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禁止你和他討論這件案子,明白了嗎?”


    勒夫的靴子上沒有泥土,手上也沒有鮮血,但是他在會議室的刀光劍影中絕對算得上是大師。


    “是的,勒夫,”加百列說,“我很清楚你的立場。”


    勒夫站起身,示意會談結束,但加百列依然坐在那裏。


    “還有一些事我要和你討論。”


    “我的時間有限。”勒夫低下頭。


    “隻需要一分鍾。是關於基婭拉的事。”


    勒夫沒有坐下,而是走到窗邊,望著特拉維夫夜晚的燈火:“她怎麽了?”


    “在我們確定還有誰看過光盤中的文件之前,我不想她參與任何行動。”


    勒夫緩慢地轉過身,就像是站在旋轉基座上的雕像。由於光從他身後照過來,他的臉一團漆黑。


    “我很欣慰你能這樣自如地走進這間辦公室,輕鬆地提這提那,”他尖酸地說,“但基婭拉的未來是由行動隊決定的,也就是最終要由我來決定。”


    “她隻是一名女特工。難道這裏就沒有別的女孩可以當護衛官了嗎?”


    “她有意大利護照,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強。這個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她可能已經暴露了。如果你讓她和其他探員一起工作,等於是讓別的探員也身處險境。如果是我,我就不會和她一起工作。”


    “幸運的是,我們大部分探員都不像你這麽傲慢。”


    “優秀的探員都很傲慢,勒夫。”


    勒夫沒有回答,兩個人都沉默良久。勒夫走到書桌前,按下了電話的按鈕。門開了,接待處的燈光照了進來。


    “我很了解,地方探員經常不太懂得遵守總部的命令,他們在當地都有自己的行事法則,但在這兒,我才是法律。”


    “我會努力記住您這句話的,長官。”


    “別他媽搞砸了,”勒夫朝走向門口的加百列說道,“否則的話,沙姆龍都救不了你。”


    他們在第二天早晨九點碰麵了。內務組把那間會議室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間中間擺了張木桌,旁邊圍著幾張不配套的椅子,多餘的椅子則堆在了牆角。加百列一進房間,就想起了聖喬瓦尼·克裏索斯托莫教堂牆邊堆放的長凳。這裏的一切都帶著強烈的“臨時”意味,包括門上用膠帶貼著的不恰當的標誌——“西歐恐怖威脅臨時研究委員會”。加百列倒喜歡這種混雜感。就像沙姆龍常說的,逆境使人團結。


    他的團隊一共四人,兩男兩女,都是非常可愛、滿懷夢想的年輕人。來自研究部的約西是個有些迂腐卻極端聰明的分析員,參與過牛津古典人文學科課程。來自曆史部的迪娜有一雙烏黑的眼睛,她能說出恐怖分子向以色列發起的每一次恐怖襲擊的時間、地點和“屠殺名單”。她走路稍稍有些跛腳,其他同事則對她非常照顧。加百列在她的檔案中找到了答案:1994年10月,在特拉維夫迪岑哥夫大街上發生了哈馬斯自殺式襲擊,將一輛5路公共汽車變成了二十一個人的棺木。迪娜當時剛好在場,她的母親和兩個姐妹在那場事故中喪生,迪娜受了重傷。


    另外兩名成員都不是“機構”的人。沙巴克阿拉伯事務部借給加百列一名硬朗的小夥子,名叫雅科夫。過去十年間,這個臉上布滿痘坑的年輕人有一大半時間都在嚐試秘密潛入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機構。軍隊情報處派來了一個叫芮莫娜的女孩,她是沙姆龍的侄女,加百列上一次見到她時,她還踩著四輪滑板,在沙姆龍門前的車道上勇敢地往下衝呢。近來,芮莫娜一直待在特拉維夫北部的一座安全飛機庫裏,研究從拉馬拉的阿拉法特宅邸中截獲的文件。


