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稱呼您呢?”蘇丹男孩問道。


    “我叫約翰尼斯·肯普。”


    “昆內爾知道您要來嗎?”


    “告訴他我是魯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請稍等。我去看看昆內爾現在能不能見您。”


    蘇丹人消失在了兩扇高高的門背後。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處那間咖啡館的服務生端著一個銀色的茶盤走了過來,茶盤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聽到蘇丹人回來了,便轉過身去。“昆內爾現在可以見您。”


    加百列走進的那個房間有點重回羅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應該從沒打磨過,天花板線條上則蒙了一層厚厚的塵土。房間的兩麵牆都是書架,上麵擺著各類關於中東和伊斯蘭曆史的書籍。木質大書桌上堆著泛黃的報紙和沒讀過的信件。


    房間裏很暗,除了透過法式長窗照到地麵上的梯形陽光,以及落在大衛·昆內爾的舊麂皮鞋上的一點光斑之外,整個屋子都是陰沉沉的。大衛·昆內爾放下手上那份今早發行的《艾布拉姆報》——政府辦的日報,用陰鬱的目光望著加百列。他穿著皺皺的白色牛津布襯衫,外麵套了一件帶肩章的深色夾克,稀疏的額發搭在布滿血絲的眼睛前。他撓了撓下巴,調低了收音機的音量。加百列在門口就聞到了濃濃的威士忌味。


    “魯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內爾陰沉的表情和他熱情好客的語氣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話是對著穆卡巴拉的“聽眾”說的,“海勒先生告訴我您會過來。我能為您做點什麽呢?”


    加百列把一張照片放在了他混亂的書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亞維什給他的那張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來這兒度假的,”加百列說,“海勒建議我來找您。他說您會讓我見識一下真正的開羅,他說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個好人,他最近怎麽樣?”


    “和往常一樣。”加百列回答說。


    昆內爾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隻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張照片。


    “我現在有點忙,但我想我可以幫幫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夾到了報紙裏,“我們出去走走吧,怎麽樣?最好在他們把暖氣調高前離開這兒。”


    “你的辦公室被監聽了。”


    他們走上了一條狹窄的林蔭小路,路的兩旁都是商鋪和小販。昆內爾停下來,欣賞著一卷血紅色的埃及棉。


    “有時候會,”他淡淡地說,“所有的文人都會被監視。埃及的治安機構這麽龐大,肯定得幹點什麽。”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們不知道。在他們看來,我就是一個倒黴的窮酸英國老頭,想在紙媒世界裏混口飯吃。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我讓他們在搜查之後幫我把房間整理一下,他們倒是幹得不錯。”


    昆內爾放下了手裏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著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頭看了看,那個負責監視的人正懶洋洋地翻看著一隻阿拉伯銅質咖啡壺。


    加百列跟上的時候,昆內爾的臉上已經滲出了汗水。他曾經是個明星,是倫敦一家重要報紙的通訊員,是那種會空降到某個熱點新聞現場進行報道,然後在事件冷卻、人們失去熱情之前離開的人。但因為貪戀美酒和女人,他從事業的巔峰滑落了。後來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動時期來到以色列,認識了沙姆龍。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會上,沙姆龍經過一番打探之後發現了他的軟肋——債務堆積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國人外表之下,隱藏的其實是一段猶太人的過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時候,沙姆龍開始了他的遊戲。他保證他們之間是合作關係——在沙姆龍看來,所謂“合作夥伴”就是他可以引誘或勒索的人。昆內爾利用他的阿拉伯資源向沙姆龍提供信息,偶爾還會幫沙姆龍發表政治宣傳文章。作為回報,昆內爾的債務煙消雲散,他還得到了一些新聞的獨家播報權,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聲。同時,還有出版商幫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時、希望可以變成鉛字的書——雖然沙姆龍從來沒告訴過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書桌的抽屜裏有這樣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經開始,昆內爾就沒有機會反悔了,因為和穆罕默德·亞維什一樣,他不能看著自己的事業毀滅。為了贖罪,他在公眾麵前已經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邊。在《逃離華爾街》中,他被視為“巴勒斯坦的聲音”,對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充滿同情。帝國主義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們的私生子以色列收獲了他們的果實。昆內爾經常這樣謾罵,巴勒斯坦的公正不能實現,皮卡迪利大街就不會太平。他是半島電視台最喜歡的西方評論員,在開羅的社交圈也很受歡迎。亞西爾·阿拉法特曾經說他是一個敢於直言的勇士——唯一一個了解阿拉伯的西方人。


    “紮馬雷克有個餐館叫咪咪餐廳,你應該試一試。那兒的菜味道不錯,音樂也好聽。”昆內爾頓了頓,又略帶挑逗地加了一句,“那兒的人也很有意思。”


    “咪咪是誰?”


