開車去赫茨爾山看莉亞的時候，他聽到廣播裏提到了勒夫辭職的消息。現在見到莉亞時，她對維也納的回憶已經沒有以前那樣頻繁了，而且每次沉浸的時間也縮短了。她會問他一些關於過去的問題。
“我們是在哪裏相遇的，加百列？”
“在貝紮雷藝術學院。你是一個畫家，莉亞。”
“我們在哪兒結的婚？”
“在太巴列。在沙姆龍對著加利利海的露台上。”
“你現在是修畫師？”
“我在威尼斯給翁貝托·孔蒂做學徒。你每過幾個月都會來看我一次。你曾經扮成不萊梅的德國女孩給我當模特，你記得嗎，莉亞？”
六月的一個下午，加百列和巴茨維醫生在員工餐廳喝咖啡。
“她還能離開這裏嗎？”
“不可能。”
“短期呢？”
“那倒沒什麽不可以，”醫生說，“事實上，我覺得那樣對她有好處。”
一開始，會有護士陪她出去。後來，她漸漸地習慣了離開醫院，加百列開始親自接她回家。她坐在他工作室的椅子上，看著他工作。有時候，她的存在會給他帶來平靜，可有時候又讓他痛苦得難以忍受。他真希望能像修複一幅畫一樣，把眼前在那個雪夜被他送進車子的女人修複一新。
“你這裏有我的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