    出於本能,加百列將這個案子當成了一幅畫作。他想起他在學徒期結束後不久修複的一幅作品,那是文藝複興早期威尼斯畫家西瑪創作的一幅耶穌受難像。加百列除去了發黃的清漆之後,發現原作幾乎蕩然無存了。接下來的三個月裏,他都在拚湊關於畫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碎片,最後才開始動筆。當時,他感覺西瑪仿佛就站在他的身後,握著他的手作畫。


    這個案件中的“藝術家”是恐怖組織的一員,是那個已經被確認了身份的人:達烏德·哈達維。哈達維是調查展開的窗口。之後的幾天裏,哈達維的生平逐漸在加百列那間小屋的牆壁上緩緩展開。從破爛不堪的傑寧難民營,到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動中的瓦礫和燃燒的輪胎,再到第17軍。哈達維的一生被毫無死角地展露了出來:他的教育、宗教、家庭、宗族、關係和影響。


    第17軍已知的成員都被鎖定了位置。隨後,他們又篩選出有足夠能力或知識去製造可以摧毀羅馬使館炸彈的人。從拉馬拉到加沙城,從羅馬到倫敦的阿拉伯線人都被叫來問話。近兩年來的通信攔截又被拿來和歐洲曾發生過的每一場大規模行動進行比對。過去的監控報告都經過了重新審閱,連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單都不放過。芮莫娜每天早晨都會回到飛機庫,在被截獲的阿拉法特情報機構文件中尋找有關羅馬案件的蛛絲馬跡。


    逐漸地,456c房間變成了被困軍隊的指揮碉堡。牆上的照片越來越多,讓他們仿佛置身於阿拉伯暴徒的監視之下。數據庫的女孩子們習慣了把他們的包裹放在走廊上。加百列征用了旁邊的房間,安排了幾張床位,並且要他們去找一個黑板架和一塊黑板來。約西有些不屑地指出,掃羅王大道已經有二十年沒見過這些東西了。因為他的態度,加百列派了他去找。第二天早晨,約西弄來了黑板。“我四處問人才找到的,”約西說,然後又諷刺道,“石板和刻刀下周就到。”


    加百列每天都以幾個同樣的問題作為開篇:誰製造了炸彈?誰是策劃者?誰指揮團隊?誰留守安全屋並負責交通運輸?誰管錢?誰是背後的智囊?有沒有哪個國家在背後支持這件事?在大馬士革、德黑蘭,還是在的黎波裏?


    調查行動開始一周後,這些問題都沒能得到解答。大家的鬥誌開始減退。於是加百列鼓勵他們換個角度思考。“有時候,有些謎題要靠現有的資料去解答,但有時候,或許可以想想你缺失的是什麽。”他擦掉了黑板上的所有東西,“開始找那塊丟了的拚圖吧。”


    他們每天都一起吃晚飯,就像一家人一樣。加百列鼓勵他們說一說案件以外的事情。這時候,他自己總是自然而然成為話題的中心,因為他們在學院裏學習過他的事跡,甚至還在學校的曆史書上讀到過他的一些故事。他一開始比較寡言,但最終被他們逼得打開了話匣子。逐漸地,他開始扮演沙姆龍曾經無數次在他麵前所扮演的角色。他給他們講了“黑色九月”和阿布·吉哈德,還有他在梵蒂岡的突襲和抓捕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動。芮莫娜很好奇修畫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在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時如何保持頭腦清醒。約西想打聽維也納的爆炸案,而恐怖主義和反恐專家迪娜卻拉了拉約西的胳膊,岔開了話題。加百列發現,在他說話的時候,迪娜會像望著一個從天而降的英雄一樣望著他。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像曾經的沙姆龍一樣,跨過了凡人和神話之間的界限。


    讓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拉德克。加百列了解其中的原因:在他們所生活的國家裏,就連去飯店吃飯或搭公共汽車都是不安全的,但他們的噩夢依然是猶太人大屠殺。你真的讓他穿過了特雷布林卡嗎?你揍他了嗎?你怎麽可能忍受在那裏聽到他的聲音?你有沒有想過自己解決這些事?雅科夫隻想知道一件事:“他後悔殺掉我們的祖輩嗎?”加百列雖然想說謊,卻還是對他說了實話:“不,他不後悔。事實上我認為他依然為此感到自豪。”雅科夫嚴肅地點了點頭,仿佛加百列的回答印證了他對人類的悲觀看法。