    “咪咪·費雷雷,她可是紮馬雷克社交圈的尤物,她二十年前來到這裏,就再也沒回去過。所有人都知道咪咪,咪咪也認識所有人。”


    “她為什麽來開羅?”


    “諧波匯聚。”


    昆內爾看到加百列不解的眼神後繼續解釋道:“一個叫裘絲·阿貴勒斯的家夥曾經寫過一本書,叫《瑪雅元素》。他說他在《聖經》、阿茲特克人和瑪雅人的日曆中發現,1987年8月是人類曆史的一個重要時刻。整個世界將麵臨兩種可能性,它有可能登上一個新的台階,也有可能就此毀滅。為了避免毀滅,來自全球各國的一百四十四萬人聚集在一個所謂的能量中心,匯集正能量。咪咪就是在那個時候和成千上萬的迷失者來到了金字塔,那時的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不過如果你要問我的話,她現在也是風韻猶存。她嫁給了一個埃及人,住在紮馬雷克。那段婚姻隻持續了一周半的時間,離婚時,咪咪得到了一筆錢,開了間餐廳。”


    “她是哪裏人?”


    昆內爾聳了聳肩:“咪咪屬於任何地方。她是世界公民。”


    “那群人都是什麽人?”


    “主要是移民。有一些聰明的遊客,還有向往西方的阿拉伯有錢人。有個人我成天都看見他,叫托尼。”


    “托尼?你確定?”


    “至少他是這麽說的。英俊的魔鬼。”昆內爾把手裏的報紙遞給了加百列,“別去得太早,那地方夜裏才開始營業。小心點咪咪。她是個甜心,但她可一點也不傻。”


    卡圖比先生為約翰尼斯·肯普先生在咪咪酒館爵士吧訂了一個位子,時間是晚上十點。九點鍾,加百列從房間來到大堂,到出租候車處上車,穿過解放橋,直奔傑濟拉島。到達以後,他向右轉上了河畔路,沿著老運動俱樂部的邊緣一路向前——英國殖民者曾經在這裏打曲棍球、喝杜鬆子酒,任由整個帝國土崩瓦解。


    一棟華麗的高端住宅樓出現在了他的左側,率先證明他已到達了埃及最受歡迎的區域。這裏住了很多外國人,還有那些跟風紐約和倫敦的埃及有錢人。紮馬雷克的環境相對整潔,開羅絡繹不絕的騷亂在這邊聽來,不過是來自於河對岸不滿的低語而已。人們可以悠閑地在咖啡館裏喝卡布奇諾,或在昂貴的商鋪裏講法語。這是一片綠洲,是一個讓富人假裝能忘掉周圍那片貧困海洋的所在。


    咪咪餐廳位於七月二十六日大街一棟舊宅子的底層。充滿藝術氣息的霓虹燈標牌上寫的都是英語,全素的食物餐單也是。菜單旁掛著一張大海報,上麵是今晚娛樂活動的照片,照片上有五個戴著絲巾和珠寶的年輕男人。除非被槍指著腦袋,否則加百列一輩子也不會走進這樣的地方。不過作為肯普先生,他整了整著裝,走了進去。


    一個穿著橘色絲綢便服、圍著同色頭巾的女人在門口把他迎了進來。那女人說的是英文,他也和善地用英文回應著。聽到“約翰尼斯·肯普”這個名字,她謹慎地笑了笑,看來卡圖比先生已經警告過她這個人有多不好伺候。她將肯普先生帶到了樂隊表演席前的一張桌子旁。那是一張阿拉伯花紋的小矮桌,旁邊擺了幾張放著一堆東西的休閑椅。加百列覺得肯定會有人跟他拚桌。二十分鍾以後,他的預感就被證實了。三個阿拉伯人坐到他身旁。他們點了一瓶香檳,完全沒理會和他們坐在同一桌的這個悶悶不樂的德國人。