    在安息日那天,迪娜點燃了一對蠟燭,做了禱告。那晚,他們沒有詢問加百列的過去,而是談到了他們的夢想。雅科夫希望可以在特拉維夫的咖啡館悠閑地坐上一會兒,而不用擔心有人肉炸彈。約西則希望能環遊阿拉伯世界,從摩洛哥到巴格達,記錄下他的整個旅程。芮莫娜夢想可以在清晨打開收音機後,不用再聽到前一晚有任何死傷的消息。而迪娜呢?加百列懷疑迪娜的夢和自己一樣,隻有一間私人的放映廳,那兒充斥著鮮血和烈火。


    晚餐後,加百列離開房間,沿著走廊來到樓梯口。他走上樓去,卻迷失了方向。一名守夜人給他指了路。出入口有門衛把守,加百列想給他們看自己的徽章,但保安官卻笑了起來,然後打開了門。


    房間裏燈光昏暗,而且因為擺放著計算機,溫度也低得嚇人。值班的工作人員穿著羊毛外套,行動快捷而謹慎。加百列爬上觀看台,靠在鋁製欄杆上。他的麵前是一張巨大的世界地圖,大概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寬。地圖上布滿了小光點,每一個光點都標誌著以色列監測下的恐怖分子據點。大馬士革和巴格達的光點最多,就算看似和平的安曼和開羅也亮成一片。一條光帶從貝魯特穿過巴卡穀地,一直延伸到以色列北部國境的難民營。西岸和加沙城幾乎燈火通明,歐洲地區的光環仿佛一條鑽石項鏈。北美的一些城市也閃著零星的燈光。


    加百列感到肩膀一沉。他用了一生的時間保護國家和猶太人民,可在這裏,在這個冰冷的房間裏,他卻麵對著猶太複國者們夢想之下的殘酷現實:一個中年男人,盯著敵人組成的無數星雲,等待著下一場爆炸。


    迪娜正在走廊上等他,她的腳上隻穿著襪子。


    “這感覺太熟悉了,加百列。”


    “什麽?”


    “他們做這件事的方式。他們的行動,整個計劃,他們的狂妄大膽。感覺就像是慕尼黑和薩貝納大街。”她頓了頓,把一綹黑發別在了耳後,“那感覺就像‘黑色九月’。”


    “沒有‘黑色九月’了,迪娜——至少不會再有了。”


    “你讓我們找出那些缺失的線索。包括哈立德嗎?”


    “哈立德隻是個傳聞。哈立德是個鬼故事。”


    “我相信哈立德是存在的,”她說,“他讓我夜不能寐。”


    “你有線索?”


    “我有個猜想,”她說,“而且有些有趣的證據支持我的猜想。你想聽聽嗎?”


    6


    特拉維夫:3月20日


    當晚十點,他們開始開會。之後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加百列會聯想到大學裏的學習小組。大家太疲倦了,很難一本正經地嚴肅討論,但因為興奮,又舍不得散會。迪娜站在小講台後麵,急於向大家證明自己的假設。約西盤腿坐在地板上,周圍擺著寶貴的研究資料。芮莫娜是小組裏唯一一個穿製服的人,她把穿著涼鞋的腳搭在約西的空椅子上。雅科夫坐在加百列旁邊,身體依然挺拔得像岩石一樣。


    迪娜關掉燈,把一張照片放到了投影儀上。照片上是一個小男孩,頭上戴著貝雷帽,肩頭裹著阿拉伯圍巾。那個男孩坐在一個看上去悲痛欲絕的年長男人腿上,這個人就是亞西爾·阿拉法特。


    “這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最後一張得到證實的照片,”迪娜說,“地點是在貝魯特,時間是1979年,在他父親的葬禮上。”幾天後,哈立德就消失了。之後再沒有人見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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