    這是間漂亮的餐廳。整個房間呈橢圓形,石灰牆壁粉刷得潔白,頂棚裝飾著美麗的綢帶。房間裏彌漫著複活節辣椒、檀香混合的味道,還有淡淡的大麻味。房間的一邊有幾個拱形的小隔間,燈光昏暗,可以讓老板們享受私密的美食美酒時光。加百列吃著盤子裏的阿拉伯開胃小菜,在人群中尋找著照片中的那個男人。


    昆內爾說得沒錯,音樂到十一點才響起。第一個上台的是一個秘魯人,穿了一條布裙,用一把尼龍琴弦的吉他演奏了一支印加新世紀風格的曲子。在間奏的時候,他用聽不懂的英語講述著關於安第斯山脈的一些傳說。午夜,今晚的主唱來了——幾個摩洛哥人演奏了一曲西方人完全無法理解的阿拉伯無調爵士樂。那三個阿拉伯人沒有聽音樂,一直邊喝酒邊聊天。肯普先生笑了笑,為那幾段有特色的獨奏鼓掌。但事實上,加百列也沒有聽進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吧台另一端那個主持大局的女人身上。


    那個時候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這是昆內爾說的。不過如果你要問我的話,她現在也是風韻猶存。


    她穿了一條卡普裏長褲和一件淡藍色的絲綢上衣,衣服在她纖細的腰部打了一個結。從背後看,她就像個二十幾歲的少女。隻有轉過身來時,眼睛周圍的皺紋和黑發中的縷縷灰色才會出賣她的年齡。她手上戴了好幾隻手鐲,修長的頸項上掛著一件大大的銀吊墜。她的皮膚是橄欖色的,雙眸顏色深湛,接近純黑。每見到一個人,她都會在對方的臉頰上親吻一下,充滿自信地低語幾句歡迎的話。加百列見過很多這樣的女人,從一座豪宅到另一座豪宅,一場派對到另一場派對。這些女人永遠都是小麥色的皮膚、高挑的身材,從不結婚生子。加百列不明白,這樣的女人跑到開羅來幹什麽。


    摩洛哥五人組要休息一會兒,宣布十分鍾後回來。屋子裏的燈光調亮了一些,嗡嗡嚶嚶的談話聲也變大了。那個女人離開了酒吧,開始在屋子裏穿梭,一桌到另一桌,一個包間到另一個包間,她步伐輕盈,就像隻蝴蝶。碰到舊相識,她會熱情地親吻行禮,聊天問好;如果是新客人,她會熱情而友好地和他們握手。她轉換著不同的語言,阿拉伯語、英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當然還有地道的德語。她得體地接受著別人的讚美——這已經成了她的習慣,舉止沒有一絲慌張。男人見到她,隻敢小心翼翼地壓製自己的欲望;而女人則是無限豔羨。


    她來到了肯普先生的桌前時,樂隊已經回到了舞台上。肯普先生站起身輕輕地鞠躬行禮,握住了她伸出來的手。她握得很有力,皮膚冰冷而幹燥。放開他的手後,她把臉旁的一縷頭發別在了耳後,用深棕色的眼睛細細地打量他。他如果沒看到她和其他男人說話時的樣子,一定會以為她在和他調情。


    “很高興您今晚能來這兒。”她用英語說道,語氣就像個舉行小型晚宴的女主人,“希望您喜歡這兒的音樂。他們真棒,不是嗎?對了,我是咪咪。”


    說完之後,她就離開了。加百列轉臉望著舞台,但他的思緒已經回到了納坦·霍非的地下監聽室裏,那段錄音中的神秘女人,還有她的朋友托尼。


    對了,我是咪咪。


    不,你不是,加百列想,你是馬德琳,還有亞曆山德拉,還有露奈塔。你是小月亮。


    第二天早晨,卡圖比先生站在他大堂的崗位上。電話響了,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重重地歎了一口氣,然後接起了聽筒,動作緩慢得如同工兵在拆除地雷,最後把話筒舉到了耳邊。


    “早上好,肯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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